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海盗猖獗，明帝国开始实施海禁，皇帝被迫放弃了朝贡贸易，同时也严禁民间的跨国自由贸易。郑和的宝船舰船被拖回，逐渐成为一堆历史的破烂。朝廷还规定建造双桅以上的船只即犯死罪，并准许沿海总督摧毁所有远洋航行的船只，逮捕驾船下海的商人。在文官集团的声讨下，郑和留下的大批档案不翼而飞，有关航海大发现的知识和技术被彻底清洗。伟大的梦想被悄悄埋葬在皇帝的后花园里。
郑和的航海遗产遭到了彻底湮灭，只有他的文化遗产被海外华侨所秘密继承。全球各地的唐人街上，到处弥漫着郑和的气息，但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来历，也没有人把它们与郑和的名字挂钩。作为历史悲剧主角的郑和，至此走到了命运的尽头。
原载《东方早报》2005年7月5日
茅台酒的文化象征
茅台酒，中国最贫穷省份之一所酿造的酒品，经过上百年的文化酿制，击败所有酒种，擢升为华夏民族最昂贵的奢侈饮品。
酒是充满政治气味的日常饮料。但朗姆、杜松子、伏特加和威士忌等烈性酒，却被各国政治外交场合所禁止，唯独能在中国官场豪迈地流行。正是这种官方榜样，鼓励了盛大的美食和纵酒运动。尽管最近有些地方当局出台限酒令，严禁公职人员工作日和非工作日执行公务时饮酒，但它对酒的销量没有产生负面影响。酒桌政治的最佳时刻不在执行公务之时，而是在“下班”后的晚餐上。禁酒令机智地绕过了最重要的时刻。
茅台酒，色泽澄亮而微黄，芬芳四溢，在夜幕下说出中国式的美妙酒语。酒桌是茅台的唯一战地。酒酣耳热之际，身份的强硬边界变得柔软了，人的羞怯与戒惕悄然失去，舌头变得灵巧或笨拙起来，言辞随意而嚣张，营造着一种自信、恳切和亲昵的气息。像所有五十度以上烈酒一样，茅台扭转了权力场的角色关系，并重塑着所有饮者的公共面容。与此同时，茅台酒自身也成了中国酒桌政治的芬芳隐喻。
这是中国式关系学的最高境界。它要重新修订被衙门所限定的身份规则。酒桌政治，无非是微观权力叙事在餐馆里的投射，一种办公室政治的亲密对偶，它令人联想起各种有趣的政治术语：权力舞台、官僚政治、名利场、贪腐圈和行贿通道，等等。酒桌是如此的暧昧、肮脏而又亲切，在杯盘交错之中，密谋被轻松地达成了，仿佛只是些漫不经心的私语。以一个旁观者的偏激眼光看去，在当代官场，似乎每个酒杯都装满了难以启齿的秘密。
不仅如此，茅台酒还支撑了男权主义在中国的绝对地位。茅台是男人的顶级瘾品，它跟女人基本无关。茅台赞助了男权文化，把男人跟权力和野心紧密编织在一起。茅台是中国男性符号的转喻，它要重申男人炫耀、博弈、社交和放浪的微观权力。这权力超越了社交酒桌的范围，而向内扩散到私人客厅、卧房和家庭，呈现为跟温软酒香相反的坚硬格调。那些造型保守的红白二色酒瓶，伫立在豪华的玻璃酒柜之中，被装饰小灯泡所照亮，仿佛是一座权力的界碑，向家庭女眷们发出含蓄的警告。
酒桌权力学是中国人发明并发扬光大的文化体系。华夏农业时代曾向它的居民提供过各种酒品，如各种谷类酒（如白酒和黄酒）、果酒、花酒（桂花酒、菊花酒、莲花酒）和药酒（椒柏酒、枸杞子酒和人参酒），但没有任何一种酒能像茅台那样，从中国政治权力结构中获取强大的象征价值，而我们竟然难以知晓这其间的因果关联。
茅台酿造的神秘性、困难性以及数量稀缺性，可能是支撑这种神话的重要原因。据说，茅台酒的酿造，依赖于空气中的神秘菌体，而该菌体仅存于茅台酒窖方圆数百米的上空，任何迁移式的仿制，都无法再现茅台原浆的独特风味。但这只是一个迷人的推测而已。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生化手段能测定和捕捉这种传奇生物。
茅台酒奇特的自我表达能力，也许是推动神话叙事的另一类力量。有一则被不断引用的传说声称，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送展者故意打破酒坛，导致酒香四溢，引起参观者的轰动。这个无法考证的传说，后来居然跟前总理周恩来发生了重大关联。民间讲述者甚至宣称，正是周恩来本人亲自向送展者秘授了“碎坛传香”的妙计。然而，在举办该博览会的1915年间，周恩来还在天津南开中学念书，恐怕没有机会指导那场爱国营销活动。依据晚清和民国的统计资料，我们也没有发现茅台酒因酒香四溢而被海外大量订购的迹象。
茅台酒厂编撰的宣传文本还进一步指出，该酒在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
上获得金奖，而这一殊荣已成茅台魅惑世人的价值支柱。但《看历史》杂志的记者调查发现，它当年仅获得一枚普通的四等银奖而已，同时获奖的中国产品其数量高达1 211个，其中一等奖57个，荣誉奖章二等奖74个，三等金奖258个，四等银奖337个，第五名铜奖258个，荣誉奖227个。而在如此众多的中国产品之中，茅台并未实现“脱颖而出”的梦想，反而是山西汾酒和张裕葡萄酒，拿回了真正意义上的一等奖章。
茅台的现今地位，或许取决于周恩来总理的卓越努力。正是基于其个人嗜好，茅台得以战胜四大白酒之汾酒、西凤和杜康，成为酒桌政治学中推动博弈、谈判、和解与交易的最高液体。
酒量据说深不可测的周恩来，利用茅台款待外国宾客，展开酒桌微笑外交，风度翩然，开创当今酒桌政治的伟大先河。周恩来用茅台款待基辛格、尼克松和田中角荣的照片成为茅台外交的强硬证据，被广泛引用于各种历史记忆文献之中，令周氏外交散发出持久绵长的香气。
“茅台”被选择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符号。在旧帝国晚期，它是一种民族指数，用以表达农业文明进化的深度；在毛泽东周恩来时代，它是权力指数，用来衡量饮者地位及特权的高度；而随着“中国模式”的消费时代的降临，它演化为贪腐指数，用以测量官场和商界“亲密合作”的广度。茅台酒的这种语义变迁，正是中国社会演化的一个侧影。
茅台神话催生了所谓“茅学”的诞生。这种“学问”被用以专门制造、捍卫和传播这种酒品神话，并跟制造商和经销商构成紧密的联盟。那些热情编织的歌德文字，过去曾在皇帝身上大范围运用，而今却成为一种关于酒品的隆重赞词。所有这些神话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断推升茅台的价格，把它变成中国最昂贵的饮品。但这场价格泡沫的狂飙，却无法改善贵州民众的贫困生活。
一个世纪以来，每市斤酿造原料仅需2.4斤高粱和2.6斤小麦的茅台，其价格剧升了数百倍之多，2010年已涨至每瓶千元以上，只是在市场上大量涌现的茅台，八成都是仿冒的赝品。而奇怪的是，一方面它被中国人狂热地品尝和收藏；另一方面，据说跟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齐名的三大蒸馏酒之一的茅台，却始终没有被西方人接纳，成为其日常生活的必备饮品。这情形跟景德镇瓷器、江南丝绸、松江棉布和徽闽茶叶的遭遇截然不同。后者曾经是欧洲市场上最受青睐的器物。茅台酒的全球化计划，面对着坚固的口味壁垒。追求含蓄风格的西方人，似乎并不喜欢这种香气浓烈的饮料。而茅台酒的自产自销，加剧了它的“土产”特征。最终，越过一个世纪的“巴拿马金奖”之梦，茅台酒大步退缩，成了孤芳自赏的文化象征。
原载《睿士》杂志2011年7月刊
茶、瓷、丝的三位一体
——华夏帝国的器物贸易
茶、瓷、丝，器物的三位一体，典型的华夏帝国制造。跟“四大发明”截然不同，它们不是基于物理学原理的技术发现，而是三种包含独立技术的商品，属于远东农业文明，并一度构成全球贸易的坚硬核心。郑和的宝船舰队，使用指南针技术、火炮技术、装载大量《烈女传》和《历书》之类的印刷品，尽管这些器物都源于“四大发明”，却不是朝贡贸易的对象。它们看起来只是一些忠诚的仆从，为茶、瓷和丝的远洋运输而辛勤工作。
茶是一种自然饮料，被用以矫正存在的状态——提焕精神，激发思维，同时保持内在的理性，跟酒的功能形成鲜明的对比。作为酒神的对偶，茶神的纤弱身影，率先出现在华夏文明的腹地。根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称，当年周武王（？-公元前1043年）伐纣，从巴蜀之国得到了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等贡物。文中的另一段记载还说，在那些种植园里，生长着嫩香蒲和香茶（“园有芳弱香茗”）。据说这是人工种植茶树的最初记录。茶神面容安详，从此走进了远东民族的日常生活。
茶在华夏地区的全面兴盛，可能源于佛教寺院的发达。大唐帝国弘扬佛法，导致和尚阶层大规模扩张。而茶受到禅宗的大力推崇，成为彻夜谈玄的工具。它最初只是一种刺激神经的药材，令僧人们的哲思和对话变得激动人心，而后才被注入士大夫的高尚趣味，升华为文人精神的象征。诗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如此描述它的功用：“一饮涤昏昧，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这是饮茶改变存在状态的话语证据。寺院的钟声和茶香，反复修理和尚、官员和文士的灵魂，把它们导向清静宁馨的状态。
茶神在明代已完全融入士人的灵魂，进而成为隐逸人格的化身。茶道日益成熟，俨然成为独立的亚宗教。茶神精神散射着前所未有的光辉，文人撰写的茶经达几十种之多，从茶叶制作和储存、水的选取、器物的功能、煎煮方式、茶寮修造和品茶趣味等方面，精细地构筑茶的伟大道路。茶道是中国饮食宗教的最高形态。
茶神是收敛而含蓄的，她意味着一种有节制的超越；越过冰清玉洁的瓷盏，她呼出了理性存在的淡香。徐渭在《陶学士烹茶图》里赞美说：“ 醒吟醉草不曾闲，人人唤我作张颠。安能买景如图画，碧树红花煮月团。” 这是奇妙的精神镜像，我们就此观看到明丽清澈的图画：在碧树和红花之间，煮茶的程序正在悠然展开。吟诗和书写，酒醉与苏醒，癫狂与理性，所有这些对立的元素，都在茶的领地里获得统一。徐渭透露了一个文化事实：茶与酒的轮值制度，是中国饮品文化的最大机密。文人交替饮用这两种饮品，在清醒与癫狂之间摆动和涨落。这是耗散式的结构，它从对立的两极出发，机巧地调节着中国人的心灵。
茶神精神的本质就是孤独。基于士大夫的信念，她始终坚守着自身的纯洁性，拒绝跟其他物质苟合。这贞操就是茶神的特征，也是维系其全部趣味和信念的基点。忙碌的士人们洞察了茶的这一本性，并要从水质、盛器和操作程序等方面来维系这种本性。这是一场茶神精神的保卫战，它制约了市井阶层发明奶茶的冲动，并最终演化为东方人的终极关怀。
欧洲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对绿茶和团茶没有兴趣，却在十九世纪发现了红茶的魅力。由于葡萄牙公主凯瑟琳的宫廷示范，红茶的兼容性被揭示了：它能够跟牛奶与糖结盟，由此构成香气浓郁的奶茶。此前，早在十三世纪甚至更早，鞑靼人就已发现了这类动植物原料混合的魅力。而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种茶奶香气更放肆地弥漫于宫廷和贵族沙龙之间，成了奢靡生活的象征，继而又蔓延为平民的下午茶狂欢。它还是大英帝国开明专制下的新式茶道，迅速升华为关于教养的隆重仪式，优化着帝国臣民的日常举止。
英国对茶叶的接纳和依赖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改变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丝绸本质，向以茶为核心的茶、瓷、丝的三位一体飞跃。而在那场狂热的单边贸易中，瓷器的价值也得到了重估——它是贮存和品啜茶叶的最佳容器。但跟郑和时代不同，它不再是形单影只的容器，而是茶叶的最亲昵的伴侣。
瓷器是陶器的成熟样式。它像陶器一样保持可塑的面貌，却比陶有更精细光滑的表皮。那些釉层在高温下发生窑变，产生出奇异的纹理和色泽。瓷器是所有器物中变化比较激烈的一种，从柔软的泥土升华为坚硬秀丽的事物。在漫长的岁月里，它始终是饕餮民族的专用容器，用以盛放那些绵绵无尽的琼浆与美食。
汉代的茶器只有炭炉、炭铗、捣茶石舀、杵、陶罐和陶碗等少数几种。但到了明代，就在器物大爆炸的时刻，它完成了自我繁殖的程序。高濂《遵生八笺》一书里，罗列的茶具达二十三件之多，已经到了繁复的地步，但它的核心器件只有茶盏和茶壶两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