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2002年，深秋，在爱荷华城外如火的红叶红到强弩之末的时候，那一年度的“国际写作计划”——IWP，举行了盛大的告别酒会。来自世界各地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诗人们，经过了两个多月愉快的相处、聚合，终于到了离别的日子。接下来的一个月，将是大家分赴美国各地自由的旅行。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说的就是这样的时刻了。
我端着酒杯，在衣香鬓影的人群里，和每一个人，微笑。微笑就是我的语言。我沉默地笑着，两个月来第一次，为我不会说英语而庆幸——我可以因此而掩盖我的依依不舍。
一个印度的女诗人，端着酒杯来到我身边，对我说：“你知道吗？因为认识了你，我懂了一件事，那就是：语言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她的话，让我忍了很久的泪水，终于滴落了下来。
我们拥抱了，她说：“再见。”
我也说：“再见。”
可我心里想的是，不会再见了。世界太大了，我们还能在哪里相遇？这一切，我们还能在哪里相遇？
至今，那座美国中部的小城，被广袤的玉米田、被庄稼成熟的香气拥抱的小城，仍然是我深深想念、牵挂、眷恋的地方。
那里，住着聂华苓老师。
那里，埋着安格尔·保罗先生。
他们是IWP的创始人。
他们在山坡上的红色木屋，被聂老师命名为“鹿园”的那个家，是我最想念的地方。想念壁炉里的炉火，壁炉前的摇椅，想念餐厅里硕大的长餐桌，想念微醺时聂老师豪迈的大笑。有一次，在鹿园举行的热闹的派对上，聂老师举着酒杯，眼睛里水波荡漾，就是那样哈哈地一阵阵仰天大笑，带着洒脱狂放的酒意，以及，刹那浮现的少女般的娇媚。那笑声让我深深动容，我想，真美，这样的人生。
那一年，来IWP的，有六个中国人，诗人西川和他的夫人雕塑家姜杰，导演孟京辉和剧作家也是小说家的廖一梅，还有李锐和我。很自然的，聂老师的家，就成了我们的沙龙。那一年的IWP，成员来自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有来自以色列的小说家，也有来自巴勒斯坦的诗人；有哥斯达黎加的现任部长，也有津巴布韦的前游击队员；有来自英国的真正的贵族，也有来自我以前从不知道的日本某个极边缘的族群；有德国的绅士，也有墨西哥的前卫青年……仿佛，一下子，世界就来到了我们面前。那么，在世界面前，“我是谁？”似乎就变得前所未有的严肃和迫切。
于是，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们几个人，吃完聂老师为我们做的红烧小排骨或者是清炖鸡汤，然后，就围坐在鹿园的长餐桌旁，从某一个话题谈起，讨论、争论，甚至动肝火，热切而激烈，今晚刚有一个结论，明天很可能又被否定，似乎，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答案。其时，在国内，无论是何种聚会，大家早已习惯了闭口不谈文学，不谈严肃的话题，似乎，谈论文学是件很LOW的事。也因此，这样的夜晚，这样温暖明亮的灯光下，我偶尔会恍惚，会走神，会有一种穿越感，似乎，时光倒流，流到了我青春的、激扬而真诚的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当我回到黄土高原上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后，笔下悄然变化的小说在告诉我，那些夜晚的话题，那些似乎无解的讨论、争论，那些思考，那些困惑和追问，对我，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多么珍贵。
对我而言，这样的夜晚，就是奇迹。
然后，我们几个人，在星光下，沿着清冽的爱荷华河，回家。
两年后，2004年，我来到香港，参加香港浸会大学首届国际作家工作坊。第一天，在我们下榻的酒店大堂，我静静等待着集合，准备赶赴学校，参加为工作坊举行的开幕酒会。这时，人群中，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那个温婉而明亮的女人，那个印度女诗人。她也看到了我。我们一愣，然后就是一声欢呼惊叫，再然后，我们就拥抱在了一起。
如同奇迹一般，真的又见面了。这奇迹，仍然，属于我的爱荷华。
2017年9月22日于京郊如意小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