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莱办学
建阳旧称潭城，地处崇溪中游，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在宋代，它的书籍刻印业非常发达，建阳刻本世称麻沙本，与浙本、蜀本并称，并远销朝鲜、日本。但随着刻印业的衰落，早已盛况不再。清代以来，由于多年荒歉和疫疠流行，以致地旷人稀。直到抗战前，它还是一个小小的山城，仅有一条大街，全县人口9万多，县城不满万人。但它的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是闽北公路的枢纽，分别连接沪、杭、上饶、安徽战时省会屯溪、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因为地处闽西北崇山峻岭之中，环境相对比较安定，虽然在浙赣战役中也曾一度形势危急，但是日军最终未能进犯。
暨大将校址选在县城城郊的童游镇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建造校舍。分校开办之初，师生只有250多人，庞大的文庙建筑已经基本够用；但在总校师生到达之后，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用房立现紧缺。何炳松对修建校舍十分重视。1942年5月8日，他第一次抵达建阳，风尘未洗，马上听取情况汇报，并察看学校的所有建筑。同时，花了两天时间与分校的有关负责人周宪文、吴修、王子瑜、沈传珍、许杰、俞剑华等人座谈，就校舍修建、学生生活和学习、教师聘用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十分详尽的指示。《校长指示要项纪录簿》，暨南大学档案，全宗号：240，卷号：33，上海档案馆藏。
何炳松对周宪文等人说，校舍建筑以师生住宅为最急要，应先计划建造20幢教职员眷属住宅，20间单身宿舍和若干幢学生宿舍，地点在童游村东面，文庙和环峰书院的居中位置，以方便出入。如有大块荒地，就必须以新村的模式来规划学生宿舍。建筑物的外观不妨朴素，但内部不可过于简陋，要力求合于卫生。至于使用年限，至少要在4年以上。另外，要尽量利用旧屋，但要适当改造，以求适用和卫生。他还要求布置好校景：先修筑和整理校内外师生必经之路，既利于行走，又不费鞋袜；学校周围应该成为一个大花园，并以坚固的茅亭点缀其间，还要树立刊有白鹿洞规约之类的木牌，供学生休息和观摩。
此外，他还要求努力改善生活，设法逐渐扩大师生合作社，并通过合作社收买空地或熟地，种植蔬菜。至于自制豆腐、开设食堂、贩卖师生必需的日用品等事宜，也要尽早规划实行。至于训导工作，要注意在严肃之中有乐趣之调节，提倡积极的服务精神，如校园劳动，为附近乡村农民的教育、卫生提供服务等等。
关于师资问题，何炳松说，在上海的教授恐怕不能全体来建阳，不足的师资可以通过同事间的相互介绍来解决。关于新教员的待遇，除了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标准办理外，还可送1至3个月的薪水作为来校的旅费，并发给各种津贴。新聘教师如在8月份上课者，则按兼任教员待遇另行付酬。因兼任教师薪水标准较高，这样做可鼓励教师多授课，以弥补师资的不足。虽然教师短缺，但为了保证质量，还规定了教员可以兼职、职员不可以兼课的原则。
由于总校已经迁闽，故分校已无存在的必要，何炳松要求在6月中旬结束分校的课程，7月底取消分校名义。虽然处于兵荒马乱之际，但课程的修习要求并没有降低，规定总校学生必须补足1941年度下学期的课程，时间暂定为6月中旬至9月底。他还指示成立了1942年度下半年的招生委员会，由周予同、杜佐周、张耀翔、王子瑜、周宪文、许杰、王书凯、方光焘、吴修等组成，在周予同未到之前由周宪文负责，并预定招生300余人，新学期于10月15日开始。
何炳松在建阳仅住了6天。在审核同意了由周宪文、吴修、许杰、韩逋仙拟就的聘请孙怀仁、李季谷、林仲达、陈守实、周伯棣、周学普、黎烈文、叶作舟、卓如等新教员的名单后，他又风尘仆仆地赶赴金华，处理东南联大紧急校务去了。
1942年6月，暨大内迁完毕。何炳松呈准教育部，暨大正式迁闽，取消分校。此时上海内迁及建阳分校的学生共约500余人，教职员30余人。由于周予同、张耀翔等原拟内迁的学校和院系负责人因小孩病重等原因无法来建阳，何炳松对暨大行政机构作了调整。任命杜佐周、孙怀仁、盛叙功、吴修分别担任大学秘书、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等职务，协助处理校务。先后担任这些重要职务的还有许杰、沈炼之、俞剑华、王子瑜等人，他们恪尽职守，为暨大的生存和发展贡献了各自的才智。
根据何炳松的指示，暨大的校区建设以文庙为中心。它的基本格局是：文庙为校本部，将大成殿扩建为大礼堂，崇圣祠改建为图书馆，并建女生宿舍一座。在文庙北面，新建了4幢教员宿舍；在童游镇北面，修葺祠堂、书院6处，并新建学生宿舍5幢、浴室10间、大饭厅1座；还装修了董家祠、袁家祠、三圣庙、中山室、七纯庵及民房数十处，用作学生宿舍、教职员住宅、校医院、疗养室和体育部；另外，新辟了占地百余亩的运动场。
校部设在文庙的聚奎阁。“跨过棂星门，就是校长室。学生可以随意进入校长室，见到何校长本人。何校长每天上下午准时上下班……虽然绅士风度十足，作风却极其平易近人。遇到上下课的学生，他总是频频含笑点头，回答学生的敬礼。他叫得出不少学生的名字。”钱国屏：《校长和学生》，《何炳松纪念文集》，第527页。在建阳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兼长两校，何炳松每天上午在暨大办公，下午则去东南联大，工作极其繁重。
在主建筑文庙的大道之前原来就有一座高大的牌坊，现在被镶嵌上名为周宪文所题、实则俞剑华代书的“声教南暨”四个大字，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在校门至建浦公路之间、校后门与教职员住宅之间、学校与学生宿舍之间，辟建了3条黄沙铺就的平整的马路，即使在雨天，师生们出行也十分方便。
1942年在建阳与暨南大学师生合影。新建的房屋以毛竹为骨架，泥糊墙壁，房顶覆盖厚厚的茅草。窗户没有玻璃，用两面都刷了桐油的毛边纸代替，以增加透光性。虽然都是茅屋，但符合实用和卫生原则。例如，单身宿舍每单元设一房一厅，厅的前部是宽阔的公共走廊，同时用作厨房。另有一些较大的房屋供携带家眷的教师们居住。随着新宿舍的建成，一些原来住在环峰书院等条件较差的旧建筑中的学生很快就搬入了新居。何炳松与部分教职员一样，租住在一户民宅中。俞剑华之子、曾在暨大文书科工作过的俞述翰说，何家租住的是一所闽北普通的民房，“进门之后有一个天井，没有树，也没有花草……比我家住的民房要矮，不过比较新”，“比我家借住的房子唯一优越的地方是独门独户”。俞述翰：《何校长在建阳的日子》，《何炳松纪念文集》，第523—524页。
学校以文庙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群，一幢幢新建筑逶迤于建溪侧畔，依山傍水，岸边绿草如茵，水中常有白鹳嬉戏。远眺近观，可谓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学校与县城相隔一条宽阔的建溪，往来十分方便。
建阳虽然风景怡人，但气候变化极大，一天竟可经历四季，日夜温度相差最多可达20多度，稍不留意，即易生病。很多暨大师生对此都有过描述，但最为概括和传神的，当数浦江清的《西行日记》：“建阳天气怪极，晨夕如秋，午时如盛夏，夜间如冬，故易致疾病。初到者必病，或疟，或痢，再则癞疥。于是水土服矣。谓之瘴气云。早起，即见有雾，或云不宜早起，恐触瘴气。又既起之后，不宜再睡，睡则病。”如此情况，听上去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但与其他人的回忆往往吻合。在建阳近4年，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戴敦复的叙述更为具体：当时流行多种传染病，尤以疟疾、痢疾、烂脚为甚。而当地居民缺乏卫生习惯，“任凭老鼠横行，不加捕捉……窗户开得很小，生怕财富跑掉。户内养猪，空气浑浊。人们提倡不起早、不洗澡、不吃饱”戴敦复：《何校长，我们永远记住您！》，《何炳松纪念文集》，第485页。
刚开始时，大家对当地情况不了解，加上千里迢迢奔波而来，本来就已极度疲惫，虚弱的身体遇上水土不服，患病者极多。当时对师生威胁最大的是恶性疟疾，新到建阳的内迁师生不论男女老少，几乎无一幸免，“一个个地卧床呻吟。病情也不尽相同，一日疟，间日疟，恶性疟，回归热，来势凶猛，师生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疟原虫侵袭脑细胞，还会发精神病”。很多亲历了那段难忘岁月的师生都有类似的梦魇般回忆。而弹丸小城突然涌入几百人，造成药品极度短缺，无异雪上添霜，感染时疫者中，不少人病势沉重，甚至有病死者。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职业，得病后很难坚持下去。俞述翰讲述了一件亲眼目睹的事。刚到建阳时，他家的邻居沈某是原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日寇占领租界后，他带着两个十五六岁的儿子毅然来到内地。不久，即患疟疾，连续几个月卧床不起，“他没有单位，没有工资，带来的钱不久就花光了。孩子年小无处可找工作，最后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我们可算是近邻，我父亲借给他一些盘缠，拖着沉重的病躯，绕道回上海去了”。“这个例子说明内迁不易，在那瘴疠之地，坚持下来……就更不易”。
暨大的学生是幸运的，在学校和校长的帮助下，他们度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黄仁、郁群、严符曾、庞文兰、戴敦复、谢海燕等师生曾详细叙述了罹患疾病和何炳松极力设法救治的一个个故事。均见《何炳松纪念文集》。
黄仁说，他们刚到建阳时，看到依山傍水、绿草如茵、空气清新的校园，兴奋极了。但不久就先后病倒，发高烧、奇冷、呕吐，甚至昏迷不醒，差不多每个人都打起“摆子”来。她也染上了恶性疟疾，“疟原虫钻入了脑子，终日昏迷不醒，有时还失去了知觉和记忆力”。尽管学校很快成立了医务室，千方百计买药给同学们医治，但她的病情却仍然日益沉重。由于战局不利，学校迁往南平，就把不能行动的她安置在童游镇的老乡家里。后来战局趋稳，学校迁回建阳，何炳松特地从南平请来留德的名医为她治疗，还想方设法购买专治恶性疟疾的特效针药，并派专人单独护理她，她的病情才得到控制并逐渐好转。
黄仁讲到的迁校南平，是1942年夏季的事情。因为浙赣战役中中国军队节节失利，上饶失陷后，日军一度威胁建阳，所以暨大只得再次作迁校准备，并派吴修到永安接洽校舍，将近3个月的时间都是在动荡不安中度过的。但是，后来暨大并未迁校永安，因为到了8月中旬，中国军队收复了失地，战局已经稳定。黄仁可能把迁校的准备工作误作迁校了。其实，尽管择校万山丛中，战局的影响还是十分明显的。1944年9月至10月间，日寇进犯福建沿海一带，建阳震动，暨大曾组织应变委员会，教育部还专门拨发了50万元的应变费用。暨南大学民国33年度（1944）第三次谈话会记录，见《关于校长何炳松同部分负责教职员谈话会纪录》（民国42年至44年），暨南大学档案，全宗号：240，卷号：34，校长谈话会记录均收于该卷宗，此后不注；暨南大学民国33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记录，全宗号：240，卷号：31，均藏上海档案馆。抗战期间，战争的阴霾始终笼罩在师生们的头上。
郁群的经历则要曲折一些。1943年秋天，他考取暨大后，住在学校的宿舍里等待开学。然而，他不幸患上了痢疾，高烧不退，病势凶猛，很快就卧床不起。几位高年级的同乡知道后，马上与校医务室联系，要求住院治疗。但因他尚未注册入学，医务室不同意入院。去联系的同学对医务人员说，他的病情严重，不及时救治很可能会发生意外，并以人道主义相责备。医务人员则回答说，这种情况他们也是第一次碰到，住院必须得到学校同意。于是几个同学立即向总务处走去。在路上，他们遇到了何炳松。当他们诉说了情况后，何炳松当即表示，医务室完全应该进行救治，并请他们马上去办手续，让病人迅速入院。
郁群在病房里住了两个多月，才逐步恢复了健康。郁群还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何炳松的情况。那是一个晴朗的早上，一位护士急匆匆地进病房检查内务，对他们说，何校长来看望住院师生了。他们立刻向大门拥去，见到何炳松已经进了医务室大门，正在和医务人员交谈：“今朝是中秋节，病员们一定更会思念亲人和故乡，医务室给大家准备了月饼没有？小菜要尽量弄得好一点！”当郁群对他诉说自己没有开学就生病，心中十分焦虑的情况时，何炳松亲切地安慰他说：“生病嘛，总是要先把病治好。不要焦急。治好了病再用功读书。”郁群说，后来他多次见过何炳松，也听过他的课，但始终忘不了的是这第一次的见面。
谢海燕回忆道，他和潘天寿“在建阳期间，相继患了恶性疟疾，何校长亲自送来特效药，并过问饮食调养问题。他怕我寒冷，还赠我一件何夫人手织的毛线衫，使我身心格外感到温暖。像这样关怀师生，急人所急，纾人所难的例子，在暨大和联大师生中是举不胜举的”谢海燕：《何炳松与东南联大艺术专修科》，《何炳松纪念文集》，第299页。
在患病的师生中，戴敦复是病情最沉重者之一，当年的校医务室护士张惟璇几十年后还记得这位危重病人。到建阳后，戴敦复先后患疥疮和疟疾，6月又患痢疾，8月因病情恶化而迁入简易病房。由于缺少药物，久泻不止，一度病危，已经为他准备后事。何炳松曾亲自去看望他，再三叮嘱工友要精心看护，并关切地问他的病情。当听到戴敦复说破庙太冷，当天就令人送来了屏风。在戴敦复重病期间，学校仍然聘请他担任助教，使他在精神上得到很大的安慰。
根据规定，住院学生药费和基本伙食费由学校负责，但这远远不能满足患者的营养需要，而沦陷区来的学生又根本没有钱买滋补品，对身体的恢复极为不利。何炳松知道情况后，决定对患重病而无经济来源的学生每人每天由学校供应豆浆和一个鸡蛋，以增加营养。他还让夫人代表自己每周定期到医院探望病员，并带去家中烧好的菜肴、牛奶、饼干等食物分给大家。
张惟璇比较详细地回忆了在何炳松的关心下，医务室几次扩大，以及治疗疾病的情况，使我们对当时学校面临的困难和应对措施有了一个较完整的了解。她说，1943年她在建阳防疫站工作，当时鼠疫流行，她们被派到暨大注射防疫针。后来她到暨大工作，医务室起初只有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设在校本部，一个医生、3个护士，要负责500多师生的治疗任务。“当时医疗设备很差，而且缺少药物。但何校长除派我们到南平、福州购置奎宁丸和针药外，还设法向红十字会、救济总会、青年会等医疗单位索取奎宁丸及扑疟莫呈药片。我们在医务所每天要包大批奎宁丸来发给师生吞服。”
据应启蘩回忆和暨大档案记载，1944年5月，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著名的生物学家和胚胎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和美国防鼠疫专家伯力士曾来暨大访问，“那时不像现在那样有排场，只是何先生一人陪同参观，并亲自用英语介绍。我看到在梧桐浓荫下的图书馆门外，三个人指指点点，徘徊久之”。伯力士很可能因鼠疫横行而来，他后来在福建不幸以身殉职，令人尊敬。至于李约瑟为何来暨大，以及他与何炳松的交往，40多年后应启蘩在复信中表示，具体情况已经记不清了。抗战期间，李约瑟除了曾在英国驻华大使馆任职外，还担任英国驻华科学代表团团长。对暨大的访问，表明他和英国政府对我国东南地区高等教育的兴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师生增加到700多人后，医务室搬入了新建的房子里。那是几幢建在童游镇的边上，砌着黄色土墙、屋顶盖着稻草、里面铺着地板的平房，远看好像漂亮的小洋房，门诊室和病房都设在这里，内设6张简易病床。到了1944年，随着师生人数的增多，“何校长就在童游街尽头，近山麓处，将一座庙宇改建成四楼四底的医院，聘用了医师四人，护士四人，连同勤杂人员共十余人，院内内外科俱全。记得病房内也收治肺结核及其他慢性病的病人”。医务室几经扩大，人员也大大增加，这与何炳松的重视密不可分。
何炳松还经常过问医务室的工作。当时学校的菜肴中，空心菜和黄豆已算是营养品，有时食堂杀猪，他一再吩咐要给病员添菜。有一次一位闽南学生因病重死亡，有些同学不明真相，围攻医务室，用石子砸医务人员，学校派人来也不能解决。何炳松得知后，亲自赶到现场，严肃地批评了那些学生；同时也恳切地要求医务人员体谅学生的心情。结果，在相互谅解中化解了一场风波。发生死亡的事情固然与治疗条件有关，但与患者是否听从医嘱也有关系。何炳松曾就浙江籍新生徐和銮病亡一事告诫全体同学，以后如果患伤寒或痢疾等有关肠胃的疾病，在饮食方面一定要特别注意！何炳松：《校长报告》，《暨大校刊》建阳版第1期。
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和防治措施的加强，一年后师生疟疾和痢疾的发病率大大降低，再也没有出现过重病号。
稍作安顿后，暨大即开始了1942年度的招生工作。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几个月中，竟然连续三次招生！第一次招收新生204人，对新建的战时学校来说，压力已经不轻。因为当时招收学生后，并非仅仅是和平时期的读书而已，对于很多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入学就是有了安身立命之处。学校必须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等全部的生活，除了增加大量的工作量外，还要承担沉重的责任。压力之重，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幸运入学的金尧如、王益治等人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金尧如曾深情地讲述了他和一批同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到何炳松例外照顾的故事。1942年7月，他和一些浙江来的同学考进了暨大，但开学要等到9月份。他们借住在老百姓家中，有的睡门板，有的就睡在地上。为了维持生活，几个人凑钱卖起了豆浆，想赚些钱。但卖了三天就亏本，同学们提出能不能找校长想想办法。于是金尧如被推举为代表来见校长。他向何炳松讲述了卖豆浆亏本，衣服典当，没有饭吃的窘境，请求帮助。何炳松表示，要先与学校有关人员商量，三天后答复。三天后，他告诉按时前来的金尧如，决定让他们提前入学，享受贷金，并已派人将床搬入一座整修好的寺庙，用作宿舍，还派人为他们做饭。近50年后，金尧如充满感激地写下了这件往事。这位文采飞扬的香港《文汇报》主笔这次却用极其朴实的语言感慨地说：“何校长三天内就为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今天找哪一位校长恐怕还决定不了。”“我很怀念当时的情景，使我们近百名学生有地方住有饭吃。”金尧如：《一代学人，毕生良师》，《何炳松纪念文集》，第515—516页。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当年的穷学生确实没有忘记曾经关心过自己的老校长。后来在为何炳松落实政策和出版文集等事情上，他竭尽了自己的所能。
王益治印证了金尧如的回忆，尽管他们入学前的经历不同。1942年夏，王益治高中毕业，考入了设在江西玉山的浙赣铁路干部人员训练所。由于日寇的进逼，不久干训所被迫解散。这时他的家乡浙江义乌已经沦陷，以致无家可归。辗转到了福建崇安之后，他听说暨大将在建阳招生，而且那里还有救济来自沦陷区的失学、失业青年的接待站，于是就直奔建阳而去。
建阳确实有安置战区青年的机构。1942年6月25日，福建省政府决定在建阳设浙赣战区学生收容总站，拨10万元救济金用作收容战区学生的费用。但是，由于流亡学生人数众多，每人每天只能从接待站领取三角钱的救济费。因此，除了勉强果腹外，很多人仍然过着浪迹街头的生活。王益治是在遇到浙籍同乡金尧如、邵拯、冯家道、周肇堪等人后，才一起借住到了当地居民家中，实际上也就是借几块门板露宿于天井。直到被允许提前入学后，生活才得到了保障。
不久，教育部又要求暨大第二次招生，这对学校的住宿、教室及供应等各方面造成极大的压力。但是，很多身无分文的流浪学生却因此获得了安定的生活。辛宪棠、钱国屏等人就是在第二次招生中入学的。日寇侵占上海租界后，钱国屏与几个同学来到金华，进入教育部办的“金华进修班”学习。不久，因日寇发动浙赣战役而随班转移，途中遭日机轰炸，行李被毁。他与几十名同学到建阳后，连同先前到达的上百名学生一起住在建阳城里的一个破祠堂里，幸亏教会和救济机关的接济才勉强维持下来。但是因为祠堂阴暗潮湿，大家席地而睡，所以生病者众多。“隔河的何校长看到这种情况，对如许青年学生的遭遇深表同情，虽说1942年秋季招生已招过一次，竟毅然决定进行第二次招生，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发榜。”同时，还派人装修了两个寺庙，发放了贷金，使他们很快结束了流浪生活，得到继续学习的机会。辛宪棠：《破天荒的第二次招生》，《何炳松纪念文集》，第536页。
令人意外的是，11月中旬，教育部专员温麟到达建阳后，向何炳松提出，由于安徽、浙江两地还有许多高中毕业生无处升学，暨大应在屯溪、温州再次招生。这时，学校人数已从初迁建阳时的500余人猛增了将近一倍。因此，何炳松表示，两次招生已使学校不堪重负，教室和宿舍“大感不敷分配，若再招收新生，非迅拨经费建筑校舍不可”；另外，学校每月经费原本就只能勉强维持，近来因建筑费、膳费和药费的大量支出，周转已感不易，再招新生，势必更加困难。温麟听后，立即电告教育部，请求迅速增拨建筑费和膳食费。于是，何炳松派周宪文主持温州的招生，另请在屯溪的上海法学院代院长褚凤仪代为办理安徽的招生事宜。两处各招生60名，于1943年春季入学。何炳松：《校长报告》（十一），《暨大校刊》建阳版第1期。连续三次招生，不但让数百名学生免于流离失所，而且让他们获得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在它的背后，花费了何炳松和他的同仁们的多少心血！
战时的物资供应极其紧张，而最艰苦是刚到建阳的时候。小小的山城忽然涌入大量人员，一时之间，物价暴涨。浦江清在《西行日记》中说，他从安徽经江西入福建，一路上物价由高到低，再由低到高，建阳物价竟高出屯溪一倍。而屯溪作为战时安徽省府所在地，物价本就不低。当时，暨大的绝大多数学生没有经济来源，完全依靠膳食贷金生活，1942年11月，何炳松在向全校学生所作的报告中专门讲了这个问题。此时暨大已有1005人，其中八九百人需要膳食贷金；不久新生入学，加上新来的内撤学生，人数如增加到1200人，则至少1000人需要膳食贷金。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方起驹、苏元豫、钱国屏、周震东、薛礼生、李东鲁、邢济众等人从不同方面对伙食情况作了回忆。当时膳食贷金的标准是每人每月34斤稻谷，折价大约10元钱。学生在食堂吃统一标准的伙食。学生食堂实行民主监督和管理，由学生代表组成膳食委员会，每天派学生到食堂值日，监督伙食并公布当天的开支，每月公布一次整个伙食费用的收支情况。
由于靠膳食贷金过日子，伙食标准很低。平时主食吃的是夹杂着石子的黄糙米，每餐饭桌上只有几碗青菜和萝卜。每个月的月末，如果贷金有余，才会加餐，尝到一点荤腥。大学生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消耗又大，这点营养自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由于经济都很困难，很多学生不得不售卖衣物。即使这样，也无法有大的改善，只能偶尔到饭馆里买两个包子解馋。为了改善伙食，何炳松还曾自己花钱买猪，宰杀后为大家加菜。
尽管何炳松爱生如子，但他爱之有道，决不溺爱纵容。由于平时菜肴全是素菜，有的学生就与校外商贩联系，在校内宰牛贩卖，结果受到何炳松的严厉批评。为此事他还专门在全校会议上作了说明。他说，福建省政府明令禁止宰杀耕牛，陈仪主政之时，甚至连病牛也不许宰杀，凡病死的牛一律掩埋，以免托故冒杀。浙赣战役中，日军把战区耕牛屠杀一空，使次年的春耕大成问题，我们应该体念时艰，对耕牛特加爱护，“不可为顾私人营养，接洽宰杀，来校兜售。且此风一开，就难免使外界一般不肖的人，假借本校名义，蒙混屠宰”。这样不但摧残耕牛，而且损害学校声誉。他还提醒大家，即使市场上的牛肉，也要了解清楚是经政府许可才能购买。
为了改善师生生活，学校根据何炳松指示成立了一些互助组织。据建阳版《暨大校刊》记载，校内曾有“暨联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组织，为师生提供价格低于市场的各类生活用品。1944年1月，又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成立了“公利互助社”，选举何炳松为监事长、周宪文为理事长，推举盛叙功为总经理、陈华祥为代协理。下设总务、生产、营业、会计、银行五部，每部各设一名主任，主管具体事务。
公利互助社的主要工作是：接管此前存在的暨联合作社等各类福利性组织，并重新整合；修理营业用房及添置用具；完成消费部门及生产部门的准备工作；厘定会计制度；管理并分配各部的资金。它的下属机构中，银行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受总经理监督，最初的业务是负责社员贷款，但在放贷之前必须经过理事会组织的贷金审查委员会的认可。其他各部的经营范围包括：供应日用品、食品、文具书报及自产的产品。种植蔬菜，开垦荒地，饲养猪、鸡等家畜。还开办了饭店性质的公利食堂和理发店等。
饮食之外的最大问题，是解决过冬的衣被。一些师生在内迁的途中，因为日机轰炸等原因，行李尽毁；另有一些学生则因邮路不通，接济断绝，只得出卖衣服、皮鞋，夏天还可勉强度日，入秋以后，再也无法支持。为了筹集学生们过冬的棉衣裤和棉被，何炳松费尽心思。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军队身上。当年的学生徐克凡讲了一件亲历的事情：“为了解决学生们御寒的冬衣，先生请来了当时建阳的警备司令钱东亮，名为训话实为让他亲眼看看学生们的艰难处境。”
钱东亮是国民党要员钱大钧的侄子，一介武夫，难免口不择言。他在讲了一番艰苦抗战的大道理后，“来了一段现身说法，自称身上这件皮夹克还是几年前朋友送的，至今仍在穿。不料这一来，却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钱东亮显然是被笑得恼怒起来了，当下从腰间拔出手枪，重重地往讲台上一扔，高声吼道：‘笑什么！’”钱东亮的话，就像晋惠帝听到老百姓因没有饭吃饿死而说为何不吃肉糜一样糊涂，面对哄笑，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因此大发雷霆；等意识到言语不妥后，马上匆匆结束了讲话。这时，何炳松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了一段钱司令在百忙中特地来校看望大家，关心暨大师生，他是我们的父母官；暨大流亡到此，离开他就难以立足之类的话。“短短一席话，说得钱某一脸怒气立时云散烟消。不多几日，满满几卡车棉军衣裤就送上门来了。”其实，学生看到的还只是一些表面现象，争取大量资助，并非几句话所能奏效，背后要做大量的工作。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暨大和联大两校学生过冬衣被的问题，何炳松除了直接向顾祝同陈情外，还趁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邹文华来校讲演的机会，专门与他商谈。适逢暨大入学训练队列时，学生们衣衫不整：有的穿长衫，有的穿西装，有的只能穿破绒线衣，实在有碍观瞻。他以此为例，强调服装的困难。邹文华表示，可以代购1000套旧棉军衣，每套只要10元。何炳松进一步要求再增加300套，一并解决东南联大学生的服装问题，邹文华允诺回去后商量。当时暨大和联大的学生一共1100多人，不少学生回忆，每人均可发到一套冬衣。通过军队方面的帮助，寒衣问题其实已经顺利解决。
当时到建阳视察的中央机构主事者不少，何炳松抓住每次机会争取获得他们的帮助。如1942年11月在与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赵志游的晤谈中，何炳松讲述了教育部要求尽量多招收和救济浙闽赣三省的高中毕业生，于是奉令打破常规，两次招生的特殊情况。且告之在招收的400多名学生中，多半来自沦陷区，有的人竟没有棉衣裤和棉被！赵志游听后“至为动容”，答应从赈委会永安办事处调拨100条新棉被给暨大，并立即兑现。
何炳松还想方设法获得各种救济机构在资金、物资等方面的巨额资助。在他的不断呼吁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部、福州国际红十字会等均曾赠送或以低价代购大量药物。在他的积极推动下，1943年春，建阳各界人士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全国学生救济总会建阳分会（简称“潭学济会”），由钱东亮任主任委员，何炳松为书记，暨大外籍教师林和馨为会计，新任建阳警备司令邹文华及其他军界人士赵复汉、熊伯川，政界人士庄文枢、陈世鸿、陈家添，宗教界人士狄怀音神父、彭牧师，地方绅士林清望医师，暨大教授谢振亚、胡寄南等都是成员。钱东亮在暨大设立了每年总额9万元的20个江苏籍学生公费名额，还另外募集6万元作救济金。仅1943年年中到次年的一年里，潭学济会就收到总会汇来的28万元，赵、陈、狄、林等人还各募有专款，总计募集款达到40余万元。这些钱款都用于接济学生，除了以食物和衣物的形式分发外，还有一部分用作学生工读的酬金，使不少人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困窘。
学校还以校友会的形式加强了与毕业生的联系。留校任教的苏乾英、戴敦复、徐淑贞等人发起组织了暨大校友会总会，并负责与各地分会联系。暨大校刊还登载了建阳、桂林、云南、福建、兰州、贵州等地区的校友会及其负责人的情况。一些热心校友对母校提供过多种帮助，学校将他们的贡献刊登在校刊上，既是表示感谢，又是鼓励。
暨大内迁之后，办学条件比租界时更加困难，缺少教师一度成为最主要的问题，以致不少课程一时无法正常开设。例如，《南洋概况》虽然不计学分，但历来是各院学生的必修课。刚迁建阳时，因缺少师资，一年级无人上课，后来才聘到曾在南洋星系报纸中任主编多年的老南洋通曾建平教授来校任教。由于教师不够，一年级的英语、国文课等基础课经常不分院系上课，到二年级以后才陆续开设专业课，而这时正好总校教授已逐渐来到建阳，师资匮乏才得以缓解。王文天：《抗战时期就读暨大回忆》，《建阳文史资料》第13辑。
迁校之初，图书资料极其缺乏，而建阳又没有较大的书店。但是，附近的一些城市却有品种较多的书籍供应。浦江清说，南平商务印书馆的书籍多达数百种，超过了设在金华的该馆。在这里还能买到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和田边尚雄的《中国音乐史》，只不过书价在原价上加了20倍（书籍在原价上增加若干倍，是战时的通例）。于是，何炳松派人到江山、南平、厦门、上海等地购书，甚至专门派郭虚中长驻福州，专职购书。程俊英回忆道：“有一次，我到郑振铎先生家里去，看见庭院廊前堆放着许多箱子。郑先生说：‘这些都是何校长托在上海买的书，全是学术研究的参考书，其中有孤本、善本。’”程俊英：《我所了解的何炳松校长》，《何炳松纪念文集》，第273页。在短短的时间内，暨大通过各种途径购得数千册中文书，其中有些还是善本，再加上福州外国友人赠送的数百册西文书，总算基本满足了学生的需要。
教学方面困难最大的是需要实验设备的理科专业和需要模特、颜料、画布等器具的艺术专业。刚到建阳的时候，理科学生根本无法做实验，后来借助设在邵武的协和大学，设在沙县的福建省立科学馆，设在龙泉的浙江省立工业改进所等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设备，在本校教授的指导下，让高年级学生到这些设备比较完善的实验室里实习三个月到一学期。这样做尽管花费巨大，但对理学院学生学业的完成帮助却很大。后来，为了培养纯理科人才，何炳松还呈请教育部将数理系恢复为数学、物理两系，并要求拨巨款修建理科实验室。
当时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暨大的学习氛围却十分良好。除了课堂教学外，课后的自修、讨论都十分认真。由于学生宿舍几乎都没有热水瓶，而建阳街头茶馆又特别多，所以里面总是坐满了自修的大学生。学校也十分重视营造浓郁的学习气氛。在形势稳定之后，还恢复了学业竞试等活动，奖励学习优秀的学生。
艰难的发展
在内地办学，困难重重，除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外，最感缺乏的是师资。由于各种原因，暨大相当一部分著名教授如周予同、张耀翔、郑振铎等没有随校内迁，而建阳条件较差，一般人不愿长期逗留，连原暨大教师夏炎德到建阳后，也“因水土不服，感到各方面条件较差”，而西去重庆。夏炎德：《何炳松先生在史学与文教方面的贡献》，《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17页。因此，师资十分短缺。为了能聘请到合格的教师，何炳松想尽了办法。首先是通过本校教师的介绍，其次是聘用自荐者，同时选择优秀的毕业生留校任教。经过努力，暨大逐渐具备了一流的师资阵容。两年之间，学校已经拥有了孙怀仁、李季谷、林仲达、周伯棣、陈守实、方光焘、卓如、沈炼之、周宪文、戚叔含、胡寄南、王勤、周其勋、叶作舟、江之永、吴逸民、卢怀道、谢振亚等各科著名教师，加上原有的杜佐周、盛叙功、许杰、俞剑华等人，可谓人才济济。学校还设法聘请了林和馨等外籍教师。
这些教师的到来，几乎每人都有一个不同的故事，包括那些最终未留下者。例如，1939年2月，吴大琨和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赴皖南慰劳新四军，归途中被捕，后关押于上饶集中营。1942年11月，他由著名茶叶专家吴觉农保释出狱并介绍到暨大，当年12月被聘为文学院英语系讲师，教了一学期的“莎氏乐府本事”，次年又在商学院开设“战时经济”课程，“我利用暨大的讲台，向学生们介绍了苏联的战时经济情况，很受同学们的欢迎”。1987年，笔者为编撰《何炳松年谱》，曾函请知情者提供资料，吴大琨在来信中说，在暨大期间，何炳松曾“举行宴请并个别接见，对我的工作多所鼓励，详细内容现在已记不清，但留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位学者，而且很讲民主精神”。“他也很清楚我的政治立场，但对我还是非常热诚，没有任何疑忌，也从来没有干预过我的教课”。
吴大琨说，在暨大的一年多时间里，“虽然在政治上平安无事，但毕竟仍在三战区顾祝同的统治下，同时距离上饶集中营（这时因日军侵略，已迁往建阳徐市镇）又近，在心理上很不放心，从此我就离开了暨大”吴大琨：《缅怀何炳松先生》，《文汇报》1991年3月20日第3版；《我在建阳暨大时和地下党的联系》，《暨南大学在建阳》，第6页。吴大琨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据当时在外语系任助教的戴敦复说，他是在外语系主任戚叔含请吴大琨吃饭时与之结交的，在去吴大琨家时发现，暨大军事教官就住在他的隔壁，“很可能他还是在被监视之中”。
不过，从吴大琨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从1942年12月到1944年2月，在暨大短暂的工作期间，他的心情还是愉快的，这固然与他受到同在建阳的《前线日报》社内的中共地下党的多方照应有关，但也与何炳松的礼遇有关。作为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能够不受干扰地介绍苏联的情况，离不开何炳松的大度包容。当然，吴大琨可能不知道，凡是新教师进校，何炳松都要请他们吃饭，并亲自送上聘书。几十年后，不少教师回忆起这一幕，仍感到十分温馨。待人至诚，靠感情留人，在物质条件恶劣的环境中，显现了强大的凝聚力。
即使对不愿留在建阳工作的教师，何炳松也一视同仁地热情迎送。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于上海时已在暨大兼职，后来，他在去西南联大的途中，旅费用尽，滞留屯溪，当地有关机构办事效率低下，一味搪塞，他不得不电请何炳松汇款接济，何炳松接电后立即令人将款汇出。浦江清到达建阳后，何炳松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在各方面予以无微不至的照料，还邀他任教，并请戚叔含再次转达此意。浦江清在讲述了不得不返西南联大的情况后，询问能否领取暨大的欠薪。何炳松表示，无论是否留下，都可领取。于是他领取了4月至7月的欠薪及津贴1900多元。他在日记中说：“此则未曾教课而得干薪，暨大之特别优待也。”稍后，又在东南联大领取了上海高校内迁教师旅费1000元。浦江清充满感激地写道：“昆明汇建阳款迄今未到，赖暨校欠薪及此旅费，否则余将在此耽搁，不能前进矣。此则何柏丞先生待人厚道处。”为了表示感谢，浦江清往见何炳松，“告以不能留此之苦衷，且答应为东联尽力，在人才及图书方面，一路为之留意”均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9页、第152—153页。他旋即写信给浙江大学的徐声越，告诉他东南联大拟聘其任教，并详细介绍了该校情况。
战时任浙江民政厅厅长的阮毅成说，他曾几次到建阳，何炳松希望他能辞官到暨大任教，为此还数次致电重庆，但均未成功。
何炳松不但求贤若渴，而且知人善用。他的原则是用人不疑。建阳期间担任学校重要职务的不少人，以前与他并无交往。如沈炼之是从福建的其他地方来校执教的，他是法国史专家，学问渊博，为人忠厚诚朴，极孚众望，何炳松曾委以代理校长的重任。江之永原为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年富力强，办事干练，被任以理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何炳松要他到上海协助迁校事宜，圆满地完成了接收虹口和宝山路两处校址的任务。笔者曾见过一张江之永在“上海市立宝山路小学校”门前所拍的照片，校门口并排悬挂着“教育部京沪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教育部上海甄审区委员会”的牌子，并有荷枪士兵站岗，显然是摄于建阳师生返沪之前，留下了这两个重要机构曾在一处办公的史料。
除了外来教师，暨大还从毕业生中选留了一批助教，如戴敦复、马昌炎、沈根源、林念庚、周国春、季振宇，等等。这些青年教师后来在学校复员和接办英大时出了大力，如季振宇不但跟随何炳松到沪协助暨大复校，还在筹办上海商学院复校中前后奔忙，工作十分出色。
为了开阔学生视野，何炳松还设法聘请一些著名学者来校讲学。抗战甫一胜利，在周宪文的介绍下，何炳松就邀请了《资本论》的翻译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到暨大作短期讲座。为此何炳松还亲自到永安面邀王亚南，并宴请了他，由在永安工作的周宪文和戴敦复作陪。戴敦复说，席间，何炳松再三邀请王亚南到暨大讲学，后者才“终于从永安路远迢迢地来到建阳”。
王亚南的讲座题目为“中国经济的改造”，本来是商学院的选修课，但其他院系的学生也纷纷旁听。为了让尽量多的学生能够听讲，上课地点放在了大礼堂，时间则安排在早晨7点至8点，这样可以避免与其他课程的冲突。虽然闽北山城深秋的清晨已经寒气逼人，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每次上课，可容纳数百人的大礼堂都挤满了人，连有的老教授都冒着寒风前来听讲。校方给予王亚南隆重的礼遇，开讲之前，专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何炳松亲自主持并致欢迎词。
在讲课中，王亚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揭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必由之路。当他讲到“复员”不是“复原”，中国再也不能走半封建半殖民地老路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他认为，中国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特别是农村封建土地制度的存在，是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落后的根本原因。只有解决社会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才能得到发展。当时虽然有反动学生的监视盯梢，但王亚南仍观点鲜明地讲课、答疑；很多学术团体如经济学会、史地学会、中国文学研究会、教育学会等都出版了有关的壁报，扩大了讲座的影响。心理学教授胡寄南还在寓所应氏家祠请王亚南便餐，并促膝长谈，王亚南以《政治经济学史大纲》相赠。王亚南的这次讲座内容，后来改名《中国经济原论》公开出版；上世纪60年代经过增订，更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重新出版。
邀请王亚南讲学，是要冒相当大的风险的：“当时国内形势错综复杂，正是山雨欲来之际。建阳暨大已经受到校外特殊人物的密切注意。王教授讲学结束后，是在学校进步同学的护送下安全离校的。”戴敦复：《何校长，我们永远记住您！》；周震东等：《记何校长二三事》；林念庚：《何炳松校长的教育思想及民主办学精神——访胡寄南教授》，均载《何炳松纪念文集》；范家震：《暨南大学在建阳轶闻》，《建阳文史资料》第13辑。
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也曾应邀到暨大讲学，讲题为“太平洋问题”和社会学。他在社会学讲座中，指出了中国丰富的资源和落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之间的矛盾。这些讲座，紧贴社会热点，学生很感兴趣，同时起到了引导学生关心民生、关心现实问题的作用。
在印刷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暨大恢复出版中断了将近6年的校刊，为后人研究暨大在建阳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暨南校刊》历史悠久，创办于1929年郑洪年任校长时，原系周刊，各校长任内都延续出版，是了解暨大历史的原始材料。但是八一三抗战中因学校被毁，被迫停刊。学校迁入租界后，日伪猖獗，环境险恶，一直陷于苦苦维持的境地，因此没有条件复刊。内迁之后，局势动荡，直到1943年才形势初定，校刊终于在5月15日恢复出版，更名为《暨大校刊》，何炳松撰写了《复刊辞》。
由于停刊了好几年，这期校刊的内容特别丰富，刊登了何炳松在民国31年度（1942）第一学期的6次报告，涉及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还刊登了有关的教育部令、学校公函、布告、章则、学生人数统计、主要教职员名录、民国31年度下学期各院系课程一览、公免费生名单、南洋研究馆恢复计划、学校一年来修缮建筑概况、论著情况等等，是了解建阳办学初期情况的第一手材料。这期校刊的出版明显比较匆忙，以致刊物的出版日期都没有。因此仅过了一年，在为第二期校刊所写的《卷首语》中，连何炳松都将第一期的出版时间误记为4月。
由于暨大没有印刷机构，校刊只得委托建阳印刷所刊印，而该所承印任务十分繁重，受此限制，第二期校刊隔了一年多才出版，并重新恢复了原刊名——《暨南校刊》。何炳松在《卷首语》中回顾了校务丛脞、经费困难、纸价猛涨、印刷不便等原因而导致校刊不能正常出版的情况后，指出校刊是学校的喉舌，起着“显示全盘校务进展之动向，沟通全校师生之感情”的作用，意义极重大；而散处国内外的校友在与母校联系时，无不索阅校刊。为此，决定恢复校刊，每月出版两期，每期八页，“此后非有特殊原因，自当排除万难，不轻易使之中辍”。但是，这个承诺并未做到：建阳时的校刊仅仅出版了两期。
内地办学困难重重，而最大的难题莫过于经费的短缺及延期。由于战争等原因，学校经常不能及时收到已经捉襟见肘的经费。无论是经常费还是膳食贷金、建筑费及其他教育经费都是这样，造成资金周转困难。更糟糕的是，战时粮食供应不正常，一千多名师生加上员工家属的口粮必须有一定的储备，才能免于断炊的风险，这就使原来入不敷出的经费更加紧张，于是，何炳松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放在向银行透支、告贷，与地方政府接洽购粮等事情上。在暨大历年的校务会议和校长谈话会记录等有关档案中，经常可见关于经费支绌、设法借贷及如何解决粮食问题的商讨记录。
为了经费和粮食的事情，何炳松经常拜访各级军政负责人，请求帮助。1942年底，他曾就学校的经费收支和粮食问题向全校师生作过报告，读后使人深感勉力维持之不易。他说，迁校以来，数十万元的建筑费用分文未到，已经花费的医药费15万元不在预算之内；千余人的膳食贷金没有按时寄到；每月需米350担，学校垫出10万元请建阳县政府代办购米，但“据邹（仲融——笔者注）县长的意思，最好能预购三十万元方足一年之用，但校中哪里来许多款子代垫呢？加之建阳方面，大银行也没有，只有福建省银行分行，规模不大，上次本校与之再三商量，始能透支十万元，以部款作抵，以致购米之款，力不从心”。
为了解决经费和粮食等问题，1942年12月何炳松在送顾祝同重返上饶时，请他向中央转陈困难，得到同意。次年6月，又与经过建阳的福建省主席刘建绪商谈，后者同意代电教育部和粮食部，要求以当地限价米供应学校。但仅就粮食问题而言，直到1944年9月，教育部才通知暨大，已经商请粮食部，令建阳田管处向暨大拨米。暨南大学民国33年度（1944）第一次谈话会记录。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但根据当年10月举行的该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记录，魏应麒、谢振亚、詹剑峰等人在会上联名提出学校应设法减低公米运费，以减轻同人负担案，说明至少部分粮食还得由学校自行解决。上海档案馆藏。
何炳松为解决经费的周转，不时往来于军政商界及银行之间，应酬不断，苦不堪言。但是，除了极少数了解内情者外，引起了不少误解。有人认为他热衷于与权势人物交往，想进入政界，不搞学问，等等，连许杰也有类似的说法。俞述翰说，俞剑华担任暨大总务长，“常常几个月不见经费汇来。我父亲本身是个学者，不善理财，又不善交际。东挪西借，不得不由何校长亲自出马。建阳城里有几家银行，当地的党、政、军、宪都能对银行施加影响，要贷大批款项很不容易。这个阶段，何校长经常请客，宴请那些银行和当地有势力的人物，借得钱来维持全校师生员工的生计……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何校长奉命迁校回沪的时候也并没有基本解决”。
繁重的校务和无尽的杂事使身体羸弱的何炳松不堪重负，在建阳期间，他多次提出辞职。1944年，浙江省政府决定设立省通志馆，续修省志，拟聘余绍宋为馆长，何炳松为副馆长。在收到阮毅成征询意见的信件后，何炳松欣然答应。次年，他托去重庆的阮毅成代向教育部长朱家骅面辞校长之职，以便回浙江参加修志工作。阮毅成说，他在重庆见到朱家骅后，“还未及开口，朱先生就说：‘你这次回去，经过建阳，务必劝何先生打消辞意。’原来，在我到重庆之前，朱已收到何的辞职电报，朱恐我帮何先生讲话，所以一见面就先封了我的口”阮毅成：《记何炳松先生》。不过，在度过了艰难岁月之后，这位部长对全国大学校长进行了大撤换，曾被他苦苦挽留的何炳松就是较早离职的一位，当时就有不少知情者说，这是何炳松突然去世的原因之一。
筹办东南联合大学
抗战时期，由于大量高校内迁，造成了很多问题，于是一些学校被重新组合。如1937年下半年，上海大夏大学和复旦大学一度合并为第二联合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和北洋工学院等合并为西北联合大学；最著名的莫过于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了。国立东南联合大学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教育部为了适应孤岛沦陷后的特殊情况而于1942年1月设立的。由于从上海进入浙江比较方便，所以指定校址建在浙江境内。当时，在上海租界办学的各大学几乎都没有在内地设立分校，为了不让学生失学，教育部规定这些学校全部并入东南联大。东南联大筹备委员会的委员由上海各专科以上学校校长、浙江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等相关人士担任，先后被委任者有何炳松、胡健中、骆美奂、王凤喈、张寿镛、曹惠群、杨永清、黎照寰、樊正康、裴复恒、阮毅成、许绍棣、许逢熙、胡寄南、李培恩、胡敦复、周宪文等16人，何炳松与王凤喈为正副主任委员，后因王氏辞职，由周宪文接任。
何炳松受命以后，立即与上海各校秘密接洽，商谈内迁事宜。不少学校也先后作出了反应。如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代校长谢海燕专门召开校务会议，决定内迁，参加东南联大，并主动与何炳松取得了联系。上海法学院也决定内迁。当时日伪活动嚣张，联大的筹办活动要冒极大的风险，但是何炳松仍然不动声色地推进着相关的工作。
由于东南联大的多数委员系大学校长，校务繁忙，无法脱身到浙江境内筹备建校，所以教育部电令《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及骆美奂先行设立联大筹备处。3月24日，筹备处在金华正式成立，设于酒坊巷金华中学内。
何炳松于1942年4月初抵金华后，立即听取暨大内迁接待站的工作汇报，并作了相应的指示；随后，来到东南联大筹备处就职。在此后的20天中，他连续主持召开了3次东南联大筹委会会议，出席者有胡健中、骆美奂、许逢熙、许绍棣、李培恩及杨永清的代表盛振为，当时正患疟疾的阮毅成也抱病从方岩赶到金华与会。会议决定，东南联大筹备处改称筹委会，下设秘书总务处、编训处、会计室、设计委员会。聘杜佐周、顾石君、谢海燕、倪贻德、沈仲俊等为设计委员，朱中虑为总务处长，娄子明为编训处长，方岳为会计室代理主任。并修订了组织规程，决定了办事人选。同时，议决大学设文、理、法、商4个学院及艺术、体育、纺织3个专修科。
会议还详细讨论了上海各校师生内迁的联系方法、路线等问题，并作了明确的分工。决定杜佐周留驻上海，继续负责与各校的联络；派专人分赴临浦、诸暨、南润、禄渚四地设立交通站，以便沿途照顾内迁师生。何炳松还向与会者介绍了上海高校的情况：“上海租界上原尚有五个国立的专科以上学校，但最近的消息是已经有四个学校陆续的投降附逆，只有暨南大学的师生，坚贞不屈……至于各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大多数愿意来归，但因在敌军占领之下，不能公开联络。日后究能有多少师生到达，现在尚难预料。”阮毅成：《记何炳松先生》。当时，抵达金华的上海各高校内迁学生已达200多人，其他师生正在或准备内迁，联大成立有望。根据规定，沦陷区的学生可以到内地其他大学借读，在上海交大、上海医学院的一些学生分赴内地相关院校途经金华时，联大给予了经济等各方面的帮助。
何炳松的大量精力耗费在了与其他内撤的院校联系加入联大之事上。上海美专是最早决定，也是最顺利地加入联大的学校。它的代校长谢海燕在孤岛时就与何炳松及杜佐周取得了联系，并就加入东南联大进行过会商。孤岛陆沉后，谢海燕乔装内撤，顺利到达金华，“在文昌巷会见何炳松校长，受到热烈欢迎。我致电在重庆的上海美专校董钱新之、陈树人、顾树棠等先生，一致同意参加联合大学”。稍后，何炳松又与抵达兰溪的上海法学院取得了联系，该校教职员经过商量，虽然一致同意加入联大，但提出了两个条件：抗战胜利后即退出；保留附中。何炳松在向教育部请示后告诉他们，部里只同意第二个要求。不久，因日军发动浙赣战役，于是此事不了了之。但是，由该校法学院经济系主任孙怀仁率领内迁、先期进入安徽境内的部分学生则加入了东南联大。《上海法学院二十周年纪念刊》。
联大还吸收了相当数量的零星来到内地的学生。由于兵荒马乱、行程仓促等原因，一些学生在办理入学手续时往往出现证件不符合规定等问题，何炳松根据战时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给予圆满解决。当年曲折入校的屠坤英在《何校长与我》一文中说，1942年，她带着三吴大学的证明到金华的联大招生处报到，但是招生处认为证件不足，拒绝接收。原因是她原在上海女子大学就读，女大校长吴志骞被暗杀后，学校解散，她的学历证明转由三吴大学出具，这就造成了与原来就读学校不符的情况。她虽然深感失望，但没有当场申诉，只是立即在纸上书写了有关情况和迫切的求学愿望。“刚写好，恰巧何炳松校长从门口进来，边上有同学告诉我：‘来的就是何校长。’我喜出望外，马上呈上申请书。何校长阅后就微笑地批准我入学，叫我去入学好了。”
处理完有关公务后，何炳松与胡健中、骆美奂、许逢熙、李培恩、盛振为、朱中虑等人一起，专程前往浙赣边界的江山南乡石门村勘察联大校址。由于当地自然环境极其优美，可以利用的祠堂规模又十分宏大，大家都很满意，决定学校就设在这里，并当即电请教育部核准，同时请当地人士赵贤科、王道二人协办修理校舍事宜。勘察完校址后，其他人返回金华，何炳松则往上饶会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第三战区所辖地区包括东南半壁江山：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顾祝同是最高军事长官——其实也是最高行政长官，在东南地区办学，如能得到他的支持，事情自然会顺利得多。这也是何炳松行事稳妥之处——尽量与地方当局友好相处，争取他们的帮助。这一点，他在建阳期间也一以贯之：邀请军政要员来校演讲，宴请银行和地方实力人物，夫人与军界实权人物钱东亮、赵复汉的夫人结拜等等，无一不是为了学校的生存。为此，他还曾被不知内情者误解。直到他为复校事宜离开建阳，而学校因拨款不能按时汇到，结果“有些教师天天包围代理校长讨欠薪”，“在这样困难的形势下互相埋怨的情绪急剧增长”，“这时候人们才想起何校长在的时候不用愁，可以安心教学的日子”。俞述翰：《何校长在建阳的日子》，《何炳松纪念文集》，第526页。
5月8日，何炳松抵达建阳，师生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他对暨大校务作了详尽指示和周密的计划。但是，仅仅停留了几天，就得到日寇进犯浙东的消息，金华、兰溪一带经常遭到日机轰炸，军政教育等机关已纷纷向西撤离。日军此次发动浙赣战役，目的是想摧毁位于浙江衢州的中国空军机场。因为前此美国空军少将杜立特率领16架B-25轰炸机从关岛起飞，轰炸了东京、大阪、名古屋、神户等地，这是二次大战爆发以来，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到空袭，在日本引起极大的震惊。美机返航途中，计划在衢州机场降落加油，于是日军在当年的5月15日发动了浙赣战役，企图一举摧毁衢州等机场。战争爆发后，日军进犯迅速，很快逼近金华。
何炳松因东南联大初创，必须亲临主持，闻讯后立即离开建阳，兼程返回。17日晚间回到金华时，局势已经十分危急。幸亏在日寇发动浙赣战役的当天，胡健中得到确切消息，迅速召集会议布置一切，并立即下令联大内撤。何炳松抵达金华的当晚，联大师生200多人在朱中虑的率领下，乘车撤往江山，兼职办事员戴敦复和李德明则先行出发，为大家准备食宿。当地政府也已下达了强迫疏散令。
联大之事稍定，却意外地听说傅东华还滞留在金华城郊，何炳松马上通知他立即进城。原来，傅东华从上海到达金华时，因日机几乎天天空袭，他只得带着年近八旬的老母到附近的南山躲避。接到何炳松的信后，傅东华当即赶回城里，但何炳松已经撤离；这时城里疏散一空，最后一班西行火车也已经开出，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傅东华只得重回南山。后来，傅东华不幸陷敌，何炳松得到消息后，数夜不眠，在向教育部报告的同时，托各方军队探寻，希望能将他救出。
因日军逼近，在联大师生全部撤离后，何炳松于到达金华的次日，携眷属与谢海燕、倪贻德分乘两条民船，最后一批匆匆撤离金华。23日到达江山时，巧遇因负责处理东南联大事宜而遭日伪缉捕，只身从上海脱险而来的杜佐周。在这里，何炳松闻知战局不利，日军正在深入，而江山地处浙赣铁路中心，已不适合作校址。恰在此时，又接到顾祝同来电，认为还是将联大迁到闽赣边界为好。在与胡健中、杜佐周、谢海燕等人商量后，根据战局恶化，敌军不断推进，闽赣边界已不稳定的新情况，决定暂时撤到建阳，同时电告教育部。果然，不到一周的时间，衢州一带前线再次告急。
5月30日，谢海燕、倪贻德、沈仲俊、朱中虑等率领全体师生离开江山，步行经浦城前往建阳，何炳松与娄子明则先乘便车前往浦城，预作食宿安排。他们借当地的文庙为师生的暂栖之地，并向各方商借车辆，以便运送行李。直到6月10日左右，横亘闽赣之间的仙霞岭上已经可以听见炮声，疲惫不堪的联大师生才从岭下的二十八都越岭而来，陆续到达浦城。谢海燕说：“我们刚从浙闽边境廿八都前往浦城的早晨，九架重轰炸机掠空而过，把浦城炸得满街颓垣残壁，尸横遍地，当我们傍晚到达时余烬未熄。一连轰炸三天。”等行李运到浦城时，敌军又有越岭南下之势。何炳松将好不容易买到的几张车票让给谢海燕、倪贻德、杜佐周先走，他自己带领师生们于18日冒雨去建阳，一路上，几乎无日不雨。
东南联大的内迁因战局的不断变化，目的地也数度更改，行程几经周折。因此，从5月17日离开金华，到6月24日全部师生抵达建阳，前后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山高岭峻，路途遥远，其间风餐露宿，经常徒步而行，而敌机追踪扫射，所经前后村镇轮番被炸，一路惊魂，备尝艰辛。
此时的建阳比暨大刚迁来时热闹多了，凡是从浙赣撤退的军政机关和避难民众均麇集闽北，造成物价暴涨，房屋无余。联大暂以童游乡中山室为办公处，中心小学为学生宿舍，总算暂时安顿了下来。接下来的两个月中，东南局势忽紧忽弛，联大曾三次打算迁往闽西。为了应对变局，学校特设了迁校委员会和校舍设备委员会（又称建筑委员会），主管规划学校迁移和选择校址等工作，由谢海燕任主任。
谢海燕说，他领命后，立即与倪贻德等人到建阳近郊的乡镇四处勘察，还独自乘车到莒口，凭着一张简略的石印地图在荒无人烟、时有野兽和强盗出没的山野间步行到离县城七八十里的麻沙镇。结果发现那里的文庙颇具规模，还有几处可以利用的祠堂，但是最终因为交通太不方便而放弃了。“后来选定在建浦公路边的一座小山和崇溪畔一处林木葱郁连着沙洲的地方以建筑校舍和体育场”，他还手绘了一张示意图和几张建筑图样请何炳松审阅，得到认可，两人商量后还作了一些修改。联大总务处派人进山订购了大批杉木，准备大兴土木。
正在联大积极筹备时，浙赣战役却在向纵深发展，铁路沿线城市相继沦陷，从上海到福建的水陆交通都被阻断，各高校师生能够继续内迁的寥寥无几。这样，联大的生源就被断绝，建设校舍之事也被搁置。8月中旬，顾祝同致电何炳松，已经收复浙赣失地，日军退至金华、兰溪一带，战局才趋于稳定。于是，联大决定以建阳童游乡北段为临时校址，为此整修了一些祠堂等旧建筑，还建造了一些新校舍。联大筹委会设在龙游街奎光阁新建楼房里，楼上是教师宿舍，谢海燕、潘天寿、江之永、罗君惕等人均住在这里。
为了救济当时群集于建阳的沦陷区高中毕业生，8月下旬，在校舍、师资尚未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联大正式招生，共录取新生86名，其中先修班38名。连同原来的上海学生145名，总数达到231名。由于战局平稳，沪、浙、皖、赣等陷区和战区的高中毕业生陆续来闽者日渐增多，而福建省教育厅和教育部金华先修班又分发多名学生来校，等待联大再次招生。在这种情况下，正式成立大学已刻不容缓。何炳松于9月7日和22日两次致电教育部，要求联大能够定期正式开办。然而，教育部两次复电要求大学暂缓成立，继续筹备，将现有的学生并入暨大，上海内迁的师生仍由联大筹委会收容。后来又改令沪、浙、闽撤退的学生中，高中毕业者入先修班，大学在读者入暨大或联大借读。
11月1日，联大筹委会决定将全部登记学生及录取的新生送到暨大借读，从3日开始即可在暨大注册，但仍在本校住宿和用餐。联大先修班则于12月初开学。先修班是对沦陷区学生的一种优待办法：凡是没有被大学录取的学生，不论成绩高低，都可以进先修班就读一年；成绩在前一半者，则可以在第二年免试入学。更重要的是，对绝大多数贫寒学生来说，入学意味着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另外，根据当时的规定，大学生所修学分如果三分之一以上不及格者要留级，一半以上不及格者要退学，所以先修班对学业程度较差的学生不失为一种理想的过渡办法。
在修建校舍和招生的同时，联大的其他有关校务也在积极推进。首先是设法延聘各科教师。到9月中旬，已聘教授21人，另有20人则正在约聘中。学校组织方面，也着手健全。据浦江清日记，直到9月下旬，联大教务长尚虚悬以待胡健中，但稍后即由胡寄南担任，另任命罗君惕为大学秘书，娄子明为训导长，朱中虑为总务长。由于学生人数不多，改设文理商法四学院、艺术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取消了纺织、体育两个专修科。杜佐周为文学院院长，江之永为理学院院长，孙怀仁为法学院院长，陈振铣为商学院院长，谢海燕为艺术专修科主任，娄子明兼任先修班主任。何炳松把设计东南联大校徽的任务交给了谢海燕。校徽的外廓作凸版V字形，象征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各个盟国共同抗日，终将取得最后胜利；里面五连环则象征东南五省紧密联合。暨大新校徽也由谢海燕照样重画，然后一起交建瓯徽章厂制作。
当时虽然存在师资和物资短缺等很多困难，但联大在何炳松的领导下，师生们因地制宜，保证了较高的教学质量。例如，艺术专修科就做得相当出色。艺术专修科的学生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素质很好。最初专业教师仅4人，由谢海燕教西洋美术史和艺术概论；倪贻德教素描、色彩画和创作；潘天寿教中国画和书法；俞剑华教中国绘画史和美术技法理论。他们都是当时负有盛名的画家、原上海美专的教授。
当时，绘画需要的教学设备和画具材料十分缺乏，何炳松就专门派人到福州、南平等地尽量购买，并就地取材，变通利用。谢海燕回忆道：“何炳松先生是一位学养渊博的史学家，精通中国和欧洲美术史。所以同我们很谈得来，深受教益。话题常是有关美学、美术史和美术鉴赏等问题。他说希腊、罗马雕刻多是神话里的人物，是洋菩萨，我们画庙里菩萨塑像作为基本练习，有何不可？”所以没有石膏像就画泥菩萨，画附近的农民，画铁匠和水木工，画山沟里的畲族猎户，有时则由学生轮流充当模特儿。画素描的木炭条是自制的，因油画的画具和颜料缺乏，色彩画就以水彩画为主。木刻工具材料比较易得，为配合宣传还成立了课余木刻班，后来在版画艺术方面饮誉海内外的张怀江、夏子颐、张树云、葛克俭等就是其中的成员。
何炳松对艺术教育极为重视，一有空就到教室看学生的作业。他对谢海燕说，大学有条件设立艺术科系最好，否则也要有鼓励学生积极开展艺术活动的设施。蔡元培任校长时北大设有绘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和音乐研究会，请著名艺术家来校讲学，使学校有声有色，生气勃勃。过去暨大也曾聘请黄宾虹、谢公展、丘代明等担任中国画和西洋画导师，很受欢迎。他认为，美术家一定要有坚实的造型基础和广泛的文艺修养。在与谢海燕等人的闲谈中，他讲到参观费城博物馆时见到昭陵六骏中的“拳毛”、“飒露紫”两大块石刻浮雕和波士顿博物馆藏的阎立本的名作“历代帝王图”中人物神态逼真、个性鲜明，赞赏不已，认为雕刻、绘画、建筑等美术作品都是研究历史的宝贵资料，是形象的历史记录。他对古代文物被任意破坏、劫掠、盗卖深感痛惜和愤慨，对浙赣战争中金华城中的古塔被守军无端炸毁，更是十分气愤。
谢海燕说，有一次，何炳松邀约他和俞剑华、潘天寿、倪贻德等游览距校十里的名胜九台山，归途中正好雨后初霁，天空青翠澄澈，何炳松惊觉地说：“这不是柴世宗说的‘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的雨过天青吗？”他讲到这是柴世宗要窑官烧制的青瓷色泽，这种青瓷有“青如天，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美评，是举世闻名的珍品。又从柴窑谈到龙泉的哥窑和弟窑。“行了一程，忽然回过头来看见远处九台山在雨后斜阳映照下，山脚一股云气闪烁着殷红的光彩，好像舞台布景打的灯光，出现未曾见过的奇景。对此自然现象，何校长要求同行的画家们如实把这个奇幻的景象画出来……回来后，只有脑勤手勤的俞剑华画了一幅《九台仙景》，很有当时的瞬间感觉。”
正式成立联大之事一波三折。9月中旬，何炳松致电教育部，请求正式成立联大，以便使内迁学校有所归宿，不致在上海徘徊，观望不前。但直到11月中旬，教育部才复电，内有“已令该校限期成立”等语，但始终未发正式公文。不久，又电告何炳松，“说有许多新近由上海撤退内迁的学生，到了安徽屯溪，又说，大同大学校长曹惠群率领一批员生，不久亦要到屯溪，命联大去设法收容；如有必要，应在屯溪设立分校，饬即遵办具报”。12月13日，何炳松在拜访即将离开建阳的顾祝同时，还请他在联大设立屯溪分校一事上多多帮忙。何炳松：《校长报告》（十二）、（十三），《暨大校刊》建阳版第1期。然而，正当联大紧张筹办之时，情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2月29日，行政院决定，英士大学改为国立，任命吴南轩为校长，东南联大归并英大。后因吴南轩辞不就职，改命杜佐周为校长。
1943年6月21日，根据教育部训令，联大的文理商三学院和先修班并入暨大，法学院和艺术专修科则并入英大，7月底联大正式结束。从成立筹委会到结束，联大共存在了1年5个月。何炳松在《东南联合大学筹备委员会同学录序》中说：“炳松以辁才受命于倥偬之间，筹备于危难之际，自问本不克负此重任。故在职同仁虽黾勉从公，而计划仍不克实施，学校终未能成立。此虽时局多变有以致之，而人谋之不臧，亦炳松所疚心者也。”对联大最终未能办成表示十分遗憾。谢海燕回忆道，许多内迁师生对教育部的决定十分不满，有人甚至为此大哭，“既惋惜东南联大被撤销，也不愿离开暨南大学和何校长”。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大的次年，潘天寿被任命为设在重庆的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不久，谢海燕、倪贻德也相继离开设在战时浙江省省会云和的英士大学，前往重庆任教。
校园风波
建阳期间，暨大发生过一次规模较大的风波，那就是部分学生驱逐总务长盛叙功和教务长许杰的事件。一些亲历者对此事留下过不少回忆文章，事情的起因与从军的学生有关。单绳武在《缅怀往事》中说，1945年1月3日，是年假后上课的第一天，“我一早到校，便觉得气氛反常。到处贴有标语，指责盛、许两位先生的不是，要他们自动辞职，否则学生就进行罢课。大家在走廊走动，不进教室”。次日深夜，一二百学生打着火把，喊着口号，直奔教员新村，聚集在盛叙功和许杰家门前，指责盛叙功贪污、许杰与他一个鼻孔出气，口出秽语，甚至威胁焚烧他们的居所。在逼迫他们立下次日离开建阳的字据后，事态才暂时平息。
原来，因疟疾流行，而特效药奎宁丸紧缺，学校规定医务室开出处方后，还需要总务长盛叙功的批条。在部分从军同学的唆使下，一些学生以盛叙功贪污奎宁丸为借口，通过砸物闹事、罢课来胁迫他们辞职。为了避免事态恶化，何炳松安排两人暂时离开建阳，到几十里外的崇安（今武夷山）小住。对这次学潮，所见的回忆文章虽然有激烈和平淡的不同，但大多把它说成是部分反动学生在魏应麒等少数反动教师的鼓动下反对进步教师。如任明耀是这样叙述事情经过的：“当时进步教授许杰和盛叙功受到了一部分学生的攻击，另一部分进步学生起来保护这两位进步教授。当时学校的气氛比较紧张，可是校方对这次学潮没有采取高压政策，也没有抓人，后来经过疏导就自然平息了。”周震东等则说：“在学校训导长韩逋仙、反动教授魏应麒及学校三青团组织的策动指挥下，学校突然发生了一次驱逐进步教授盛叙功和许杰的风潮”，“活动最积极的是学校三青团骨干魏开瑜，此外，部分在校报名参加青年军学生……也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任明耀：《民主办学的暨大校长》，《联谊报》1989年4月12日第4版；周震东等：《记何校长二三事》，《何炳松纪念文集》，第563页。
当事人许杰对此事有过详细的叙述。1943年，他出任暨大教务长。学校里福建人很多，福建籍的教师觉得学校办在福建，大权却不在本地人手里，地方主义情绪日渐高涨。由于这些教师常常为本地学生能够及格来找他说道，而许杰则“总是板着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对待他们”，所以，这些教师对他颇多怨言。1944年秋，因兵源紧张，当局提出“一寸山河一寸金，十万青年十万军”，决定建立一支由学生组成的10万人的现代化部队，于是开始在大学里招募学生参军。不少学生出于抗日的爱国热情，纷纷投笔从戎。根据规定，参军者可以得到某些优待。例如，一年级可以算作二年级，若干年后还可以毕业。但有些参军的学生又额外提出各种要求，于是许杰对他们说：“你们报名参加青年军，固然是爱国主义的行为，精神可嘉，国家给你们适当优待以资鼓励，也是应当的。但是，如果以参加青年军为条件提出种种过分的要求，这就和出卖壮丁没有什么两样。”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第304页。这样就引发了风波。在魏应麒等福建籍教师的幕后指使下，以部分福建籍学生为主发起了要求罢免盛叙功、许杰的风潮，“至于后人推论，把这风潮归结为新旧思想，或进步与落后两派思想的斗争，我当时还没有这样认识呢！”
钱国屏在《从建阳到上海》一文中说，事发之时，何炳松因事去重庆，不在建阳，这个说法尚无旁证。但是何炳松花费了大量时间处理此事，如找当事人谈话，在多次的校长谈话会和校务会议上商讨或报告此事，并向教育部报告情况等等，却是有档案为证的。
盛、许离开后，矛盾虽然得以缓解，但事情并未解决。江西、浙江、闽南地区的学生以壁报等形式与反对盛、许的学生争论，史地学会、中文学会先后决定迎回两人，一些教职员也到90里外的崇安探望他们。但是，许杰说，由于他们的离开，“许多原来中立的教授倒向闹事的一方”，训导长韩逋仙“也站到那一边。这种情况之下，何炳松劝我们暂时不要回来”。许杰还不满地说，何炳松虽然曾经表示不出卖朋友，事实上已经在出卖了，“他从暨大的教授中另请两位同仁分别继任教务长和总务长，并且提拔那位魏应麒做文学院的院长”。其实，许杰有点错怪何炳松了，他们离开建阳后，何炳松亲自暂兼总务长，沈炼之代理教务长，直到次月才由俞剑华和王勤正式接替。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已辞职，但这两个职务仍然保留了相当一段时间。但是，这是两个学校里最重要的职位，事关学校的正常运转，不可能长期虚悬；另外，既然大多数教授已倒向对方，怎么可能再让他们复职？而且就学术而言，魏应麒还是相当不错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出版过《林文忠公年谱》和《中国史学史》等著作。
实际上，何炳松对盛、许还是十分照顾的。根据现存档案，为了此事曾召开过临时校务会议和多次校长谈话会商讨处理办法。决定由文理商三学院院长代表校务会议慰问他们；他们于1945年1月离校，薪金却发到7月份，还另赠3万元旅费。至于闹事学生，被要求克日复课，并解散积极参与此事的学生自治会，从军学生因即日入伍而免议。许杰也说，他们离职后，不但每月仍发给薪水，而且“这个学期结束之后，何炳松还继续送给我们一个学期的工资，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我们离开崇安”。其实，虽然有怨言，许杰对何炳松还是有感情的。近半个世纪后，九旬高龄的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出席了何炳松百年诞辰纪念会。目睹他颤巍巍地赶来开会，令人对老辈学者的尊敬之情油然而生。
20世纪80年代末，为撰写《何炳松年谱》，笔者通过杭州大学历史系王正平教授的介绍，拜访了建阳期间曾两度代理暨大校长的沈炼之先生。时已高龄的沈先生面容清癯，思维敏捷，对如烟往事娓娓而谈。但在讲到此事时，他明显地微微停顿了一下，然后很谨慎地说，我认为这是不同地区同学之间的矛盾，恐怕不能说进步和反动。这个观点与许杰的自述正相吻合。
在学潮发生几个月后，何炳松写信给当时任英士大学校长的杜佐周，对此事曾有所论及：“此间许君等之招怨，即纯在对付同人同学态度之过于冷酷而缺乏热情。”致杜佐周函，《读书通讯》第117期。有意思的是，这个说法与许杰自称“总是板着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对待有求于他的福建籍教师的事实倒是一致的。
在1990年举行的何炳松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笔者不经意间看到，专程从福建来上海出席会议的该省某民主党派副主委因系当年反对许、盛的学生，明显受到其他同学的冷遇。看来事情虽已过去40多年，但还是没有被淡忘。
这场风波是暨大在建阳期间的一件大事，记下不同说法有助于从多个角度观察问题，尽可能地接近历史原貌。
由于各种原因，暨大还发生过一些其他风波。1942年底，《前线日报》副刊《磁铁》刊载一篇读者来稿，“批评童游街粪污满地，不仅过往单位，甚至连大学生都不注意公共卫生”，结果引起暨大学生的不满，30多人前往报社责问，围住编辑部漫骂，要求交出《磁铁》编辑和文章作者。在报社人员与学生对话过程中，不断有人乱叫乱嚷，甚至喊“打掉编辑部”。报社编辑、暨大毕业生姚士彦马上赶到何炳松的家中，请求调处。何炳松听了事情经过后非常生气，立即赶到报社批评闹事的学生，劝他们回校。“他话不多，态度十分沉着：‘暨大与《前线日报》是童游街两个文化单位。大家常讲抗日第一，团结至上。连两个文化单位都不能团结相处，你们不怕亲者痛，仇者快吗？’”寥寥数语，深深打动了绝大多数学生，于是一场风波马上平息。姚士彦：《抗日第一，团结至上》，《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29—330页。
两天后，何炳松在全校大会上批评了这种行为。他说，恃强威胁是不合法的行动，不能用威胁手段去取得校誉；这样只会给学校增添无谓的困难。为此，他还举了两个例子：以前蔡元培、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遭到很多人反对，北京《正言报》甚至对他们大肆漫骂，但北大师生不予理会，只是继续冷静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到了现在，谁是谁非已经人人明白。又如浙江大学因抗战而南迁贵州，当时浙江人士群起责难，浙江省政府甚至将学校的津贴扣留不发，但浙大也置之不理，一时的毁谤并未降低浙大的声誉。他告诫学生：“我们的学校既在东南，一定要和东南文化、教育、军事、政治各机关取得很密切的联络。”何炳松：《校长报告》（十一），《暨大校刊》建阳版第1期。
此事发生后，何炳松又邀请《前线日报》社社长马树礼和宦乡等人参加茶话会，建议暨大与报社建立联系，并商定在该报上出版《南侨周刊》，还请宦乡和姚士彦到暨大讲课。这些，都增进了学校与报社的友谊。《前线日报》离开建阳后，与暨大仍然保持着联系，学校毕业生杨选堂、陈荫善等曾进入该报当编辑。许杰、盛叙功离校之后，马树礼、宦乡曾聘请他们来报社任主笔。直到报社迁回上海，许杰和盛叙功仍给予他们不少的帮助。
与地方机构包括新闻媒体友好相处，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何炳松的一贯做法。在真如时，上海《申报》等就不时有关于暨大的正面报道，为重新树立学校的形象起了很好的作用。内迁之后，东南地区除了《东南日报》和第三战区主办的《前线日报》两份大报外，建阳还有一份创刊于1943年的地方报纸《大潭报》，每3日刊行。暨大学生曾协助办报，金尧如、许甫如还在上面编过副刊《东南风》和《绿野》。在为报社工作的同时，学生们也得到了一些收入，改善了生活。
何炳松不仅教育学生要处理好与其他机构和人员的关系，不要以势压人，而且自己率先垂范。例如，当时学校对战区来的流亡学生给予公费生待遇，可是由于制度不健全，发生过个别该补助的不补助，不该补助的反而得到补助的情况，引起了部分同学的不满。于是，任明耀在《东南日报》上化名批评学校，并引起同学们的共鸣。“当时何校长曾为此事在大礼堂做了一次报告，申述了校方对公费生制度的态度。那时他的情绪有些激动，对这件事弄到报纸上去宣传，影响学校安定不表赞同。”经过何炳松的解释，这件事虽然很快平息了，但任明耀担心学校到报社查询，给自己带来麻烦，可是结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任明耀：《民主办学的暨大校长》。何炳松与《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非常熟悉，要查明此事是举手之劳，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显示了一位长者的豁达和开明。
另一次风波发生在1945届（当时称“级”）学生毕业前夕。据单绳武回忆，他负责主编的1945级毕业纪念册中，同学王光汉写的《生活圈中》一文对教授们的上课情况有所批评，结果引起他们的不满。他闻讯后，就和级友会的干事们一起前往教员新村向教授们道歉，“可是教授们群情激动，无功而返”。不久，教授们集会，通过3项决议：处分训导处失职人员；主编者记过；作者开除，否则集体辞职。何炳松遂令单绳武转告全年级同学，将《生活圈中》一文抽出上缴。本来多数同学对这篇文章倒也认为不尽妥当，但是“由于教授们反应过度，转使级友们对该文加以珍惜，并未如期缴交”。
1945年6月，何炳松给单绳武的便条。事情陷入僵局后，何炳松亲自约见单绳武，表示要为每一本纪念册题词。“当年毕业同学共二百六十人，为了获得校长墨宝，级友们悉数各自将纪念册径送校长室。校长题词之后，便将《生活圈中》一文抽出销毁”，随后，分别致函各教授，以失察自责，并表示查明作者后，将照章处分。这样，一场轩然大波于是平息。在处理此事的整个过程中，何炳松对编纂纪念册的主要负责人、1945级级长单绳武没有半句责备，有关人员也未被追究责任，单绳武充满感情地说：“校长对年轻人的草率行动，曲予原谅，不采取断然措施，这便是教育家的胸怀。”单绳武：《缅怀往事——追念母校校长何柏丞先生》，手稿。
活跃的校风
尽管战时条件困难，但暨大的学术空气浓厚，学术团体众多，活动频繁，十分活跃，所属的刊物都办得有声有色。这些学生社团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各系的专业性学会，另一种是同学会，类似同乡会。这两种学会都有自己的壁报。比较有名的专业学会和壁报有史地学会及其办的《时与空》、中国文学研究会及《艺苑》、教育学会及《钟声》、经济学会及《改造》等等。在上述学会中，史地学会和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进步性比较明显。前者经常讨论唯物史观的理论问题，强调史观的重要性，反对沉溺于史料堆中；后者则倾心于新文艺观，服膺鲁迅的杂文。
史地系学生还创办过专业杂志《史地学报》，它的要目曾与《南洋研究》一起被校刊选中，并拟先行刊载。
同学会则“年年迎新送旧，联络感情，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钱国屏：《从建阳到上海》。影响较大的同学会及其壁报有庐山同学会与《庐山》、江淮同学会与《大江》、瓯海同学会与《格非》，还有百粤同学会等等。
同学会的活动有时也涉及学习方面。例如，由于马来文对华侨就业关系极大，华侨同学会为了使学生有更多的职业选择，设立了马来文研究班，请精通这种语言的同学担任指导，经常在星期天举行活动，参加者众多。华侨同学会还拟议创办会刊，并打算每学期出版一期。当时暨大有不少侨生，学校对他们尽力给予照顾；中央侨务委员会在战局相对平稳之后，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些便利，如免费代寄侨信，使侨生极感兴奋，竟至一次就寄出近百封信。
1945年12月，由太白社、学林社、史地学会、中国文学研究会和1946级级友会共同发起，包括了专业性学会和同学会的暨大25个学生社团大联合，组成“暨大学生壁报联合会”，简称“壁联”，出版不定期刊物。它的领导机构是“主催人团”，由主要社团的负责人郑英杰、金尧如等组成。为了抗议“一二·一”昆明惨案，壁联组织了集会和纪念特辑；稍后，还抵制了反苏游行。这些活动影响巨大，暨大也因此被称为“东南民主堡垒”。
对学生社团和所办刊物，何炳松曾专门在校务会议上有过指示。他们的活动得到了学校的支持，一些刊物还得到过津贴，不少社团都接受本院系教师的指导。著名的“壁联”就聘请了沈炼之、叶作舟、俞剑华、陈文彬、柯蓬舟、卓如、张立、陆伦章等一批教师当顾问，还举行会议请顾问们指导，《壁联通讯》第一期还刊登过在招待顾问的茶话会上很多顾问的讲话。《〈壁联通讯〉第一期第二版的四篇文章》，《暨南大学在建阳》，第247—248页。
在学校的关心和支持下，暨大的课外活动非常活跃，而且没有什么外来干涉。钱国屏在回忆学生运动时说：“当年暨大的学生社团的活动有相当的自由。各个组织发展会员多半贴海报，到那个同学处登记就参加活动。训导处的干预不能说没有，但我想不起有训导处干预而引起争执的事件。至少，《时与空》的稿件，即使《悼念羊枣专辑》，从来没有送审之类的手续。”“在当时暨大的环境里……还没有白色恐怖的感觉。”其实，外界压力还是存在的，训导长陆伦章就多次对郑英杰、金尧如表示“城里不好交待”。是何炳松的开明使学生避免了很多麻烦。金尧如说，何炳松“交待训导长说，学生运动不要去压，学生参加民主运动还是要国家好嘛”。黎先耀、钱国屏等人都有类似的回忆。俞述翰还曾提到过这样一件事：1942年秋天，福建省政府公函通知暨大，有一名“异党”分子可能混入暨大，要求扣留。俞剑华拆阅后，即呈送何炳松，“何校长指示我父亲设法给他一些暗示，这名学生不久就悄悄地离开了学校”。徐克凡等也有不少关于何炳松保护、营救进步学生往事的回忆。不少暨大师生撰文指出，何炳松被调离暨大，与他对学生运动的宽容有关。
暨大文艺活动的丰富多彩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真如时期，由学生组成的“暨南剧社”在上海就颇有声誉，除京剧的传统剧目外，还演出过不少质量上乘、内容进步的话剧，如反映抗日的《察东之夜》、《我们的故乡》、《火线之外》等等。在孤岛时期，虽因敌伪的压迫，剧社被迫改名“致远剧社”，活动受到限制，但在学校的支持下，还是演出过一些有着清新气息的剧目，受到社会的好评。
内迁之后，何炳松不仅重视学习，对学生们的课余生活也极为关心。他对季振宇等学生自治会的干事们说：“大学生应该根据各人的特长与爱好多搞些课余活动，使生活更丰富些。”在他的倡导下，各院系学生组织了各自的学术研究会和艺术团体，如歌剧团，京剧团，话剧团等。季振宇：《回忆何柏丞校长二三事》，《何炳松纪念文集》，第511页。高宗靖、张振铎、黄元庆、颜为秋、邵湛等人也说，当时“在学校的信任和支持下，暨南剧社重新恢复，成员得到很大鼓舞，社务日益发展”。
社务发展，主要指剧社活动开始走向社会。在克服了演员、服装道具等很多困难后，剧社先后演出了吴天编剧的《家》、丁西林编剧的《妙峰山》、夏衍编剧的《长夜行》等几个多幕剧，激发了观众的爱国热情，赢得了很好的社会声誉。有些观众甚至从建瓯、南平、邵武等地乘长途车来看演出，剧场常常座无虚席。后来，在假期里剧社还应邀到外地演出。剧社曾顶住压力，拒演被《新华日报》点名批判的美化投降的卖国戏《天字第一号》、《野玫瑰》等剧本，并因此遭到恶势力的报复，“后来得到校方出面交涉，才算作罢”。高宗靖等剧社主要成员认为：“自有暨南剧社以来，在这一时期剧社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和作用是最为突出的。对此我们忘不了在何校长领导下学校给予剧社的关心和支持。在一次毕业话别会上，何校长特别提到暨南剧社的成绩和对学校所作的贡献，肯定了剧社的演出活动。”高宗靖：《何炳松校长与暨南剧社》，《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42页。
何炳松对学生的殷切关怀深深感动着远离亲人的暨大学生。在他担任校长10周年的时候，学生们自动发起为他举行纪念大会，正好方光焘、周宪文、胡寄南等很多教师也有此提议，于是，校务会议决定举行纪念大会，并组织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主任暨会议主席团主席由总务长俞剑华担任，1945级学生精心筹划了具体活动。为此还准备编印纪念册和纪念论文集，树立纪念碑，并举行体育、戏剧、音乐会等庆祝活动。后来，因为急于上海复校工作，只出版了纪念册一种。
纪念会的高潮是评剧演出。学生们知道何炳松雅好昆剧，但由于学校没有昆曲社，就决定表演与昆曲相似的评剧，并印制了“1945级级友会庆祝何校长柏丞先生长校十周年纪念大会”曲目单。担任剧社总务的徐克仁同学通过关系，向正好路过建阳的第三战区第五补训处抗建剧团商借了演出服等道具。经过精心排练，演出于6月1日傍晚6时在校大礼堂举行，剧目为《庆顶珠》、《群英会》、《游龙戏凤》。其中《群英会》是全本演出，绝大多数角色由学生担任，演出的琴师也由学生担任。在整个演出过程中，“因为戏装艳丽，演唱卖力，台上的锣鼓声与台下的叫好声打成一片”单绳武：《缅怀往事》，气氛极其热烈，充分展示了暨大学生的文艺才能。
6月16日晚，毕业学生在大礼堂聚餐，何炳松应邀出席。宴设30余桌，每桌派学生代表分别向校长敬酒三杯，另外还有以各种名义敬酒者。单绳武说：“校长直受不辞，一饮而尽。酒量之大，实在惊人。”俞剑华也说，何炳松善饮，学校同仁中虽然也有嗜酒者，但酒量没有超过他的人。然而终以多饮，未免为酒所伤。
组织复员
长校10周年纪念会后，何炳松即患伤风咳嗽，经久不愈，日渐消瘦，于是携家眷到九台山疗养。在养病的一个多月里，暨大不少师生自发前往探望。在疾病即将痊愈的时候，传来了日本投降的好消息，他立即抱病回校，与师生共庆胜利。同时，开始筹划学校回迁问题。在与学校其他负责人商谈迁校事宜时，他表示，因真如校舍已完全被毁，自己将先行前往南京或上海物色临时校址。
9月中旬，教育部电令何炳松出席全国教育会议，于是他马上动身去长汀，准备搭乘飞机去重庆。结果因无机可乘，只得折返建阳。旋即接到教育部指令，要他从上海飞赴重庆与会。月底，他主持召开了以迁校为主要内容的会议，决定组织“迁校委员会”，由三院三处负责人和三学院各选1名代表共9人组成，沈炼之为召集人，必要时邀请学生自治会代表2人列席。由于学校情况复杂，要求在他离校期间，全校人事保持稳定，并委托沈炼之代理校务。一切安排妥当后，何炳松于10月1日携女儿淑馨离开建阳前往上海。
俞剑华说，何炳松身体素来虚弱，曾两度因肺病发作而疗疾数月，失眠症尤为严重，缠绵数年不愈。但是内迁建阳以后，“虽饱经艰难，身体反见健康。在建阳多病之地，几乎无人不疟，独何师老而益壮，未为疟所侵。平日往来学校及城乡之间，均系步行，时或游山玩水，亦能健步不落少年之后。失眠症亦不药而愈”。俞剑华所说固然是事实，然究其原因，无非是久居城市之人，在空气清新的山区安步当车，于身体有利，尤其是患肺疾者；但是长期呕心沥血，严重透支健康，必然残戕生命，只不过一时没有征兆而已。
凡人生活
从1924年下半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到1942年上半年内撤福建，何炳松在上海生活了近19年，是他成年后居留时间最长的地方，这里有着众多的友人，也是他在出版、教育、学术研究等方面取得很多成就的地方。
在上海期间，尤其抗战之前，是何炳松一生中生活最为安定，也是相对安逸的一段时光，尽管工作还是繁忙的。何炳松喜欢吸烟喝酒，尤嗜黄酒；爱好昆曲，喜欢文物、古籍，这些在他的亲朋好友的回忆中俯拾皆是。曾两度寄居其宅的何炳棣说，何炳松的生活起居很有规律，生活既不奢靡，也不过度节俭；每月领薪之后，总是出去买足一个月的香烟，并照例是罐装美国白吉士牌，笑着说：“这是我最大的享受。”有时下午还喜欢从外面叫些点心。他喜欢逛古书店和古玩店，虽然最终买下的东西往往是比较低廉的。东西买回以后，“那就够他忙了：线装书拆开重新装订，小玩意则用水洗，用布擦，直到发光为止”何淑馨：《怀念父亲》，《何炳松纪念文集》，第587页。笔者见过他遗留下来的两锭观赏墨，一为长方形，正面镌有“枕雷阁图”字样，背面则为唐代的大、小忽雷图；另一为扇形，左上角略有损坏，正面为图，背面为一段长文，内容是《四库全书》竣事奏文，由监修大臣彭元瑞书，可惜稍有漫漶。文房四宝在古玩中虽系小件，但也足见主人之风雅。在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搜购古籍时，由于是整批购书，经常会出现一书有多种版本甚至复本的情况，他得知《二十四史》多余后，就以300元的价格自购了同文书局出版的一部，这些钱在当时已经可以购买数册一般的宋元本了。《郑振铎先生书信集》，第126页。
何炳松诞辰100周年时，88岁高龄的昆曲泰斗俞振飞特地题辞“昆曲知音”，这倒不是完全出于客套。何炳松酷爱昆曲在朋友中广为人知，而且唱腔十分道地。这固然得益于早年吴梅的精心指点，也与本人长期浸淫其中有关。傅东华说，在抗战前几年，两人“差不多每次见面都拿这事做唯一的谈资。但因我当初是跟金华的曲师学的，和他学的道地昆曲始终合不起拍来”。“后来他又注意到乐律问题，把曾经著有《中国乐律研究》的英人乐维斯介绍给我，三个人常在一起谈论，但不久抗战起来，终于一场没结果。据说他后来在建阳，也仍不忘情于酒与音乐，曾在他任暨大校长的十周年纪念大醉过一场。”傅则黄：《与我相处大半世的何柏丞》。宇文西林《向外国译介昆曲谱的何炳松》则说，1939年秋，英国汉学家乐维斯经人介绍与何炳松见面，商谈共同将中国诗词格律和昆曲工尺谱译成五线谱，何炳松欣然同意。1941年秋，《中国诗词及昆曲谱》译成英语出版。
在商务期间，何炳松经常观赏昆剧，遇有名角出演则更不错过。据宇文西林在《向外国译介昆曲谱的何炳松》一文中说，1925年，苏州昆曲传习所的“传”字辈演员到上海徐园演出，何炳松邀郑振铎同去听戏，正好与常来听曲的张元济邂逅。张元济将他们向徐园主人徐凌云一一介绍，并请他安排同坐一处。在传字辈演员在徐园演出的两年里，何炳松每个周末只要有空都会去听。徐园与张园、愚园并称为上海的三大名园，原建于闸北唐家弄，后移建于康脑脱路，尤以昆剧演出闻名。徐园听曲之后，何炳松和张元济“在工作之余，也谈一些昆曲的振兴和曲谱的整理”，他还曾协助张收集曲谱，也因此读到了不少珍贵的曲谱。后来传字辈演员以新乐府、昆剧保存社的名义在大世界等处演出，何炳松还携带妻女前去观赏。《解放日报》1990年12月20日。
据俞剑华、单绳武、徐克仁等师生的回忆，茶余酒后，何炳松“往往手拍牙板，命爱女歌昆腔一曲”；甚至情绪好坏也能从中看出。据他女儿说，父亲“如拿起昆曲谱，一边打拍子，一边哼的时候，肯定是请到了一位好教员或发现了一个有前途的学生，因而心情舒畅……他不仅闲来自学，教我们姐妹俩唱，他自己吹笛子伴奏……在建阳苦于无处觅曲谱，就默写《林冲夜奔》等曲子”，他手抄的昆曲工尺谱残页至今尚存，有的地方还用古本勘补了通行本的脱漏。确实，对昆曲的爱好几乎成了何炳松生命的一部分。
上海虽以商业闻名，却也是文人集中的地方。何炳松居处与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相近，行迹较密；与沈尹默、马叙伦、马公愚、俞剑华等也常相往来，并有书赠的诗文和画作存世。如抗战前马骀以《秦筑长城图》相赠，不久何炳松将它用于《教育杂志》的封面，俞剑华的画作也曾在此杂志刊出。沈尹默则在1939年的仲夏仿陆游体为何炳松书写扇面：“客里人情莫浪猜，眼中活计亦悠哉。晋贤笔札容追忆，杜老诗篇可重开。但得看花仍有兴，若论使酒便无才。志思不壮开年事，新解欧公笔记来。”1940年冬，马叙伦先后以长卷和集唐朝白居易、李商隐、韩渥等人诗句的书法作品相赠。可惜的是，何炳松书赠朋友的作品未曾见过——他虽不以书法名家，但字体劲挺峭拔，甚得好评，近年听说他的作品曾在上海坊间出现过。在上海期间，朋友众多，高谈阔论，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断，确实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金兆梓对何炳松的性格、为人有一段颇中肯綮的评论：“君为人宁静冲邈，平居绝不见疾言厉色，而处事则当机立断，故虽簿书旁午而案无留牍；猝遇大事亦一神不惊，措之裕如而事无不治。君性似冷，而实富于热情，视亲友如弟兄，遇青年如子弟；人有善不能忘，有不善则淡焉而卒忘之，不念旧恶，不修旧怨，故虽有甚不慊于君者，久亦潜消其不慊而自亲于君。”遇事不惊，善于决断，工作高效，已经在商务印书馆尤其是暨大任内充分显现；喜纾人难，不事张扬，郑振铎、周予同均举有实例；这里主要叙述他对亲友及学生等后学的关爱和提携。
何炳松的兄长英年早逝，遗孤六人。据其侄何德樟回忆，他的二哥德明长期由何炳松资助培养，直到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他本人和两个侄子、侄女在抗战中去建阳，要求读书，也是由何炳松安排到赣州助产学校和中学就读的。
何炳松的父辈共四房，其中何炳棣所属的第三房早年远迁天津，故直到何炳棣在清华大学就读时，两人尚未见过面，而此时何炳松已就任暨大校长。1936年4月，何炳松作为上海赴北平教育考察团的成员，利用参观的机会，由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陪同，特意抽空看望了这位比他小近30岁的堂弟。由于当天还要赶回城里，当时两人未作深谈。
据何炳棣《堂弟记忆中的何炳松》一文说，他与何炳松有过两次较长时间的接触。第一次是抗战爆发后，他经过上海，准备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结果被当时任公共租界华人总办的堂侄何德奎挽留，替他交纳学费后，在光华大学借读一年。因何德奎家人多房少，他就在何炳松家住了几个月。但因为何炳松很忙，长谈机会不多。第二次是1942年的2、3月之间。他因丧父，料理家事回到金华，在何炳松的文昌巷家中住了三四个星期。“柏丞兄除了为暨南大学的前途筹划决策之外，每天还须应付军政方面的人物，其忙碌疲劳不难想见”。尽管如此，他还是接受了何炳棣送阅的三篇中英文撰写的论文，并予以赞许。在何炳棣离开金华之前，何炳松主动与他谈起其过世不久的父亲，认为他在父辈的四兄弟中个性最强，最有魄力，身历同治、光绪、宣统、北洋、国民政府五朝，始终为新时代奋斗，不甘落伍。何炳棣深受感动，“当时我的理智居然能有效地控制住内心因感到温暖而要发的泪水，半晌只能说出：‘柏丞哥，只有你才能从历史家的观点对他一生作出如此深刻的论断。’”
根据何德樟回忆，这次回乡时，他曾陪何炳棣一起去城外探亲，结果误入第十集团军司令部驻地，何炳棣被误作奸细拘押，他则因年轻被释。何炳松闻讯后，不顾天已昏黑，立即从城里赶去，当夜保释了何炳棣。其实，以何炳松与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关系之熟稔，一纸书信即可放人，他的不辞辛劳，实在是出于手足情深。
何德樟等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件往事：一·二八抗战时，何炳松的寓所在闸北地区的宝山路，正好处于战区，全家不得不迁往法租界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中振坊14号暂避；但佣人李妈不肯离去，坚决留下看守家门。30多天后，战火刚停，封锁尚未解除，何炳松放心不下，领得通行证后，由其夫人急急赶往闸北寓所探望李妈。不料，任凭喊叫，房内毫无动静，破门而入后，发现她躺在一楼楼梯下，已奄奄一息。原来，房内虽备有很多泰康牌饼干，但没有准备充足的饮水，她因此而生命垂危。然而即使这样，李妈仍不肯弃家而去，足见她对何家的真情。
何淑馨在《怀念父亲》中说，何炳松对待亲戚朋友，“不管职位高低，总是以诚相待，一视同仁，他也这样要求我们。一次一位同乡来访。我赶快把刚买回家的草莓蛋糕切好装在盘子里送去，因为我们深知父亲的脾气，无论吃的用的穿的，他总喜欢与人共享”。但客人走后，她还是被父亲责备了，“原来父亲嫌我们蛋糕切得太小，盘子也不够大。他再三要我们回答：‘凭什么看这位老乡不起？’”平等待人，这是何炳松一贯的为人，而这也赢得了别人的真诚相报。
何炳松对孩子是十分喜爱的，但是爱之有道。他的小女儿在上海读高中三年级，因内迁少读了半学期，只拿到肄业证书。由于建阳没有高中，无法补上所缺的课时后毕业，因此想以同等学力报考暨大。虽然这符合当时的规定，但仍然被他坚决拒绝，女儿只得偷偷去报考设在邵武的之江大学，一学期后才转入暨大。据她的一些同学说，她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学的又是英语专业，但是，曾任建阳留学考试中心主任委员的父亲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她做过什么。然而，这并非父亲不爱女儿。现存写给在邵武读书的女儿的信中，他对待人接物、饮食起居、学习目的、精神修养等等，无不谆谆嘱咐；甚至鞋的穿法，菜和粽子要热后再吃，也一一细细关照，让人感受到深深的舐犊之情。
与对家人的严格要求相反，何炳松曾为家乡学生改换专业而致函胡适请求帮助。这些后辈，无非与他同乡，并非亲朋密友的子弟，但他还是热心地施以援手。在建阳期间，每逢过年过节，何炳松都要邀请同乡学子到家里聚餐，询问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健康情况，使这些远离家乡的游子感到十分温暖，几十年后，不少人还念念不忘当时的情景。
何炳松的一生，留下了乐于奖掖后学的很多佳话。早在北京期间，他就曾帮助过清寒学生杜佐周，后来又力邀他襄助暨大校务，成为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暨大内迁，杜佐周被留在孤岛，委以联络各校的重任。后来，何炳松在内迁途中巧遇从上海仓促转移的杜佐周，两人悲喜交加。因遇日机轰炸，杜佐周衣物被毁，何炳松还将自己的衣物相赠。直到杜佐周成为英士大学校长后，何炳松还在信中谆谆嘱咐，关心不已。
何炳松执教北高师时，正在北京美专任职的俞剑华回母校补习英文，旁听了他讲授的《迈尔通史》课，从此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何炳松进入商务印书馆后，俞剑华也来到上海，先后在爱国女学、新华艺大、上海美专等校执教。授课之余，他不时拜访旧时老师，请求介绍出版自己的著作，何炳松欣然为之设法，还将他的画作刊登在《教育杂志》上，为之揄扬。出长暨大之后，何炳松旋即聘请俞剑华来校任职，“约掌文书，历四年之久”。因工作关系，相知更深。俞剑华说，他不谙公文，故拟稿多不中程式，而何炳松“对于公文信札，兼擅并工，谦不失体，婉而有力，其格式之精确，措词之雅驯，叙事之简要，虽老于此道者亦有所不及”，自己在他身边数年，耳提面命，教诲备至。其实，这不但与何炳松早年供职浙江省长公署、省教育厅，继而历职浙一师校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及中华学艺社理事长的履历相关，还得益于其厚实的学养：公牍往还，固然有定式；但行文典雅，要言不烦，却不是人人能够做到的。
1937年，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作为王云五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的一种出版，他在书中说：“本书编辑方法及所取主张，多承吾师何炳松先生暨吾友黄宾虹先生、贺天健先生指教。”谢海燕也提到过此书是1936年在暨大期间写成，得到何炳松的支持和指教。此时黄宾虹也在暨大任教，相处密迩，可以不时商量，俞剑华说的倒不是客套话。
抗战军兴，俞剑华投笔从戎，在驻扎浙江的第十集团军王敬久的司令部供职。暨大的顺利内迁，与沿途得到王敬久部的帮助不无关系，其中自然也有俞剑华的作用。后来他又应何炳松之邀重入暨大，除了担任文学院教授和东南联大艺术专修科教授外，先后被委以暨大校长室秘书（即大学秘书）、总务长等重任，工作极其繁重，非常人所能承担，谢海燕说他是“能者多劳”，其实也是在回报何炳松的知遇之恩。
胡道静曾回忆说，何炳松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时，曾请他的伯父胡朴安撰写《校雠学》一书，后因胡朴安事繁而命他代笔。书成后何炳松了解到胡道静还有一部名为《公孙龙子考》的书稿，是17岁时写成的，“他很感兴趣，要我伯父把稿送他一看，而阅看以后，就决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所得稿费200银元被性喜读书的胡道静用来购买了大量书籍。这种只重书稿质量而不问作者资历的做法，令胡道静终身铭感。50年后，他在《〈公孙龙子考〉的甜酸苦辣》一文中还“回顾了这段难以忘怀的柏丞先生的爱护之情”。均见胡道静：《柏丞先生学恩录》，《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47—348页。需要说明的是，前文提到的向李约瑟了解他在建阳与何炳松交往的情况，就是通过胡道静先生介绍的，他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位与李约瑟有联系的学者之一。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姚名达曾说，他的《邵念鲁年谱》就是由何炳松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朱鸿禧说，1934年，姚名达介绍他与何炳松见面，并将他在《东方杂志》和《新中华》上发表的文章也向何炳松作了介绍。一星期后，他就收到何炳松的来信，委托他为自己的初高中外国史课本编写配套的复习书，而当时他只是一个刚从暨大毕业，正在中学教外国史的20多岁的青年。朱鸿禧：《柏丞先生是我的良师》，《何炳松纪念文集》，第463—464页。
又如北高师早年毕业生魏野畴是中共西北地区党组织的创建者，1928年在安徽牺牲，其家属生活极为困顿。他的校友、同为中共党员的杨明轩遂将其遗著介绍给商务印书馆，意在以稿费暂缓困窘——当时商务的稿费是十分丰厚的。结果，何炳松毅然决定将魏野畴翻译的《美国史》收入“大学丛书”，并以丛书编委身份亲自为之审定；后来，还出版了魏野畴撰写的《中国近世史》。
郭斌佳是上海光华大学的学生，早年协助何炳松翻译《西洋史学史》，从此步入史坛，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的老译者。另外，前文提到，何炳松和陈训慈等曾负责起草《初中历史课程标准》，两人经常商量有关内容，并由陈训慈执笔起草。后来陈训慈对草案作了修改，单独署名发表。此事如在今天简直不可思议：不知从何时开始，何炳松等老辈学人提携后进的风气已被公开攘夺年轻人成果的恶习所替代。
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年轻时也得到过何炳松的举荐。他进入商务印书馆的时候，馆里正在编纂一部重要的工具书——《教育大辞书》。主持此书编纂的唐钺感到工作繁重，需要人手，何炳松遂向他推荐了高觉敷，被欣然接受。当年夏末，唐钺因故离开商务，此书后来就由朱经农、高觉敷负责编成。
夏炎德说，何炳松担任暨大校长后，他曾两次去看望，其中一次是赴英国留学前辞行。谈次之间，何炳松对他颇有好感，并对他勉慰有加。“提到王力在法刻苦力学……后来确成了国内有数的语言学家。他对我期望也很殷，并鼓励在课业之暇为《东方杂志》撰文。”何炳松对后学的殷殷关怀，使夏炎德感念不已。1989年，年已垂暮的夏炎德为何炳松百年诞辰特撰长文并题辞，同时，还代因病无法执笔的张世禄题辞。他文思极其敏捷，两篇题辞一挥而就，且辞义与书法并美。
何炳松对友人和部属不分亲疏，体贴入微。例如，著名哲学家李石岑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主编过《民铎》杂志，后来应聘暨大。1933至1934年间，因为与世界书局订了协议，日夜赶写著作，辛劳过度，一病不起。由于何炳松与他在商务有同事之谊，社会地位较高，所以在丧礼上为他点主（在神主牌位上题名）。虽然李石岑病逝时何炳松尚未入主暨大，但他对其遗属给予了周到的安排。何淑馨在《怀念父亲》中说，何炳松出长暨大后，知道李石岑身后萧条，就将其夫人安排在学校图书馆工作，“而且以后每逢大年初一清早去全校教职员工家拜年时，他第一家总是去李师母那里”。重情义而不崇势利，这就是书生本色。
建阳期间，何炳松经常到宿舍看望教师。苏乾英内迁时带的行李不多，“一次他看到我家棉被都破了，回去就派人送来两条新土布被面和两条已有小孔的旧绒布被单。外附一信，写道：‘送上被面被夹里各两条，不足为外人道也。’”苏乾英：《回忆何校长二三事》，《何炳松纪念文集》，第453—454页。以旧被单送人，说明当时自己的境况也未必佳，但雪里送炭，一片情义还是让人感到温暖的。苏乾英还说，何炳松家“自己养猪，每逢杀猪，总买上许多笋，烧成红烧肉送给教职员工”。当时暨大教职员中，不少人种菜养禽，以改善生活，苏乾英、王秀南等人都有相关回忆。
前文提及，当何炳松闻报傅东华未能及时从金华撤退时，夜不成眠，忧心如焚，多方设法接应；而得知他不幸陷敌后，又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体谅。暨大校长室秘书陈中孚追随何炳松多年，对他的道德学问和办学精神推崇备至。孤岛期间，陈中孚经常接到恐吓信，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经理李先治还亲自写信给他，以优厚的待遇相诱，被坚决拒绝。后来陈中孚随校内迁，在金华被俘，受尽酷刑。一年多后，他因严重伤残被交保释放，何炳松得到报告后，迅即电告他“安心养伤，愈后返校”。不幸的是，此时陈中孚已经去世，最终未能感受到老校长的关心。陈念慈：《何校长与我父亲陈中孚》，《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75—376页。
值得一提的是何炳松与胡适的交往。两人早在1913年就已有了文字交往，后来在纽约又经常聊天，成为朋友。《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中，有早年他与何炳松来信情况的英文记录，行迹还是很密的（由于疏脱，这个记录与何炳松在《北大日刊》上以《西洋史教授法之研究》为题翻译美国约翰逊《小学中学中的历史教学法》等情况，均未写入《何炳松年谱》）。巧合的是，两人虽先后回国，但几乎同时进入北大任教。老友重逢，往来频繁，关系更加密切。现存的12封何炳松致胡适的信件，时间约从1917年到1937年，长达20多年，内容十分丰富。
有一封写于1917年或稍后的信件，内容是何炳松为北高师事与胡适商量，信中说此事“已完全遵照尊意办去。附呈油印布告就可知道。唯兹事体大，定有反响。舆论方面，还恳事先布置为感，诚恐若辈起一种困兽之斗也。先此为高师道谢”《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第29册。此信所述到底何事，已不可考，但从需要印布告和准备舆论，防止对方作困兽之斗推测，肯定是与北高师有关的大事。胡适不但出了主意，还被完全采纳，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1923年，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何炳松不时前往探视，晤谈甚欢；两人还常有书信往来，或托朋友传递信件。如6月13日致胡适的信中就提到：“杏佛兄转来大函至昨日方到，并附有杏佛兄致弟函。”“附上南京来函，祈检收，容面晤再谈。”杏佛是杨铨的号，他与胡、何在留美时就相识，在《留美学生年报》和改刊后的《季报》上不时可以看到他们活动的报道。回国以后，杨铨历任国民政府大学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后来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创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总干事。因反对独裁统治而触犯当局，于1933年在上海被特务暗杀，鲁迅曾作诗深情悼念。在这封信中，何炳松还要求胡适代为关照中国科学社的事情。此外，应何炳松的请求，胡适抱病于6月22日在新新旅馆为《一师毒案纪实》写了《感言》。
1931年，何炳松与胡适商量，准备辞去现职，专心做三四年的译书工作，得到了赞同。次年淞沪战争后，商务印书馆改组，取消编译所，何炳松六上辞呈，同时至少三次写信给胡适，旧话重提，打算回金华专事翻译。虽然胡适复函已经不存，但从何炳松的信中看，胡适显然是支持的。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两人保持了比较密切的交往。但是，一次意外的争论，几乎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1935年初，以何炳松为主的沪上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遭到胡适的严厉批评。何炳松在武汉答复有关提问时，以尚未看到胡适原文为由不愿对此事置评；稍后在大夏大学就本位文化问题演讲时，虽然对胡适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但还比较克制；后来十教授联名答复的文章，却写得十分尖锐，几乎不留余地。此后两年多时间里，未见两人来往的记载。尽管争论的是学术问题，但唇枪舌剑，难免有伤感情。直到1937年3月，胡适日记中才出现两人交往的记载：何炳松因事携眷到北平，胡适请他在承华园吃饭，并邀一批老朋友作陪。次日，黄少榆（即黄国聪）又家宴何炳松与胡适二人。事后，何炳松还专门写信给胡适，就他及夫人对自己和家人的款待表示感谢。
抗战爆发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何炳松则先在孤岛办学，后又撤往建阳，从此天各一方。然而，一件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又把大洋两岸的他们连在了一起。据蒋复璁在《涉险陷区访书记》中说，由何炳松、张寿镛、郑振铎等人购得的古籍陆续邮寄香港后，共装百余箱，部分空运重庆。但因运费昂贵，难以为继，改为海运美国，请胡适联系，打算暂存国会图书馆。此事后来虽然没有成功，但嗜书的胡适知道友人抢救了如此多的善本书籍，一定是兴奋不已的。
何炳松与胡适虽然都有留学背景，都受到西方民主的熏陶，但个性有着很大的差异。与胡适相比，何炳松稳健而寡言，从不轻易评论政治和臧否人物，行事有自己的准则。他在为学生题辞中用过朱熹高足黄的一段话，颇有几分类似自己的作风：“暇日千万莫废读书，士人唯此可以立身，不须管闲事，议论人物，徒生悔吝，不若闭门自修为妙。”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周予同说他“在某些人的眼里是顺眼而又不顺眼的人物”，而“在另一些人的眼里，更其是一些年轻心躁的文化工作者的眼里，先生又是如何的被误会被批评的人物”——尽管他曾经保护过不少左翼人士和很多进步学生。
何炳松在浙江一师任内的老上司、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张宗祥在挽诗中写道：“胡元四国兴亡事，再共何人话酒边？”这是老友痛惜失去一位同道和知己的深情流露。张宗祥与何炳松合作整理过《罪惟录》。此书是纪传体明史，清初查继佐所撰。该书对崇祯以后的历史采摭面极广，被访者竟达数千人，内容极其丰赡。由于它的记载比其他史书远为详细，因此是研究明史尤其是晚明史的重要资料。但此书当时有多种版本，且均无目录，他们两人“重订卷次，并计子目”，厘为102卷，收入《四部丛刊》三编，1936年10月3日的《申报》还特地予以介绍。想当年，呷着绍酒，纵论明朝以至历代兴衰的历史，商榷古籍整理中的各种问题，自然是学者的最大享受了。然而，暌违数年之后，言犹在耳，正待重温佳酿，再拾旧话，却“未曾握手报长眠”，怎不令人伤悲！
金兆梓对何炳松的好酒有过生动的描述：“君嗜酒，且无量，漏夜著书，伴之者惟酒盈尊，且呷且书不知倦；余固亦酒徒也，时时从君饮，酒后君辄清谈娓娓，若挹清泉于不竭之渊。”每次顺利度过巨变之后，何炳松都要痛饮一番。周予同说：“和先生共同经过‘一·二八’之变，经过‘八·一三’之变，又经过‘一二·八’之变……在事变已过，局势大定以后，总是承先生的厚情，邀少数友好喝一次酒，我们斟了满满的一大杯，‘干了吧！’一饮而尽，我们会心地笑一笑，人生是值得留恋的，人与人之间是确有说不出的温情的啊！”经过几次由日寇发动的战争，生死与共，在度过劫难之后纵情庆贺，身历其境者的这份欢乐自然别有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