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子眼里，有为与无为是相对的。君子自然无为，以无事取天下；如果持而盈之，不如恭谨谦让；要做到无为而治，就要一切顺其自然。老子“无为”论的社会本质，并不是如一般人所理解的对罪恶的容忍，而是他对罪恶的理性预言。他对统治者提出了如下的严厉警告：当他们因私利而破坏自然法则“道”，把社会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时，人们就连死都不畏惧了。“无为”论警告那些好战的统治者及其仆从们：他们那种破坏“道”的法则即破坏人民宁静生活的行为，将使他们招致可耻的灭亡，因为“不道早已”。
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圣人的治理之道是：使大家的心灵虚静，生活务实。心志淡泊，平安健壮。常常使大家不去刻意追求知识和欲望。让智巧聪明的人没有特殊的目的和机会去妄为。以顺应时机并且去实践它，则不可能治不好。
老子最经典的智慧就是“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在这里讲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之意，更不是什么都不做。这里的“无为”是指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相反，对于那种符合道的事情，就必须以“有为”为之。
老子所指的“无为”智慧，只是让人在处世之时顺应大势、顺应自然。所以老子这种“无为”不仅不会破坏事物的自然进程和自然秩序，而且还有助于事物的成长和发展。
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勉强，要克制自己的情绪，是无为的核心内容。不把个人的意志强加在人与事之上，并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一种大的智慧。它能使人在潜移默化中走向自觉，收到良好的成效。
唐睿宗时，睿宗的嫡长子李宪受封宋王，十分受宠。睿宗的另一个儿子李隆基聪明有为，他杀死了篡权乱政的韦皇后，为睿宗登上皇位立下了大功。
按照礼制，李宪当被立为太子，有的大臣便对睿宗说：“嫡长子李宪仁德忠厚，没有任何劣迹，立他为太子既合礼法，又合民心，望皇上早日定夺。”
睿宗感到李隆基雄才大略，最适合治理天下，所以一时陷入了两难境地，立太子的事于是一拖再拖，没有定论。
李宪看出了睿宗的心思，心有所悟，他对心腹说：“父皇不肯立太子，他是对我有疑问呐！李隆基虽不是嫡长子，但他功劳很大，父皇是中意他啊。”
李宪的心腹说：“于情于理，太子之位都是你的，这事绝不能相让。我马上和百官联络，共同上书，向皇上说明利害，一定促成这件大事。”
李宪的心腹和百官议定，当他们在起草奏书时，李宪急忙赶来，他对百官说：“我考虑了多时，决定放弃太子之位，你们就不要为我费心了。”
百官十分惊诧，他们说：“太子之位事关你的前程性命，怎会轻易放弃呢？自古这个位置你争我夺，本是常事，有我们替你说话，你还怕什么呢？”李宪说：“大丈夫做事有所为，有所不为，我是十分慎重的。赞平王李隆基是我的弟弟，他有大功于国，父皇有心立他为太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若据理力争，不肯退出，我们兄弟之间必有大的冲突，朝廷就不会平安。如果危及了国家，我岂不是罪人吗？这种事我绝不会干。”
李宪制止了百官，又亲自上书推荐李隆基为太子，他说：“赞平王文武双全，英勇睿智，他当太子有利于国家，我是衷心拥护他的。我个人的得失微不足道，请父皇不要为我担心，早下决断。”
睿宗很受感动，他对李宪说：“你深明大义，我就放心了。你有什么要求，我一定都会满足你。”
李宪一无所求，他说：“一个人只要顺其自然，就没有什么事可以妨碍他了，我不会强求什么。”
李隆基当上太子后，第一个拜访李宪，他说：“大哥主动让出尊位，不是大贤大德的人难以做到，大哥是如何设想的呢？”
李宪说：“你担当大任，大唐才会兴旺，我不能为了私利而坏了国家大事。望你日后勤政爱民，做个好皇帝，为兄就深感安慰了。”
李隆基连声致谢，又说要和他共享天下。李宪不让他说下去，他告诫李隆基说：“很多事是追求不来的，只有顺天应命，才不会多受损伤。将来治国不要逞强任性，这样效果会更好的。”
后来，李隆基登上了帝位，是为唐玄宗。他顺应民情，推出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策，使唐朝进入了另一个盛世——开元盛世，天下走向大治。
李宪在立太子事情上的无为，是深思熟虑的，他既避免了一场宫廷内斗，又使自己全身而退，赢得了让贤的美名，这个结果无疑是很完美的。
“无为而治”又是一种管理之道。在老子看来，理想的社会应该奉行无为而治，管理者应当不断减少对人的管制和束缚，制定政策不能政出频繁，更不能朝令夕改。
东汉时期，吴祐在任新蔡县县令时，有人给他出了很多点子治理百姓，吴祐却无一采纳，他说：“现在不是措施不够，而是措施太多了。每一任知县都强调己能，朝令夕改，百姓无所适从啊。”吴祐不仅不提出新的主张，只是废除了许多不合理的规章，他召集百姓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本事，凡事要依靠你们自己的努力，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你们尽可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有什么困难随时都可以找我。”
吴祐不干涉百姓的生产生活，又严命下属不许骚扰百姓。闲暇的时候，他整日在县衙中看书写字，十分轻闲。
有人将吴祐的作为报告给了知府，说他不务公事，偷懒放纵。知府于是把他召来，当面责怪他：“听说你无所事事，日子过得分外自在，难道这是你应该做的吗？”
吴祐回答说：“新蔡县贫穷困顿，只因从前的县令约束太多，才造成今天的这种局面。官府重在引导百姓，取得他们的信任，没有必要凡事躬亲，把一切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我这样做是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百姓休养生息，进而达到求治的目的。我想不出一年，你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一年之后，新蔡县果然面貌一新，粮食有了大幅增长，社会治安也明显好转。知府到新蔡县巡视一遍，对吴祐说：“古人说无为而治，今日我是亲眼见到了。从前我错怪了你，现在想来实在惭愧。”
吴祐的无为而治不是消极的，他是针对从前的弊端而制定的全新措施，看似无法无为，其实大有学问。
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是不可否认的，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有尊重规律，利用规律。水遇热变成蒸汽，这是客观存在，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用这一规律来生产暖气，制造人工降雨等。这正是说明，我们无法改变铁一般的规律，却可以顺应它，利用它。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水滋养万物而不和它们有所争执，身处众人所厌恶的污垢之地仍能保持自己的本性，所以水最近于“道”。
水，为涧、为溪、为江河，可以潺潺，可以涓涓，可以浩浩；水，为池、为潭、为湖海，可以清流，可以舒缓，可以宁澈。水永远顺应自然，可以化成雨，可以凝结成冰，可以渗入沙土，可以跌宕起伏，可以弥散于空中，也可以潜藏于地下，在一动一静之间开合运行，有条不紊。
水的本性，不混杂就会清澈，不搅动就会平静，闭塞不流动也就不会纯清，这是自然本质的现象。所以说，纯净精粹而不混杂，静寂持守而不改变，恬淡而又无为，运动则顺应自然而行，这就是养心的道理。
水的本性是清澈平和的，如果搅动它就会变得混浊，如果堵塞住不让它流动，它也就不会纯净了。这和人心是一致的，人心的本初都是清静明澈如水一样的，但是流落于世，渐渐被欲望所迷惑，就像是往水中丢进了泥沙一样，也就渐渐变得混浊起来。只有懂得顺应天道的人，才能使自己的心重回当初的澄澈。
心一旦澄澈，没有欲望的杂质，那么对于名利富贵也就视若浮云了，再多也只是投映在水面的影子，触不到他们内心一分一毫。
清朝时，出身于农家的于成龙少有大志，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传统的儒家教育。顺治十八年，已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离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
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6家，茅屋数间，县衙穷得连门墙都没有，只有三间破草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于成龙从山西老家带来的一位仆人忍受不了这样的清苦，就对于成龙说：“当官如果是这个样子，还有谁愿意当官呢？你应该请求调离此地，否则还不如回老家呢。”
于成龙说：“我本来就是个农家子弟，现在能当上知县，为百姓做事，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和这里的百姓相比，我们并不算清苦，你就不要抱怨了。”
于成龙知足常乐，为百姓的事到处奔忙。他那个仆人见劝不动他，又不甘心跟着他吃苦，竟然偷偷逃跑了。
罗城的百姓见于成龙是真心为他们办事，便自发地前来看望他，有的还给他带来了一点钱物。于成龙说：“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钱，你们的心意我领了。钱物我绝不能收下，这是我做人的准则啊！”
罗城百废待举，首要的是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境内初安后，他又令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
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之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三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芦光祖举荐为广西唯一“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四川合川市）知州。离开罗城时，他连赴任的路资也没有，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人情景。
后来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湖北新州（今新春县），在湖北期间，无论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然心清如水，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在灾荒岁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因之百姓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更以身作则，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他的心却没有被宦海中的各色欲望所腐蚀，仍然是那样清澈，没有混杂，始终活泼地流动着，充满了盎然生机。他提倡“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朴”。去直隶，他用糠屑杂米煮粥，和仆人一起吃；在江南“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甚至整年都尝不到肉味，江南百姓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于成龙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据说，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亚，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鸟兽”。
待于成龙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菜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见百姓对他有多么敬爱。
于成龙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人们通常认为，一个人在官场上，最开始时的那片清正廉明之气是很难保持长久的，是很容易被官场上的一些恶习所污染的。其实这是因为他们的心不够清净，如果都能像于成龙那样，心如水一般清澈，便是有泥沙倾倒下来，也不过是晃上几晃，泥沙尽可沉底，水质仍是一片清明。所以环境的恶劣混浊并不是理由，一个人若是真正想要坚持内心的原则，任何外界的东西都是动摇不了他的。
只要我们可以秉持自己内心的清正，让自己如流水一样澄澈明净，不被混染。我们不可能生活在真空社会里，但是却可以让所有尘埃都沉到水底，只留水本质的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