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慈禧执政那些年那些事
慈禧太后
直到现在，人们提到晚清史，慈禧（1835—1908）是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名字。一列举晚期的历史人物，慈禧必然会第一个映入到我们的脑海。
慈禧是清文宗（即咸丰）的贵妃，清穆宗（同治）的生母，清德宗（光绪）的亲姑母、掌控者。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死后不久，慈禧（那拉氏）和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从此，晚清政局开始操纵在慈禧太后的手中，垂帘听政、训政成了那个时代的代名词。，慈禧太后通过操纵同治、光绪两位皇帝，来掌管朝政，时间长达48年之久。
慈禧太后是是中国历史上三大实权女性人物之一（另两位是唐朝女皇武则天、汉朝吕太后；也许还有第四位，那就是大清本朝的孝庄皇太后）。但是，后人对她的评价却远远低于前两位皇后。对于这位人称“老佛爷”、“皇阿玛”、“西太后”的晚清“杰出”女士，历来有很多的传说与演绎。抛开那些纷纷攘攘、真真假假的版本，我们对事不对人地解剖一下她的权谋之术，也许就会发现在这个外表赢弱、秀丽端庄的太后身上，有着天生的阴谋家的血液和政客的基因。
可以说，在这场足以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权力斗争中，慈禧发挥了自己超凡的机智与果敢的阴谋手法，以孤儿寡母之弱，里应外合，干净利落地处理了外表强大的政敌。而胜利的关键则是先发制人。当政敌双方都在蓄势未发、暗流涌动时，谁能预事在先，占得先机，谁才能笑到最后。就如肃顺在事败后呵斥同党说的那样，“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
权力斗争本是封建主义政治的应有之义，自古皆然，中外皆然。从正式登上权力宝座的那天起，慈禧就无时无刻不在为大权独揽费尽心机。作为一个靠宫廷政变起家，从未受到过正规严格的意识形态训练的女性统治者来说，她既没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使命感，对中华民族的存亡责任感；也没有对满族皇室祖业兴衰的紧迫感，更不用说对国计民生、百姓疾苦的终极关怀。她的最高宗旨是保全自己，成全自己。在经历了咸丰朝的权力斗争和血淋淋的辛酉政变后，慈禧的权力危机感一直没有放松，这点从她与恭亲王奕訢一波三折、起起伏伏的斗争中可见一斑。也正是通过与奕訢的斗争，慈禧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政治新手，成长为了技术娴熟的政坛宿主。
辛酉政变可以说是慈禧登上政治舞台的开始。而在这场事关生死的斗争中，初出茅庐的慈禧，竟然一举扳倒了在官场纵横多年的肃顺、载垣、端华等军机大臣，其心机手法可谓高明。
1861年7月17日，咸丰帝病死于热河承德避暑山庄，遗命肃顺等为顾命大臣，辅佐刚刚六岁的载淳（后来的同治）。慈禧不甘心大权旁落，便一方面利用其身为载淳之生母、被尊为“圣母皇太后”的地位，控制了本该属于小皇帝的印章——象征皇帝至高无上权力、咸丰皇帝的私章“同道堂”。因为按照咸丰遗命，凡发至内阁和京内外各衙门的咨文，必须用此印才能有效，这样慈禧就取得了干预朝政的权力。另一方面，她又暗中指使朝中御史和诸大臣联名上奏，要求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即垂帘听政，为自己从后台转到前台做好铺垫。而更重要的是，她通过分析利弊，决定联合同样受到排挤的恭亲王奕訢，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致夺权。慈禧借用妹妹身为醇郡王福晋，可以随时出入宫禁的条件，与奕訢通风报信，并想法设法单独召见了奕訢，密谋策划了政变事宜（野史还说慈禧与奕訢另有男女暧昧关系）。她利用恭亲王滞留北京、善后处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周密布置了铲除顾命八大臣的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捉拿并处死了肃顺等人，并成功地实现了垂帘听政的格局。
辛酉政变后，奕訢被授予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继授为宗人府宗令，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并管宗人府银库；并且很快又宣诏为“著以亲王世袭罔替”，而且其上至母亲、下至子女都优礼备至，屡受封赏。这等权势，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包括当年的多尔衮。自古孤儿寡母的统治，往往因权臣坐大而受到排挤和欺压，两汉至清莫不如此。因此，在奕訢看来，慈禧无非是一个在为自己身家性命耍手腕与小聪明的小女子。他对她的尊重，只是出于维护皇权正统的功能性需要。他的希望是“希冀垂帘其名，而实权归己”，由他而不是由慈禧来统治清王朝。
在斗争的初期，因慈禧初次垂帘，小心谨慎，不便明揽大权；但事事留心，以得政治学术之经验。而奕訢则相反，咄咄逼人，锋芒不隐，一开始就大封诸家子弟，并改组军机处以控制中枢权力，以致于凡事均由亲王做主，每日上朝，必由之亲王开口请旨。部员大臣每办一事，往往先期向议政王就商，唯奕訢之命是从。而此时的清王朝，正面临内忧外患，“发捻”横行，也确实需要一个像奕訢这样强有力的中流砥柱，来处理各方面的危机，平息叛乱，安抚各国。因此，慈禧总的来说还是抱着隐忍不发的态度。但慈禧也看到，长此以往，奕訢的势力日渐坐大，势必重演肃顺等擅政的局面。于是，慈禧在幕后伺机而动，把握时机，运用“拆凳子”、“掺沙子”等阴谋手段，一步步巧妙地削弱着奕訢的势力。
在一场纷繁复杂而且是最高级别的权力核心博弈竞争中，要能够持久保持不败纪录，仅仅依靠阴谋手段是不能得逞的。在完成对奕訢的收服，大权独揽的地位逐渐巩固后，慈禧的政治艺术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她的自我保全策略，从阴谋转为阳谋，从背后偷袭改为正面防守，从破坏平衡变为建设均势，从先发制人、克敌于未动的低水平操作转变成后发制人、择机而一举功成的高水准谋略。
在“拆凳子”方面，慈禧对属于奕訢阵营的何桂清、胜保的诛杀，可谓当机立断、毫不手软；尤其是在后者的处理上。因为胜保乃奕訢心腹，也是奕訢集团所掌握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因此奕訢极力维护。但慈禧更显得技高一着。据说慈禧下诏时，故意先传旨无事，待文武大臣纷纷散去后，奕訢也刚刚离去，胜保赐死的诏旨立刻从天而降。当奕訢闻讯时，胜保已然命丧黄泉。而“掺沙子”则是慈禧借蔡寿祺上疏弹劾奕訢的事件，大加利用和发挥，对奕訢先贬后升，备施折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并且秋后算账，对在此事件中公开支持奕訢的大臣撤职降级，对站在自己一边的大臣则着意扶植。
通过暗地里的拆凳子、掺沙子，慈禧不仅削弱了奕訢；而且通过这场隐蔽的斗争，还得到了历练，学到了一套阴险毒辣的权术手段。在未来的政争中，慈禧与奕訢二者之间孰胜孰败，也就不难预料了。
当慈禧独掌朝纲大权时，此际的清王朝已经风烛残年，远没有康乾盛世时的风光，没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气概。皇权专制主义局面已是昨日黄花，再没有乾隆“以朕心为天下心”的威势。在政治斗争中日渐成熟的慈禧，已经深深地领会到，维持没落皇权政治结构关系的真谛，那就是顺势利导，以力制力，力量制衡。正是这种力量均势理论，使得慈禧在先有肃顺八大臣、后有奕訢“鬼子六”，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曾李功高震主，上有光绪康梁之变、下有“天国”“捻军”之患的形势下，却能够保持近半个世纪的权力而江山不倒。
一方面，慈禧则着力制造与当权派对立的在野派的声势，用以在舆论和权力分配上加以制约。同光年间，朝中存在一个著名的以“清流党”自居的政治集团，为首的前后有李鸿藻、张之万、沈桂芬等重臣。这实际上是慈禧刻意培养的一批敢于弹劾议事、监督洋务当权派的官员。慈禧有意识地把他们安置在军机大臣、皇帝老师、监察御史等文职性枢要岗位上。他们不具有洋务派的实力，但是在学识、政治资历与操守上颇有威望。他们往往能够以地主阶级意识形态原则和政治原则制约洋务派，削弱他们的政治影响。慈禧就是利用这些人束缚住洋务派的手脚，使他们不敢篡越皇权。而实力强大的洋务派所感受到的精神压力与处处挚肘，却是无可名状的。如李鸿章就对这种局面大发牢骚：“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另一方面，慈禧对曾李左等洋务派权臣规模已成，尾大不掉，以至于内轻外重之势加以默认，采取怀柔政策，不与争锋。如同治八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先斩后奏、就地诛杀慈禧内廷宠监安德海，曾国藩、李鸿章为之拊掌称快，慈禧隐忍无言；1900年分离主义性质的东南互保，慈禧也置若罔闻、不与计较。而且，东南军事“朕唯曾国藩是赖”；对于涉外重大事务，也全权交由洋务派出面处理。而慈禧在给予洋务派充分信任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在他们内部分化阵营，以达到互相絷肘的目的，如借镇压“捻军”抬高李鸿章，却阴削曾国藩之势，从而达到分化当权派、避免个人无限制坐大的目的。
而慈禧的最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于利用汉族地主阶级当权派与在野派间的朋党之争，来维系皇权结构的平衡；而且还积极促使两派之间的地位转化，从而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两个互相对抗的统治集团中，保持权力结构新的动力。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张之洞。而后来的袁世凯，则是慈禧在戊戌政变后提拔出来的又一个洋务当权派的继承人。同时，为了制约袁世凯，她又特意培养出了一个岑春煊，后者与袁世凯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这无疑是慈禧的政治遗产在起作用。
但是，慈禧太后掌权的时候，正是中国丧权辱国的年代，于是，每当人们提起晚清时期，都把慈禧太后的专权和卖国划为等号。纵观慈禧的政治生涯，从辛酉政变到垂帘听政，从皇族争势到大权独揽，她于实践中融会贯通了帝王的南面之术，在惊涛骇浪中大旗不倒，不受挑战地运用皇权直至去世。尽管现在的人们经常强调对历史的宽容，甚至有人对慈禧太后也提出了一些与传统不同的看法，但那毕竟是一家之言。她所处的时代，她掌握清朝政府实权的时候，中国社会正在一步步的沉沦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节 大清帝国的最后机会未抓住
光绪
如果说，清帝国被西方列强用坚船烈炮轰开了国门，他们或许以为西方本身就是强大的，并没有看到自己太多的不足，然而，当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惨败后，清帝国的人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竟被一个曾经在文化和实力上都不如自己的落后国家给击败了！”这一次的刺激，远远要比之前的欧洲侵略者带来的打击更沉重。因为这一次是日本，是一个曾经要向我们朝贡的国家。而这之后，它带来的影响是更具有毁灭性的。一方面这次的条约更为苛刻，给已经衰败的清廷更大的负担；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看到了中国的不堪一击，掀起了瓜分中华帝国的狂潮。
此时的清帝国，人们已经开始反思，面对西方列强加大对清朝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商品市场逐步扩大，于是民族危机促进了国人的觉醒，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各种主张和方法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不一而足，国人开始了设厂、开矿并自办铁路，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由于《马关条约》的重负，清政府也放宽了对于本国商人办厂的限制。在甲午战争以后的几年里，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壮大。而他们也迫切要求改变现状，试图创造出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环境。由此就产生了改良和革命两种不同的道路。
早期的改良主义，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与洋务运动的开展密切相关。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他们主要主张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力革新政治主张建立议院。他们批判洋务派仅吸取西学皮毛的做法，要求彻底进行社会改革。
甲午战争之后，早期维新思想迅速发展，并成为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一步步地发展起来。
康有为（1858—1927），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维新理论的创造者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出生在一个有理学传统的士大夫家，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而后，他又开始了对于西学的研究。他试图为面临民族危机的清廷找寻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利用乡试的机会，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成法”。虽然这也因此严重影响了自己的仕途：因为本被录取为进士的他，却正是这封光绪帝根本没法看到的上书而被除名了。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思想在民间得以广泛流传。
随后，他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收徒讲学，传播他的维新思想；并在这期间完成了两部作为变法理论基础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他试图通过旧传统击溃旧传统的做法，自然难以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变法维新理论体系。甚至，这些理论根本没有得到一般士人的认同。然而，他的维新思想却也使得人们开始了新的思索。首先，他在政治上要求改制，也就是对传统政治秩序提出了质疑，清廷不得不面临这一对自身统治机构的挑战。另外，他对儒家思想的解释，也使得人们对于儒学甚至孔子的形象有了新的理解。当然，或许更多的人没有接受他的思想。但是，至少在人们心中有了这样一个隐隐约约的新的认识。还有一些人，则是更大的震动，就像火山爆发和地震一样。
当1895年的“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终于有机会开始他的仕途生涯。维新运动自此在北京、上海、天津、湖南等地广泛开展起来。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侵略山东，民族危机加深，维新运动空前高涨。1898年，康有为再次阐明变法的紧迫性，递交了《应昭统筹全局折》，提出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光绪（即爱新觉罗·载湉，庙号清德宗，1875—1908在位）帝终于看到了他写的东西，并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