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巡视之旅
秦始皇自当上皇帝后就开始巡游，不过他的旅行都是政治巡视，直至生命终结在巡视的途中。秦始皇统一后的第二年（公元前220年），开始修筑“驰道”，以供巡狩之用。为了“示疆威，服海内”，秦始皇先后五次巡视全国，他先是仿效黄帝，出巡陇西、北地，登上了鸡头山。他向往着周穆王，要像他那样，驾八骏之车，访求神仙，会西王母于瑶池之上，以后又率领大队人马前往东方的渤海巡游。他站在芝罘岛上，纵目观览，但见云海迷茫中，隐现着山川人物、殿阁楼台，不禁心驰神往。此外，又依古代帝王惯例，于泰山祭告天地，以表示受命于天，谓之“封禅”。在秦始皇每次巡游中，都有大事发生。
第一次西巡，是在统一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便出巡陇西北各郡，“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这是秦始皇巡游的开始，目的在巩固后方。他旅行到宁夏西部、甘肃东部，经甘肃陇西到达秦人祖先故地天水、礼县，再沿祖先东进线路回辇宝鸡、岐山、凤翔，归咸阳。这次巡游，秦始皇是回顾秦人崛起之路，这条秦人东进线路，历经34代帝王，历时600多年。
秦人的祖居地原是在今山东省莱芜市境内大汶河上游的支流瀛水，5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是历史上颛顼帝的文化系统，这是一个由众多部落组成的文化系统。秦是以鸟图腾为崇拜对象的庞大族群，是多个部族中最强大的一支。近年发现的《清华简》证实，这支秦部族因助殷商帝辛（纣），反对周武王伐殷，而后被周勒令西迁流放到今甘肃省东部天水市西北的“朱圉”，今“朱圉”地名尚存。
这支因佐殷而失败的秦人，被强制迁徙于文化落后、诸戎环围、存亡未卜的险恶环境中，曾遭到诸戎的敌视欺凌。在这种极为险恶的环境中，秦人不断汲取教训，汲取戎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以巨大的包容心，不计流放迁徙之仇，与周修睦，积极学习周的先进文化，更从周室兴起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采取了南迁之策，从诸戎环伺的朱圉迁至今甘肃省礼县。这里是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上游的中间地带，人文与自然环境远优于朱圉，是一处得天独厚的生存空间。这种避戎之迁，与周人早期为了彻底抛弃落后的戎族文化而南迁于岐阳周原之举，极为相似。秦在以今甘肃省礼县为中心的地区，得到了长期相对安定的时间和发展空间，逐步取得了周的信任，并开始与之结盟、互援。周视秦为可以信赖、可以“保西垂”的忠实伙伴。秦族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摆脱了灭亡的命运，实力远超诸戎，在公元前770年，西周灭亡之际，以兵救周，护送平王东迁雒邑（后称洛邑，即今洛阳），取得周赐以“岐西地”，进而向东进据关中天府，襄公“始国”，荣登诸侯王国的地位。秦人居安思危，知难而进，知困更励，愈挫愈坚，浴火而新生，靠极其顽强的族性，最后东吞六国、一统天下。秦人追求强族梦、强国梦的历史有900多年的时间，古今中外，没有一个部族能在历史上走过这么长久的征途。
第二次东巡，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这次主要是巡视东方郡县，先至邹泽山（山东邹县南），立石，刻辞大颂秦之功德；封泰山，禅梁父（山东泰安南），东北行至渤海以东，过黄（山东黄县）、腄（山东福山东南），穷成山（山东成山角），登芝罘（古称之罘，今山东芝罘岛）；南至琅玡（古时写作琅邪），留饮三月，做琅玡台，刻石颂秦功德；然后，由武关回到咸阳。
这次巡游，秦始皇有一个“泗水捞鼎”的故事。秦始皇自琅玡还过彭城（徐州），派千人在泗水寻求遗失的周鼎，结果没有找到。九鼎是大禹所铸，相传夏朝初年，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象征九州，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就是今天的河南登封阳城。鼎被夏朝、商朝、周朝三代奉为国家政权的象征，是传国之宝，夏、商、周三代都城的迁移路线，同时也是九鼎的搬运路线。战国时，秦、楚皆有兴师到周王城洛邑求鼎之事，周显王时，九鼎没于泗水。周朝灭亡后，九鼎下落不明。其实，真实的九鼎，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关于鼎，《左传》中有一个王孙满对楚子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06年。楚子就是楚庄王。他率军北上，讨伐陆浑之戎。陆浑地在秦、晋之间。陆浑之戎，就是被秦、晋强迫迁居此地的戎人。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获胜，军队直抵周的边境，要在洛水边检阅军队，向周定王展示武力。那时候，秦、晋的霸权已衰，楚庄王的霸权正盛，问鼎中原的志气大涨。周定王当然不敢怠慢，派了王孙满前去犒劳楚庄王。楚庄王问王孙满，周的“鼎之大小轻重”。鼎是天子权威的象征。夏、商、周易代，鼎亦随之转移。楚庄王的意思是说，周天子如今还有多少货真价实的东西。王孙满对楚庄王的无礼提问，当然很气愤。但诸侯争霸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言辞往来，也不是儿戏，分寸必须把握得好。于是，王孙满温文尔雅地说：朝代的盛衰，取决于德而不是鼎。夏朝有德，而知天下何善何恶，并铸之于鼎上，所以上下同心，能得到天的庇佑；夏桀失德，鼎就转移到了商，承天命六百年；商纣暴虐，鼎又归之于周。总之，德之美好光明，鼎哪怕很小，谁也拿不去的；如果奸邪失德，鼎就算很大，谁也保不住。而且，德与不德，取决于天命。成王当初定鼎于郏鄏（古山名，今河南洛阳西北），卜辞说周要传30代、700年，现在周德固然已不如从前，但天命未绝，还不是问鼎之大小轻重的时候。这段话，《左传》原文辞气甚健：“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我们知道，按周的国力，是不能与楚平起平坐的，然而，周在政治上仍有号召力，尊王是当时诸侯交往的通则，楚庄王明里问鼎之大小轻重，暗里是在挑战周在政治上的权威。王孙满始终保持着一种平和的态度，不去责问楚庄王提这样的问题是何心肠，只是在讲清楚“在德不在鼎”的道理，最后以一句“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轻描淡写地把楚庄王的挑衅化解于无形。
第三次东巡，是公元前218年。这次巡游途遇张良刺杀事件。在经过阳武县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城东）这个地方时，遭到韩国贵族张良带人阻击，结果“误中副车”。秦始皇下令“天下大索十日”，但一无所获。秦始皇又继续东行至芝罘，再南至琅玡，折返回归，经上党回到咸阳。其实，直到今天，世界上关于刺杀与被刺杀的故事也没停止过。我在2018年7月到兰考，在兰考的西南边有一个古时叫白云山的地方，据说张良当时就藏在这里，后来投奔到刘邦门下，成了刘邦的谋士，辅佐刘邦联合项羽共同打败了秦始皇，后来又打败了项羽，使刘邦谋得了天下。刘邦评价张良说：“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现在，张良就葬在兰考县城西6公里的三义寨乡曹新庄，高高的土堆前竖有一块碑，上刻“汉留侯张良墓”。
第四次巡游，是在公元前215年，这是第一次北巡。秦始皇至碣石（河北乐亭），复沿北方边郡巡视边塞，经过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雁门、云中诸郡，再返回咸阳。这次巡游所到之地，皆
战国时期三晋、齐、燕旧地，路途颠簸可想而知。路上秦始皇下“坏城郭，决通川防”的诏令，使得全国道路恒通，六国旧关隘得以清除，利于交通。北巡回来之后，秦始皇命令蒙恬发兵30万正式出击匈奴。
第五次出巡是去东南及东方，是在公元前210年。这次出巡与前几次振国威、巡视边防不同，带有一定的神秘性。这次出巡，左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随同，右丞相冯去疾留守。此次出巡路线长，道路迂回曲折。10月从咸阳出发，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然后渡江东下，过丹阳至钱塘，上会稽山祭祀大禹，并在会稽山上刻石记功；然后自会稽北还过吴，从江乘（今属南京）渡江，北至琅玡；再北上蓉城山，再次到芝罘，转而西归；最后至平原津，始皇病，后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邢台广宗）。
我们今天谈海洋经济，其实，秦始皇也有海洋情结。秦始皇实现统一之后，他以“始皇帝”身份五次出巡，则以“临察四方”“存定四极”为目的。其中自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至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10年间4次行临海滨。秦始皇巡行海滨，经历黄、腄、成山、芝罘、琅玡、碣石、会稽等地。秦始皇沿海岸行进，史称“并海”，注家以为应读作“傍海”。有学者将秦始皇东巡海上的动机简单归结为追求长生，其实并不妥当。秦始皇初次东巡来到海滨时，尚未得知海上方士们关于三神山的传说。秦始皇东游“海上”，应当与当时社会的天下观和海内观作用于政治生活有关。琅玡刻石所谓“东抚东土”“乃临于海”，芝罘刻石所谓“巡登之罘，临照于海”，是在宣示“平定天下”“并一海内”成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最后一次出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对于“望于南海”一语，或许可以理解为当时秦始皇以为“会稽”面对的海域就是“南海”，但是更有可能是他的海洋知识中已经存留了这样的信息：“南海”郡名指代的“南海”与“会稽”海域本已存在交通航路。在秦代以后，南海地方逐渐成为中国文化通过海路实现对外影响的强辐射带，海外文化传入中土，这里也是首先登陆地点，从这一角度看，秦始皇南海置郡是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陵地宫有“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设计，看来，秦始皇在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刻，对大海的向往，依然没有消减。
在中国悠久的旅游史上，帝王巡游最为引人注目，秦始皇在位期间巡游天下，从陆路到海上，不仅实现了加强政治统治的目的，对后世旅游资源的开发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汉朝的史诗之旅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朝代。在汉代，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强烈的国家意识，有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与国家责任感。正因为如此，为国效力，成为当时人们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的生命价值取向。
汉朝是一个史诗时代，记录这部史诗的人就是司马迁。从旅行的角度说，司马迁也是旅行家。司马迁10岁后随父亲到长安学习经史，曾听过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等讲经；20岁旅行全国，足迹遍及长江、黄河流域，不久又以天子的近臣“郎中”身份奉使到过今四川、云南一带；还随汉武帝巡视各地，游览名山大川，考察风俗，访问古迹，采集传说。公元前108年，他继父职任太史令，在此期间，他饱览皇家的藏书与档案。公元前104年，他开始撰写《史记》。过了5年，他替李陵兵败之事做辩解，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他在狱中怀着悲愤继续写作。公元前96年，他被赦出狱，任中书令。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完成了这部史学著作，人称《太史公书》，后称《史记》。《史记》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上下3000年的历史。
说起司马迁为李陵兵败辩解遭宫刑，到底值不值得，特别是对李陵投降匈奴，历史上多有争议。李陵一直想效仿祖父、父亲以及伯父，驰骋于匈奴，为国家建功立业，他带领5000步兵深入大漠，试图寻找匈奴单于主力，但被匈奴3万多骑兵包围，最终因寡不敌众而落败，仅有400多人逃脱，而李陵力竭被俘。听闻李陵兵败，汉武帝大为震怒。其后探子报告，李陵投降了匈奴。朝议上，百官皆大骂李陵的背叛，唯独太史公司马迁为他说情，认为李陵必会效仿古代的曹沫，暗中诛杀匈奴单于。而汉武帝正在气头上，以为司马迁在为李陵说话，因此将司马迁处以宫刑。1945年，苏联考古学家在蒙古地区挖出一座中国式的房屋，从出土的瓦当和青铜门环断定，此屋始建于汉朝，是匈奴时期的房屋遗址。考古学家在屋内发掘出大量珊瑚珠、玉盘以及陶器残片，一看就是上层匈奴领主居住的房屋。墙上还赫然写了10个汉字“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苏联考古学家当即认为，这间屋子理应是汉朝降将李陵的房屋。虽然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但李陵并没有责怪汉武帝，更没有因此忘记故国，反而还衷心地祝福皇帝。从这里看，汉武帝的确冤枉了李陵，李陵不是降将，他终其一生，都没有做对不起汉朝的事。根据后来苏武的供述，李陵确实想效仿曹沫，挟持匈奴单于。怎奈汉武帝杀了他全家，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李陵决定留在匈奴，不再回汉朝。从这里看，汉武帝更是冤枉了司马迁，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还是准确的，但他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我最近去昆明，去了两个地方，一是云南博物馆，一个是澄江的抚仙湖。参观博物馆，游览抚仙湖，使我了解到在汉朝以前，在滇池、抚仙湖一带还有一个古国叫古滇国。我们今天能了解到古滇国的情况，也是出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据湖边人讲，有一名潜水员在一次潜水的过程中，发现抚仙湖水下有一座城，据初步考证，这是一座2000年前的古城，很可能是历史上记载的古滇国的国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25岁的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夷”考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同时也为日后撰写《史记》搜集史料。当时，司马迁出使“西南夷”的路线很可能是从长安出发到汉中，经广汉（今四川梓潼）、蜀郡（成都），走灵关道，跨大渡河，到达金沙江北岸的邛都（今西昌）。那时古滇国还没有被西汉王朝降服。近年也有学者对司马迁出使“西南夷”有异议，说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曾亲莅今四川西昌地区和云南大理州一带，他所直接了解到的只可能是今四川西昌地区和云南大理州一带的民族情况，最多再往前东至滇东北和黔西南一带，其余地区他未曾深入了解。或者说，司马迁“南略昆明”，对云南的了解很可能是从汉吏唐蒙那里得知的。
司马迁的《史记》草创定稿后，即誊写清抄出两部，一部上献朝廷，一部存放家中，开始流传的范围并不广泛，东汉初年，已有散失残缺现象，主要是当时的出版技术和传播手段相对落后，因为西汉时期流行的篆书、隶书都不易书写。而当时的图书形式也主要有两种，一为简书，一为帛书。在制作成本上，简虽低廉容易得到，却笨重而易损；帛虽轻便，却昂贵而不易得到。《史记》篇幅巨大，以木简书写，损毁是不可避免的。宋代以后，发明了影响近代世界出版业的活字印刷术，《史记》得以广泛流传，在这一时期数量众多的关于《史记》的文献中，至今还能看到的或全或残的刻本，就有十多种版本。
诗歌里不仅有远方，诗歌里也有历史。以诗来记录历史，伟大的历史也是一部史诗。在今天，诗和历史学是两个独立的学问，但在古希腊时期两者却是一体的，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历史学起源于诗，而荷马史诗就是代表。荷马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已经在希腊闻名，荷马史诗包括两部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分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两个独立故事。《伊利亚特》描写的是震撼人心的特洛伊之战；《奥德赛》则描写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英雄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泊了十年，历经各种苦难返乡和妻子团圆的故事。但历史上是否有荷马其人？荷马是一个人还是一群行吟诗人？荷马史诗是否为荷马所作？围绕荷马的一系列问题构成了所谓“荷马问题”。“荷马问题”的提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据报道，2018年7月，在希腊的奥林匹亚考古活动中，发现并确认了一块刻有荷马史诗《奥德赛》诗句的泥板，该泥板属于公元3世纪前的罗马时期。新发现的泥板上的文字是《奥德赛》第十四章中的13行诗文，描写奥德修斯来到猪倌尤迈奥斯住所的情景。尤迈奥斯是奥德修斯家中的牧猪人，在奥德修斯参加特洛伊战争和漂泊回乡的20年中，他始终忠于主人，继续为主人好好养猪。当奥德修斯化装成乞丐回家时，他虽然没有认出这是他的主人，却依然热情款待，让奥德修斯与儿子在他的住所相见，并将他们带到宫中。从荷马史诗中，我们看到了发生在迈锡尼时代的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我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宝贵，看到了人们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荷马史诗泥板的发现，也许能为解开“荷马问题”提供更多的证据。荷马史诗不仅是一部诗，更是一部史。
古希腊能产生大型神话史诗，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古希腊时期有行吟诗人。因为希腊半岛土地面积十分有限，再加上连绵不断的山脉，把陆地分割成许多小块，到了荷马时代，在这个小小的半岛上，就有200多个城邦，平均每五六百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城邦，两个城邦之间往往步行一天半天就能到达。如此高度密集的城邦以及聚居于城邦的大量艺术消费者，也就是奴隶主和自由民群体，是古希腊行吟诗人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行吟诗人途经各个城邦，把不同的零碎的神话故事串联起来，从而使希腊神话形成了以宙斯为中心的奥林匹斯神统体系。最初古希腊行吟诗人们在各城邦游唱的，并非完整的长篇神话，多是一个一个的小型神话故事，而诸如荷马史诗这样的长篇神话史诗，是在若干世纪里几代乃至十几代行吟诗人的创作基础上集大成之作。而中国商周时期建立的地域性氏族国家，各地都邑相距一般非常遥远，如果步行，从一个侯国的城邑到另一个侯国的城邑，要花上很长的时间，因此中国在先秦时期就无法产生行吟诗人。虽然中国先秦时期的神话片段也不少，却没有传播整理神话故事的行吟诗人，所以中国中原汉室王朝缺乏大型神话史诗。但是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中，至今仍然流传着大量的神话史诗，诸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中国少数民族的神话与希腊神话一样，是活在民间行吟诗人口头上的艺术。
对中国史学来讲，最具代表性的史诗要数司马迁的《史记》了；同时，《史记》也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中国的学术传统本来就是文史不分的，文学本身就涉及历史，历史当中也有文学。在《史记》前后，西方出现过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样的历史巨著。他们宽广的视野描绘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真实地反映着历史的轨迹。如果说西方史家大多偏重军事、政治和大人物的功绩，那么司马迁在关注大历史的同时，则更多地肯定了普通民众对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史记》是中国史学的标杆，也是中国文学的丰碑。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有黄帝到河南铸鼎的故事。黄帝在到了118岁高龄那年，仍然乘车到各地巡视。这一年他来到了现今的河南，提议采用附近的铜铸一个高一丈三尺的巨鼎，也就是一口大铜锅，主要用于招待各个部落的酋长。就在巨鼎铸成之时，突然晴天一声霹雳，一条巨大的黄龙垂着长须，自天而降。原来是玉皇大帝垂念黄帝的丰功伟业，特意派出黄龙来接他返驾升天。当黄帝和黄龙飞越陕西桥山时，黎民百姓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黄帝深受感动，遂驾龙徐徐下降告别，人们执意挽留，但巨龙载着黄帝腾空而起，民众赶忙拉拽，结果扯下了黄帝的一块衣襟、一只靴子和随身佩带的宝剑，而黄帝则随龙飞走了。当地民众便把这些衣物封存于桥山之巅，起冢为陵，封土植树，这就成了今天的黄帝衣冠冢，而其所在地也被命名为黄陵。究竟是太史公采用了神话传说，还是民间传说演绎了《史记》中的记述，这就不得而知了。
司马迁还为孔子作传，《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写得很好看，文辞优美，读来如行云流水，写法也很独到。他写王侯世家，以即位时年为序，孔子无位，则以本身年纪为序。司马迁说，他读了孔子的著作，可以想见他的伟大，到鲁地的时候，参观了仲尼的庙堂，由衷敬仰，徘徊留恋，不肯离去。司马迁在《孔子世家》最后说，他也想成为孔子的弟子，但是不能够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司马迁的旅行，对他写《史记》肯定有很大帮助。司马迁20岁时就“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苏辙认为司马迁文有奇气，得之于游历。
唐宋时代的诗人之旅
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指出：“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今人缪钺在《诗词散论》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宋代被称为词的时代。唐宋时代的诗人和词人用诗词来表达思想，记录生活并自我抒情。如果一个诗人的传世作品较多，后人便可以从其作品入手，复原其生活轨迹之大概，原因就在于唐人写诗宋人写词，类同后人的日记，是日常生活的诗歌呈现。我们都读过很多唐诗宋词，你会发现中国的诗人词人一般来讲是在现场作诗作词的，中国的诗人词人可以说是“旅行的人”。中国的诗人词人因为大多同时是官僚，必须亲自去任地，这是一般上任之旅。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他们过去的旅行情况，就去看他的诗词别集、诗词总集。
我在唐宋两朝各选一个代表，唐朝杜甫、宋朝苏轼，来看唐宋时代的诗人之旅。
先说唐朝诗人杜甫的诗和旅行。
2016年5月初，我来到杜甫故里，杜甫故里在河南巩义市，距郑州只有几十公里。
公元712年正月，杜甫出生在笔架山下的一座窑洞里。这是杜家宅院的一部分，从杜甫曾祖父赴任巩县县令始，这里陆续建起上院内宅房、花园读书院和下院临街房，形成占地广阔的宅院。不过，今天只剩这一座窑洞了。杜甫自幼在这里生活和学习，虽一生长期漂泊在外，但他始终心牵故里，这个家族的传统不仅给了他奉儒守官的政治理想，更给了他“诗是吾家事”的人生目标与使命感。他的一生是在诗中度过的，从7岁开咏到59岁湘江绝唱，诗歌与他相拥相伴逾半个世纪。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是用诗书写了自己的人生。
杜甫出生的窑洞上方的山由三个小山头组成，像一个文人的笔架，又叫笔架山。杜甫故里现在建成一个景区，在窑洞前有杜甫小时候爬到树上玩耍的雕塑。
巩义距洛阳也不远。唐代的首都是长安，杜甫除了他自己的出生地和当时的首都长安之外，还到过很多地方。他年少时就开始旅游，开元十九年19岁时，杜甫出游郇瑕（今山西临猗一带），20岁时，漫游吴越。开元二十三年（735），回故乡参加“乡贡”；开元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杜甫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一职，杜甫于是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天宝三年（744）四月，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过了4年，秋天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漫游生活，回到长安。杜甫在安史之乱后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奔波于各地，后来到了甘肃、四川，最后在湖南去世。
杜甫一生四处奔走，又由于对地理知识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形成了广阔的视野。一部杜诗，仅写作地点就遍布河南、陕西、山东、甘肃、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八省市，但在后期诗作中忆及的有山西、河北、安徽、江苏、浙江等五省。其实，杜诗中还写到了很多未能游历之地，西北地区写过河西、凉州、武威、金城、崆峒、萧关、流沙、安西、阳关、青海、交河、玉河、西蕃、天山、昆仑等地，最远处写到了今西伯利亚叶尼赛河上游迤西一带，南部写到了夜郎、苍梧、黔阳、韶州、广州、交趾，东部写到了日本。杜甫开阔的地理视野，正是唐朝文明开放，盛唐边塞诗英雄主义情怀的一种反映。阅读杜诗，很容易注意到其空间感非常宽广，这与杜甫地理视野的广阔关系密切，而地理视野的广阔又源于其对地理的兴趣。从地理视角读杜诗，杜甫的地理知识兴趣有四种表现：一为阅读图经、地志；二为亲身观察和感受各地的山川、气候、生态环境、地理物产、民情风俗；三是实地考察人文历史遗迹，观看存世碑刻；四是听他人讲述游历见闻。杜诗为每一个地点做了最有特点、最有精神，也最有影响的形象展示，在杜甫这里，地理经验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情感的历练、精神的淬砺、生命境界的不断提升。
杜甫一生到过很多地方，但能形成景点并被人记忆和游览的地方除了巩义，应该是他在成都时的故居。我去成都游览过杜甫草堂，现在的浣花溪畔风光优美，景色宜人。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入蜀，在成都营建茅屋而居，当时由于贫穷，他还写了不少诗来向当地的社会名流换来一些花草树木，自己亲手栽培，他看上了浣花溪旁的一块宝地，便依溪建立了杜甫草堂。杜甫先后在此居住近四年，创作诗歌流传至今的有240余首。其中一首《水槛遣心二首》其一写出了草堂当时的环境情况：“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其中“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一句，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用来举例说明词的境界是一种美。确实，杜甫在这里有一种闲适的美。在杜甫的笔下，鱼儿在毛毛细雨中摇曳着身躯，喷吐着水泡儿，欢欣地游到水面来了；燕子轻柔的躯体，在微风的吹拂下，倾斜着掠过雾蒙蒙的天空。这是历来为人传诵的名句。那时的草堂距城区还是比较远的，那时的风景也是很美的，杜甫描绘细雨微风中鱼和燕子的动态，我想，其意是在托物寄兴，他也难得有这样的热爱大自然的好心情。
杜甫真正为官的时间，总共算起来也只有两三年，而且官小位卑。在任谏官左拾遗这个从八品官时，他曾频频上疏，痛陈时弊，以致上任不到半个月，就因抗疏营救房琯而触怒了肃宗皇帝。据记载，唐军在陈陶和青坂打了败仗，都是宰相房琯的事儿。杜甫跟房琯是老关系，这么小的一个官，还救房琯。房琯为玄宗朝旧臣，在清洗之列。而杜甫却不明白个中底细，不懂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事体，硬是书生气十足地和皇帝辩论什么“罪细不宜免大臣”的道理。肃宗皇帝震怒，就要审讯他，险致杀身之祸。三个人审讯，其中有一个是颜真卿，诗人圈子特小，互相之间都有一些关系，颜真卿居然审讯过杜甫。后来遭贬，这大概是一个文人当不了官的缘故，从此他一辈子颠沛流离。公元765年，杜甫在离蜀东归途中，病居云阳。翌年春，离开云阳寓居夔州。杜甫在夔州住了两年，直到公元768年的春天，他才离开，直奔湖北荆州，实现了同亲友团聚的愿望。杜甫咏怀古迹11篇作于夔州时期，占其全部咏怀古迹诗作的三分之一以上，无论是《咏怀古迹五首》还是《秋兴八首》，都是将个人遭际与家国情怀的厚重情感贯注于颓变失色的旧迹里，形成系列围绕古迹古人、故国旧事而关切现实、怀抱天下的抒写。杜甫深刻感受到天下秩序的危机，“安史之乱”在史家眼中为中古近世之大转关，杜甫诗歌中似乎已意识到这种前所未见之大变局，超越了对王朝兴衰的关注。过去的文学史把杜甫搁在“安史之乱”的背景里面，但没有搁在一个大的所谓“唐宋之变”的背景里。由于政坛失意，杜甫只能寄情于翰墨，弄得“后世但作诗人看”，这对杜甫，对许许多多诗人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