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徒步之旅
2016年，《中国国家地理》利用两期的版面专题介绍徒步中国的人，他们在中国走棱线、走岸线、走湖线，他们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和体验祖国的大好河山。比如走棱线，什么是棱线？词典上的解释是：“物体的边角线，亦指物体上的条状隆起。”在地理上，我们通俗地把地势阶梯（俗称台阶）的分界线称为棱线。我国的地势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从宏观上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明显的台阶，如果把海岸线算上，有四大台阶。从西到东，青藏高原为第一台阶；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为第二台阶；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三大平原为第三台阶；第三阶梯往东是辽阔的海洋，其海底是中国大陆向海洋自然延伸的部分，称为浅海大陆架，水深一般不超过200米，属于地势的第四台阶。从地理和旅行的角度看，这四个台阶之间都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中国最美的风景都在这台阶与台阶之间的棱线上，因为“棱”是地球构造运动最为剧烈的地方，棱大多是板块之间挤压形成。有的上升，上升为山；有的沉降，下降为谷；也有的挤压成褶皱，褶皱成平行岭谷。总之，“棱”是造山的地带，是高大壮美的山脉出现的地方。
我原来上学的时候读的是地质学，对陆地三大地理台阶的形成有以下看法：第一台阶青藏高原是由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挤压碰撞隆起的，特别是距今8000万年前，印度板块继续向北漂移，又一次引起了强烈的构造运动，地质学上把这段高原崛起的构造运动称为喜马拉雅运动。青藏高原不断抬升，到了距今一万年前，高原抬升速度更快，以平均每年7厘米的速度上升，使之成为当今地球上的“世界屋脊”。第二台阶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成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水成说，一种是风成说，目前学界比较倾向风成说。青藏高原隆起后，对大气环流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导致东亚大陆季风气候开始形成。北纬30°—60°的西风带，被青藏高原分为南北两支，南支沿喜马拉雅山以南向东流动，北支沿青藏高原北缘向东流动。也就是说，西北风将中亚和我国西北地区的沙漠和黄土从西北方向吹到了南靠乌鞘岭、秦岭，东至太行山，北连内蒙古高原（大致以长城为界）形成的盆地，然后大山拦截了季风搬运的黄土，让它们沉降堆积在今天的位置，成就了今天的黄土高原。第三台阶为东部平原。中国有三大平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全部分布在中国东部，在第三级阶梯上。如果从文化上来讲，这三大地理阶梯，不仅是中国最美的风景地，也带给我们从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到海洋文化的演变过程。
从历史上看，许多朝代皇帝经常外出巡视，比如，秦始皇在位进行了5次东巡，汉武帝进行过4次大规模巡游，隋炀帝曾多次巡游江都，唐朝的皇帝都爱去洛阳，但到了明朝，由于文官制度的限制，皇帝想外出已经很不容易了。我最近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他在书中谈到在明朝除了开基创业的以外，御驾亲征的事例极少。在万历之前的100年内仅仅有一个正德皇帝做过这样的事情，而正德皇帝的行动，又被公认为离开了传统的轨道。文官们认为，为人君者，就应该安居垂裳，所以不仅练兵要遭到反对，就是外出旅行也应该在限制之列。据统计，万历的祖父嘉靖皇帝一生，仅在1539年一度回到湖广承天府巡视过他的出生之地，此后的27年中就没有离开过北京一步，他父皇隆庆在位5年余，仅仅到京郊谒陵一次，而且为时只有4日，而万历在1583年春天到1585年夏天却已谒陵4次，这已经是过于频繁了。1589年，万历皇帝表示要出巡一次，但监察官马上上书诤谏，说皇帝最近火气过旺需要休养，更不应该出城游玩。皇帝看完这些谏言后，从此就没有再提出巡之事。但在明朝时，民间出现了专门徒步旅行的人。
说到徒步，在我国明朝有一个徒步旅行的人，他就是徐霞客。我认为，徐霞客应该是中国专业徒步旅行第一人。徐霞客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称得上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徐有勉一生不愿为官，也不愿同权贵交往，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景观。徐霞客幼年受父亲影响，喜爱读历史、地理和探险、游记之类的书籍，这些书籍使他从小就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他毅然放弃仕途，寄情山水，立志要遍游名山大川。他经30年考察撰写的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对各地名胜古迹、风土人情都有记载，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他先后游历了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19个省份，东到浙江的普陀山，西到云南的腾冲，南到广西南宁一带，北至河北蓟县的盘山，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更可贵的是，在30多年的旅行考察中，他主要是靠徒步跋涉，连骑马乘船都很少，几乎全部步行，还经常自己背着行李赶路。他寻访的地方，多是荒凉的穷乡僻壤，或是人迹罕见的边疆地区，他不避风雨，不怕虎狼，与长风为伍，与云雾为伴，以野果充饥，以清泉解渴。他几次遇到生命危险，出生入死，尝尽了旅途的艰辛。
徐霞客是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徐霞客游记》是他在30余年里关于地理考察日记的汇编，临终前，他托好友季梦良整理散乱的稿子，后值清初战乱，未能及时刊刻，部分内容散失，只以不同的抄本形式辗转流传，书名也不统一，到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时才有刊本问世。我买了一套《徐霞客游记全译本》，厚厚的四大本，中英文对照。我这里想说的是，现在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去了多少地方？走了多少个省份？我喜欢旅行，也写点游记，但一直没弄清旅行文学与旅行读物的区别在哪儿。最近有作家对旅行文学有新的观点，即旅行文学有文学的永恒主题，有文学性的描写，而不是记事性的，对文字也有要求。也就是说，并不是你写在旅行中吃了什么，看了什么，就是旅行文学，那是徐霞客时代的描写，而他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旅行文学更多的是探索世界和关怀人心。读物是读物，文学是文学。但我想，今天的旅人，除了用手机拍照，晒美食，发朋友圈，还有多少能写出徐霞客那样的游记文字？
读《徐霞客游记》，他对石灰岩地貌（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貌）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记录，对溶洞分布和石钟乳、石笋、溶沟、石梁的成因都有详细的考释，我觉着这本书就不是游记，而是一本地理学科学著作。徐霞客对我国西南岩溶地区的考察记录是世界上关于岩溶地貌记载的最早文献，他考察范围广大，记载系统，解释科学，较少迷信色彩。2009年，国家将5月19日，即《徐霞客游记》开篇日定为中国旅游日。
我国古代著名的旅行家不少，但他们多系国家派遣，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有国家资助；还有的出于宗教的需要；也有的是经商，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徐霞客出于对祖国山河的强烈热爱，以地理研究为己任，没有政治和宗教目的，毕生从事考察，是我国古代难得的专业旅行家。300多年前的一年腊月，他来到云南的鸡足山，次年北上丽江，然后折向西南到洱海地区，再往西经永昌府到达极边之地腾冲，在仔细考察了火山热海之后向东返回宾川，越过州城南薰桥，再次回到鸡足山，对鸡足山佛教流派、山川形成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记录，并应丽江土司木增之邀撰写《鸡足山志》。后因病情严重，木增派了八名纳西壮汉用滑竿将其送归江阴家乡，第二年徐霞客病逝。云南是徐霞客晚年“西游”的终点，也是他一生在故乡之外生活时间最长的省份，自明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入滇，到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东归，他在云南游历长达1年零9个月，行程3000余公里。有人评价，徐霞客在横断山区考察的最大贡献，是确定了金沙江为长江的正源，为后人寻找长江源头迈出了重要一步。遗憾的是，徐霞客到云南，最北端只到了丽江，未能再向北行，去亲临玉龙雪山或其他更多的高山。在丽江，当时木增土司给徐霞客的旅行提供了很多帮助，但据说木增土司也拒绝了徐霞客从丽江继续北上的请求，这也成了徐霞客西南之行的最大遗憾。长期的野外生活和瘴毒损害了徐霞客的健康，他只活了56岁，为旅游事业献出了生命。徐霞客，从22岁起上路，旅游考察30余年，4次远程跋涉，足迹遍及19个省份。长期在外，他练成了一身超凡的本领。他上黄山之时，途遇大雪，陡崖结冰，他以铁杖在冰上凿洞攀登。上武夷山大王峰时，千仞绝壁没有下山之路，他就用手抓住悬着的荆棘，“乱坠而下”。在中岳嵩山，他还从太室绝顶上顺山峡悬溜而下。当在湘江路遇强盗打劫时，徐霞客可以飞身入江，逆流而行。当探秘广西真仙岩石洞时，徐霞客能从巨蟒身上跨过……绝壁、猛兽、激流、盗匪对他都无可奈何。徐霞客在文化史、旅游史、文学史、科学史上都有非常高的地位。
徒步不仅仅是行走在高山大川，城市也应该给人们提供行走的步道。最近，有科学家整理了来自全球70多万人的智能手机数据，研究世界各地不同地区人们的活跃程度，并把研究结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在所有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平均每人每天走6189步，成为全世界每天步行最多的国家。徒步既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环保的出行方式，人们应该经常自在地漫步。
明清时代的举子之旅
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年。明清的科举考试分为四个级别。先有童试，就是在县城里应考，考上了就成为生员，也叫秀才。取得秀才资格后，再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又叫秋闱)，考中了的成为举人。这是科举考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许多人就是卡在这个关口上，不能出人头地。乡试在全国的几个大城市举行，比如在明代，乡试主要有北京贡院、江南贡院、广东贡院，现在上海、江苏、安徽地区的考生都要到南京江南贡院去应试。江南贡院规模最大，据统计共出了800多名状元，明清两朝的官员有一半出自江南贡院。如果乡试考中了就成为举人，再进京赶考，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亦称春闱)，九天时间，共考三场。会试由礼部主持，考取的叫贡士。如果能考过这一关，就有资格参加最高一级的考试，也就是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这样才有做官资格。一个人从考中秀才到考取进士，没有十几年工夫是过不来的，有的则花费几十年。因此，百岁老人、九十几岁才考中举人、进士的并非特例，乾隆时代，有个老书生谢启祚，屡试不第，直到99岁才侥幸中举。一场场科举，对每个考生来讲都是很辛苦的一次次旅行。
明清时期哪些人是能出去旅行的人？我们先看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四大阶层。首先看农民。当时的农民一般来讲是出生在某个地方后，一辈子在此耕种土地，很少有机会去很远的地方。明清时期的农民从他们自己的乡村到某一个镇上去买东西，然后若干个小镇的中心有一个县城，几个县城的中心又有省会。他们一般去得最远的地方是县城，去过省会的并不多。其次，是士和商。明清时代移动最多的人是士和商。士，就是考生、官僚、幕客等。其实中国的科举制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旅行制度，它是一段一段、不断靠近北京的皇帝的一种制度。最后，如果一个人考中了进士出去任地方官的话，他就还要再次踏上旅途。所以，在明清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是从他自己的家乡一段一段到北京，然后当了官又从北京去往某一个地方，对他们来讲旅行的时间是相当多的。商人也去过很多地方，比如，南方的茶马古道，北方的晋商、徽商等，做生意要走南闯北，但他们只顾赚钱，几乎没有关于旅行的记录存在，目前还没发现有哪个富商写的游记比他做的生意出名。
冯梦龙是明代的一个知识分子，当然也参加过科举，还编了不少科举的参考书。很有意思的是，他本人一直没有考上，他编的参考书倒是非常畅销。冯梦龙是苏州人，他到过好多地方，因为在当时为了应江南乡试，一定要去南京应考，他晚年做过福建的官，也到过福建。
广东贡院是广东地区举行乡试的地方，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曾在广东贡院考试过。梁启超于光绪十五年（1889）考中第八名举人，引起主考官李端棻的赏识，李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为妻。我最近看了一个广东清代乾嘉时期的考生林伯桐到北京会考的情况，感到一个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不易。林伯桐，广州番禺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出生，道光二十四年（1844）去世。他在嘉庆六年（1801）27岁时考中举人，随后多次去北京参加会试，最后一次应考是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42岁的时候，连续几次到北京去应会试，始终没有考中。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世，此后他就不再应试，专心于读书著述。当时的会试是每三年一次，因为他有多次从广东到北京去应考的丰富经验，所以最后他写了一本书《公车见闻录》，书中有不少当时旅行的细节，是了解当时旅行实际情况的好资料。《公车见闻录》一卷分为10个章节：约帮、就道、行舟、升车、度山、出关、工仆、用物、养生、至都。第一是“约帮”。当时广东人到北京去应会试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人去的，他们要“约帮”，也就是几个人组成一个像现在这样的旅行团，雇一条船去北京，大概是因为当时雇船不那么便宜。第二是“就道”，就是规划路线，当时的人从广东到北京，最快也要70多天，慢的则需要三个月。会试是3月9日一定要报到，这样，广东的考生一定要在春节前后就出发。第三是“行舟”，就是讲雇船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譬如价钱的问题、服务态度、另外要加钱之类的，所以他提醒说要先交一部分，然后每过一段路程再相应地付一部分钱，最后到了目的地才付完船钱。第四是“升车”，他们从广东到北京一路不一定都是坐船，也有换马车的时候，就是“升车”。对广东人来讲，一般坐船比较习惯，坐肩舆（轿子）也比较习惯，但是坐马车则不一定那么习惯。他还提到一个细节是关于住宿的问题，如果坐船的话，他们在船上可以睡觉，但是坐马车旅行的话，一定要在旅馆睡觉，所以有住旅馆的问题，“凡车将到站，先要着人看店。若是日在路上见车甚多，则住店难得。须预先数十里，着人雇小驴，驰往前路，打店以待”。有时候船也不能过，车也不能过，一定要雇人走路带行李，就是用人力爬山、过山的情况，这就是“度山”。还有“出关”。在当时好多地方设有关口，在大运河中很有名的是苏州郊外的浒墅关。从广东到北京要经过好几个关口，每个关口都会有官员检查。林伯桐在书中说，还是听从官员的话比较顺利，不要故意隐藏自己的东西，那样反而麻烦。还有一章是“工仆”。在当时，考生们从广东到北京不是一个人去的，会带自己的仆人一起去，仆人能干最好，如果不如人意的话，那考生自己就要辛苦了。还有“用物”和“养生”。最后是“至都”，就是到北京后应该注意什么。根据林伯桐的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去北京会试的科举考生旅行的具体细节，即他们艰辛旅途的一般情况。旅行，除了舟车，就是双脚，太不容易，不理解这一点，你就不能理解古人出远门是什么心情，就没法明白生离和死别的含义，就没法理解亲人为你送行，为什么依依不舍，长亭更短亭，一程又一程。
郑州距开封不远，现在有郑开大道相连，很方便。我有时去河南大学开会，常去河大的校园游览。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中轴线西侧，有两座古朴典雅的四角攒尖顶碑亭，亭中各矗立一通高大厚重的石碑：一块为《改建河南贡院碑记》，立于雍正十年(1732)，碑文为当时河南巡抚田文镜撰写；另一块是《重修河南贡院碑记》，立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撰写碑文的是时任河南巡抚牛鉴。石碑已显斑驳，一块已经风化，字迹看不清楚，一块字迹依然清晰，它们被称为“贡院碑”。两座碑亭之所在，是清代河南贡院的旧址。河南大学的前身是河南贡院。它是我国著名的四大贡院之一，也是科举制度自隋大业元年设立以来，在中国历史上沿用了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的终结地。1900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也火烧了北京贡院。1904年的甲辰会试之时，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慈禧带着光绪仓皇出逃西安。后在从西安回北京途中，他们在开封行宫做出了在河南贡院进行全国会试的决定。清廷仍派出中央高级官员来汴，设立了礼部办考公所和会试提调行台，并按规定，由礼部提请皇帝选派一正三副4名主考官，皆为进士出身的一、二品官员担任，此外还有18名由京官担任的同考官。考试期间，京都大员频繁来往于北京与开封，山、陕、甘三省参加会试的举人云集汴京，把汴京城的楼堂馆所都住满了，11866间房的考场，皆单人单间。就在这次甲辰会试的次年，即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中国封建科举考试在古都开封寿终正寝，开封的河南贡院则成为这一考试的终结地而载入史册。近年来，我们重视阅读传统经典，如果这样说，是从什么时候不重视了呢？我在北大听讲座时，一位教授说，随着科举与清王朝的结束，传统经典书籍与读书人就越来越疏远了。
2019年4月，我到北京孔庙参观。北京孔庙与其他地方的孔庙不同，因为它有碑林，这些碑刻并不是皇帝、文人的碑刻，其实就是一部石刻的功名簿，元、明、清三代的读书人，凡中了举人就在此立一块石碑，一举成名天下闻。在孔庙大成门前游览，可看到在大成门外左右两侧陈列竖立的进士碑林，资料介绍说共有198通，其中元代3通、明代77通、清代118通。碑上刻有科举考试中进士及第者计51624人(含状元、榜眼、探花)，刻有进士姓名、次第与籍贯。虽然现在碑上的名字已看不清，但导游说，如明朝时的知名人士于谦、袁崇焕，清末的林则徐和沈钧儒的进士碑，都可是在此碑林中寻找到。我走到一块标注为061号的石碑前，看到导游带着很多游客来看这块碑（其实什么也看不见），导游讲：中国的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的名字就在这块碑上。刘春霖中状元后的第二年就废除了科举考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科举制度被彻底取消，刘春霖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1904年（光绪三十年），科举最后一科考试时，朝廷已无立碑银两，进士们只得集资自立石碑，所以，这块碑也叫末科进士碑。我想，末科进士们筹钱为自己立个碑，也算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做一个最后的告别。
同时，由此而形成的科举旅行也到此结束了。
20世纪30年代中国作家的欧洲之旅
20世纪30年代比较集中地出现了中国作家写外国行纪和域外见闻，这有助于从一个侧面考察中国作家走出国门之后的域外眼光和世界想象。
20世纪30年代，游记可以称得上文学史上的一个热潮，出现了一批外国游记，欧游书信、日记。这期间，域外游记格外引人注目。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一代的外交官以及出访外国的文人政客们书写了第一批外国游记的话，“五四”以后作家型的游记则成为域外游记的主体。在展现中国作家的域外见闻的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人的世界想象和世界眼光。如朱自清的《欧游杂记》，朱湘的《海外寄霓君》，卢隐的《东京小品》，李健吾的《意大利游简》，邓以蛰的《西班牙游记》，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等。其中，郑振铎的《欧行日记》尽管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欧洲游历，却内含着更为自觉的游记书写意识。郑振铎的欧游起因于“四一二政变”。1927年4月，为了抗议蒋介石的屠杀，郑振铎与胡愈之、周予同等七人联名写了一封给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该信公开发表之后，引起当局震怒，在屠杀共产党的白色恐怖中，七人也无疑面临险境。郑振铎的岳父——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先生力促郑振铎出国避险。5月21日，郑振铎登上法国“阿托士号”邮轮，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欧洲游学。其间差不多每天都记日记，有些遗憾的是所出版的《欧行日记》只收入三个月零十天的日记，起于登上“阿托士号”邮轮的1927年5月21日，终于1927年8月31日。其他一年多的欧游日记则因为后来屡经迁居而遗失了。
徐志摩和林徽因是那个时代的浪漫文化人，他们也是旅行的人。徐志摩是新月派诗人，他到过欧洲，在佛罗伦萨住了一年多时间。他写的诗集叫《翡冷翠的一夜》。徐志摩家庭比较富裕，金庸是他的姑表弟，琼瑶是他的表外甥女，郁达夫是他杭州一中的同学。林徽因在16岁时也开启了游学之旅，1920年，随父亲林长民前往欧洲游历，其中在英国住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日子里，林徽因开阔了眼界，阅读了大量的名家小说、诗歌、戏剧。也是在这一年，徐志摩为了追寻罗素，从美国辗转来到了英国，罗素没有见到，却认识了让他只看一眼，便记挂一生的林徽因。徐志摩追求爱情，自由热烈，在他的生命中，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这三位女性有着斩不断的情愫。徐志摩与林徽因有一张在一起的合影照片，那是在1924年春天，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他是梁启超和林长民创办的讲学社邀请的客人。徐志摩与林徽因是陪伴泰戈尔左右的翻译。徐志摩在给恩师梁启超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将于茫茫的人海中访我的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没想到他这句话也成了谶语。1931年11月19日，因林徽因要在北平协和礼堂为外国使节演讲“中国建筑艺术”，徐志摩欲前去捧场，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飞机在大雾中误触济南开山坠落，徐志摩罹难，死时34岁。就像他诗中所说，“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2018年10月30日，徐志摩的表弟——武侠小说家、知名报人金庸在香港去世。金庸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的主人公陈家洛是一位浙江海宁的翩翩公子，年纪轻轻便出任红花会总舵主，肩负着“反清复明”的重任。然而陈家洛性格善良，轻信乾隆皇帝，最终葬送自己的事业。徐志摩同样出身海宁望族，年少有成，被众人寄予厚望，却终因一份不切实际的感情付出生命的代价。许多读者和研究者曾把徐志摩看作陈家洛的原型。
与世纪之交外交官为代表的外国行纪相比较，20世纪30年代中国作家的域外叙述和世界想象已经祛除了猎奇式的心理，显得更为从容不迫，在文化想象中也有一种世界主义式的文化整体观。
中外文学作品中的旅游
18世纪的英国文坛盛产游记，我们今天说得出名字的作家，丹尼尔·笛福、亨利·菲尔丁、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劳伦斯·斯特恩等，似乎人人爱好外出旅行，个个名下有游记出版。旅行途中，人们游历陌生的地理环境，观摩历史遗迹，不知不觉增长见闻、开阔眼界，因此，览胜之行等于求知之旅。说到旅行的知识和教育功能，18世纪的英国有一种专以游学为目的的旅行模式，史称“大旅行”，它兴起于17世纪王政复辟时期，家境富裕的贵族和士绅子弟从牛津或剑桥大学毕业之际，通常要赴欧陆周游一番。一来亲身体验西方古典文化和文艺复兴文化发祥地的魅力，学习语言、艺术、建筑、地理；二来与欧陆的上流社会往来交际，学习优雅言行、高贵举止。青年们的游历短则数月，长则三五年，这一习俗延续了100多年。到19世纪40年代，随着蒸汽机车出现、铁路网的延伸，旅游因简便易行而平民化、大众化，作为少数人享受的“大旅行”逐渐衰微。在这百年间，“大旅行”虽然是一种专属少数权贵的特权，但它对英国艺术趣味和文化观念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它起始于一个慕古时代，最终，旅行者的脚步带来了趣味反叛与文化转折。“大旅行”的起点一般设在英国多佛，旅客在此坐船横渡英吉利海峡，经法国加莱到巴黎，从巴黎开始，他们或翻越阿尔卑斯山，或乘船穿越地中海前往意大利，如果走陆路，都灵将是第一个重要站点，下一站是罗马或威尼斯。就游览地而言，巴黎、罗马、威尼斯三个城市头等重要，其次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1738年和1748年，埃科拉诺遗址和庞贝古城先后被发现，这两地旋即也加入旅行者的重要目的地名单。回想一下，18世纪初的“大旅行”前辈，他们跋山涉水，寻觅的是什么？是“普遍的自然”“幸福的乡村”，是师从古代范例、严守理性规则、遵照绝对和统一标准的艺术趣味，是古典主义的理想美以及无所不在的道德教益。这是一次不动声色的精神解放：旅行者们摆脱古典律法的拘束，奔向更广阔和更鲜活的世界，带来了感受和趣味的历史转折，它就是后世称为“浪漫主义”的新篇章。
荷马史诗是由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创作的两部长篇史诗，是古希腊最伟大的作品。《奥德赛》是诗人荷马创作出的西方第一部以旅游为主题的作品，不喜出行的奥德修斯哭笑不得地荣膺西方文明史第一位旅游探险家称谓。旅游从此成了西方文学的母题，几乎所有一流的文学作品，都与旅游有关，《圣经·出埃及记》是沙漠游，《奥德赛》是海上游，《神曲》是单人游，《坎特伯雷故事集》是组团游，《堂吉诃德》是双人自驾游，《浮士德》是“一对一”导游，《鲁滨孙漂流记》是野外生存之旅，《格列佛游记》是异域探险之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小男孩的漫游，《爱丽丝奇境历险记》是小女孩的梦游，《匹克威克外传》是伦敦周边游，《尤利西斯》是都柏林一日游。可以说，没有旅游，就没有丰富多彩的西方文学。即使是安土重迁的中国人，也无处不传达出对旅游的热爱。《镜花缘》本是闺阁小说，但人们感兴趣的，却是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三个男人出海游历所见的奇人异事、奇风异俗。甚至大旨谈情、详叙家庭琐事的《红楼梦》，也不忘从女人的卧室走出，来场“大观园一日游”，从而展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园林文化。唐僧明明是去印度取经，一路千辛万苦，九死一生，《西游记》从书名上看是游记，其实是神话小说，真正的游记是《大唐西域记》。公元629年，玄奘离开长安，动身去印度，16年后，即公元645年，玄奘回到长安。唐太宗想知道玄奘在旅途中见闻的所有事情，玄奘只好满足太宗的好奇心，写出了《大唐西域记》。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奘的记述被演绎成了小说《西游记》。清末文学家刘鹗的《老残游记》其实不是游记，是一部小说，但与游记有关，是写一个被人称作老残的江湖医生在游历中的见闻和作为，书中刘鹗以大量的笔触描写了济南的泉水景色，趵突泉、金线泉、黑虎泉、舜井、护城河等无不在内。2019年3月的一个傍晚，我走进济南大明湖边的老城泗水亭街，小桥流水，垂杨依依，真的看到刘鹗笔下“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济南风光。我最近看美国电影《绿皮书》，影片于2019年1月荣获第91届奥斯卡多个奖项，这部电影中的《绿皮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它是一本黑人旅行指南，指出哪些旅店和餐厅可以让黑人入住和就餐，否则，就可能违法或被抓捕。电影的两位男主角拿着这本《绿皮书》开车赶往美国各地巡演，在旅途上自然产生一些故事，如种族歧视、主仆关系、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家庭关系等，《绿皮书》是一本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黑人出行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