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大屠杀持续了两个月，至少十万胡图人惨遭杀害，其中很多人遭到了令人发指的虐待。约有十五万人逃亡，大多数人逃到了邻国卢旺达。布隆迪这次针对胡图人的大屠杀更加加深了掌控卢旺达政权的胡图族的恐惧，强化了他们对图西族的敌视，也巩固了胡图统治集团的地位，最终导致在卢旺达爆发的对图西族的大屠杀，大量图西难民逃往布隆迪。而在卢旺达发生的一切又使得布隆迪图西族为1972年的屠杀找到借口，而且有理由继续奉行针对胡图族的歧视政策。同时，从布隆迪逃出的胡图族难民和卢旺达逃出的图西族难民一直保持着对大屠杀和社会不公的强烈愤慨，这些难民营也就成了酝酿反叛运动的最大舞台——其中最主要的区域有位于乌干达的卢旺达图西难民营和位于坦桑尼亚的布隆迪胡图难民营。每个民族都对另外一方充满恐惧，这种恐惧深植于两个国家的人民心中，而且也成了两个集团分别维持其统治的工具。
1972年至1988年这段时间正是德奥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布隆迪国内表面上看来比较太平。当时掌权的军事政府和其支持者将1972年大屠杀称做“那些事件”。国际救援者似乎也对这种隐晦的说辞很满意，并继续为布隆迪提供发展援助。这些援助对维持政权至关重要，而且也是极少数人最主要的财富来源。这种和平的表面之下掩盖着的，是深深的不安和恐惧。在这十几年间，因为这些讳莫如深的“那些事件”，许多胡图家庭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去上学。而政府中的掌权者一方面继续利用恐惧维持统治，另一方面自己也深陷恐惧之中，这一点不言自明。政府加强了对国民各个方面的统治，国家经济也是一片混乱。政府新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而这些国有企业却又助长了掌权者任人唯亲、贪污腐败等丑恶行径。
这种表面太平的形式一直持续到1988年，那年爆发了胡图族起义，但随后即遭到镇压。那时德奥一家在树林里藏了一周左右就是这个原因。这一次，国际援助组织表了态。因为担心丧失外国援助以及出于种种其他考虑，布隆迪总统开始进行改革，很多胡图人被纳入到政府机构中。五年后的1993年，布隆迪进行了民主选举。这一件事受到了国外观察者的广泛好评，但是这次选举对布隆迪政府中处于中下层的图西人来说也是一个严重威胁。他们中很多人在恩达达雅当权后丢了饭碗，而失业就意味着要重新回到贫困的大众群体之中。另一方面，对很多图西军人来说，图西族马上就要丧失对军队的统治，而这对他们意味着更为严峻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恩达达雅总统（以及国民议会的主席和副主席）被杀事件，然后就是德奥漫长的逃亡和布隆迪内战。
根据粗略估算，约有一万五千布隆迪人在1993年暴乱中丧命，胡图人和图西人差不多各占一半，其中主要是平民百姓。一段时间后，图西族政治家重新获得政权，战争愈演愈烈。战争主要是在图西族军队和胡图族民兵中进行，然而几乎整个国家的人民都被卷入了战火。这里需要指明的是，布隆迪人并非好战，整场战争中，全国年轻男子中只有3%参与了武装运动。
网上有一个虚拟图书馆，里面有很多关于卢旺达种族屠杀的资料，而关于布隆迪的资料则相对少些。在查阅这些资料时，我对一位名叫彼得·尤万的学者发表的著作特别感兴趣，他曾经在这两个国家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彼得·尤万就这两个国家发生的暴力冲突分别发表了很多文章和著作，在这些作品中，他不仅研究了最终导致灾难性暴力冲突的一系列事件，也综合考虑了政治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经济因素在其中的作用。虽然这两国的暴力事件并不能用某一个因素单独解释，但是彼得·尤万着重叙述了屠杀发生的重要背景——占到两个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生活贫困。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彼得·尤万使用了“结构性暴力”这一术语。最常见的暴力种类就是德奥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的那种贫困，以及其对人的身体和心理所造成的影响：饥荒、疾病、早夭、没有机会去追求更好的生活，特别是无法进入中学和大学接受进一步教育。举例说来，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的生活根本无法同当地富人相比。外国开发人员以及其他卢旺达或布隆迪的特权阶级穿着西装、大肚翩翩，开着豪华的越野车在尘土飞扬的小镇里横冲直闯，这令我想起德奥说他在中学和大学里有很多同学都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暴力还体现在大量失业，很多年轻人处境悲惨，被大量召集入伍或加入民兵组织，还有明目张胆的腐败大行其道，而腐败者完全可以逍遥法外，甚至乱杀无辜的士兵和下令屠杀的长官竟也可以免受惩罚。
在尤万关于布隆迪的著作中，他在描述布隆迪长期战时引入了“微观政治”这个说法，微观政治不仅存在于国家领导人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也存在于城市社区和农村的山野之中：胡图族遭受不公待遇而心怀不满，他们和图西族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互相之间的恐惧也不断加强，最终使得双方为了合理自卫而抢先诉诸武力。地方领导人也都愿意、也有能力组织和加剧暴力冲突。尤万写道：“在一个法律法规形同虚设，同时缺乏有效可靠安全力量的社会中，只要有小部分人打算使用武力达到目的，那么他们所引起的混乱和恐惧足以使得所有人进一步采取更极端的暴力手段。”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转嫁责任的阴谋，由占人口大多数的民族组成的政府想借此消灭力量薄弱的少数民族。而在布隆迪的大规模暴乱则是一场由种族对抗引发的内战，敌对的一方是少数民族组成的政府，另一方是较大民族组成的叛乱集团，双方的武装力量势均力敌。在卢旺达，平民主要因为遭受偏见而被杀害；在布隆迪，是因为出于恐惧。尤万坚持这是两种不同的灾难，绝不能混淆。但是同时它们也有很重要的共同点：“社会排斥和政治族群化。这是在布隆迪和卢旺达暴力冲突中处于中心位置的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就像两颗电子，环绕在极度贫困和制度缺陷这个电子核周围。”
卢旺达种族屠杀爆发于1994年4月，大约四个月后，卢旺达爱国阵线占领了卢旺达大部分地区，屠杀结束于7月。对这场屠杀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有多种估计，最低估计是五十万，最高则是一百万，而大部分意见处于两者中间，认为大约是八十万左右。大约有两百万胡图人逃离卢旺达，但很多暴力分子仍带着武器继续追杀难民。到2006年，大部分难民因为受到坦桑尼亚政府的驱逐，或是在当时还被称做是扎伊尔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遭遇了内战而返回卢旺达。种族屠杀后，卢旺达政权一直握在卢旺达爱国阵线手中，该组织的前统帅保罗·卡加梅将军成为了卢旺达总统。虽然卡加梅政府受到多方批评甚至责难，但该政府依然有很多可取之处。我和德奥一起到非洲时，据说卢旺达已经实现了安定和平——或者按照一些批评家的说法，脱离了战争。
布隆迪发生的惨剧虽然不像卢旺达那样众所周知，但是持续时间其实比卢旺达更长，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实际上，几个非洲国家和西方国家很早就发起和平谈判，四年后，谈判协议最终达成，但是战争却并未结束。实际上，甚至可以说战争趋势愈演愈烈，因为最主要的胡图族叛乱组织并没有参与谈判。又过了三年，这个组织才在协议上签字同意。直到德奥第四次回布隆迪时，谈判依然并未结束，作为第二大叛乱集团的胡图人民解放党在各方面细节上一直纠缠不休，而那时已经是2004年。
德奥途径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回到布隆迪。在内罗毕逗留时，德奥遇见了六位布隆迪和平谈判代表，德奥见过他们的照片，认出了好几个人。德奥远远地跟着他们，看见他们一起进了酒类贩卖店，他们大声笑着，互相拍着背——一群人穿得西装革履，其中既有胡图人，也有图西人，他们看起来好像是一群要好的朋友。德奥和这些谈判代表搭乘同一班飞机飞往布琼布拉。抵达机场时，面对着媒体，德奥眼见这些人又摆出了一副势不两立的架势。
“他们边走边吵，说着：‘哦，不，我们坚决不同意这点！’”德奥回忆道，“他们就像一群疯牛一样争执不下。”德奥看到这个场景顿时感到愤愤不平，在和我说起这件事时，他依然气愤不已，这让我有些吃惊。时至今日，政治依然可以让他感到惊讶和失望。我想，在经历了那么多后，德奥依然没有学会那种玩世不恭的变通。
克服了大量挫折后，布隆迪终于实现了和平。2005年，一部新的宪法生效。根据这部宪法，政府应由多个民族组成。在随后的选举中，前身是最大的胡图叛乱组织的势力获得胜利，但那时，这个组织已经演化为一个多民族政党。新当选的总统之前是一名胡图民兵领袖，上任后，他致力于结束国内种族战争。我和德奥在布琼布拉时，当地依然执行宵禁，而且政府和胡图人民解放党之间不时发生争斗，胡图人民解放党依然没有同意现有条件。但是整体形势依然乐观。最重要的是，除胡图人民解放党之外，所有武装组织都已经被遣散，而且军队和警察实现了完全整合，在其中任职的胡图人和图西人各占一半，这对所有布隆迪人来说都是很有力的安全保障。
尽管国际外交力量在和平调节中的努力虽然有些冒险，但是卓有成效。然而，各方在布隆迪重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还是有所欠缺。根据彼得·尤万的说法，如今国际援助工作又回到了当初紊乱、不协调的局面。每年，外国援助物资大约只有三千万美元，远远少于对卢旺达的援助。彼得·尤万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这些援助基本上就是布隆迪全部的国家预算，而且其中很多钱并没有用到普通布隆迪人身上，而是到了所谓‘专家、顾问、经理’的口袋里。”
自从内战开始后，布隆迪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之前大约一百八十美元每年减少到了八十美元每年，这已经是世界最低水平，而这微不足道的数据还无法说明这个国家的整体贫困。2003年，一个联合国机构根据各国妇女儿童的待遇水平对各个国家进行排名，布隆迪处于倒数第五位。最近，布隆迪又被列入全球最不适宜做生意的三个国家之一。
上面最后一个结论对布隆迪的普通百姓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吃苦耐劳，而且亟需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德奥认为，布隆迪人也非常向往和平——这一概念在彼得·尤万的书中也被有力地论证了。我在阅读彼得·尤万的战后调查报告时有种感觉，在很多方面，德奥代表了整体布隆迪人的想法：对未来并不感到绝望，但也从未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根据一些估算数据，有十万人死于布隆迪内战，还有的称是二十万、甚至三十万。如果你看了足够多的数据就会知道，这些数据甚至变得如同情色文学一般——越是夸张，越是吸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