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经纪人和出版人的夸张叫卖，利用媒体宣传，把一大堆劣质文学产品倾倒到阅读现场，由此导致文坛的垃圾化效应。这是二十一世纪零年代文学的最大困境。出版商的高声叫卖、红包批评家的笨拙赞誉，像口红一样涂抹在刚出炉的出版物上，令其散发出赝品式的廉价光泽。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毁灭性炒作”，它曾经断送过九丹等有才华的作家的前途。
发泡式垃圾是花哨而轻盈的，漂浮于消费世界的水面，夺取了公众的视线。而那些沉重的话语宝石，却只能沉没于水底，跟泥沙混杂在一起，无法得到必要的凝视，由此造成严重的价值倒错。当精英文学继续沉浸在占有时间的快乐之中时，大众文学已经迅速占领了空间。
与此同时，那些坚守文学信念的作家，在几乎无人倾听的状态下，不倦地从事汉语书写，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收藏的文献，它们以手稿、打印稿或网页的形态在世，其读者限于微小的圈子。在诗人余地自杀的背后，正是文学所面对的最深切的孤独，它像瘟疫一样扩散，一直伸展到历史深处。这就是汉语不能承受之“轻”。
汉语文学退化，跟世界文学的整体性危机相关，它是轴心时代终结的征兆，但另一重要的本土原因，在于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完全依赖于“国语”和“简体字”这两种书写工具。它们提供了隐秘而强大的工具语法，犹如坚硬的文化印模，把所有的书写活动压入了规范的凹槽。事实上，只要以行政方言“国语”为基准进行文学书写，就能强行矫正作家的内在（心灵）话语。所有那些不适合用“国语”表述的地域（或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在其尚未发声之前，就会遭到“国语”的过滤和删除。正是这种“国语写作”塑造了文学的体制化面貌，并令作家丧失了从地域文明中汲取文化养分的空间路径。
无独有偶的是，书写工具“简体字”，再度摧毁了本土最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解构中国文字象形和会意法则，粗暴切断了文明传承的时间路径。那些珍贵的历史密码，藏匿在繁体字的形体里，被书写者所临摹、学习、顿悟和传承，由此保障了优良的文化传导性。但那些美妙的符号遗产，却因“简化”手术而变得烟消云散。作家根本无法利用日常的繁体字书写，从字符密码中汲取文化养分。这种空间路径和时间路径的双重丧失，就是三十年中国文学所面对的历史处境。
回到当下文学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幽灵正在四处出击，探求新的寄生空间，从影视、游戏和短信的新媒体那里获取力量；更年轻的作家则忙于收集大数量的读者，指望从市场里获得高额版税；只有少数作家在继续坚守文学的内核，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信念。这很像尤奈斯库戏剧《犀牛》中所描述的场景。当小镇上的全体居民都竞相变成犀牛时，只有个别人拒绝了异化的潮流。但这种针对时尚的抵抗，却只能谱写新的荒诞喜剧。作家坚守人类的形貌，也即捍卫文学本质，对于已经集体变成“犀牛”的种群而言，无异于新的怪物。文学的命运，早已被历史所无情地设定。这是文学的不幸，也是它最高的光荣。
意见空间的文学丑角
三种空间的历时性结构
就在文学研究会议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刻，我们却陷入了一个深刻的逻辑悖论：以最没有公共性的方式探讨着公共性话题。这似乎是纠缠学院知识者的最大困境。
所谓公共空间的概念，应当按领袖—民众的二元逻辑，分为下列三个理论级位：一、规训（宰制）空间：以古典集权政治（政权或教权）为控制轴心，由大数量民众所热烈拥戴的垂直空间；二、主导空间：近代知识精英及其民众追随者共同构成的斜面空间，具有某种威权性，但普世的人本价值已融入基础语法；三、对话空间：哈贝马斯所描述的现代市民空间，也就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价值上的中产平民的水平空间。
以上三种公共空间构成历时性的演进过程，同时又成为共时性的理论模板，成为我们描述现代社会的基本模型。其中，规训（宰制）空间最为悠远，可以径直上溯到秦帝国时代；主导空间虽然源于古希腊城邦社会，却在文艺复兴之后才发育成熟；而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则是公共平台发育的现代形态，描述着战后德国及其整个西欧中产阶级社会的基本面貌。
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发育线索，经历了从第一时期向第二时期的转型。而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两种形态的混合型之中，距离哈氏模型还路途遥远。基于中国的现实语境，简单照搬哈氏理论，只能引起更大的学术混乱。为此，我想从一些现实公共事件出发，来探讨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形态以及作家在公共领域的言说危机。
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文学参与公共生活曾经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和政治运动的焦点。从对胡风、丁玲、冯雪峰的批判，到反右斗争和“文革”，在所有那些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是被宰制的。作家是道德的负面象征，并总是沦为被操控的权威政治的祭品。作家不仅受到精神性重创，而且整个生命都遭到粗暴的击打与制裁。丁玲被放逐北大荒，侥幸活到1980年代，而更多的作家如胡风之类，至死都是人格卑微的罪人。他们的佝偻背影，映衬着乌托邦彩虹的瑰丽造型。这是中国式规训空间的基本形貌。
1976年4月爆发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文学开始在公共事件中第一次扮演了积极自主的历史角色。进入“新时期”之后，作家进一步成为公共心理安慰师，向民众提供各种话语药物，以治疗“文革”带来的严重创伤。与此同时，文学批评家加入了思想解放和人道主义的探讨，以“铁肩担道义”的方式，向民众发出了不倦的召唤。但毫无疑问，文学的这种公共性，不是民主理性的公共话语交往的结果，而是批判知识分子单向灌输的结果。它的资讯正确性，不能掩盖其作为主导空间的基本特征。
1992年第二次改革开放，导致批判知识分子的严重边缘化。消费社会迅速发育，市场价值上升为最高价值。而文学研究在发出一声“人文精神”的叹息之后，便龟缩回学院深处，接受教育评估指标的规训，成为制造学术垃圾的庞大机器。无独有偶，文学创作日益丧失社会批判性，甚至缺乏基本社会观察力和表达力。文学的公共交往能力发生严重退化。中国社会的畸变，不仅打断了向对话空间进化的进程，反而向规训空间急速退行。
第四空间的诞生
就在规训空间复辟和批判知识分子退化的同时，鉴于数码技术的发展，从二十一世纪零年代开始，一种有限的意见空间逐渐形成，互联网民众代替了作家和批评家的角色，成为发表公共意见的最大主体。这是对批判知识分子的历史性否决。新型的意见主体是广泛的社会群体，其中包括中产阶级、大学生和职业复杂的青年市民等多重社群，他们之间有着全然不同的趣味和价值取向，却在匿名表达意见方面具备共同诉求，而这正是意见空间诞生的摇篮。
在意见空间尚未形成之前，国家叙事曾经是唯一的声音，它垄断了全部公共意见，尽管破绽百出，却不必担心来自民间的挑错行为。因为民众根本没有表达意见的基本媒介（平台），所有的公共声音是被严密过滤和修正的。他们的零星看法，被限定于街谈巷议的卑微范围；而它们之被引用，是因为完全符合规训者厘定的尺度。但互联网技术改变了这种图景，它向民众提供博客（私媒体）的精致平台，从而把中国推入“有限的意见空间”的大门。
有限的意见空间，无非就是意见空间的某个初级阶段。它跟哈贝马斯的定义完全不同。在诸多方面，中国社会都已越出西欧和东欧的演化轨道。在尚未完成宪政民主、自由、平等、社会公正、个人尊严等核心价值建构的情况下，中国公共空间开辟出了自己的独特路径，就其本质而言，它介于规训空间和主导空间之间，同时又被数码科技赋予了民主化的清新面容。
这种意见空间的基本特征是：一、就意见主体而言，各种民间意见在互联网上出现和流传，监督着政府及其官方文人的言行，它同时拒绝了国家威权和知识精英的规训与主导；二、民众的意见表达显示出精神分裂的表征，它在理性与非理性、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剧烈摆动，它一方面探求公共事件（如华南虎事件）的真相，同时也无力自我过滤攻击性语词，使民间批评染有浓厚的暴力色彩；三、意见发表权的普及化，导致了意见数量的大规模繁殖，而意见个体则往往会被这种群体声音所湮灭，形成互联网时代特有的“广场效应”；四、民众意见的发布空间，受到 “敏感词系统”的严密呵护，不仅如此，数量庞大的网评员以普通网民身份制造舆论，干预和引导着公共意见。互联网管理者的这些创造发明，对中国意见空间的未来走向产生着微妙而深远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意见空间是“数码技术民主”带来的伟大成果。“意见主体”曲折地繁殖起来，以匿名和隐身的方式，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这是旧的规训空间所无法想象的事变。我们应当正视中国转型社会的这种进步。
在意见空间的初级阶段，基于民众语文水准（阅读和书写）的大幅度提升，国家叙事开始丧失原有的威权优势，变得捉襟见肘起来。民众由被规训者转型为评判者，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分野。民众不仅是找乐子的专业哄客，也是严肃追寻真相的业余侦客。他们放肆地点评文官的行藏与言说，探查其中的逻辑错误，给他们的“作文”打分，高声嘲笑其修辞水平的低下。这已经演变成2008年民众娱乐的重大项目。仅以“俯卧撑”为例，这个“关键词”的表演空间，从最初的语词范围，一直扩散到图像和行为艺术，成为当年中国文化语词的最高代表。
意见空间里的文学丑角
面对早期意见空间的网络舆论，作家的言行变得岌岌可危起来。作家针对公共事件在公共领域的发言，正在受到民众的密切监督。那些伪饰过度的国家修辞变得可笑起来，沦为大众的日常笑料。
不妨以轰动一时的“余王事件”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名的散文作家余秋雨，其叙事模式完全依赖于单一和单向的点对面传播。在经历书写、出版、印刷、销售和阅读等诸多环节之后，这种叙事完成了精神诱导的目标。在九十年代中期，精英作家跟零度反省的受众组成主导空间，它与八十年代的唯一差别在于，市场开始参与其间，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
正是基于这种“精英+市场”模式的支撑，余秋雨可以肆无忌惮地展开眼
泪叙事，不必有任何黄雀之忧。余式眼泪最早闪现在《文化苦旅》里，被成功地嵌入敦煌爱国主义框架，俨然是一堆廉价的蕾丝花边。这种煽情策略当时并未遭到读者质疑，反而被中学语文教材推崇为散文样板，由此营造出所谓“新语文”的酸腐气味。
但余秋雨没有意识到，在地震时代，整个文学状况已经发生剧烈的变化，作家的公共言说，面对着意见民众的严格探查。眼泪修辞（《含泪劝告地震灾民》）无法继续忽悠有头脑的民众，反而暴露了这种道德抒情的伪善属性，令作家本人沦为过度表演的文学丑角。在这场话语战争中，中国网民显示了某种进化特点——对廉价的眼泪叙事的警觉和鄙视。
跟余秋雨发表在博客上的粗陋文章相比，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坟墓抒情《废墟下的自述》，似乎具有更鲜明的“文学”特点。它是一篇所谓古体诗词，以“江城子”的词牌写出，“悍然”发表在2008年6月6日《齐鲁晚报》的“青未了”副刊上，乍一看是对汶川大地震的一种道德反响，其实却是借公共事件之题所发挥的政治表演，旨在以拟人（拟鬼）手法向权威发出礼赞。
这显然是当事人的惯用手法，也是官样文学的历史常态。鉴于那些可以理解的原因，此类文本从未遭遇过戏剧性的事变。但在汶川大地震期间，肉麻的“马屁文字”，竟然被嫁接在死难者身上，从而引发网民、时评家和媒体的愤怒抨击，迅速演为重大的公共事件。就连中国作协主席铁凝，都被迫出面宣称王诗“内容不妥”，并称“作家应该遵从起码的社会公德”。这是官方机构第一次公开批评自己的地方成员，被舆论界视为作协自我进化的一种努力，同时也暗示着一种重要的变化——意见空间不仅已经诞生，而且开始实施其良好的民主监督功能。作家的公共言说，必然要经受这种道德问责的洗礼。
意见空间的文学挣扎
中国意见空间的形成，有着资讯—娱乐时代的宏大背景。该时代企图把所有的文化都变成具有娱乐属性的消费品。这是文学所面对的温存敌人。它要从消费主义的角度考量文学，并对文学的命运作出严厉的判决。
我们已经看到，从九十年代第二次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文学期刊开始大规模萎缩，除了《收获》这样的孤例，绝大多数杂志都已走向事实性消亡，尽管它们都在苟延残喘，却基本退出了阅读—传播的链索，成为一堆失效的废纸。在互联网提供的交互性模式兴盛之后，单向传播的文学日益衰败，而文学进入公共空间的路线图，需要被彻底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