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赫尔神父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床上坐起来。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揉了揉眼皮，推开蚊帐，坐在光溜溜的凉席上沉吟了片刻，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还活着。神父想了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和圣徒祭日表上哪一位圣徒对应呢。“噢，十月四日，礼拜二。”想罢，他又低声说道：“圣弗朗西斯科·德阿希斯。”
安赫尔神父穿好衣服，没去洗脸，也没去祈祷。他身材高大，脸上红扑扑的，那副安详的样子活像一头温顺的牤牛，而且他举止稳重，动作迟缓，一举一动都像头牛。神父用手指轻轻地扣好长袍上的纽扣，那股不紧不慢的劲头仿佛给竖琴调弦一样。他系好衣服，拔掉门闩，打开朝庭院的那扇门，一看到细雨中的晚香玉，他不由得想起一句歌词。
“我的眼泪让海水上涨。”他吁了一口气。
从神父的卧室到教堂，有一条回廊相通，两侧放着几盆鲜花。回廊上墁着碎砖头。十月里，青草开始在砖缝间滋长起来。去教堂之前，安赫尔神父走进厕所，撒了好大一泡尿。他屏住呼吸，那股催人泪下的浓烈的氨水气味真是呛人。随后，他走到廊子上，又想起一句歌词：“小艇将把我带进你的梦乡。”走到教堂狭窄的小门前，他再一次嗅到晚香玉的馥郁香气。
教堂里臭烘烘的。长方形的中殿上也墁着碎砖头，只有一扇大门通向广场。安赫尔神父径直走到钟楼下面，抬头一看，吊铊离头顶还有一米多高，他想：还可以走上一个礼拜。成群的蚊虫向神父猛扑过来。啪的一声，他一巴掌拍死后颈上的一只蚊子，在拉钟的绳子上揩干净手上的血迹。上面结构复杂的机械装置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紧接着他听到钟楼里的时钟敲响了五下，声音喑哑而深沉。
待到余音散尽，神父两手抓住钟绳，把绳头绕在手腕上，劲头十足地敲响了破旧的铜钟。安赫尔神父已经六十一岁了，在这个岁数，敲钟可算是个累活。但他却总是亲自召唤大家来望弥撒。只有这样做，他才觉得心安。
在当当的钟声里，特莉妮达推开临街的门，走到昨天晚上放老鼠夹子的那个角落，一看逮住了几只小老鼠，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恶心。
她打开第一个鼠夹，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老鼠尾巴，把它丢进一个草纸板做的盒子里。这时候，安赫尔神父打开了冲着广场的大门。
“您早，神父。”特莉妮达说。
神父没注意听姑娘那悦耳的男中音。广场上空寂无人，杏树在雨帘中沉睡着。十月的清冷早晨，小镇显得死气沉沉。看到周围的景象，神父感到一阵惆怅和孤寂。耳朵习惯了淅淅沥沥的雨声之后，又听见广场深处响起了巴斯托尔的单簧管那清晰又有点邈远的声音。这时候，神父才回答姑娘的问候。
“巴斯托尔没跟那伙弹小夜曲的人在一起。”他说。
“没有。”特莉妮达肯定地说。她端着装死老鼠的盒子朝神父走过来。“那伙人弹的是六弦琴。”
“他们傻里傻气地唱了两个钟头了。”神父说，“‘我的眼泪让海水上涨’，是不是？”
“这是巴斯托尔新编的歌。”她说。
神父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一时间好像着了魔似的。多少年来，他时常听到巴斯托尔那单簧管的声音。每天清晨五点钟，在离教堂两条街的地方，巴斯托尔坐在一张小凳子上，背倚着鸽房的立柱，开始练习吹奏。小镇上一直就是这么一套毫厘不爽的程序：先是五点钟的五声钟响，接着是召唤人们望弥撒的晨钟，最后是巴斯托尔在自己的庭院里吹奏单簧管，清越的、节奏明朗的声音使弥漫着鸽子屎味的空气显得洁净了许多。
“曲子挺好听，”神父说，“可是歌词太笨了。几句话颠过来倒过去都能唱，没有什么区别。梦将把我带上你的小艇。”
神父对自己的新发现十分得意，微笑着转过身去，点燃了祭坛上的蜡烛。特莉妮达跟在神父后面。她身穿一件长长的白晨衣，袖子长抵手腕，腰间系着一条淡蓝色的绸带（这是某个世俗团体的固定装饰）。她的两条眉毛连在一起，眉毛底下闪动着一双漆黑发亮的眼睛。
“整个晚上他们都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神父说。
“在玛戈特·拉米蕾丝家里。”特莉妮达心不在焉地答道。她把盛死老鼠的纸盒晃得哐啷哐啷直响。“不过，昨晚上还有比唱小夜曲更妙的事哪。”
神父停住脚步，两只宁静的淡蓝色的眼睛盯在特莉妮达身上。
“什么事？”
“匿名帖。”特莉妮达神经质地笑了笑说。
和教堂隔着三扇门的那幢房子里，塞萨尔·蒙特罗还在做梦，他梦见几只大象。大象还是他礼拜天在电影里看到的呢。那天，离电影结束只差半个小时，突然下了一场暴雨。如今在梦境里，电影正接着往下演。
惊恐万状的土人东逃西窜地躲避象群，塞萨尔·蒙特罗也把沉重的身躯一个劲儿地往墙上挤。妻子轻轻推了他一下。其实，两个人都没有醒来。“快走吧！”他咕哝了一声，又把身子躺平了。猛然间，他醒了过来，只听得教堂里正在敲第二遍钟，叫大家去望弥撒。
这间屋子很宽敞，周围装着铁栅栏。面朝着广场的那扇窗户也装着栅栏，提花布做的窗帘上印着黄色的花朵。床头柜上放着一台收音机、一盏灯和一口锃亮的方形座钟。对面靠墙放着一个带穿衣镜的宽大衣柜。塞萨尔·蒙特罗穿马靴的时候，听到巴斯托尔吹单簧管的声音。生皮子做的靴带沾上泥，变得硬邦邦的。塞萨尔·蒙特罗使劲拽了拽靴带，用拳头攥住它来回捋了捋，那副手掌比靴带皮子还粗糙。接着，他到床底下找马刺，没有找着。昏暗中，他继续穿衣服，尽量不弄出声响，免得把妻子吵醒。他扣好衣服，看了看床头柜上的钟，又猫下腰，到床底下找马刺。他先用手摸了摸，然后慢慢地趴在地上，钻到床底下去。这时候，他的妻子醒过来了。
“找什么？”
“马刺。”
“在衣柜后面挂着哪，”她说，“礼拜六你自己挂在那儿的。”
她把蚊帐推到一边，打开灯。塞萨尔·蒙特罗红着脸直起腰来。他的个头很大，长得虎背熊腰，可是动作十分轻捷，即使穿上那双底子像两根粗木条一样的马靴，也还是那么灵便。他体魄健壮，总不显老。不过，从脖子上的皮肤可以看出来，他已经年过半百了。塞萨尔·蒙特罗坐在床上装马刺。
“雨还在下呢。”他的妻子说。她觉得浑身酸懒，似乎夜间的潮气全被她吸进骨头里去了。“我真像块海绵似的。”
塞萨尔·蒙特罗的妻子个头矮小，瘦骨嶙峋，鼻子又长又尖，整天好像睡不醒似的。她隔着窗帘朝外张望了一下，看看雨下得怎么样了。塞萨尔·蒙特罗系好马刺，站起身来，用鞋后跟在地上磕了几下。黄铜马刺震得屋子一个劲儿地颤动。
“十月里，老虎正好长膘。”他说。
可他妻子陶醉在巴斯托尔那悠扬的音乐声中，根本没听见他说什么。她转过脸来的时候，看见塞萨尔·蒙特罗正对着衣柜梳头。他两腿叉开，低着脑袋，穿衣镜简直容不下他。
她低声哼着巴斯托尔吹的曲子。
“整整一夜他们一直在唱这个歌。”他说。
“挺好听的。”她说。
她从床头上解下一根缎带，把头发拢到脑后扎了起来。这时候，她完全醒过来了，长长地舒了口气说：“我将永远留在你的梦中，直到死神降临。”塞萨尔·蒙特罗没有答理她。他从衣柜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钱夹——抽屉里面放着几件首饰、一块小女士表和一支自来水笔——抽出四张票子，又把钱夹放回原处。随后，他把六发猎枪子弹装进衬衫兜里。
“要是雨不停，礼拜六我就不回来了。”他说。
塞萨尔·蒙特罗打开通往院子的屋门，在门槛上停了一会儿，一边呼吸着十月里阴冷的空气，一边让眼睛适应外面的黑暗。他刚要带上门，卧室里的闹钟蓦地丁零零响了起来。
妻子从床上一跃而起。他手把着门环站在那里，一直等到妻子将闹钟按停。这时候，他才第一次看了她一眼，想了一下说：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一群大象。”
说完，他把门带上，去给骡子备鞍。
第三次晨钟敲响之前，雨突然下大了。贴着地皮刮起一阵狂风，吹落了广场上杏树的几片残余的枯叶。路灯熄灭了，挨家挨户的大门还关得严严的。塞萨尔·蒙特罗把骡子赶进厨房，骑在骡背上大声叫他妻子把雨衣拿来。他取下斜挎在背上的双管猎枪，用鞍子上的绳子把猎枪平着绑好。这时候，妻子拿着雨衣走了进来。
“等雨停了再走吧。”她犹犹豫豫地说。
他默默地穿上雨衣，朝院子里望了望。
“这场雨说不定会下到十二月。”
塞萨尔·蒙特罗的妻子目送着丈夫到了走廊的另一端。瓢泼大雨倾泻在锈迹斑斑的铁皮屋顶上，他还是出门去了。他用马刺往骡子身上一磕，连忙把身体伏在鞍子上，免得碰着门楣。朝院里一走，顺着房檐流下的雨水落在他的背上，像铅弹一样爆裂开来。走到大门口，他也没有掉过头来，只是喊了一声：
“礼拜六见。”
“礼拜六见。”她说。
广场上，只有教堂的大门大敞着。塞萨尔·蒙特罗抬头一看，只见天空浓云密布，离头顶只有几拃远。他伸手画了个十字，用马刺猛踢一下坐骑。那头骡子扬起前蹄，打了几个盘旋，才在像肥皂一样滑溜的泥地上站稳。就在这时候，他忽然瞥见自家的门上贴着一张纸片。
塞萨尔·蒙特罗骑在骡子上看了看纸上写些什么。雨水已经把字的颜色冲淡了，好在油漆刷子写的印刷体字母遒劲粗犷，还能看明白是什么意思。塞萨尔·蒙特罗赶着骡子朝墙边靠了靠，猛地把纸揭下来，撕得粉碎。
他一抖缰绳，骡子嘚嘚嘚一阵小跑，脚步很匀称，足能跑上几个小时。他沿着一条狭窄弯曲的街道离开了广场。街道两旁的房屋都是泥土墙的。人们睡梦方醒，正纷纷打开大门。一股咖啡的芳香扑鼻而来。塞萨尔·蒙特罗来到镇子边，掉转骡子，又是一阵小跑回到广场，在巴斯托尔家门前勒住了坐骑。他翻身下骡，取下猎枪，把骡子拴在木桩子上，一切都做得从容不迫。
大门没有上闩，地上汪着一大摊水。塞萨尔·蒙特罗走进昏暗的堂屋。他听到一声尖厉的乐器声，随后便悄然无息了。屋子里有一张小桌，四周整整齐齐地放着四把椅子。桌子上铺着一块羊毛织的桌布，摆着一个插假花的瓶子。他穿过房间，走到通向庭院的屋门前停住脚步，把雨衣的兜帽往后一甩，摸着黑拉开猎枪的枪栓。然后，他平静甚至有些亲切地叫了一声：
“巴斯托尔。”
巴斯托尔出现在门口，手里正在拆卸单簧管的吹嘴。这是一个身材瘦削的小伙子，腰杆挺得笔直，刚刚长出的胡髭用剪刀修理得十分整齐。他看见塞萨尔·蒙特罗脚后跟使劲蹬在地上，猎枪提在腰间，装好子弹瞄准了他。他吓得目瞪口呆，一声没吭，面色顿时煞白，强挤出一丝苦笑。塞萨尔·蒙特罗站稳脚跟，用胳膊肘紧紧夹住枪托，咬紧牙关，扣了一下扳机。只听砰的一声，屋子抖了一下。也不知道是枪响之前还是枪响之后，塞萨尔·蒙特罗看见门外的巴斯托尔像条虫子似的扭着身体向前爬了几步，身子底下是一片沾满鲜血的细碎的羽毛。
枪响的时候，镇长正要进入梦乡。一连三个晚上，他牙疼得睡不着觉。今天清晨，望弥撒的晨钟第一次敲响时，他吞下了第八片止痛片。牙疼稍微好了一点，听着雨点落在锌板屋顶上的嗒嗒声，他渐渐有了些睡意。入睡时，牙虽不疼了，可还是一跳一跳的。枪声一响，镇长猝然惊醒，伸手抄起手枪和子弹带。平素他总是把这两样东西放在吊床旁的一把椅子上，左手一伸就能够着。醒来以后，他只听到细雨的沙沙声，还以为自己做了个噩梦，牙又开始疼了。
镇长有点发烧，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面颊肿了起来。他打开一个装薄荷油膏的盒子，把油膏涂在痛处。嘴巴肿了，一直没法刮脸。蓦地，透过雨声，他听到远处人声嘈杂，于是走到阳台上。街上的居民正朝广场跑去，有些人只穿着睡衣。一个小伙子扭过头来，举起双臂，边跑边朝他喊道：
“塞萨尔·蒙特罗杀死了巴斯托尔。”
广场上，塞萨尔·蒙特罗端着枪对着人群转来转去。镇长简直认不出这个人了。他用左手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朝广场中央走去。人们给他闪出一条路。从台球厅里走出一名警察，端着一支上了膛的步枪，瞄准着塞萨尔·蒙特罗。镇长压低声音对他说：“别开枪，畜生！”他边说边把手枪装进枪套里，从警察手中夺过步枪，举着它继续走向广场中央。人群纷纷往墙边退去。
“塞萨尔·蒙特罗，”镇长高声叫道，“把猎枪交给我。”
这时候，塞萨尔·蒙特罗才看见镇长。他猛地一跳，扭过身子来对着镇长。镇长立刻扣住扳机，但是没有开枪。
“过来拿吧！”塞萨尔·蒙特罗喊道。
镇长左手端好枪，右手抹了抹眼皮上的雨水，一步步地朝前走，手指紧张地扣住扳机，两眼死死地盯着塞萨尔·蒙特罗。突然，他止住脚步，用和蔼的口吻说：
“把枪扔在地上，塞萨尔。别再干蠢事了。”
塞萨尔·蒙特罗倒退了一步。镇长依然紧张地扣着扳机，浑身上下的肌肉一动也不动，直到塞萨尔·蒙特罗手往下一垂，把猎枪扔在地上。这时候，镇长才发觉自己只穿着一条睡裤，可站在雨里还是热汗涔涔，牙也不疼了。
家家户户纷纷打开大门。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冲到广场中央。人群随着他们聚拢过来。警察半转过身，举起枪大声喊道：
“往后退！”
镇长谁也不看，平心静气地说：
“请大家退出广场。”
人群散开了。镇长搜了搜塞萨尔·蒙特罗身上，不过没叫他脱掉雨衣。在他的衬衫口袋里找到了四发子弹，裤子后兜里找到一柄牛角把的匕首，另一个兜里找到一个笔记本、一个拴着三把钥匙的金属环和四张一百比索的票子。塞萨尔·蒙特罗张开两手，脸上毫无表情，只是偶尔转动一下身体，听任镇长搜身。搜查完毕，镇长把两名警察叫过来，将东西和塞萨尔·蒙特罗一起交给他们。
“立刻把他带到镇长办公室去，”他命令说，“可要好好看管他。”
塞萨尔·蒙特罗脱下雨衣，交给一名警察。他昂首阔步地在两名警察中间走着，毫不理睬蒙蒙细雨和广场上聚集的困惑不解的人群。镇长目送着他走远，心里像是在琢磨着什么。随后，他转过身来对着人群做了个哄赶小鸡的手势，嘴里嚷道：
“散开，散开。”
他用赤裸的胳臂擦擦脸上的雨水，然后穿过广场，走进巴斯托尔家。
死者的母亲瘫软在一把椅子上，周围围着一圈妇女，正在使劲给她扇扇子。镇长把一名妇女往边上一推，说道：“放点儿空气进来吧。”那女人扭过头来看了看他。
“老太太刚刚出门，要去望弥撒。”她说。
“好啦，好啦，”镇长说，“你们躲开点，让她喘口气。”
巴斯托尔还在走廊里，脸朝下趴在鸽房边上，身子底下压着一层沾满鲜血的羽毛。一股浓烈的鸽子屎味直冲鼻孔。几个男人正打算把尸体抬开，这时候镇长来到了门口。
“散开，散开！”他说。
那几个人把尸体又放回鸽毛上，保持原来的样子。放好后，大家默默地后退了几步。镇长端详了一下尸体，把它翻过来。细碎的羽毛登时飞扬起来。尸体的腰部有许多羽毛粘在尚有余温的鲜血上。镇长用手把羽毛扒拉开。尸体身上的衬衫破了一个洞，裤腰带的铜扣被打碎了。衬衣底下肠子流出体外。伤口已经不流血了。
“是用打老虎的猎枪打的。”一个男人说。
镇长直起腰来，在鸽房的立柱上揩掉粘在手上的带血的羽毛，两眼一直注视着尸体。最后，他在睡裤上擦了擦手，对那几个男人说：
“别挪动他！”
“把他放平了吧。”有人说。
“那就留神点，抬好了。”镇长说。
屋子里传出女人们的哭声。号叫声和令人窒息的气味让屋里的空气显得越发稀薄了。镇长迈步朝外面走去，走到大门口时遇见了安赫尔神父。
“人死啦！”神父神情慌张地大声说。
“像头猪似的！”镇长回答道。
广场周围的住家把大门打开。雨已经停了，但阴暗的天空仍然飘浮在各家的屋顶上，连一缕阳光也透不过来。安赫尔神父拉住镇长的胳臂。
“塞萨尔·蒙特罗可是个好人，”他说，“这回准是一时糊涂。”
“知道了，”镇长不耐烦地说，“您不用担心，神父，不会出什么事的。请进吧，里面的人正需要您。”
镇长急急忙忙地走开了，并命令警察撤掉守卫。被挡在外面的人群朝巴斯托尔的家中拥了进去。镇长走进台球厅。一名警察正在等他，手里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是一套中尉的军服。
往常这个时候，台球厅是不开门的。今天，还不到七点钟就宾客盈门了。有几个人坐在四方桌周围或者斜倚着吧台喝咖啡，他们多半穿着睡衣和拖鞋。
镇长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光衣服，用睡裤把身子擦得半干不湿，一边穿上干净衣服，一边默不作声地侧耳聆听着周围人的交谈。离开台球厅时，他已经把事件的细节搞得一清二楚了。
“当心点，”镇长站在门口高声说道，“谁要是扰乱镇上的秩序，我可要送他去蹲班房。”
他沿着石墁的街道走去，看见过往的行人也不打招呼。他看得出来，镇上人心浮动。他还年轻，举止灵巧，每走一步都想让人感受到他的权势。
七点钟，每周三次来这里运送货物和旅客的小船拉响汽笛，离开了码头。今天和往日不同，谁也没心思注意小船是否开走了。镇长沿街走着，住在大街两侧的叙利亚商人把五光十色的货物摆出来。奥克塔维奥·希拉尔多大夫从诊所门口看着小船渐渐离去。大夫究竟有多大岁数，谁也看不出来，他满头油光的鬈发，身上也是穿着睡衣，脚上也是趿着拖鞋。
“大夫，”镇长说，“穿好衣服，跟我验尸去。”
大夫惊异地打量着镇长，张开嘴，露出一排结实而洁白的牙齿。“现在就去验尸？”他说，接着又加上了一句：
“看得出来，这可是一大进步。”
镇长刚要笑，牙齿一疼，连忙忍住了，用手捂住嘴。
“怎么啦？”大夫问。
“一颗倒霉的牙。”
看样子希拉尔多大夫还有几句话要说。可是镇长有急事，先走了。
他走到码头尽头，敲了敲一户人家的大门。这是一间茅草屋，墙上没有糊泥，棕榈叶的屋顶几乎低垂到水面上。一个怀有七个月身孕、面色焦黄的女人打开了门。她赤着一双脚。镇长把她拨拉到一边，走进暗幽幽的房间。
“法官！”他叫了一声。
阿尔卡迪奥法官拖着一双木屐，出现在里屋门口。他穿着一条斜纹布裤子，没扎腰带，就那么绷在肚子上，上身光着，什么也没穿。
“快收拾收拾，跟我处理尸体去。”镇长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吃惊地嘘了一声。
“这是从何说起？别开玩笑了。”
镇长径直走进卧室。“不是开玩笑。”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打开窗户，透透新鲜空气。主人刚刚起床，屋里的空气太污浊了。“这件事真得好好办一办。”他在熨得平展的裤子上擦净手上的尘土，然后一本正经地问：
“你知道处理尸体的手续吗？”
“当然。”法官答道。
镇长凑到窗前看了看两只手。“把秘书也叫上，看看要填写什么。”他漫不经心地说。随后，他摊开双手，手上有几条血印子。他扭过脸来，看着那个年轻的女人。
“哪儿能洗洗？”
“水池里。”她说。
镇长走到院子中。法官的女人从箱子里找出一条干净毛巾，又裹上一块香皂。
她来到院子里的时候，镇长正一边甩着手上的水，一边往卧室走。
“我给您拿香皂来了。”她说。
“行了，就这样吧。”镇长边应和边看了看手掌，然后接过毛巾来把手揩干，满腹心事地瞅着阿尔卡迪奥法官。
“死鬼身上尽是鸽子毛。”他说。
他坐到床上，一口一口地喝着浓咖啡，等着阿尔卡迪奥法官穿好衣服。法官的女人在屋里走来走去，侍候他们。
“您这个牙不拔掉，永远也消不了肿。”她对镇长说。
镇长把阿尔卡迪奥法官推到大街上，扭过头来看着法官的女人，用食指指着她那隆起的肚子，问道：
“这个肿，什么时候能消啊？”
“啊，快啦。”她说。
这天黄昏，安赫尔神父没有像平时那样外出散步。送完葬，他留在低洼地区的一户人家里叙家常，一直待到傍晚。细雨绵绵，下个不停，弄得他脊椎老是疼，但他心境还不错。回到家时，街上已经灯火通明了。
特莉妮达正在走廊上浇花。神父问她供品放在哪儿，她回答说，放在大祭坛上了。屋里开了灯，蚊虫像一层云雾似的把神父包围起来。关门之前，神父不停地在屋里喷洒杀虫药，呛得他自己一个劲儿地打喷嚏。喷完药，累得他热汗淋淋。他脱下黑袍子，换上平时穿的那件打补丁的白长袍，接着又去做晚祷。
回到房间里，神父把平锅放在火炉上，煎上一片肉。趁这个工夫把葱头切成细长条。然后，他把食物通通倒在一个盘子里，里面盛着午饭吃剩的一截煮得半熟的木薯和一点冷米饭。他端着盘子来到桌边，坐下来开始吃晚饭。
神父用餐刀把食物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叉子一样叉起一块，一起送到嘴里，然后闭紧嘴巴，仔细地咀嚼着，镶银套的牙齿把每一粒米都嚼烂了。嚼东西的时候，他把刀叉放在盘子边上，用十分认真的目光不住地端详自己的房间。在他对面摆着个立柜，里面存放着一厚册一厚册的堂区档案。屋角放着一把高背藤摇椅，椅背上枕脑袋的地方绷着一个垫子。摇椅背后有一道隔扇，上面挂着个十字架，旁边还有一张咳嗽糖浆的广告日历。隔扇那边就是卧室。
吃完饭，安赫尔神父觉得有点憋闷。他打开一包番石榴做的甜饼，又倒了满满一碗水，一边吃甜饼一边直勾勾地瞧着日历。吃一口，喝一点水，目光始终盯在日历上。最后，他打了个嗝，用袖子擦了擦嘴唇。十九年来，神父一直这样孤零零地一个人在书房进餐，每天丝毫不变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对自己的独身生活，他从来不曾感到有什么不妥。
做完晚祷，特莉妮达来向神父要钱买砒霜。神父第三次拒绝了她，说放上老鼠夹子就行了。特莉妮达坚持说：
“老鼠太小，把奶酪偷走了，夹子却夹不着。最好还是在奶酪里掺上毒药。”
神父觉得特莉妮达说得有理。他刚要说这句话，突然从教堂对面电影院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一阵嘈杂声，打破了教堂的宁静。起先是喑哑的嗡嗡声，后来又是针头划唱片的刺啦声，最后是以尖厉的小号开头的曼波曲。
“今晚有电影吗？”神父问。
特莉妮达说有。
“知道演什么吗？”
“《塔桑和绿衣女神》，”特莉妮达答道，“就是上个礼拜天因为下雨没演完的那部片子。大家都说不错。”
安赫尔神父走到钟楼下面，慢悠悠地敲了十二下钟。特莉妮达不由得大吃一惊。
“您弄错了，神父，”她边说边摆手，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这是部好片子。您好好想一想，上个礼拜天您可根本没敲钟。”
“这是对全镇居民缺乏尊重。”神父说。他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气喘吁吁地重复了一句：“缺乏尊重。”
特莉妮达明白了他的意思。
“人人都知道刚举行过葬礼，”神父说，“全镇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抬棺材。”
过了一会儿，安赫尔神父送走了特莉妮达，关上面向空荡荡的广场的大门，又关了教堂里的灯。当他穿过走廊朝卧室走去的时候，忽然想起忘记给特莉妮达买砒霜的钱了，于是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前额。但是走到房门口时，他又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片刻之后，神父坐在书桌前，准备写完头天晚上开了头的那封信。他把长袍齐胸以上的扣子都解开，把信纸、墨水瓶和吸墨纸摆在桌上，伸手到衣兜里找眼镜。摸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眼镜还在送葬时穿的那件长袍里，又站起来去取。他把昨天写的重读了一遍，动手写另外一段。这时候，有人连叩三下门。
“进来！”
来人是电影院的老板，矮个儿，面色苍白，脸刮得干干净净，总带着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他身穿一件洁白的亚麻布衣服，整齐得无可挑剔，脚上穿着一双两色的鞋。安赫尔神父请他在藤摇椅上坐下。老板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手帕，仔仔细细地打开，掸了掸座位上的灰尘，叉开两腿坐下来。安赫尔神父这才看清楚他腰里别着的不是手枪，而是一个手电筒。
“请问有何贵干？”神父说。
“神父，”老板几乎喘不过气来，“请您原谅我冒昧介入您的事情。不过，今天晚上您可能有些误会。”
神父点了点头，等着他说下去。
“《塔桑和绿衣女神》是一部有益于大众的影片，”老板继续说，“上礼拜天您本人就这么说过。”
神父想打断他的话，可是老板扬起一只手，表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完全同意您敲钟以示警告，”他说，“因为的确有一些片子有伤风化。只是这部片子没有一点不雅的地方。我们打算礼拜六演一次儿童专场。”
安赫尔神父告诉他，从每个月通过邮局收到的影片目录中看，这部确实不属于有伤风化的片子。
“但是，今天这个日子放电影，”神父接着说，“那是对死了人的小镇上的居民缺乏尊重。这也是道德问题啊。”
老板看了看神父。
“去年，警察在电影院里打死一个人，尸体刚一抬走，电影便接着往下演了。”老板大声说。
“今年情况不同了，”神父说，“连镇长都换了人啦。”
“再举行选举的时候，还会来场大屠杀的，”老板气急败坏地说，“自从有这个小镇以来，事情就一直是这样。”
“那就走着瞧吧。”神父说。
老板用忧郁的目光看了神父一眼。他抖了抖衬衣透透气，再开口说话的时候，口气里分明带着恳求的味道。
“这是今年以来第三部受到大家欢迎的影片，”他说，“上个礼拜天下雨，剩下三盘没放完，很多人都想知道片子的结局。”
“钟已经敲过了。”神父说。
老板绝望地长叹一声，直愣愣地瞅着神父，似乎还在等着什么，其实他只是在想，这间书房真是热得让人受不了。
“这么说，无法挽回了？”
安赫尔神父摇了摇头。
老板用手掌拍拍膝盖，站起身来。
“好吧，”他说，“真拿您没有办法。”
他把手帕叠好，揩干脖子上的汗水，哭丧着脸瞧了瞧书房。
“简直是座地狱。”他说。
神父把他送到门口，然后插上门闩，坐下来接着写信。他又从头看了一遍，把刚才被打断的那段写完以后，停下笔来陷入沉思。这时候，喇叭里的音乐声停止了。“亲爱的观众，”一个声音说，“本院为向死者致哀，今晚电影到此结束。”安赫尔神父听出是老板的声音，脸上漾起了笑容。
天气越发热了。神父还在写信，偶尔停下笔来擦擦汗，把写完的段落重读一遍。就这样一共写了两页纸。刚签好名，突然又下起滂沱大雨。地面的潮气钻到房间里来。安赫尔神父在信封上写好地址，盖上墨水瓶盖，准备把信纸叠好。但在这之前，他又重新读了读最后一段，然后打开墨水瓶盖，写了以下的附言：又下雨了。今冬气候如此，加之上述情况，估计今年的日子不太好过。
星期五清晨，气候温和干燥。这天早上，阿尔卡迪奥法官和他女人欢爱的时候，把蚊帐的挂绳扯断了，两个人一起跌到地上，裹在蚊帐里。
“搁在这儿吧，”法官的女人喃喃地说，“待会儿我来收拾。”
他们赤条条地从乱作一团的蚊帐里爬出来。阿尔卡迪奥法官走到箱子前去找一条干净的内裤。等他回来，他的女人已经穿好衣服，正在收拾蚊帐。法官走过去，也没有看他的女人一眼，就坐在床铺的另一边穿鞋子，还哼哼地喘着粗气。那女人跟了过来，把圆鼓鼓的肚子抵在他的胳臂上，用牙齿咬他的耳朵。法官轻轻把她推开。
“让我安静一会儿。”他说。
他的女人咯咯咯地笑了一阵，显得底气很足。她跟在男人后面走到房间另一端，用手指捅了捅他的腰眼。“驾！小毛驴！”她说。法官往旁边一跳，推开了她的手。她不再逗弄她的男人了，呵呵大笑起来。蓦地，她把脸一绷，高声叫道：
“耶稣！”
“怎么啦？”法官问。
“门敞着哪！”她大声地说，“哎呀！真丢人！”
她咯咯笑着跑进盥洗室。
阿尔卡迪奥法官没等着喝咖啡。牙膏里的薄荷味凉丝丝的十分爽口。他高高兴兴地走到大街上。太阳黄澄澄的。叙利亚人坐在自家店铺门前，凝望着静静的小河。走过希拉尔多大夫诊所的时候，法官用手挠了挠纱门，脚步不停地嚷道：
“大夫，治头疼哪种药最好？”
大夫从屋里回答说：
“头天晚上别喝酒最好。”
码头上，有几个女人正在高声谈论昨天晚上贴出来的一张新匿名帖。今天黎明时，天气晴朗，没有下雨。女人们去望五点钟的弥撒，看到了这张帖子，眼下弄得满城风雨。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停下来。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头牤牛，被人穿上鼻环直往台球厅里拉。进去后，法官要了一瓶冰镇啤酒和一片止痛片。刚刚九点钟，台球厅里已经高朋满座了。
“全镇的人都在闹头疼。”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他拿着酒瓶走到一张桌子前。桌边有三位顾客守着啤酒杯在发呆。他在旁边的空位子上坐下来。
“又出事了？”他问。
“今天早晨贴出了四张匿名帖。”
“大伙儿看到的那张，”其中一个人说，“是给拉盖尔·孔特蕾拉丝贴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一边嚼着止痛片，一边对着瓶口喝啤酒。第一口喝下去，觉得有点恶心。随后肚子里有了底，再喝就觉着清新爽口了。
“上面说些什么？”
“都是些混账话，”那个人说，“说她今年出了几趟门，她自己说是去装牙套，其实是去打胎。”
“这件事还用得着贴匿名帖？”阿尔卡迪奥法官说，“人们早就传开了。”
炎热的太阳刺得人眼睛生疼。法官离开台球厅的时候，却还没有觉出早晨带给人的不适。他径直朝法院走去。法院秘书——一个干瘦的老头——正在那儿煺鸡毛。他用疑惑的目光从眼镜上面看着法官。
“是哪阵风把您吹来了？”
“这档子事总得办啊。”法官说。
秘书趿拉着一双拖鞋走到院子里，隔着栅墙把煺了一半毛的母鸡交给饭店的厨娘。虽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接任已经十一个月了，今天却是他第一次坐在办公桌前。
这间破旧的办公室被一道木栅栏隔成两间。外屋，在蒙着眼睛、手持天平的公正之神的画像下面，放着一张木制的长靠背椅。里屋，面对面放着两张旧办公桌，还有一个书架，书上积满尘土，另外有一台打字机。法官的办公桌上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铜十字架。对面墙上挂着一幅镶框的石板画，画上有一个笑眯眯的秃顶胖男人，胸前佩戴着总统绶带，下面有一行金灿灿的大字：和平与正义。这幅画是整个办公室里唯一一件新东西。
秘书用手帕蒙住鼻子和嘴，开始用掸子掸掉办公桌上的灰尘。“要是不把鼻子遮上点儿，准得咳嗽。”他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答理他，坐在转椅里把头朝后一仰，伸直两条腿，试了试椅子的弹簧。
“摔不下去吧？”他问。
秘书摇了摇头。“上届法官维特拉遇害的时候，弹簧全都绷开了，”他说，“现在已经修好了。”他没有放下手帕，又接着说：
“换了政府以后，镇长马上派人来修理转椅。把专案人员派出去，四处进行调查。”
“镇长巴不得法院能正常工作。”法官说。
他打开中间的抽屉，拿出一串钥匙，接着把抽屉一个个全都打开。抽屉里塞满了纸。法官用食指翻了翻那些纸片，浏览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然后，他又把抽屉关好，把办公桌上的文具收拾了一下。桌上有一个红墨水瓶、一个蓝墨水瓶和一红一蓝两支钢笔。墨水已经完全干了。
“镇长对您很有好感。”秘书说。
法官坐在转椅里摇来摇去，一边擦抹椅子扶手，一边用阴郁的目光望着秘书。秘书凝视着他，似乎要把此时此刻的光线下法官端坐在转椅上的姿态永远印在脑海里。他用手指着法官说：
“维特拉法官遭到枪击的时候，和您现在的姿势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法官用手敲了敲太阳穴上暴出的青筋。他的头又疼了起来。
“当时我在这儿。”秘书朝木栅另一边走去，指着打字机继续说。他一面不住地唠叨着，一面趴在木栅上，举起掸子当枪一样对准阿尔卡迪奥法官，那副架势活像牛仔片里的江洋大盗。“三名警察就这样站着，”他说，“维特拉法官一看见他们，立刻举起双手，慢吞吞地说：‘别杀我。’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椅子砰地倒在一边，维特拉法官摔倒在另一边，中弹身亡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用手使劲按住脑袋，直觉得里面咚咚直跳。秘书解下手帕，把掸子挂在门后，又说：“这件事，说来说去就是因为有一次他喝醉了，说什么只要他在这儿，就要保证选举的纯洁性。”说到这儿他住了口，只见法官用手捂着胸口，蜷缩在办公桌上。
“您不太舒服吗？”
法官回答说，是的。他讲了讲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要秘书到台球厅去要一片止痛片和两瓶冰镇啤酒。一瓶啤酒下肚后，阿尔卡迪奥法官觉得心里清爽多了，脑袋也清醒了。
秘书在打字机前坐下来。
“现在有什么可干的？”他问。
“没什么事。”法官说。
“您看，我能不能离开一下，帮玛丽娅把鸡毛煺了。”
法官不同意。他说：“这里是执法机关，不是煺鸡毛的地方。”他摆出一副关切的样子，自上而下地打量着他的下属，又接着说：
“您把那双拖鞋扔了，穿双好鞋再来上班。”
临近中午的时候，天气越发热了。到十二点钟，阿尔卡迪奥法官已经灌下一打啤酒。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醉眼迷离地跟秘书谈起过去逍遥自在的生活。一个个漫长的礼拜天都是在海滨度过，不知餍足的混血女郎躲在大门洞里，和男人寻欢作乐。“那时候，生活就是如此。”法官一边说，一边把大拇指和食指捻得啪啪响。秘书一言不发，毕恭毕敬地聆听着，不时地点点头表示赞同。阿尔卡迪奥法官说着说着，舌头有点不太灵便了，却愈发起劲地回忆着往事。
一点的钟声敲响了，秘书显得不太耐烦。
“汤都凉了。”他说。
法官不让他站起来，说道：“在这种镇子上，难得碰上一位像您这样有才干的人。”秘书连声道谢。他热得筋疲力竭，只得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这个礼拜五真是长得没有尽头。两个人坐在炽热的锌板屋顶下又闲扯了半个钟头。天气热得像蒸笼，镇上的人开始睡午觉了。秘书勉力支撑着，又提到匿名帖的事。阿尔卡迪奥法官耸耸肩。
“你也在挂念着这件缺德事哪。”法官说，他第一次用“你”来称呼秘书。
秘书不打算再闲聊下去，饥饿和憋闷把他折磨得疲惫不堪。他并不认为张贴匿名帖仅仅是件蠢事。“已经死了一个人，”秘书说，“照这样下去，我们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接着，他讲述了某镇发生的事。他说，由于到处张贴匿名帖，那个小镇七天之内就完蛋了，有的居民互相残杀，侥幸活下来的人把死者从地里刨出来，带着遗骨远走他乡，发誓永远不再回来。
法官听着秘书的讲述，脸上露出嘲讽的神情。他慢悠悠地解开衬衣扣子，心里想，这位秘书倒挺喜欢情节恐怖的故事。
“你说的这些不过是一本非常简单的侦探小说。”法官说。
秘书摇了摇头。阿尔卡迪奥法官说，上大学的时候，他参加过一个专门破解奇案的组织。每个成员都要看一本情节离奇的小说，看到关键的地方就停下来。周末，大家聚在一起来破解这些案件。“我一次也没有弄错过，”法官说，“我很熟悉经典作家的作品，这自然帮了我大忙。经典作家们发现了生活的一条逻辑，借助它可以洞察一切秘密。”接着，他举出一个例子：一天晚上十点钟，有一个人在一家旅馆登记住宿，登完记上楼去了自己的房间。第二天早晨，服务员给他送咖啡，发现他死在了床上，而且尸体已经腐烂。把尸体一解剖才发现，原来头天晚上的来客早在八天前就死了。
秘书站起身来，浑身的骨节咔吧咔吧直响。
“这就是说，来客到旅馆之前已经死了七天。”秘书说。
“这个故事是十二年前写的，”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答理他，接着说，“但是，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这个秘密就被点破了。”
他正要把秘密说出来，秘书却忍耐不住了。“自开天辟地以来，还从没有人弄清过匿名帖是谁贴的。”他毫不客气地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斜睨着他。
“我敢打赌，我会发现的。”法官说。
“好吧，一言为定。”
对面房子里，蕾薇卡·德阿希斯躺在闷热的卧室中，简直喘不过气来。她脑袋深深地埋在枕头里，打算睡午觉，可又睡不着。她在太阳穴上贴了两片湿润的树叶。
“罗贝托，”她冲着丈夫说，“你再不开窗子，我们都要热死了。”
罗贝托·阿希斯打开窗户。这时候，阿尔卡迪奥法官正好离开办公室。
“你睡吧。”罗贝托·阿希斯恳求体态丰盈的妻子说。她身穿一件薄薄的尼龙衫，张开两只胳臂，躺在玫瑰色的幔帐里。“我发誓把这一切通通忘掉。”
妻子叹了一口气。
昨天晚上，罗贝托·阿希斯睡不着觉，在卧室里踱来踱去，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天亮的时候，他差一点抓住那个张贴匿名帖的人。他听见房子前面有沙沙的纸声，还听见有人用手来回摩挲，把纸平贴在墙上。不过，他明白得太晚了。等他打开窗子一看，匿名帖已经贴好，广场上连个人影也没有。
从那时候起，蕾薇卡·德阿希斯一直费尽心思地开导她丈夫，劝他不要激动。最后，她提出一个绝办法：为了彻底证明她的清白无辜，她愿意当着丈夫的面向安赫尔神父大声忏悔。这个委曲求全的法子还真灵验。罗贝托·阿希斯尽管气昏了头，听到妻子提出这个办法，也只好偃旗息鼓，不敢再闹下去了。到下午两点钟，他答应妻子说，不再惦记匿名帖的事了。
“心里有事最好说出来，”妻子闭着眼睛说，“闷在肚子里，会闹大病的。”
罗贝托·阿希斯走出房间，顺手把门关好。在这栋宽敞昏暗、关得严严实实的房子中，他听见隔壁屋里隐隐地传出电风扇的呼呼声，母亲正在睡午觉。他从冰箱里取出一杯柠檬水，喝了下去。黑人厨娘睁开一双困倦的眼睛看了看他。
厨娘待在一个风凉的地方，问罗贝托·阿希斯要不要吃午饭。他掀开锅盖，一只甲鱼四脚朝天地漂在滚开的水里。他脑海中倏地闪过一个念头：这只甲鱼被扔进锅里的时候，还是活生生的，等到把它端上桌子，用刀切开，它的心脏恐怕还得跳一阵吧。想到这儿，他并没有感到震悚。心底如此坦然，今天这还是头一次呢。
“我不饿。”说着他把锅盖盖好。走到门口，又说：“太太也不吃了。她一整天都闹着头疼。”
他的房间和母亲的房间有一条墁着绿砖的走廊相连。从走廊上望去，可以看见院子深处有一个铁丝搭的鸡窝。在靠母亲那边，走廊的屋檐下挂着几只鸟笼，还有好多盆艳丽夺目的鲜花。
他七岁的女儿刚刚在躺椅上睡完午觉，面颊上还留着藤条的印迹。她嘟嘟囔囔地向父亲问了声好。
“快三点了。”罗贝托·阿希斯压低声音说，然后又慈祥地补了一句：“快醒醒吧。”
“我梦见一只玻璃猫。”女儿说。
他情不自禁地微微颤抖了一下。
“怎么回事？”
“全身都是玻璃的，”女儿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着她梦见的那只猫什么模样，“就跟一只玻璃小鸟一样。不是鸟，是猫。”
罗贝托·阿希斯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愣怔怔的仿佛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迷了路。“把梦忘掉吧，”他咕咕哝哝地说，“这种事不值得记住。”这时，只见母亲走到卧室门口，他顿时打起精神来。
“你好点儿了。”他说。
阿希斯寡妇苦笑了一下。“我一天比一天好，好去投张票。”她抱怨地说，边说边把浓密的铁青色头发挽了个髻，然后走到走廊上给鸟笼换水。
罗贝托·阿希斯躺在刚才女儿睡觉的躺椅上，用手垫着后脑勺，一双无神的眼睛瞧着身穿黑衣、骨瘦如柴的母亲和小鸟悄悄地低语。小鸟浸到冷水里，欢快地扑棱着翅膀，把水溅了老太太一脸。阿希斯寡妇换完水，扭过脸来，心神不安地打量着自己的儿子。
“你上山去了？”她说。
“没去，”儿子说，“有些事要办。”
“礼拜一再走吧。”
罗贝托·阿希斯用目光表示同意。这时候，一个赤脚的黑人女仆领着小女孩穿过堂屋，送她去上学。阿希斯寡妇站在走廊上，一直等到她们走出去。随后，她向儿子打了个手势，罗贝托·阿希斯跟着她来到宽敞的卧室里。电风扇还在呼呼吹着。老太太疲惫不堪地一屁股跌坐在电风扇前破旧的藤摇椅上。刷过浆的洁白的墙上悬挂着九个镶黄铜边的镜框，里面放着几个人童年时的照片。罗贝托·阿希斯躺在华丽的床上。照片上有些人就是郁郁不乐地老死在这张床上的，其中就有罗贝托·阿希斯的父亲。他是去年十二月去世的。
“出了什么事？”寡妇问。
“你相信人们说的话吗？”罗贝托·阿希斯反问了一句。
“到了我这把年纪，什么话都得信啊。”寡妇回答说，接着又淡淡地问道：“人们说些什么？”
“说蕾薇卡·伊莎贝尔不是我亲生女儿。”
寡妇在摇椅上慢慢地摇晃起来。“按说她的鼻子长得可像阿希斯家的人。”她沉吟了一会儿，又漫不经心地问：“是谁说的？”罗贝托·阿希斯用牙咬着手指甲。
“有人贴了一张匿名帖。”
寡妇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儿子的黑眼圈并非是长年失眠的结果。
“匿名帖又不是人。”她果断地说。
“不过，匿名帖上说的正是人们纷纷议论的，”罗贝托·阿希斯说，“虽然你也许不知道。”
其实，多年来镇上的人对她家有些什么议论，老太太是一清二楚的。像她这样的家里，到处都是女仆、干女儿、受保护的女人，上年岁的、年纪轻的都有，即使把她们通通关在卧室里，也难免要引起街谈巷议、流言蜚语。当年创建这个镇子的时候，阿希斯家的人不过是些猪倌而已。他们个个都好惹是生非，仿佛生下来就是为了教人议论的。
“人们说的话，虽然你听见了，”她说，“可也不一定都是真的。”
“蒙特罗家的罗莎莉奥和巴斯托尔一块儿睡觉，这件事谁不知道？”他说，“巴斯托尔最后那首歌就是献给罗莎莉奥的。”
“大伙儿说是那么说，可是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寡妇反驳道，“现在倒好，人们都知道了，那首歌是献给玛戈特·拉米蕾丝的。他们准备要结婚，这件事只有他们俩和巴斯托尔的母亲知道。要是他们不那么使劲地保守秘密就好了。唉，咱们镇上也只有这么一件事没透出风来。”
罗贝托·阿希斯飞快地瞥了母亲一眼。“今天上午，有一阵子我以为自己活不成了。”他说。寡妇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
“阿希斯家的人都爱争风吃醋，”她说，“真是家门不幸啊。”
母子俩沉默了好大一会儿工夫。快四点了，天气凉快下来。罗贝托·阿希斯关上电风扇，整栋房子顿时充满了女人的说话声和小鸟的啁啾声。
“把床头柜上那个药瓶递给我。”寡妇说。
她吃了两粒像人造珍珠一样圆滚滚的灰白色药丸，然后把药瓶交还给罗贝托·阿希斯，说道：“你也吃两粒吧，能让你好好睡上一觉。”罗贝托·阿希斯用母亲杯里剩下的水服下两粒药，把脑袋斜倚在枕头上。
寡妇舒了口气，沉思了片刻。她想着镇上那五六户和她家处境相似的人家，说道：
“这个镇倒霉就倒在男人都得去上山，女人单独留在家里。”这句话听上去，仿佛全镇居民都如此似的。
罗贝托·阿希斯渐渐地进入梦乡。寡妇瞅着他胡子拉碴的下巴和高耸的长鼻子，不由得想起了谢世的丈夫。阿达尔贝托·阿希斯也经历过这样绝望的时刻。他是个身材高大的山民，一生当中只戴过一次赛璐珞的假领，而且总共才戴了十五分钟，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如今还摆在床头柜上。据说，就在这间卧室里，他杀死了一个同他老婆睡觉的男人，随后又把他偷偷地埋在院子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阿达尔贝托·阿希斯用猎枪打死的是一只长尾猴。当时，阿希斯太太正在换衣服，这只猴子蹲在卧室的房梁上，一边直勾勾地盯着她，一边手淫。猴子死了四十年了，可是流言一直未得更正。
安赫尔神父顺着陡峭的楼梯一级一级地往上走。二楼走廊的墙上挂着几支步枪和子弹带。走廊尽头，一个警察仰面朝天躺在行军床上。他看书看得入了神，直到听见有人向他打招呼才发现神父来了。他把杂志一卷，翻身坐了起来。
“看什么呢？”安赫尔神父问。
警察给他看了看那本杂志。
“《特利与海盗》。”
神父扫视了一下那三间钢筋水泥的牢房。牢房没有窗户，朝走廊的一面有个栅栏门，铁门闩又粗又大。在中间的牢房里，另外一名警察穿着短裤，叉开两腿，躺在吊床上睡得挺香。另外两间牢房空荡荡的。安赫尔神父向警察打听塞萨尔·蒙特罗关在什么地方。
“在那边，”警察用下巴指了指一扇紧闭着的房门说，“那是头儿的房间。”
“能和他谈谈吗？”
“不行，不准他和外界接触。”警察说。
神父没再坚持。他只是问了问犯人目前情况如何。警察回答说，他被安置在警察局最好的房间里，阳光充足，还有自来水。可是，他已经二十四小时没吃东西了。镇长派人从饭店里给他送饭，他就是不肯吃。
“他是怕人家给他下毒。”警察最后说。
“你们应该从他家里给他打饭。”神父说。
“他不愿意别人去打扰他老婆。”
神父嘟嘟哝哝，好像自言自语地说：“这件事我去和镇长谈谈。”他打算朝走廊的尽头走去，镇长派人在那里修了一间装有铁甲的办公室。
“他不在，”警察说，“这两天他牙疼，一直待在家里。”
安赫尔神父去拜访镇长。镇长精神委顿地躺在吊床上，床边的椅子上放着一罐盐水、一包止痛片，还有子弹带和手枪。他的腮帮子还在发肿。安赫尔神父把一把椅子挪到床前。
“找人把牙拔了吧！”神父说。
镇长漱完口，把盐水吐到便盆里。“说得容易。”他把头俯在便盆上说。安赫尔神父明白他的意思，低声说道：
“要是您同意的话，我可以去跟那个牙医说一说。”神父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又壮着胆子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就像头骡子，”镇长说，“早晚得给他几枪，把他脑袋打成漏勺。到那时候，我们俩就疼得差不离了。”
神父眼瞅着镇长走到水池边上。镇长拧开水龙头，把红肿的脸颊放在凉水底下冲了一阵，觉得舒服多了，然后他嚼了一片止痛片，用手捧起自来水喝了一口。
“说真的，”神父坚持道，“我可以去找牙医说说。”
镇长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随您的便吧，神父。”
镇长仰面躺在吊床上，闭目养神，两手放在后脑勺下，气哼哼地直喘粗气。牙不那么疼了。等他再睁开眼的时候，只见神父坐在吊床旁边默默地注视着他。
“您又要为镇上哪一位说话呀？”镇长问。
“塞萨尔·蒙特罗，”神父开门见山地说，“他需要做忏悔。”
“眼下他不能和外界接触，”镇长说，“等明天预审之后，他可以向您忏悔。礼拜一得把他押送走。”
“要关押四十八小时。”神父说。
“哼，这颗牙折磨我两个礼拜了。”镇长说。
在幽暗的房间里，蚊子开始嗡嗡叫起来。神父朝窗外望了一眼，只见一片绯红的云彩飘浮在小河的上空。
“那吃饭的问题呢？”神父问道。
镇长下了床，把阳台的门关好。“我已经尽到责任了，”镇长说，“他既不愿意别人去打扰他老婆，又不肯吃饭店里做的饭。”说着，他开始在房间里喷洒杀虫药。神父在口袋里摸着手帕，害怕被药水呛得打喷嚏。他没找到手帕，却摸到了一封揉皱的信。“哎呀！”神父喊了一声，连忙用手指把信捋平。镇长停了下来，神父用手捂住鼻子，已经来不及了。他一连打了两个喷嚏。“有喷嚏尽管打吧，神父。”镇长说，接着微微一笑，又加重语气道：
“咱们是讲民主的嘛！”
安赫尔神父也笑了。他拿出封好的那封信，说：“我忘了把信交给邮局了。”然后他从衣袖里找到手帕，擦了擦被杀虫药刺激得发痒的鼻子。他还在想着塞萨尔·蒙特罗。
“这样做等于教他挨饿。”神父说。
“那是他自讨苦吃，”镇长说，“我们也不能把饭强塞到他嘴里去。”
“我最担心的还是他的心灵。”神父说。
安赫尔神父用手帕捂住鼻子，两眼瞅着镇长在屋里走来走去地喷药。等镇长喷完，他又说：“他害怕人家给他下毒，这说明他的心灵十分不安。”镇长把喷雾器撂在地上。
“巴斯托尔很讨人喜欢，这一点他很清楚。”镇长说。
“塞萨尔·蒙特罗也讨人喜欢。”神父反驳道。
“可是，被打死的是巴斯托尔啊。”
神父看了看手中的信。这时，天色越发暗淡了。“巴斯托尔都没来得及忏悔。”神父咕咕哝哝地说。镇长把灯打开，躺到吊床上。
“明天我会好一点，”镇长说，“提审后，他可以做忏悔。您看怎么样？”
安赫尔神父表示同意。“我不过是为了让他的心灵得到安宁。”说完，他神态庄重地站起来，劝说镇长别服太多止痛片。镇长一面答应着一面叮嘱神父别忘了寄信。
“还有一件事，”镇长说，“无论如何您得跟那个拔牙的说一说。”他望着正在下楼的神父，又微笑着说：“事情办成了，大家更能相安无事嘛。”
邮电局局长坐在办公室门口，看着暮色愈来愈浓。安赫尔神父把信交给他，他走进邮电局，拿出一张一角五分钱的邮票，这是寄航空信的邮资，还要缴支援建设的附加邮费。局长用舌头把邮票洇湿了，又去翻办公桌的抽屉。路灯亮了，神父把几枚硬币往柜台上一丢，没有告辞就走了。
局长还在翻抽屉。翻了一会儿，他自己也不耐烦了，抄起钢笔在信封角上注明：没有五分的邮票。然后，他在下面签上字，盖上邮戳。
当天夜里，做完晚祷，安赫尔神父发现圣水池里漂着一只死老鼠。特莉妮达正在洗礼堂里安放老鼠夹子。神父捏着尾巴把老鼠提溜出来。
“你这么干，别人可要倒霉了。”神父拿着死老鼠在特莉妮达眼前晃了晃，对她说，“有的教徒用瓶子装圣水，带回去给病人喝，难道你不知道？”
“这又怎么了？”特莉妮达问。
“什么怎么了？”神父说，“这还不明白，病人喝下的圣水里有砒霜。”
特莉妮达告诉神父他还没把买砒霜的钱给她呢。“那是石膏！”接着，她一五一十地对神父说，她把石膏撒在教堂的角落里，老鼠吃了石膏，过一会儿渴得要命，于是跑到圣水池里喝水。石膏遇见水，在胃里就变硬了。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拿钱去买砒霜吧，”神父说，“我可不想在圣水池里再看见死老鼠。”
书房里有几位女信徒正在等他，为首的是蕾薇卡·德阿希斯太太。神父把买砒霜的钱交给特莉妮达，说了声“屋里真热”。随后，他站在书桌旁，对面坐着三位太太，一语不发地等着他。
“有话请讲，尊敬的夫人们。”
她们互相望了望。蕾薇卡·德阿希斯太太打开那把日本山水画折扇，直截了当地说：
“就是为了匿名帖的事，神父。”
她像给小孩讲神话故事似的，用委婉的语气讲述了镇上居民的惊恐情绪。她说，巴斯托尔之死固然“完全是个人的事”，但是所有体面人家无不感到必须过问匿名帖的事。
年纪最大的阿达尔希莎·蒙托娅拄着阳伞，把话说得最明白：
“我们这些信仰天主教的妇女们决定干预这件事。”
安赫尔神父琢磨了一小会儿。蕾薇卡·德阿希斯长长地吐了口气。神父暗自心想：这个娘儿们怎么会散发出这样一股热烘烘的香味。你看她，浑身上下珠光宝气，花枝招展，白腻腻的皮肤照得人眼花缭乱，她长得多么丰满啊！神父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
“依我看，”他说，“对那些乌七八糟的话，我们不必介意。应该站得高一些，像以往一样，还是遵照上帝的意旨办事。”
阿达尔希莎·蒙托娅点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另外两位太太不同意，她们觉得，“长此以往，这种灾难定将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这时候，电影院的高音喇叭一颤一颤地响起来了。安赫尔神父用手拍了拍前额。“对不起。”说着，他从桌子的抽屉里找出教会审查过的电影目录。
“今天放什么电影？”
“《空中大盗》，”蕾薇卡·德阿希斯说，“是一部战争片。”
安赫尔神父按照字母的顺序，用食指点着长长一串经过批准的电影目录往下找，嘴里嘟囔着一个个片名。翻过一页，他停下来说：
“《空中大盗》。”
找到片名后，神父又用食指顺着横向查找对该片的道德评价。这时候，高音喇叭里响起了影院老板的声音（本来应该放唱片的）。老板宣布，由于天气不好，影片暂停放映。屋里的一个女人补充说，观众们提出如果影片放映不到一半因雨停映，他们就要求退票。因此，老板才决定干脆不放了。
“太可惜了，”安赫尔神父说，“这部影片对大家都有教益。”
他合上电影目录，又接着说：
“我过去说过，咱们镇上的人都是遵守教规的。记得十九年前我来接管这个堂区的时候，曾经有十一户有地位的人家公开姘居。如今只剩下一户了。但愿这一户也维持不了多久。”
“我们这次来，不是为了自己，”蕾薇卡·德阿希斯说，“那些可怜的人们……”
“不必担心，”神父没容她把话说完，又继续说下去，“应该看到咱们镇上的变化。那个时候，来过一个俄国舞女，在斗鸡场专门为男人演出。演到最后，她居然把身上穿的衣服来了个大拍卖。”
阿达尔希莎·蒙托娅打断神父的话：
“是有那么回事。”
是的，她确实记得人们传说的那件丑闻。当时，那个舞女脱得赤条条的。一个老头子在走道上大嚷大叫起来，随后跑到最高一层台阶，冲着观众撒尿。据说，其他观众也纷纷仿效。在一片狂呼乱叫中，你冲着我撒尿，我冲着你撒尿。
“现在，”神父接着说，“事实证明，咱们镇上的人是最听教区的话的。”
神父固执地坚持他的主张。他谈到在同人类的弱点和缺陷作斗争时，难免会出现一些困难时刻，直讲得几位虔诚的太太热得再也听不进去了。蕾薇卡·德阿希斯又打开了折扇。这时候，安赫尔神父才发现，原来那股香味是从扇子里冒出来的。在憋闷的房间里，檀香味几乎凝固起来，经久不散。神父连忙从袖子里掏出手帕，捂上鼻子，免得再打喷嚏。
“此外，”神父接着说，“这座教堂在整个教区里是最破旧不堪的，几口钟全都裂了，教堂里到处是老鼠。这还不是因为我把全副精力都用于提倡道德和良好风尚了吗？”
他解开衣领上的扣子。“体力劳动，那是任何一个青年人都能干的。”说着，他站了起来，“而培养道德观念，则需要坚持多年，需要多年的经验。”蕾薇卡·德阿希斯抬起一只仿佛透明的纤手，手上戴着结婚戒指，上面镶有一块碧绿的翡翠。
“正因为如此，”她说，“我们才认为这些匿名帖会使您前功尽弃。”
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女人趁这个空说了一句：
“此外，我们还认为，现在咱们这里正休养生息，眼下这场灾难恐怕不太有利。”
安赫尔神父从柜子里找出一把扇子，不慌不忙地扇了起来。
“这两件事毫不相干。”神父说，“我们经历了一个政治上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是家庭的道德并没有改变。”
他站在三位妇女面前接着说：“再过几年，我要向主教区报告，这里已经是个模范镇了。现在只差派一位年轻有为的人到这里来，兴建本教区最好的教堂。”
他十分疲乏地向大家躬身施了一礼，又高声说道：
“到那时，我就可以告老还乡，心地坦然地告别众生。”
这句话立即引起三位太太的反对。阿达尔希莎·蒙托娅代表大家说：
“这里就是您的家乡，神父，我们希望您一直待到最后一分钟。”
“要是想兴建一座新教堂，”蕾薇卡·德阿希斯说，“我们马上可以开始募捐活动。”
“办事总得按部就班啊。”神父回答说。
过了一会儿，他换了一种口气说：“另外，我不想上了年纪还在堂区任职。我可不愿意像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那样。这位人称‘卡斯塔涅达—蒙特罗祭坛圣餐’的神父曾经向主教报告说，在他的堂区里，死鸟像暴雨一样往地上掉。主教派人去调查，看见他正在广场上和孩子们玩‘侦探捉贼’哪。”
几位太太听了这番话，有些莫名其妙。
“他是谁呀？”
“就是在马孔多接替我的那位堂区神父，”安赫尔神父说，“他整整一百岁了。”
早在九月底，人们就预料到今年冬天天气一定十分恶劣。到了周末，老天果然大逞淫威。礼拜日，滚滚的河水泛滥开来，在低洼地区横行肆虐。这一天，镇长一直躺在吊床上，嘴里嚼着止痛片。
直到礼拜一清晨，冬雨才小下来。镇上的人花了好几个钟头把一切重整就绪。台球厅和理发馆一大早就开张营业了，可是多数人家直到十一点才打开大门。不少住户把家搬到高地去。乱哄哄的人群把房基柱拔出来，把篱笆墙和棕榈叶苫顶的简陋房屋整个搬走。卡米查埃尔先生是第一个看见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的。
卡米查埃尔先生打着雨伞，躲在理发馆的房檐底下，观看人们辛辛苦苦地搬家。理发师说了句话才把他惊醒过来。
“还不如等雨停了再搬呢。”理发师说。
“这场雨，两天也停不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着把伞收起来，“我脚上的鸡眼有这种预感。”
搬房子的人踏着没到脚踝的泥水，走起路来磕磕绊绊的，直往理发馆的墙上撞。卡米查埃尔先生趴在窗户上往一间拆开的屋子里看了看，整个卧室搬得空空如也。他顿时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看天色，似乎刚到清晨六点。但是，卡米查埃尔先生肚子里咕咕直叫，他知道马上要到十二点了。叙利亚人摩西请他到店里坐一坐，等雨停了再走。卡米查埃尔先生又说了一遍他对天气的预感，四十八小时之内雨是不会停的。他刚要朝隔壁人家的便道上跳过去，却又迟疑了一下站住了。一伙青年人在玩打仗，把一个泥球扔在附近的墙上，离他那条新烫平的裤子只有几米远。叙利亚人埃利亚斯拿着一把扫帚从店里出来，嘴里咕哝着阿拉伯语，夹杂着西班牙语，吓唬那群小伙子。
小伙子们乐得直跳。
“土耳其佬，大浑蛋。”
卡米查埃尔先生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还好没有弄脏。他索性又把伞收起来，走进理发馆，径直坐到椅子上。
“我一向逢人就说，您这个人非常谨慎。”理发师说。
理发师把一条围布系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子上。卡米查埃尔先生闻到一股薰衣草味，这股味道跟牙医那儿的来苏水味一样，他一闻就觉得呛鼻子。理发师从他的后脖梗开始动手给他剪头发。卡米查埃尔先生有点不耐烦，眼睛到处寻找着，打算找点东西看看。
“有报纸吗？”
理发师手不停歇地回答说：
“全国除了官方报纸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只要我还有口气，这路报纸就别打算进我的店里。”
卡米查埃尔先生只好低下头欣赏自己那双开了绽的皮鞋，看着看着，理发师突然向他打听起蒙铁尔寡妇的情况。卡米查埃尔先生刚从寡妇家里来。过去，他给堂切佩·蒙铁尔当过多年的账房。自从蒙铁尔先生谢世以后，他便负责照管寡妇家的生意。
“还住在那儿。”他说。
“一个自杀了，”理发师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地呢，全归了她一个人。那片地，骑着马五天五夜也走不出去。她八成占了十个市的地盘吧。”
“三个。”卡米查埃尔先生说，然后又把握十足地加上一句：“她可是世间第一大好人啊。”
理发师转身到梳妆台前刷梳子。卡米查埃尔先生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山羊脸，心里想，凭这副长相人们也不会敬重他。理发师看着他那副尊容，说：
“这笔生意做得可真漂亮——我的党上台执政；警察扬言要杀尽我的政敌；我呢，买下他们的土地和牲畜，价钱还得随我定。”
卡米查埃尔先生低下头。理发师接着给他剪头发。“大选一过，”他最后说，“我成了三个市的主人，而且没有竞争对手。即使换了政府，我还是稳占上风。所以说，这笔生意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连造假票子也赶不上。”
“早在这些政治变动以前，何塞·蒙铁尔[1]已经是个有钱人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那时候，他穿着短裤坐在家门口，那间房子还赶不上鸽房大，”理发师说，“九年前，他才第一次穿上鞋子，这可是有凭有据的。”
“即使如此，”卡米查埃尔先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蒙铁尔的事和寡妇也毫不相干。”
“她那是装糊涂。”理发师说。
卡米查埃尔先生抬起头来，把系在脖子上的围布解开，让血液流通流通。“我平时宁愿叫老婆给我理发，”他没好气地说，“她一不要钱，二不谈政治。”理发师把他的脑袋往前推了推，一声不吭地又干起活来。他不时地把剪子空剪几下，显示他的技术十分娴熟。卡米查埃尔先生听见街上一片嘈杂，朝镜子里望了望，只见搬家的妇女和小孩们抬着家具和用具从理发馆门口走过。他恨恨地说：
“眼下正在闹灾，你们还死抱住政治上的宿怨不放。一年前政治迫害就停止了，如今你们还在议论这些。”
“把我们这些人丢在一边不管，这也是一种迫害啊！”理发师说。
“现在并没有人用棍子打我们呀。”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让我们听老天爷的摆布，这也是一种打法。”
卡米查埃尔先生发火了。
“这全是报纸上的谣言。”他说。
理发师不吭气了。他在加拉巴木果壳里弄了点肥皂，用小刷子把肥皂沫抹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梗上。“我这个人，有话憋不住，”他自我解嘲地说，“再说，像您这样的公道人也不是天天能碰上的。”
“一个人得养活十一个孩子，还能不公道。”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那是，那是。”理发师说。
他把剃刀在手掌上蹭得刺刺响，默不作声地给卡米查埃尔先生刮了刮脖梗，用手指抹掉肥皂沫，在裤子上揩揩手，最后，拿一块明矾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子上擦了擦。直到理完发，他没再说一句话。
卡米查埃尔先生系领扣的时候，发现里面墙上贴着一张纸条：莫谈国事。他把肩膀上的碎头发抖落掉，把雨伞挎在胳臂上，指着纸条问道：
“怎么不把它撕下来？”
“那不是为您贴的，”理发师说，“您是位公道人，我们都这么认为。”
这一回，卡米查埃尔先生毫不犹疑地跳上了便道。理发师目送他拐过墙角，又把目光转向那条混浊而汹涌的河流。雨停了。一片浓云一动不动地堆在小镇的上空。快一点钟的时候，叙利亚人摩西走进店来。他抱怨说，脑袋顶上的头发不住地脱落，脖梗上的头发又长得出奇地快。
每到礼拜一，摩西都来理发。平时，他总是耷拉着脑袋，用阿拉伯语打呼噜，理发师则在一边大声地自言自语。可是今天理发师向他提了个问题，把他惊醒了。
“您知道，谁来过？”
“卡米查埃尔。”叙利亚人说。
“就是那个缺了八辈子德的黑人卡米查埃尔，”理发师一字一顿地说，“我恨透这种人了。”
“卡米查埃尔根本不算人。”叙利亚人摩西说，“大概是三年前吧，他连双鞋都买不起。要是谈论起政治，他可精到家了，闭着眼都能算账。”
摩西把下巴抵在胸前，又打起呼噜。理发师交叉着双臂站在摩西面前说：“我说你这个土耳其臭狗屎，说说看，你到底和谁站在一边？”叙利亚人不动声色地说：
“和我自己呗。”
“这就不好了，”理发师说，“最起码您不该忘记您那位老乡埃利亚斯的儿子被堂切佩·蒙铁尔打断过四根肋骨。”
“那得怨埃利亚斯倒霉，谁让他儿子参与政治的！”叙利亚人说，“现在，小伙子舒舒服服地在巴西跳舞，切佩·蒙铁尔呢，早完蛋了。”
镇长牙疼得一连折腾了好几个晚上，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离开家之前，他把右半边脸上的胡子刮了刮，左半边脸已经八天没刮了，也只好如此。然后，他穿上干净的军服和锃亮的漆皮靴子，趁着天不下雨，下楼到饭店去吃午饭。
餐厅里空无一人。镇长穿过几张四方餐桌，来到餐厅尽头，找个最僻静的地方坐下。
“来人哪！”他喊道。
一位年轻姑娘应声走过来。她穿着合身的短装，挺着丰满的胸脯。镇长点了菜，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姑娘走回厨房的时候，顺便打开了放在餐厅尽头托板上的收音机。电台正在播放新闻，引用了头天晚上共和国总统发表的演说，接着宣读了又一批禁止进口的商品名单。播音员的声音渐渐占据了整个餐厅，屋里显得越发热了。姑娘端上汤来的时候，看见镇长正用军帽不停地在扇风。
“我听收音机也爱出汗。”姑娘说。
镇长开始喝汤。他一向认为，这家偏僻的饭店只有过往商人偶尔前来光顾，和镇上其他地方一定有所不同。的确，这家饭店比小镇建得还早。从内地来收购大米的商人，一到晚上便在那个木头搭的破旧不堪的阳台上玩纸牌，等到清晨凉快下来再去睡觉。当年，这家饭店周围几十里没有一个市镇。在最后一次内战期间，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前往马孔多谈判停战协议的途中，曾在这个阳台上睡过一夜。当时就是这所木板墙和锌板屋顶的房子，就是这个餐厅和用纸板墙隔开的住房，只是没有电灯和卫生设备。据一位老顾客说，直到本世纪初，餐厅里还挂着各式各样的假面具，供顾客选用。客人戴上假面具，就公然在大庭广众下蹲在院子里大小便。
为了把汤喝下去，镇长不得不解开领扣。新闻节目之后，播送了一段广告，词句都是合辙押韵的。接下去是一段动人心弦的音乐。一个热恋着的男人用甜美的嗓音唱道，为了追求一位女士，他要把世界翻过来。镇长一边等着上菜，一边凝神静听。猛然间，他看到饭店对面走过两个小孩，手里拿着两把椅子和一把摇椅，后面跟着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拿着锅、木桶和其他家什。
镇长走到门口，喝道：
“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偷来的？”
两个女人停下脚步。那个男人解释说，他们要把家搬到高处去。镇长问搬到什么地方。那个男人用帽子朝南指了指：
“那边高地上，我们花了三十比索从堂萨瓦斯那儿租了块地。”
镇长审视了一下那些家具，全是穷人家的东西：一把快散架的摇椅，几口破锅。他想了想，最后说：
“把这些东西，还有那些破烂玩意儿都搬到公墓旁边的空地上去。”
男人一下子愣住了。
“那儿是公家的地方，不用你们花一分钱，”镇长说，“镇里把那块地送给你们了。”
随后，他转过脸来对着那两个女人说：“你们去告诉堂萨瓦斯，就说是我说的，叫他不要趁火打劫。”
这顿午饭，镇长根本没尝出什么滋味来。他点着一支烟，吸完了又用烟蒂点上另一支，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沉思良久。这时，收音机还在播送伤感的音乐。
“您在琢磨什么？”姑娘边收拾空盘子边问。
镇长连眼皮也没抬一抬。
“我在想着这些可怜的人。”
镇长戴上帽子，穿过餐厅，走到大门口，又转身说：
“得把咱们镇弄得体面点。”
大街拐角处，有几只狗正进行一场血战，挡住了镇长的去路。在一片狂吠声中，他瞥见一块骨头和几只蹄子，又看到几颗尖利的牙齿。一只狗夹着尾巴把一只蹄子拖走了。镇长闪到一旁，顺着便道朝警察局走去。
一个女人正在牢房里大呼小叫。卫兵趴在行军床上睡午觉。镇长朝床腿上踢了一脚，卫兵陡然惊醒过来。
“她是谁？”镇长问。
卫兵打了个立正。
“她是贴匿名帖的。”
镇长破口大骂，质问他的部下是谁把她抓来的，又是谁下令把她关进牢房的。警察们啰啰唆唆地解释了一大通。
“你们什么时候把她抓进来的？”
他们是礼拜六晚上把她关起来的。
“把她放了，你们当中进去一个，”镇长大声吼着，“这个女人在牢房里睡觉，可是镇上人一大早又发现匿名帖了。”
沉重的铁门刚一打开，那个头发用小梳子别成大发髻、颧骨高高的中年妇女便嚷嚷着出了牢房。
“滚你妈的蛋！”镇长对她说。
女人打开发髻，把又长又密的头发抖了几抖，慌里慌张地奔下楼梯，嘴里喊着：“婊子养的！婊子养的！”镇长趴在栏杆上声嘶力竭地叫喊道：
“别再拿那些破烂纸跟我捣蛋了！”嗓门之大似乎不仅要让那个女人和警察们听见，还要让全镇人都听见。
注释
[1]即切佩·蒙铁尔，切佩（Chepe）是何塞（José）的昵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