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向来自视多才多能，然而却未在军事上有所建树，这使和珅终身引为憾事。尽管乾隆帝对他大加照拂，每次朝廷在边疆或内地取得战争胜利时，不忘给和珅加官晋爵。但和珅心里并不感觉特别高兴，因为他十分清楚，自己靠撰写谕旨混迹军功，前线浴血作战的将领怎能服气！
不说别人，他自己的胞弟和琳就比他强。乾隆末年，清朝反击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西藏时，和琳奉命督运粮饷。清军作战地区人烟罕至，空气稀薄，民夫连正常走路都很艰难，何谈转运粮食。和琳命令民夫把米绑在羊背上，驱羊随军前进，以保证军队粮食供应。和琳这个方法的确高明，用羊运粮，既节省了民夫运力，羊本身又可以为清军解决肉食之需，因而得到前线将领交口称赞。和琳多次被乾隆帝派出领兵作战，后来病死在镇压苗民起义的战场上。
和珅要为自己争这个面子，他就不信，别人能为朝廷建功立业，他和珅为何不能？皇上因众将不服他的瞎指挥，不再派他到边疆领兵打仗，但在内地为朝廷铲除大奸大恶，同样能够立下殊勋。和珅心里想，你阿桂打苏四十三，不就是镇压内地百姓吗？这样的事情做起来，是难不倒我和某人的。于是和珅命令属下，为他四处查访，寻找机会。
和珅兼任权力极大的步军统领一职，可以为他找机会立功提供些方便。清代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指挥步兵两万人，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维持京城社会治安。和珅利用这个条件，派出不少衙役，侦察民间动静，探听各种传闻。有一次，衙役们在小酒馆里，听到有位山西商人讲，前些年在山东起事的王伦实际未死，正潜伏在他的家乡某地。衙役们听了如获至宝，一面暗中派人监视这个山西商人，一面赶紧去禀报和珅。
王伦何许人也，能得到和珅如此关注？
王伦是山东寿张县党家庄人，擅长武术，精通医学，能用气功为人治病。他生性慷慨，济危扶困，治病不收报酬，在乡亲中威信很高。他利用走村串乡之机，往来于寿张、堂邑、阳谷等县，念经聚会，图谋反对清朝统治。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天，王伦看到寿张地方粮食歉收，地方官仍然照旧催粮，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便决定趁机发动反清起义。他率领起义农民攻进寿张县城，杀死知县沈齐义，声势大振，数日之间，起义军人数即达两千之众。
清廷大为恐慌，乾隆帝忙派大学士舒赫德为钦差大臣，前往山东进行镇压。起义军攻占山东临清旧城，挖掘地道，准备夺取新城时，舒赫德率清军赶到。王伦率起义军主动出城迎战，终因寡不敌众，被清军冲入城内。城破后，王伦坚守在原河南巡抚汪灏的大宅院内，继续与清军战斗，最后在院内小楼上举火自焚，壮烈牺牲。据目击者回忆：当时火势浓烈，王伦须发已经焦灼，仍端坐楼上一丝不动，表现得极为英勇。
王伦虽死，清军得到的只是一具烧焦的尸体。由于清军未能活捉王伦，被镇压的群众纷纷传闻王伦未死，以鼓舞反清意志。清廷自然不会相信这种传闻。
唯有和珅一人相信王伦未死！
他想如果自己能派人生擒王伦，为朝廷立下大功，肯定能得到乾隆帝的更多青睐。所以他听了衙役汇报后，马上让他们继续跟踪这个山西商人，但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坏了大事。衙役们经详细调查了解到，这个商人名叫董二，家住山西林县，已超出和珅的管辖范围。
和珅有他的办法。当山西巡抚觉罗长麟进京时，和珅就嘱托觉罗长麟办理此案，并且一再强调说：“无论其真伪，务坐为逆党，吾与公偕得上赏矣。”言外之意就是不管真假，只要认定某人是王伦就行。
然而和珅碰了个钉子。因为觉罗长麟是清朝皇族，他不想为和珅草菅人命。
清代皇族分为两种：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的后代，称“觉罗”；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失的后代，称“宗室”。长麟是觉昌安的后裔，故名字之前冠有觉罗二字以示尊崇。觉罗长麟是进士出身，面色红润，修髯伟貌，言语儒雅，以部员升为督抚，性聪敏，历任外省大吏，以廉能出名。他在江苏巡抚任上，擒获强暴，禁止奢侈，曾经私行市井，访查民隐，经常就食于面馆，当地人传为美谈，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清官。
尽管觉罗长麟出身皇族，但和珅是乾隆帝的红人，何况所托之事关系重大，他不能置之度外。所以他一回到山西，就亲自调查此事，原来是董二与某家人有仇，故意到处散布谣言，以假王伦事陷害对方。觉罗长麟不由怒道：“我已经是白发垂肩之人，奈何灭人九族，以媚权相也。”根据调查结果，董二被判以诬告罪。
觉罗长麟因此得罪了和珅，后来被和珅寻找机会，充军伊犁数年。到嘉庆帝亲政后，觉罗长麟才被召回，任为陕甘总督。
此事到此还没有结束。
和珅属下有个衙役，知道主人不会善罢甘休，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讨好和珅，于是向他献计，说大人还应当在山东查找，或许能得到某些线索。和珅觉得很有道理，便签发一道密令，让这个衙役与另外一人结伴前往山东暗中访查王伦踪迹。
和珅手下的衙役，平时倚仗和珅的权势，在北京城中横行霸道，不仅平民百姓敢怒不敢言，连普通官员也惧怕三分。
岂知和珅的这两个衙役，在山东博山碰了个硬钉子！
一日，和珅的两个衙役带着十几个地痞无赖来到山东博山县境。他们找到一处饭铺，大吃大喝，酒足饭饱之后，就打算继续上路了。这在北京城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不打算付钱的人，当然是惹不起的人。特别是和珅属下的衙役经常如此，店家也都有所了解或熟知，遇到他们，自认倒霉罢了。
此次和珅的衙役们却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他们忘记了这是在山东，不是在北京城内。特别是博山县令武亿，手下的衙役从来不敢吃饭不付钱，因此在当地百姓心中，是一个秉公执法的青天大老爷。
博山县令武亿，字虚谷，取成语“虚怀若谷”之意，河南偃师人，进士出身。武亿未做官之前，在家乡就是个著名的仁孝君子。当年他与长兄一道赴京赶考时，长兄突然得了重病，因身边所带盘缠太少，请不起名医，用不起好药，病死在京中客栈里。长兄死后，武亿强忍悲痛，将身边仅剩下的一点钱，买了一辆手推车，把长兄的遗体装在车里，一路上吃尽千辛万苦，将哥哥的遗体运回家中。到达家乡时，他的双脚全走烂了，一连几个月无法走路，令乡亲们感动万分。武亿还有一个族孙，自小父母双亡，他将这个族孙领回家中，抚养15年，直到长大成人。武亿特别敬重老师。他的老师在外地去世后，武亿赶了一千多里路前去吊唁，使老师家乡的人十分钦佩。武亿出仕前在学术上已有很大名气，他对经学很有研究，同时还是金石学的权威。武亿中进士后，出任博山知县，以廉洁奉公闻名遐迩。
有一次，武亿审理某煤窑争夺案件，其中一个窑主通过县中的典史，请他转送给武亿两千两银子，好让自己打赢这场官司。这个典史几次寻找机会，想把这笔银两交给县令，但都没有找到讲话时机。为人极为精明的武亿，很快发现了这个典史的行贿企图。武亿在一次天旱祈求降雨的仪式上，故意对天祈祷说：“请老天爷、各路神仙保佑，我武亿虽然家贫，但决不做贪官污吏，为官一天，就为博山百姓做一天好事。若老天爷保佑我这样的清官，就请打雷下雨吧！”
武亿刚刚说完这些话，天空就响起了隆隆雷声，接着瓢泼大雨下了起来。那个收了两千两银子的典史，被这一切惊得目瞪口呆，以为武亿有神仙暗中帮助，吓得立刻向武县令交代了所收贿赂事。这件事随之传开，当地上自县中官吏，下自地方土豪乡绅，都把武县令供若神明，博山县得到大治，再没有人做欺压小民之事。
所以当和珅的衙役拒不付钱时，店小二立即上前揪住他们，叫他们结了账再走。和珅的衙役吃惯了白食，没想到在小小县城中，居然还有人敢要他们付饭钱，当即把要钱的店小二打得鼻口出血，又把饭铺砸了个稀里哗啦才离去。当地人从他们的口音中，听出这些人来自京城，急忙报告知县武亿。
武亿得到报告，说有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赖账不给，还将店小二毒打了一顿。他马上下令县衙役全体出动，速将这群不法之徒缉拿到县。
两天后，衙役报告武亿，已将歹徒全部捉拿到县，听候开庭审理。武亿命令升堂审案，将歹徒押上大堂。当这群人被带上大堂时，为首的两人昂首阔步而入，见武亿不但未按照规定下跪，反而从身上掏出腰牌说道：“我们是京城提督衙门和大人属下，奉命出差到山东暗中访查朝廷钦犯，命令沿途地方官配合，知县大人凭什么将我们捉拿？”
衙役满以为小小博山知县，一听和珅威名，还不吓得屁滚尿流，立刻向他们赔罪，然后乖乖地将他们释放，说不定还要摆酒向他们道歉呢。
谁知武亿听罢，一阵冷笑，然后大声喝道：“你们既然奉命暗中访查，地方官理应协助。那么你们已经来到博山县三天，为什么不来见我？再说只有两个腰牌，为什么却有15人出来办案？这哪里是暗中访查，简直是一伙明火执仗的强盗，给我狠狠地打！”两旁的衙役听令，立即将十几人按倒在地，高举大木板，不由分说一顿痛打。
这两个衙役吃了一顿板子，回去向和珅告状。和珅听到武亿敢打手下的衙役，勃然大怒道：“这个博山县令是不是疯了，连我手下的胥役也敢打？”后来经过派人调查，得知武亿是不畏权势的清官，怀疑他是有意所为。和珅便授意山东巡抚，寻找借口将武亿罢职归乡。
武亿虽遭和珅报复，但和珅的衙役们遭此痛打，再也不敢轻易离京了。
江苏金坛县贡生蒋衡，是个著名的书法家。他于乾隆初年手书《十三经》一部，呈献给乾隆帝。乾隆帝非常喜欢，赐给蒋衡国子监学正衔。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年逾八旬的乾隆帝闲来无事，命人拿出蒋衡手书《十三经》赏玩。他看着蒋衡令人赏心悦目的雄浑书法，忽然想到这样俊逸的字迹只有自己看到，实在可惜，应当把它刻在石碑上，放在清朝最高学府国子监里面，供在里面读书的太学生们学习临摹。学生们一面可以读经，一面又能欣赏书法，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想到这里，乾隆帝立刻派人找来礼部尚书彭元瑞，让他具体办理此事。清代人称此项工程为“勒石太学”。
礼部尚书彭元瑞，来自江苏苏州府一个著名的教育世家。他为了使刻在石碑上的《十三经》文字准确无误，以利太学生学习并能流传千古，花费一年多的时间，将蒋衡手书原文与清朝内府所藏宋朝以来各种善本校对，考证其文字同异原因，著成《乾隆御定石经考文提要》一书。凡是蒋衡手书原文与内府所藏善本文字不一致处，统统加以改正。工部尚书金简根据彭元瑞的定本，组织雕刻工匠，将《十三经》全文刻在石碑上，总共刻了190块石碑，刻成后立在国子监中，被当时人称为“石经”。
因此事关系重大，彭元瑞事先上疏乾隆帝说：“石经将垂训万世，只臣与金简二人列衔办理。臣以末学，金简又是高丽（朝鲜）人，恐不足取信世人。”乾隆帝认为彭元瑞言之有理，遂加派大学士和珅、王杰二人为总裁，董诰、刘墉、金简、彭元瑞四人为副总裁，金士松、沈初、阮元、瑚图礼、那彦成五人随同校勘。
事成之后，两个总裁、四个副总裁、五个校勘官员，总计11人中，只有彭元瑞本人受到乾隆帝奖赏，加太子太保衔，和珅与其他十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这且不提，乾隆帝还下令在《十三经》的每部书后，把彭元瑞所写《乾隆御定石经考文提要》的相关内容附在后面，成为石经的组成部分。
彭元瑞校对石经，写了著作，加了官衔，又留了名，引起和珅的嫉恨。和珅极力诋毁彭元瑞《乾隆御定石经考文提要》一书，说“非天子不考文”，彭元瑞的著作有私书之嫌，提出从重惩治彭元瑞。乾隆帝出来干涉说：“彭元瑞本以‘乾隆御定石经’加其上，何得目为私书？”这样，彭元瑞才免于被治罪的命运。
乾隆帝出来讲话，和珅仍不肯罢手。
他私下组织了一些文人，针对彭元瑞的《乾隆御定石经考文提要》写成《考文提要举正》一书，重点是挑彭元瑞的错误。然后，和珅署上自己的名字，呈献给乾隆帝，说彭元瑞的书没有学术价值，而且会误人子弟，请求将彭元瑞所著《乾隆御定石经考文提要》销毁，不准私人保存此书。
乾隆帝不赞成和珅的看法，认为和珅是小题大做。他劝和珅说，彭元瑞不过是写了一本书，即使有些错误，让它留在世上，后果再严重，也就是引起一些学者们的争论罢了，对国家产生不了什么坏影响。如果现在把这书销毁了，倒显得朝廷不允许学术自由。和珅听了，无话可说。
和珅知道不能通过乾隆帝惩治彭元瑞，他便自己行动。和珅让自己的亲信们趁深夜来到国子监，将碑中文字从古者，即彭元瑞改正的字全部挖掉，换成和珅《考文提要举正》认可的字。由于和珅的反对，彭元瑞所著《乾隆御定石经考文提要》一书，没人敢刊刻出版，看来乾隆帝有时也让和珅几分。
后来学者阮元外任浙江巡抚，嘱托门人许绍京以个人名义刊刻了《乾隆御定石经考文提要》，使这本书得以保存下来。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发生了一场大火灾，宫中所藏宋版书全部化为灰烬。宋本《十三经》幸亏彭元瑞校对石经，尚存其大概面目。嘉庆八年（1803年），彭元瑞提出重新查对国子监石经，把和珅挖改的文字恢复原貌。嘉庆帝委派董诰、纪昀等人负责改正。石经文字尽管恢复了本来面目，但好端端的一块石碑，经过两次刀砍斧凿，损失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清朝人称：“自和相（珅）秉政后，人无远志，政以贿成。”乾隆帝晚年的政治局面，基本上可以用“政以贿成”四个字来概括。地方督抚官员，谁不给和珅送礼，谁就要被他置之死地而后快。浙江巡抚福崧就是一个例子。
福崧，乌雅氏，工部尚书海望之孙。福崧的仕宦生涯，在某种程度上沾了祖父的光。原来乾隆帝的头一个皇后富察氏，乾隆十三年（1748年）随同乾隆帝东巡时，死在山东德州附近的船上。乾隆帝十分悲痛，下令把富察皇后的遗体连同船只一起运回北京城。皇后乘的船很大，到北京城时，负责的官员连城门都拆除了，还是运不进去。工部尚书海望想了个聪明的方法，他叫人在城楼上搭个架子，然后把菜叶层层地铺在架子上，让拉船的纤夫将皇后所乘之船拉到木架上，利用菜叶的柔滑性把船拉入城内。乾隆帝因此对海望另眼相看。
福崧借了祖上的光，20岁就任大吏。甘肃撒拉族苏四十三起义时，他率清军首先冲入华林寺，被义军火枪击中帽顶而面不改色，阿桂因此极力荐举他忠勇可以重用。福崧先后两次出任浙江巡抚，在任内处事果断，有能吏之风，下属很敬重他。福崧为官廉洁奉公，除正常俸禄收入外，不接受任何人的礼物。浙江人在清朝吏治日益腐败的情况下，对遇到这样的好巡抚十分庆幸。福崧政绩昭然，因此不像那些贪官污吏，经常送给和珅大笔白花花的银两。和珅为此总想找福崧的麻烦，恨不得将他置于死地。
福崧对母亲最孝顺，而他的母亲有出外游览风景的嗜好。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浙江省湖山名胜为天下之最。杭州西湖风景秀丽，自南朝以来留下诸多名胜古迹，如灵隐寺、花港观鱼、平湖秋月、岳王坟等。福崧的老母朝夕出游不说，经常是乐而忘归。福崧的属下虽然极尽地主之谊，但天长日久，招待费负担太多，对巡抚大人母亲的这个嗜好产生了强烈不满，但碍着长官的面子，又不好公开反对。就是福崧母亲的这个嗜好，使他的儿子丧命。
福崧属下盐运道员柴桢，庸碌无能，向来被福崧讨厌。但柴桢花了些钱送给和珅，竟然当上了两淮盐运使的好差使。柴桢临上任前，福崧发现柴桢管理的盐运道库银出现亏空。经调查，是柴桢给和珅送礼买官所为。柴桢答应福崧，到两淮盐运使任上，就想办法把亏空银两补上。他到任后，果然如数送来银两，补足了浙江盐运道库的银子。
这件事到此本已完结。但福崧是负责任的清官，他担心柴桢拆东墙补西墙，送来的银子仍然是出自国库。于是他叫人行文两淮盐运库，了解运库贮银是否出现了亏空。
岂知这事给和珅找到一个报复福崧的机会！
两淮盐运库库使戴金德是和珅的亲信死党。他从福崧调查柴桢的行文中，得知福崧允许属员赴任后填补亏空。按照清朝规定：官员调动，必须保证所管银两没有亏空才能赴任。但当时政以贿成，各地官员任内普遍出现亏空，福崧叫柴桢抵任后补足亏空，这种做法早已司空见惯，但显然是违反朝廷规定的。戴金德秉承和珅的旨意，上疏弹劾福崧庇护下属短缺国库银两。朝廷遂派钦差来处理此案。
钦差事先受和珅的委托，一定想法找到治福崧死罪的证据。在审理柴桢管理的账目中，发现写有“馈福公金一千两”的条目，这一千两银子，本来是送给尚书福长安的，却硬说是送给福崧的。加上福崧老母平时到处出游，得罪了一些官员，影响了他的官声，没有人站出来替他辩护，于是罪名成立。乾隆帝认为福崧本是好官，此事有些蹊跷，便下令把福崧押往北京，欲亲自审理此案。
福崧自恃平时两袖清风，根本不怕到北京受审，遂在途上扬言，他是受害者，要到北京揭发和珅。和珅知道如果真的让福崧到北京见到乾隆皇帝，说出自己几件有真凭实据的受贿事来，会给自己带来极大危险。和珅便更改了案件供词，把福崧母亲出游的事加以无限夸大，说福崧不理政事，一年四季都在陪老母巡游。福崧携其母今日雁荡山，明日天台山，后日栖霞岭，弄得怨声载道。福崧不顾百姓死活、属下官员反对，他还说这是仿效当今皇帝，以尽孝子之心。
和珅太了解乾隆帝的心思了，欲将福崧置于死地，真是举手之劳！
乾隆帝一生都在四处巡游，他曾赴东北谒陵祭祖，到五台山讲道拜佛，常年前往承德围场狩猎，先后六次南巡江浙。在这些巡游活动中，以南巡路途远，时间长，耗费多，对老百姓骚扰最大，因此不少官员反对南巡。尤其是浙江地方官员，最不赞成南巡。所以乾隆帝每次南巡，都携其母亲钮祜禄氏同行，打着尽孝道的旗号，以减轻阻力。即使如此，还是有一些正直的官员公开反对。
有一次，乾隆帝到了杭州西湖，召当地官员作诗，在籍养病的礼部侍郎齐召南表示，有病不能写诗，实际是反对乾隆帝在浙江游山玩水。几天后，乾隆帝又召见齐召南说：“朕闻天台山的景色胜过杭州，你是天台县人，愿意为朕做向导吗？”齐召南回答：“山皆峭壁悬崖，虎豹所居。臣虽生长于此，敬尊‘孝子不登高、不临深’之义，从未登过此山。”乾隆帝听后不便发作，只得解嘲道：“你真是个土人啊。”
乾隆帝第四次巡幸江浙时，想从杭州至湖州游乐，由大学士于敏中指使浙江巡抚出面邀请，另一浙江籍大学士嵇璜坚决反对未成。于敏中又让地方官以两浙乡绅名义，吁请乾隆帝前去临幸。嵇璜无法再次反对，就将己意转告绍兴知府赵某。绍兴为通往湖州必经之地，赵某暗中派人先在经过的河道中抛下木头石块。乾隆帝叫先行人员探测路线时，船只触石木未能通过，赵知府便借机奏报说疏浚河道要用大量时间，乾隆帝只好作罢。
乾隆帝晚年有感于南巡劳民伤财，写了一篇《南巡记》。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朕临御天下数十年，并无失德之处。惟六次要去南巡。”福崧胆敢在浙江到处游玩，还说是效仿皇帝，简直是把乾隆帝的谕旨当做耳旁风。何况连皇帝没去的地方，他都玩个痛快，真是活到头了！
乾隆帝览过和珅改后的福崧供词，大发雷霆，下令中途将福崧赐死，即强迫自杀。据山东人说，福崧被押解到红花铺驿站时，押送官员收到了乾隆帝的谕旨，向福崧传达时，福崧对众人大声疾呼，表示决不自杀，一定要上北京讲清楚再死。山东巡抚吉庆亲自出面，假意为他打抱不平，然后请福崧喝酒。酒中事先已下好毒药，福崧喝完酒后，便一命呜呼。
乾隆六十年（1795年）春天，全国各地举子云集北京，参加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此次会试主考官，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窦光鼐，副考官二人，皆资望较浅，因此一切事务，全由窦光鼐主持。举子们三场试毕，静待发榜。会试第一名称会元，其余均称贡士。四月十五日发榜，第一名王以铻，第二名王以衔，皆为浙江归安人，而且是同胞兄弟。士子们纷纷到浙江会馆，向王氏兄弟道喜。虽然举子们的会试名次只是起参考作用，还要经过皇帝主持的殿试，才能决定最后名次，然而兄弟二人同列会试前两名，也实在不易。
和珅听到王氏兄弟高中的消息后，立刻向乾隆帝揭发说，此事系主考官窦光鼐徇情舞弊所为，据他所知，王氏兄弟都是窦光鼐的门生。乾隆帝经过调查，知王以铻、王以衔二人确实是同胞兄弟，也觉得大有可疑之处，因此派和珅率大臣复试。在和珅的干预下，复试结果是：王以衔名列二等第四，王以铻列三等七十一名。复试大臣奏报乾隆帝说，王以铻中式之卷，第二道题为“参也鲁”，所作八股文中有“一日万几，一夜四事”等字，于先贤身份，尤为用词不妥。和珅提出窦光鼐考试舞弊有据，请求从严治罪。开下谕斥责窦光鼐说：“像王以铻这样的肤泛失当之卷，何以拔置第一名？而且所出的考试题，错误纰缪处甚多。该考官对于抡才大典漫不经心，殊非慎重衡文之道。窦光鼐人本迂腐，不晓事体，朕因为经常听说他擅长八股文，所以才派他做正考官，不料他糊涂至此，连文章高低都看不出来。三月初九日主考接受会试任命，召见窦光鼐时，他不但奏对不明，跪下谢恩时差点儿站不起来，这样年老昏聩之人，岂能再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这样的重任？副主考刘跃云、瑚图礼及推荐此卷的同考官等人，即按和珅等所请，交部严加议处。其余之人按照所拟罪名分别办理外，窦光鼐立即解除所任左都御史一职，听候处理。”
乾隆帝此旨一宣布，京城内外会试放榜后的喜庆气氛，顷刻间变得紧张无比。清政权入关后，为了拉拢汉族文人，标榜用人选才公正无私，对科举考试中的舞弊案件，惩治得特别严厉。凡是被揭露的受贿行为，一经查实，不仅主考官、副主考官和行贿之人要脑袋搬家，其余人员连同家属族人，统统要被流放充军边疆地区。满族人做官不全依靠科举，乡会试主考官多由汉族人担任，受惩治者多为汉族官员和知识分子，这也是清朝统治者在处理科举舞弊案件中能够秉公执法的重要背景。
清代科场案件中，受惩治最严重的，当属顺治十四年（1657年）同时发生在顺天和江南地区的两次乡试舞弊案件。顺天乡试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芳，举人田耜、邬作霖7人，因受贿和行贿，被处以死刑，家属财产籍没入官，7家被流放东北的就有108人。主考官曹本荣、宋之绳尽管并没有受贿，也以失察下属被降五级职务。江南乡试主考官方猷、副主考官钱开宗斩首示众，妻子家产没收入官；同考官18人无一幸免，叶楚槐、周霖、张晋、刘延桂、田俊民、郝维训、商显仁、朱祥光、钱文灿、雷震声、李上林、朱建寅、王熙如、李大升、朱茞、王国桢、龚勋俱着即处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已病逝的卢铸鼎，妻子家产也被籍没入官。
了解清朝对科场案件严厉打击的士人们，无人不为窦光鼐等人的命运忧虑。和珅在汉族文人心中的印象，本来是相当糟糕的，但这次他首先揭发窦光鼐以权谋私，在那些落第举人的眼中，不觉变得可爱了许多。唯有窦光鼐和王氏兄弟三人明白，是他们多年前告发贪官黄梅，断了和珅的一条受贿财路，今天才受到他的报复。
窦光鼐，山东诸城人，乾隆七年（1742年）进士，历官40余年，为人耿直，不肯趋炎附势，因而仕途坎坷。例如，他在中进士6年后，就做过会试同考官，然而几十年后，仍在浙江学政任上，由主持会试变成了乡试，即由进士考官降为举人考官。乾隆帝老是看他不顺眼，好在他为官从不贪污受贿，又在文人中享有“学行深纯，尤长于制艺”之名，因此就让他屡任各省学政，主持地方科举考试，为朝廷选拔人才。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春，年过七旬的窦光鼐总算调任回京，由浙江学政升任吏部侍郎。正当他准备行装时，得知有人揭露浙江州县仓库亏空，乾隆帝拟派朝中大臣前来查办。窦光鼐对此事虽有耳闻，但苦于手中没有证据，故一直未能上疏奏报。如今既然皇帝要来调查，向来疾恶如仇的性格使他不顾后果，立刻上奏道：
臣闻嘉兴府属之嘉兴、海盐二县，温州府属之平阳县钱粮亏空数字，都不止白银十万两以上。应当查明到底是什么人造成亏空，分别定罪。去年浙江省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欠收，仓库内有谷可粜者无几。浙江东部八个府，年年打着采购粮食的名义，入库时惟有折收银两，以便填补亏空之用。
乾隆帝看到他的奏折，认为问题比想象的还要严重，下谕派刑部尚书曹文植、侍郎姜晟前往浙江，会同巡抚伊龄阿彻底清查亏空。窦光鼐现任浙江学政，熟悉地方情形，以吏部侍郎衔协助查办此案。窦光鼐受到协办此案的委任，深感责任重大，立即动员他在当地的各种关系，全力调查浙江各州县亏空。当年五月，他第二次上疏乾隆帝，大胆揭露浙江省的吏治腐败，疏中称：
浙江仙居、黄岩等七县，前任知县亏空数目，多在数万两以上，全都未能弥补，以致后任知县不敢接收上任。永嘉县知县席世维，从地方秀才家中借粮食运入县中仓库，以应付查对；平阳县知县黄梅巧借弥补县里亏空名义，向百姓加征赋税，其母亲去世后照旧演戏，不顾人伦；仙居县知县徐延翰贪赃枉法，将临海县生员马实投入监狱活活打死；布政使盛住上年进京，随身携带大量金银，民间议论指为贿银；原任闽浙总督富勒浑巡查州县，各地方供应浩繁，门包或至千万。
从疏中可知，浙江省上自最高官员总督富勒浑、主管财政的布政使盛住，下至具体管理百姓的知县，几乎全部都是贪官污吏。尽管他说的是实情，却得罪了乾隆帝。在乾隆帝看来，州县官员贪赃枉法，实乃常有之事，但绝不会如窦光鼐疏中所称，全成了赃官。何况窦光鼐有所不知，布政使盛住本人便是乾隆帝的小舅子，总督富勒浑又是阿桂的族孙。由于以上关系，乾隆帝想把大事化小，便派大学士阿桂直接办理此案。
作为贪官总后台的和珅，虽然清楚乾隆帝的想法，但还是担心阿桂不徇私情，把事情弄得不好收拾。在和珅的争取下，乾隆帝任命他的胞弟原任工部郎中和琳，接任盛住兼署的杭州织造职务，这样和琳在杭州可以直接得到有关情报，以利于案情朝和珅希望的方向发展。
阿桂到杭州后，由于和琳等人做了手脚，又不能不顾及各种关系，因此案情并无进展。阿桂不作任何调查，先询问窦光鼐永嘉、平阳二县勒派之事有何证人？窦光鼐见此，只得口称记不住证人姓名。阿桂又叫窦光鼐举出盛住携带金银和富勒浑收受门包的证人，窦光鼐当然也不敢出卖举报人。而盛住则对阿桂说，他进京时确实带了三万九千多两银子，这都是内务府出卖人参的价银，他顺便将其带回，并且如数交纳给了内务府广储司。盛住明明是在撒谎，近四万两白银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不会也没必要一路上承担这个风险。再说清朝内务府是专门为皇帝服务的机构，有谁敢去查皇帝的账目。盛住强调是内务府的人参，等于提醒阿桂别忘了他的皇亲身份。
阿桂是聪明人，况且他放过皇帝的小舅子盛住，乾隆帝也不会为难他的族孙富勒浑。阿桂放弃其他方面的调查，仅据盛住一面之词奏报乾隆帝，称盛住携银均为官物，于此案本属无过。乾隆帝便下令盛住官复原职，仍旧做杭州织造，令和琳随同查办案件。
不久，阿桂又报告乾隆帝：窦光鼐所称永嘉、平阳二县勒派，经查纯属无中生有；黄梅母死演戏一事，系黄梅为母亲庆祝九十大寿，其母在当天夜里，因痰淤突然死亡。照此推论，窦光鼐是一个造谣生事、诬陷他人的无耻之徒。乾隆帝也这样认为，他下谕批评说：“该学政不顾污人名节，以无根之谈，冒昧陈奏，实属荒唐！”他还让窦光鼐仔细考虑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窦光鼐虽为人耿直，但毕竟也身居官场数十年，长期的宦海浮沉，使他深知处境险恶。事情摆在这里，皇帝的小舅子盛住碰不得，阿桂的族孙富勒浑也扳不倒，但如果再整不住知县一级的小贪官，他窦光鼐的下场可想而知。现在不用为国家分忧，不必为百姓鸣不平，为了他自己的身家性命，必须拿出贪官的证据出来。他认定平阳知县黄梅劣绩昭彰，抓住不放，第三次上疏提出：黄梅母丧期间演戏，证据确凿，系全县生童所言，平阳县的亏空，也是从黄梅开始。窦光鼐为了查明实情，不顾即将要举行的童生考试，亲自赴千里之外的平阳访查证据。
据浙江巡抚伊龄阿报告乾隆帝说，窦光鼐到了平阳县，将全县生员、监生召集到县学明伦堂上，让他们提供黄梅贪污的证据。起初众人答以不知，窦光鼐咆哮发怒，用言恐吓，锁拿县上书役，用刑逼供。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人揭发黄梅，窦光鼐立即让他们签名画押，自己扬扬得意。乾隆帝得报，以擅离职守，下令将他革职。
伊龄阿接到此谕，又参劾窦光鼐在平阳城隍庙事先预备大量刑具，召集生监平民，千百为群，一概命坐，要他们举报黄梅。用这种逼供的方式得到证据后，窦光鼐携带生监多人作为人证，昼夜兼行赶回省城，途中随行水手堕河淹死。窦光鼐还对随行人声称，他宁可不做官不要命，也要将黄梅绳之以法。
窦光鼐惩治贪官的行动，却被乾隆帝误认为是精神失常，鬼迷心窍。他第二次下谕给巡抚伊龄阿，让他速将窦光鼐逮捕，押解北京交刑部治罪。窦光鼐抵达杭州时，头一道他被革职的谕旨已经到达，巡抚伊龄阿暗中派人守卫学政衙署，以便监视其动向。学政窦大人被革职的消息，传遍了全城。
就在乾隆帝逮捕窦光鼐的谕旨尚未到来之际，事情有了出人意料的转机。
窦光鼐回到杭州，闷坐在官署中。忽然门人报告说，有归安生员王以衔、王以铻两兄弟，前来看望老师。窦光鼐觉得这是人之常情，让门人请二人进来。两人见到窦光鼐，请求进里间屋说话。但进入里面后，他们两人也没说什么，只是送上棉袄一件，称报老师识拔之恩，留下此衣做路上御寒之用，随后离去。
时下正值早秋，浙江的气候还十分炎热。窦光鼐立刻明白，连忙拆开棉袄一看，里面全是黄梅按亩勒捐的物证，田单、印票、图书、收帖两千余张。
这下子窦光鼐真的要发狂了！
窦光鼐虽然亲自赴平阳县查找证据，但由于和琳等人的安排，上自巡抚下至府县，早已预为布置，故对于黄梅赃款虽略得佐征，仍未获其确实凭据。但是谁也料想不到，王以衔、王以铻二人以邻县生员的身份，偷偷地收集到黄梅的大量证据。于是窦光鼐第四次上奏曰：
臣窦某亲赴平阳县，绅士民人呈送（乾隆）五十年派捐田单二百余张，供称知县黄梅以弥补亏空为名，计亩捐钱，每田一亩捐大钱五十文，户给官印田单一张，与征收钱粮无异。又呈送供票九张，共计大钱二千一百千文。四十四年、四十七年两次勒捐富户，自一百余千至三十、五十千不等。
窦光鼐在奏疏中还说，知县黄梅每次采买粮食入仓，从不给百姓价银，巧立“飞头、印票、谷领、收帖”各种名目。黄梅在任8年，仅侵吞的粮价与勒捐赃银，就不下二十余万两。朝廷赏赐老年人与廪生应得的廪饩（即助学金），8年来从未给过。至于黄梅母亲丧事期间演戏，主要是为了延长奏报“丁忧”（指父母之丧）的时间，以便处理赃款，掩饰罪证。在奏疏之外，窦光鼐将田单、印票、图书、收帖，各拣一张呈递，作为物证。
他的奏折刚刚派人送出后，巡抚伊龄阿就收到乾隆帝的第二道谕旨。伊龄阿马上遵照执行，派人到学政署锁拿窦光鼐，押往京城。
乾隆帝并不是昏君，他接到窦光鼐附有物证的奏疏，当即改变了对此案的看法。用乾隆帝的话说，“凡事都可能有假，而官印与私记不可能有假，即使有假，也绝不能造假至二千余张之多，况且字帖俱有业户花名排号，确凿可据”。因而他命令阿桂返回浙江省城，途中见到窦光鼐，将其释放并一同回杭州审理此案。乾隆帝还告诫阿桂，此案就审理黄梅本人，不必牵连他人。
阿桂根据乾隆帝的旨意，返回杭州城，很快查明黄梅勒借民钱，匿丧演戏，侵用田单、公费等属实。乾隆帝除将黄梅斩首外，对办理案件失实的阿桂、曹文植、姜晟、伊龄阿四人分别给予处分。窦光鼐本应升官，但黄梅被杀使和珅断了一条受贿财路，得罪了和珅，因此窦光鼐回京后署理光禄寺卿，等于是降级使用。
后来窦光鼐小心翼翼，靠资历总算当上了左都御史，但和珅不想放过他。本次会试，二王兄弟名列前两名，是两人确有真才实学，纯系偶然因素。窦光鼐身居官场五十余年，这一点避讳还是知道的。但和珅则认为，他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
然而吉人自有天相！
八天之后，王以衔顶着巨大的压力，参加了由乾隆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按照科举制度规定，殿试为天子策士，故主考官称“读卷大臣”，他们将前十名卷子进呈，由乾隆帝决定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名次确定之后，才开封看答卷者的姓名，以示科举考试至大至公，连皇帝也不例外。结果乾隆帝定的第一名是王以衔，和珅与诸大臣瞠目结舌，因为前十名的卷子是他们选中的，只好如实奏报：“此次阅卷诸臣，皆秉公认真，毫无私弊，如有失当的话，不妨易置。”乾隆帝回答说：“照此看来，前次王氏兄弟联名高中，或许是出于偶然。科第功名高下，是命中注定之事，非常人意志所能左右，根本没有必要改变名次。况且既然已经拆开密封试卷，若再重定名次，岂非怀疑皇上吗？”
殿试发榜日，北京城内舆论普遍认为，本科会试主考窦光鼐取士公正无私。二王兄弟文才卓著，一为会元，一为状元，可谓珠联璧合，遂传为佳话。
窦光鼐可没有这样好的运气，尽管事实已充分证明，他并没有任何舞弊行为，但乾隆帝还是被和珅说服，以窦光鼐年迈为由，给予四品衔的待遇退休归乡。不到半年，一生正直的窦光鼐便死于山东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