努尔哈赤时代实行汗位推选制，八王（诸贝勒）以贤能与否作为唯一标准，在八王范围内推选汗位继承人，实力最强的皇太极由此脱颖而出。皇太极死后，由于争夺皇权的诸贝勒势均力敌，顺治侥幸上台；康熙帝的继位主要由孝庄皇太后而定，也算是懿旨确立嗣君；康熙帝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时，以皇子是否具有嫡长身份，作为择选皇位继承人的唯一标准。康熙十三年，康熙帝立皇后所生的一岁的皇次子胤礽为太子，但由于太子本身的素质问题及其在朝中结党而废太子。废太子后众皇子觊觎皇位，矛盾更加尖锐。故太子废而复立，但康熙仍无法容忍其结党，三年后二废太子，“立储困局”几乎陪伴康熙终身，这也是困扰君主制终身的问题之一。
由于太子是权力继承的最大受益者，其它失去染指君权机会的势力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千方百计想把他拉下马——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恰是太子处境的最好写照。太子既知身处险境，当然要设法自保。除了讨君父的欢心，还要做的就是利用储君的身份壮大自己的力量。正是出于对太子提前夺权的担心，“储权”一旦强大君主必然会感到威胁，清朝前期如努尔哈赤曾先后让嫡、庶两长子代理国政，但两子为树立自己的权威，一再打击功臣宿将，嫡长子诸英甚至有轼父图谋，使努尔哈赤的两次尝试彻底失败。康熙也这个问题，他为培养太子下了很大功夫，并屡屡授予“监国”大权，但太子想早登皇位，勾结重臣企图迫康熙禅位，康熙当然舍不得放权，只能废太子了事。
当然康熙朝之所以立储如此艰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皇子太多，康熙在位时间太长，清代历史上，康熙除了文治武功堪称最杰出的皇帝外，还有三个之最。这便是后宫的女人最多，其中有名号的后妃就有55位，其他侍奉的无名号的女人则不计其数。其次是子女最多，一生共有子35人，女20人，共计55人。再一个是在位最长。从顺治十八年（1661）即位，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驾崩，共在位61年。照中国人的风俗和生活准则，多子、长寿被视为人生难得的福气，但在康熙朝却变成了一种灾难。而这时的康熙又偏偏在立太子的问题上，立了废，废了立，反复无常，狡黠多变，又使儿子们在希望与绝望，绝望与希望中加深了矛盾并引发了一场混战。当这种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矛盾与混战交织而来时，一代英主康熙大帝也无可奈何，只有倒地恸哭的招数了。
从夏启“家天下”开始，到清康熙帝为止，历史其实就是在原地不停地转圈，怎么也走不出这个“立储困局”。
不过这一切最终被睿智的雍正帝完美地解决了。雍正登极后，总结前四朝的历史教训，登位后便宣布改行“密诏建储”制度，采取既立太子，又不宣布的办法，由在位皇帝认真观察考查诸子，将其中最符合继位执政条件的人，亲笔书写密诏两道，一道放置于乾清官最高处“正大光明”匾后；另一道随身携带，一旦去世或在弥留之际，才责令大臣宣示，被命为嗣皇帝的人立即登位。这样做，一可以杜绝纷争，避免避免皇子们争夺储位；二则在不分嫡、庶、长、幼的情况下，可以挑选出最符合条件的人继位，有利于在皇子中选优，对清朝统治有长远的利益。雍正此一改制，消除了二千多年来皇位继承制存在过的人为危机和动荡。雍正帝死，庄亲王允禄等打开所储立皇太子密封，宣布皇四子弘历即位，这就是乾隆帝。乾隆第十五子嘉庆也是如此。只有道光是清代唯一一位以嫡长子身份即位的皇帝。不过到清朝后期，咸丰、同治、光绪三帝，由于只有一个儿子或没有儿子，就没有再采用这个秘密建储的方法。
§§§第四节 雍正大改革
雍正粉彩瓷器
当皇帝成为一项制度固定于封建社会的顶端时，他就注定了患有四高：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和高演绎。康熙死后，雍正即位，关于这方面的皇权交接演绎的传说很多，一种说法是“谋父”，民间关于康熙被毒死的传闻很多，其中以曾静在《知新录》的说法最为典型：“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指雍正）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另一种说法是矫诏。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朝鲜使臣回国报告康熙凶耗和雍正即位之事时说的，“或称秘不发丧，或称矫诏袭位。内间事秘，莫测端倪。而至于矫诏，则似是实状。”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康熙临死前的遗诏写的是“传位十四子”，也就是传位于十四阿哥胤禵，但雍正偷偷把遗诏给改了，把“十”改成了“于”字，结果变成“传位于四子”。
对于前一种说法，康熙是否被一碗人参汤毒死，颇有争议。但康熙曾明确表示：“南方多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原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得来的。”五十七年（1718）的时候，康熙又说：“南方人最喜欢服用人参，北方人用人参就不合适。朕以前从不轻易用药，恐与病不投，无益有损。”而且由于两次废太子，康熙对这些阿哥们并不敢完全轻信，就是担心会发生意外的政变。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遗诏里，康熙也曾列举了历史上那些君主被谋害的事例，说即使英明之主也难善终，这说明康熙平时的警惕心很高，被毒杀之说，恐难成立。
对于后一种说法，清代关于皇子的称呼，前面必须有一个“皇”字，比如皇长子、皇太子或者皇四子，如果简单的把“十”改成了“于”字话，整个句子就都不通顺了，本是“传位皇十四子”，改成了“传位皇于四子”，这显然语法不通。其次，清代时的书写习惯一般不用“于”字，而用“於”字，而且当时朝廷诏书一般是用要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汉文可以改，满文就没有办法了。
实则，在康熙对诸子失望之余，无奈之下，康熙选择了雍正的儿子，即未来的乾隆皇帝弘历，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朝鲜景宗二年（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李朝实录》中记载了关于康熙驾崩时的一些情况，倒可以作为雍正继位的旁证。据他们记载，康熙临终曾有遗言说“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这就是前面说康熙因宠爱弘历而决定传位于雍正的这件事，这样一来，传位于雍正的圣意昭然若揭。
之所以雍正即位这么多的故事，一方面是由于康熙朝的储位之争过于激烈，怎能不让人倍加照顾，多方猜测？而雍正在即位后，又诛杀兄弟与功臣，康熙崩崩的时候，年满20岁的皇子共有15人：即雍正的大哥允禔、二哥允礽、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祐、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礻我、十二弟允祹、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禵、十五弟允禑、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雍正继位后，对他们挨个审查，按照对皇位的危害程度加以不同的待遇，其中老大，老二、老三、老五、老七、老八、老九，老十全部杀害，十二被降职，十四、十五被软禁，而且雍正的心腹年羹尧和隆科多也先后被杀。而且雍正还欲盖弥彰地抛出《大义觉迷录》，对民间腐儒提出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项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这些无疑把自己的名声搞臭了。
而更为重要的是，雍正即位后所推行的各项改革政策，把自己推向了峰顶浪尖，推向了天下官吏和文人的对立面。
康熙前期文治武功非常显赫，但中期以后，储位之争弄得他焦头烂额。加之康熙宽于御下，到康熙后期官吏贪污、钱粮短缺、国库空虚的情况已相当严重，“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有些道府州县“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大清朝外强中干。已经是吏制混乱、无官不贪，国库储银仅800万两的近乎破产的烂摊子。
到雍正即位时，已“百弊丛生”。对康熙晚年存在的社会问题，雍正有清醒地认识：“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于群情利弊事理得失，无不周知。”‘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因此，雍正一改康熙朝政尚宽仁的政策，继以严猛，雍正在位短短13年，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改革”。要“雍正改元，政治一新”，以求“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根本”，“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则天下永享太平”。
1．整顿吏治，清查亏空。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布11道谕旨，训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jū）；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货，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恃才多事等。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
雍正整顿吏治首先从清查亏空开始。他指出“藩库钱粮亏空近来多至数十万，盖因巡抚之赀用，皆取给干藩司。或以柔和交友，互相侵挪，或先钩藩司短长，继以威制勒索，分肥入己。”他即位伊始就发布上谕，要求：“各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掩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其亏空之项，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者，分别处分外，其实在侵欺人己者，确审具奏，即行正法。倘仍徇私容隐，或经朕访闻得实，或被科道纠参，将督抚一并从重治罪。”。一个月后，他在中央设立了会考府，剥夺了户部奏销钱粮之权，将各部院“一应钱粮奏销事务”具交会考府稽查。会考府成立不到三年，办理部院奏销钱粮550件，其中驳回改正的有96件，占17％，允祥等查出户部库银亏空250万两。清查中涉及贵族官僚雍正也决不宽贷，康熙第十子敦郡王允被应赔银两，赔数万金，差额仍大，后查抄了他的家产。康熙十二子履郡王允掏为赔银两，不得不将家用器皿摆在大街上出卖。
在中央清查亏空的同时，地方清查亏空工作也于雍正元年（1723）全面展开。江苏巡抚吴存礼、布政使李世仁、江苏粮道王舜、前江南粮道李玉堂、湖广布政使张圣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广西按察使李继漠、原直隶巡道宋师曾等均于当年被革职、查封家产。
《清史稿·食货志》说：“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史家评论说：雍正“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说明雍正整顿吏治的成效。
2．火耗归公，推行养廉。所谓火耗，即地方官在向百姓征收赋役银两时加征的损耗。它原是由各地方官私自加征的项目，火耗的渊源始于明代中期“一条鞭法”，由于当时的赋税开始普遍采取征银，百姓所缴的银子多为零碎小块，各州县政府把它汇总上缴国库时，要熔铸成锭，主管财政、民政的户部，对银锭的重量、成色，均是有严格的国家标准的。从散碎杂色的银子，到成色重量达标的银锭，中间要经过熔铸这一道工序。散银经火一烧，就必然有个损耗问题，这个损耗是无法避免的。于是，州县官吏要求纳税人赔偿；于是在应缴的税银数额之外，纳税人再多缴一些，这多缴的部分就叫“火耗”，用来补偿熔炼碎银的损耗和运输费用。将碎银炼成整块，每两耗损也就是一二分，即损耗率仅为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然而，州县官吏却不以实际损耗作为征收“火耗”的基准，而是大肆多征，一般每两要加“耗”到二三钱，即附加税要达到正税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有时还更高。
到清初时，征收“火耗”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农业税是交给国家的国税，地方官员要吃这一块，很是有点难下嘴。而“火耗”是地方父母官征收、统筹安排的地税，自然拥有相当可观的自由裁量权。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中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当是这个“火耗”。据文献记载，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虽然标准不一，但一般省份都达到三四钱，最高的达到七八钱。百姓因此不堪重负。地方官将加征的火耗部分送给上司以固位邀宠，部分肥身家养妻妾，蓄养奴婢。私征火耗已成为腐蚀官僚队伍、加剧阶级矛盾的重要原因。“惟横征私派之弊，其祸尤烈，如收解钱粮，私加羡余火耗；解费杂徭，每浮额数，以致公私一切费用皆取给于里民，无项不苛敛里甲，而且用一派十、甩十派千，以饱赃官婪蠹之贪腹。嗟嗟小民，膏血有几，而能满此漏厄巨壑哉。”
雍正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资皆取给于州县，以致耗羡之外，种种馈送，名色繁多，故州县有所藉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曲为容隐，此从来之积弊所当剔除者也。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乎？”火耗归公首先在山西实行。次年，河南巡抚石文焯亦奏请在河南实行火耗归公。后在全国实行火耗归公之制。火耗归公后，对于火耗及火耗率，雍正只许减少，不许增加，并指出：“倘地方官员于应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访闻，重治其罪。”
火耗归公后，各省每年至少掌握了数十万两的库银，雍正规定了这些银两的用途，一部分作为官员的养廉银，所谓养廉银，即给官员生活办公补助费用，以此不许他们贪污，保持廉洁。“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两千七百年前，振兴齐国，成就霸业的一代奇才管仲的至理名言。在管仲看来，廉耻是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然而，事实上，廉洁作为一种追求的境界养成，却远非那么容易。古往今来，中国历代官僚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贪污腐化。一部二十四史，简直就是一部贪污史。而王朝的兴衰更迭，莫不与此有关，无不陷入腐败周期的轮回之中。
中国的历朝历代，对此也提出了种种的解决方案与措施。其中，就有针对国家各级公务员待遇问题的高薪养廉制度。养廉，通常是指以提高薪金和津贴标准等方法，以保证官员廉洁从政的物质生活条件。论历代工资水平最高的，莫过于宋朝。宋朝的工资，不仅有禄粟（米面）、职钱（现钱）、帛料（衣服），地方官还有职田（土地），国家还出钱拨给官吏随身仆役一名；论工资最低的，则莫过于北魏，北魏刚成立的时候，官员都没有工资；其次是明初，百官俸禄都给米不给钱，而且是相当的少。以洪武二十五年为例，正一品月俸87石，从一品至正三品依次递减13石，从三品26石，正四品24石，从四品21石，正五品16石，从五品14石，正六品10石，从六品8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5斗，到5石而止。在实际支付时，并不是直接给米，而是折成钱钞、苏木、胡椒或布。折来折去，每十石米也就值个一二两银子。另有资料表明，一个普通文官，每月只有三袋米，少的只有一袋。到成祖以后，米、钱才都给，但也少得可怜。以正七品官为例，每月俸米仅七担五斗，折银不到二两。这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养家糊口尚且困难。也才使得小官舞弊以救贫，大官贪污以致富。至明中叶以后，贪污受贿更成了习以为常的吏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