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奥说，在同学当中，他觉得自己就像个陌生人，一个不属于他们世界的另类。有一次，德奥和一个同学说起他从小就放牛，这时有个同学很真诚地问：“那你是把牛奶存在冰箱里吗？”德奥的经历和他的同学都如此不同，他们根本无法和自己的经历相联系。德奥在校园里总是面带笑容，而他明白，自己的笑脸之下掩盖着的那些感受是谁也无法了解和分享的。有时，几个知道德奥经历过种族大屠杀的同学问起他的遭遇，德奥却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们解释。那时他还没有遇见保罗·法默和诺雅，他从没和谁仔仔细细讲过自己的境遇。德奥想：“这不是语言能表达得了的。”但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德奥已经开始寻找这些语言了。
我想象着这样的画面，夜深了，德奥坐在巴特勒图书馆的通宵自习室里，面前展开的是康德、休谟、柏拉图等他最喜欢的几位哲学家的著作。他试图从中找出一种方法，可以让他把自己的一切遭遇表达出来，希望能在这个已经不值得信赖的世界中找到一些可靠的东西，找到一种结构完整的信仰，一本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让他在索引中找到“种族屠杀”这个词，并能够据此查到这个词和整个宇宙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我想，德奥是在寻找一种治愈孤独的方法——既是广义上人类整体的孤独，也是他自己的。当然，他并没能找到。
那时，德奥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安全而自在。在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后，他终于远离了那些恐怖的事情，想到这些，我感到非常欣慰。但不可避免的是，这种距离和安稳的状态就像一堵高高的围墙，阻隔在德奥的记忆与他试图理解这些记忆的努力之间。德奥的经历让他变得在别人看来有些神秘，特别是在这座校园中。我想象着，德奥抱着书，走在去哲学课的路上，匆匆地从《思想者》雕塑旁边经过。这座重达几顿的雕塑好像在向这个资历尚浅的本科生说：“看，思考就是这样。”我们没进到哲学楼里面参观，我问德奥里面的教室什么样的。
“那些教室都很漂亮。”德奥说。他描述了里面的大书桌、厚重的椅子、还有大大的窗户。
比起其他本科生来，德奥更有权利同别人探讨“恶”这个问题。我想，德奥一定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教学楼中将经历全部讲出——在某节哲学课上站起身来，说说他的经历，就像他后来在健康同盟所有工作人员面前讲出一样。那样的话，整个教室的人都会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德奥从未这么做。他曾做过的和这最接近的事情，发生在道德哲学入门课的课堂上。
“讲师是个挺年轻的人，很有激情，也很认真。”德奥回忆道，“当时，他在课上讲‘动物不会思考，只有人才会思考’。这个说法让我很感兴趣，我就问：‘那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我们人类会思考、有理性，而动物就没有理性呢？’讲师回答说：‘动物为了食物和同类厮杀，他们依靠本能行动，就是这样。’”
德奥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这个说法。他了解牛，也了解民兵，而说起理性，他觉得无论如何还是牛更为理性。在布隆迪的学校，德奥从小就被教育不能对老师的话质疑，但是这次他确实忍不住说出来。德奥告诉这位讲师，他家以前养了几十头奶牛，每一头都有自己的名字。如果你叫一声牛的名字，只有被唤的那头牛才会走过来。德奥从小看到的那些牛不仅知道自己的名字，而且能在那么多牛里认出自己的孩子，还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孩子，这怎么能说牛不会思考呢？牛还会很多其他很有趣的事，这些事不是简单地用“本能”二字就能解释得了的。讲师怎么能认为这些动物都很愚蠢，不会思考，没有自由意志呢？也许只是因为我们人类还无法理解它们特有的语言，也许是因为我们进化得还不够高级，又或许动物们现在正在嘲笑我们人类。如果动物只是为了食物而猎杀——虽然它们通常会这么做，但却不仅有这一种状态——那它们比人类要理智得多。看看卢旺达发生了什么，看看那里，还能谈得上什么人类理性吗？
卢旺达是个极端的例子，讲师说，是特例。当时课堂上有大约四十个学生，他们都一言不发。
“那些同学可能觉得我有点烦，”德奥说，但是那时他根本没办法停下来。他一直和老师讨论、争辩，直到下课，他还把讲师拦在教室门口，继续和他争了半个小时。最后，讲师告诉德奥他得去赶地铁，德奥说自己正好也要去地铁站。“我一直跟着他，因为他没能说服我。卢旺达不是特例，不是。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美洲印第安人……许多地方都发生过这类事情。”
这段记忆让德奥感到很愉快。在布隆迪的高中，如果你问了老师一个问题，而老师回答不上来，那么你会被罚到外面在雨里淋上一个小时，甚至一整天。“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悲惨和可怕的事，但我觉得有上帝保佑，我是幸运的。”德奥说，“如果我还身在布隆迪，甚至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我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从这里学到了很多。在这儿，坐在教室里，拥有那么多学习资源，老师也都热爱教学，喜欢从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为自己学生的进步而由衷地感到高兴，这些是我之前完全没有体验过的。这里让我的思想更加开阔。这儿的老师像是同事一样，对学生平等友善。”
再次上道德哲学课时，这位讲师建议德奥读读汉娜·阿伦特写的关于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文章。德奥根据这个建议，读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对平庸之恶的报告》。读完后，德奥问自己：“如果当时德国人对希特勒说‘不’，事情将会怎样？”当然，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问过，而且德奥也对自己的同胞问过同样的问题。德奥告诉我，看了希腊神话后，他觉得谋杀和暴乱是自古就有，完全没有解释。和修过这门课的许多学生一样，德奥在学过哲学后觉得自己没有找到什么答案，反而有了更多的问题。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他还是学到了许多东西。
“就算只是在这附近走走转转，你的大脑也会不停地思考，一直在运转，我非常喜欢这样。”德奥说。
我们临走前，德奥想要再去看看几处他课外常去的地方：哥伦比亚大学旁的那条晨边快速路上的长椅，从那里可以看到哈林区，还有河滨教堂和圣约翰大教堂，后者是一座位于晨边高地的巨大哥特式建筑，从校园走一小会儿就到了。我们在教堂中离圣坛有些距离的长椅上坐下，祭坛边好像在进行着什么仪式，我们离得太远，听不清楚在说些什么。
“这里太美好了，”德奥说，“我第一次来这里是在美术课上。当时我想：‘上帝，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难道比这儿还要好……’”德奥笑了，“你看看这儿就知道我什么感觉了。”
教堂空间四边是高耸的圆柱，整个教堂宽敞异常，光线阴暗，充满神秘感。我们说话的声不由得放低了些。在我看来，德奥就是在这里以及其他教堂中，把他经历过的种族大屠杀和对上帝的信仰平衡起来。德奥打趣地总结道：“我确实信仰上帝，这点我很确定。我认为上帝先是赋予了人类强大的能力和智慧，然后说：‘好了，现在你们要靠自己了。我有点累，想小睡一会儿。你们现在长大了，应该自己照看自己。’”德奥顿了顿，继续说，“但我觉得上帝有点睡过头了。”
在曼哈顿，学校附近的区域人口相对少些，德奥经常待在教室或是教堂，思考着在布隆迪和卢旺达发生的灾难性暴动。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德奥认为，穷困不是暴乱的唯一原因，而是首要原因。在这其中，有一个学者们也常常忽略的前提：在那里，大部分人没有接受过教育，或是只受过很少的教育，而即便是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是在暴力中学习。劳苦、贫困、饥饿、病痛以及儿童早夭的事情再普通不过，所以妇女在绝经前都要生育更多的孩子。德奥告诉我：“妇女的身体受到了太大的摧残，所以她们三十岁的时候，走起路来就已经和老太太一样，弯腰驼背、颤颤巍巍。这些妇女白天种地，傍晚时就下山打水、做饭，而女人却完全没有自己的私人财产……”德奥继续道，“在那里，几乎所有的人体内都会长虫，他们一出生就染了虫，而那些虫子会纠缠他一辈子，直到死。你能想象这种生活吗？非常痛苦。在这种条件下，人怎么可能会理智思考？到处都是苦痛。虽然我常常诅咒那些互相残杀的人，但其实他们确实太苦了，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他们已经不是他们自己了，而成了别的东西。”
有些历史在德奥看来完全不真实。比如说，有些作者描写布隆迪国王，将他们写得好像和欧洲的国王一样过着奢华的生活，住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而不是简陋破旧的草顶木屋。有些对布隆迪暴乱的报道让德奥很愤怒，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报告过多地把责任推到了图西族身上。当然，德奥是个被追杀的图西人，他经历了所有噩梦一般的恐怖逃亡。但是他觉得，在布隆迪和卢旺达，大多数的图西人也好、胡图人也好都和自己一样，完全是无辜的，而其他人则是被那些自私的领导者引入了歧途。甚至那些领导人，德奥想，也都非常难过，因为他们的权力完全是靠刀和枪维持，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根基。他们之所以如此行使自己的权力，也是为了生存下去，以摆脱沦为受害者的命运。
德奥能够这么想确实非常难得。有过和他类似经历的人，大多数都会把所有人分成好人和坏人、胡图人和图西人，仅此而已。德奥得以在哥伦布亚大学求学，通过哲学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学习，让他能够避免成为一个被仇恨蒙蔽了心智的人。
“确实，我也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宽容的人。”德奥说，“我学到很多东西，其中就包括即使在你认为自己已经很确定时，也要乐于继续探究，明白永远都有不确定的东西，要留有余地。我还学到，总是和你保持一致的人未必就是你的朋友。身处困境，能让人学到很多东西，但首先要克服困境。而且想要实现你的梦想，永远没有现成固定的公式可以仿效，有的只是磨炼和错误。”
这些都是些老生常谈，是每个人在大学中都会学到的东西，但我很喜欢听德奥讲这些。他让自己从一个不理智的泥潭脱离出来，在那混沌中，无论是民兵还是奶牛都失去了理智，但他清醒了过来。我和德奥坐在教堂中，感受到他的这些想法，想到这些年德奥自己坐在这里，一点点抚平身体和心灵上的伤痕及怨恨，我感到十分高兴与欣慰。我想，这里一定也是德奥的一处避难所，在这儿，德奥可以不受痛苦的回忆和担忧的困扰，特别是对家人的担忧。这种感情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都还时常泛滥，占据他的大脑。
“我都不知道我来圣约翰大教堂多少次了。”德奥说。
“只是在这儿坐着，思考，希望从中理出点头绪来？”我问。
“对，这里这么宁静，人的思维更加开放、包容。你看，我确实很成功地为自己找到了一些宁静的角落。这是我自己找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