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隆迪刚刚实现和平不久，而它的邻国卢旺达则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恢复了和平。卢旺达的先进从我们行驶的公路上就可以看出来。比起我去过的其他贫困国家，卢旺达的公路可谓相当优秀，路面不仅铺砌得整整齐齐，而且路况维护得也很好。公路上有警察在徒步巡视，有些警察还装配了测速雷达，而且他们也是恪尽职守地执行限速政策，更没有人企图向我们索要贿赂。我们看到路边有些穿着粉色制服的人，这些都是被判种族屠杀罪的囚犯，他们现在被安排在田地里耕作，或是公共设施建设。很多公众场所已经开始使用英语标识，在我看来，这恰恰说明了法国政府和卢旺达政府之间不断加深的裂缝：有一处路标并未用法语写着“旅途愉快”，而是用英语错误地标着“旅途偷快”；还有一家烟酒店的名字是“黑人男孩沙龙”，我觉得可能是想表达点儿流行嘻哈文化，却没能翻译对。在卢旺达，绵延起伏的山区几乎全种满了庄稼和香蕉树，小镇里都是平房建筑，路边不时能看到猴子，而且有很多教堂，每天都会有众多妇女去教堂礼拜。
卢旺达虽然表面一派平和景象，但是我认为，这种表面的和平蕴涵着太多不安定的因素。卢旺达政府的很多行径已经颇受非议，许多学者和人权组织批判卡加梅政府犯下了很多不被认可的暴行：歧视胡图大众、选举舞弊、压制不同意见、对反对者进行迫害等。一些批评家也反对卢旺达政府每年纪念种族大屠杀的做法，以及各村落对种族大屠杀中无足轻重的参与者也展开审判的行为。批评家认为，卢旺达政府表面是在拿种族大屠杀的历史当幌子，实则是在推行独裁统治，也一直在回避讨论图西族对胡图族犯下的罪行。关于种族问题的讨论方面，批评家谴责卢旺达政府实际是禁止了任何与官方政策不一致的观点，并认为这是为了掩盖对胡图族实施制度性歧视的一种手段，而这种歧视终有一天会导致更多暴力行为的发生。还有人认为，卢旺达邻国刚果最近发生了的特大暴力事件，卢旺达政府在其中扮演了帮凶的角色。虽然这场仍在持续的灾难并非卡加梅政府引起的，但的确是卡加梅政府使得这场灾难更升一级。而且根据一支联合国调查小组的调查，卢旺达政府曾伙同其他国家参与掠夺刚果的矿产资源。
德奥给我看过一篇文章，其中对卢旺达政府进行了非常犀利的批评，作者名叫菲利普·叶也提斯，是一位比利时法学教授，专门研究卢旺达问题。但德奥也同时提起过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他说：“如果保罗·卡加梅在我面前，我一定会和他拥抱。”在德奥看来，是保罗·卡加梅和他领导的政府结束了种族屠杀，在这个支离破碎、深受创伤的国家重新建立起了秩序。德奥认为那些批评都忽略了卢旺达政府的成绩——在一片废墟之中重建各种设施，遣散难民近两百万，抵挡流亡的屠杀武装，为饱经苦难的人民提供安全的环境。德奥觉得有些批评家，特别是一些法国人，只知一味掩饰他们自身的过失和犯下的罪行，而那些人权组织往往不会考虑到一个国家政府所面临的那些困难。
德奥相信，卡加梅的大部分努力都是为了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为了实现这个国家的繁荣——他认为，这也是把眼前尚且脆弱的和平维持下去的唯一途径。当然，德奥也觉得政府限制讨论种族问题的做法有失妥当，但他能理解其中用意。有一年夏天，德奥曾在健康同盟设在卢旺达乡村的项目工作，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的贫穷，也听到人们窃窃私语时流露出的暂时被压制住的仇恨情绪。我问德奥，他觉得胡图人和图西人什么时候才能忘掉这些仇恨和痛苦，德奥回答说：“大概要等到地球消失的那一天吧。”但至少现在不再有战争。德奥1994年逃难到卢旺达时，这里简直就是一处屠宰场，比起那时，现在的卢旺达堪称天堂。而且德奥说，卢旺达让他觉得充满希望，比他的祖国布隆迪，比其他大多数非洲国家，这里都更有希望。
“也许卡加梅并非十全十美，”德奥这样评价，“但是他确实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很明显，德奥对卢旺达设在各处的大屠杀纪念馆颇为欣慰。在卢旺达，全国有多处大屠杀集体坟墓和纪念馆，有些规模很大，像是穆莱姆比大屠杀纪念馆是由国际组织赞助建造的，其他的规模则小些。德奥把它们称做“亡者村落”。他多次让司机把我们带去某一纪念馆参观，有时途经一个我们本未计划参观的纪念馆时，他也会让司机停下看看。比如，我们有一次就停在了布塔雷大学城路边的一处凉亭式纪念碑前。看到这处陵墓中埋藏了那么多受害者，我甚至很庆幸德奥逃亡时没能跑到布塔雷来。
去年夏天，德奥就已去过一次穆莱姆比大屠杀纪念馆，我想如果我是德奥的话，会再也不想去那儿了。实际上，如果我经历了德奥经历的那些不幸，我想我这辈子都会离卢旺达和布隆迪远远的。但接着我又想到，不，如果也有人在穆莱姆比记住了我，我很可能会想再回去看看，哪怕只是为了证明我的噩梦并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
我们又参观了一些纪念馆，那些地方与德奥的经历没有什么关系，是德奥逃亡时未去过的地方。我知道他带我去那儿是为了让我能看得更多，但我也知道，他这么做还有别的目的。在我们去过的每个纪念馆中，德奥几乎都会默默流泪。我不是说德奥的眼泪不真诚或是不必要——其实他通常都很努力地控制，不让自己哭出来，而实在憋不住的时候，他也会抱歉地说一声：“对不起。”后来我开始明白，德奥之所以要参观这些地方，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净化自己的心灵。我想这对他无比重要。
有一次，德奥试着跟我描述他逃难时的感受，他用一只手捂紧茶杯杯口，说：“你陷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什么也看不到，也不相信这里能有什么东西。”
我们去卡扬扎时，我觉得建一家诊所也许真的可以让德奥走出这只杯子，可以医好他在木达胡和穆莱姆比受到的创伤，也可以填补他生命中的裂痕。我脑海中甚至浮现出这样一幅平静的画面，很多年前，德奥在他位于布隆迪医学院的宿舍里，坐在那儿缝补他裤子上的破洞。但现在，直到我们在卢旺达各处参观后，我才又一次真正意识到德奥记忆的沉重。甚至在街上看到的最平常的景象，也能勾起他对那段恐怖经历的回忆。看到一群男人——可能是正在吃午饭——坐在路边，德奥就会自言自语般地小声说：“那时的民兵们也是这么坐着的，守在路边等着逮逃难的人。”或是看到几个农民拿着大砍刀，这种景象在平常不过了，德奥也会嘀咕着：“只要看到大砍刀，我就觉得……”
我想德奥参观那些纪念馆，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让自己正视那些困扰着他的噩梦，为了抵抗记忆的来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