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作为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开明派发起的一次自强自救运动。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门。
（一）洋务运动与军事近代化
洋务运动一开始的目标是巩固国防创办“自强新政”以“求强”，具体表现为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1862年（同治元年）清廷下令都司以下军官一律开始学习西洋武操，各省防军开始更换新式武器，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制炮所，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由此拉开序幕。短短几年间，在李鸿章等洋务派领导人的主持下，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基本建成，火枪、大炮、弹药、蒸汽战舰都已能够在国内建造，其决心之大、动作之快令中外为之震惊，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次大飞跃，从此中国大地上有了自己的近代军事工业。
洋务派通过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的生产方法，先后建立起一批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军事工厂，使中国的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以军事工业的开展为契机，洋务运动开设了一些军事学校，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人才；通过西方新的洋枪洋炮的使用，西方近代化的军制与训练方法开始进入中国；同时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新形势下，随着对西方近代战防思想的不断介绍，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不断被注入近代化的内容。通过器物、教育与制度层面的互动，洋务运动在物质与制度、人力资源等方面为中国军事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对于中国自身来讲，它是清军使用原始的冷兵器的比例减少与近代先进火器使用比例逐步上升的过程；另一方面，从中外武器对比来看，它又是装备近代洋枪洋炮与铁甲战舰的清军，与列强的武器差距逐步缩小的过程。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过程，为日后中国军事近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
（三）洋务运动与近代政治经济
从经济上讲，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一次“求富”运动。洋务派在兴建军事工业的同时，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为此“百方罗掘”但仍“不足用”，洋务派领导人李鸿章认为西方各国均先以工商致富，再由富而强，认为“求富”是“自强”的先决条件。于是洋务派开始将工业范围扩大，兴办民用工业以“兴商务，竣饷源，图自强”。 以创办机器大工业工厂为主要内容，是19世纪世界经济近代化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洋务运动陆续兴办了煤矿、铁厂、缫丝厂、电厂、自来水厂、织布厂、电报、铁路等近40个近代民用工矿交通企业，至1894年为止，这批洋务企业的资本达263443元，占当时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45.22%，工人总数34110—40810人，占当时近代企业全部工人数的37.33%—41.62%。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的观念。重农抑商政策从根本上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落后，是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幸而日后由于时势的发展，洋务派领导人体会到列强经济侵略的严重性，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萌生并渐渐成长。而洋务派民用工业的创办打破了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垄断，为国家回收了大量的白银，并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链条中不可分割的最初一环，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也有重要的影响。“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思想纲领。主张“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种思想的实质在于以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巩固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固然，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并不是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而是以西方先进的器物捍卫封建传统。但历史进程的按钮一经启动，就会按照历史自身的逻辑向前运行。洋务派们充当了不自觉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工具，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准备了多方面的条件。
（三）洋务运动与近代教育
开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必须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为此，给教育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也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大门。1862年7月11日，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同文馆在北京正式成立。京师同文馆是一所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的外国语言文字学馆，馆内先后设置有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天文算学馆、德文馆、东文馆等。1866年，同文馆又加设了科学馆，以便学生兼学西方的自然科学理论。同文馆的设立，终于迈出了中国教育培养近代人才的第一步，这也是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始。为了造就新时代所需的新式人才，必须“推广中西之学，宏开登进之途”，改革科举，引进西学。在19世纪60年代思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宣传科举改革的浪潮。经过洋务派多年的力争，清政府终于在1888年顺天乡试从中录取人才，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终于露出了一线希望。如果说洋务派的洋务活动是从“师夷长技”“练兵练器”开始的话，那么洋务派推进科举改革的努力则是以创办新式学堂为突破口的。旧的学堂已不能适应洋务事业的需要，在洋务运动兴起的同时，洋务派就设立了类似近代学校的一些学堂。为适应洋务运动需要，在开办语言学堂的同时，洋务派还大力开办专业技术学校，以期培养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如上海江南制造局及其附设的机械学校、福州马尾船政局及其附设的船政学堂、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湖北铁路局附设的化学堂、矿学堂和工艺学堂等。此外还创办了陆、海、医等军事学校。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天津军医学堂，广东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南京陆军学堂等。这些军事学堂的纷纷建立，开辟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新领域，也可以说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主要是从军事教育的近代化开始的。而军事教育的近代化其实质是人才的近代化。这些近代学堂的出现，是中国文化教育领域中前所未有的事物，它们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若干窗口。洋务学堂改变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并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促使传统的书院进行改造。 洋务学堂使中国近代教育避免了殖民化的道路，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在洋务派的倡议下，1872年开始向海外派出留学生，在多年之后这些留学生成了中国军队、工业、外交方面的中坚力量，西式教育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的思想开始摆脱蒙昧状态。据统计，洋务运动期间共派出留学生200多名。这些留学生不但学习了外国语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学、军事技术以及某些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得以直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情况。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回国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在以后的政治、军事、外交及经济文化活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许多领域代替外国工程师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国产军都是由他们制成的。新式海军舰艇的管带、大副也大都由留学生担任，中国第一条独立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也是留美学生詹天佑设计修筑的。虽说这些努力没能改变清朝没落的命运，对中国近代教育由传统转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却有着重要影响。
（四）洋务运动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转折点，西方的武力侵略完全打破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轨迹。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新状况，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化，以奕、李鸿章等洋务派为主流，创造出自己的外交战略，在清朝晚期的对外交往过程中产生重大影响。为加强与外界交流，中国第一个专门的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诞生，标志中国开始了近代外交历程。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与英国签订条约的官员，不谙外情，不懂外文，不懂国际公法，更谈不上谈判经验。英方代表曾说：“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中的字句与语法，而中国的代表们并不仔细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 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深感外交人才的极度缺乏，于是于1862年6月创办了同文馆，设英、法、俄文三个班，培养了中国了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从同文馆毕业的学生中有二十八人后来做了驻外公使一级的外交官。从此中国外交官员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使清政府的外交有了起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1868年开始，陆续与西方列强进行修约谈判，由于事先做了充分准备，研究了对策，使西方列强的侵略阴谋没有得逞。如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在赴俄修约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利用俄国克里米亚战争之败，又倚仗左宗棠在新疆的重兵威胁，在长达七个月的谈判中，“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终于挽回了《里瓦几亚条约》给中国造成的部分损失，争回了伊犁周围大片领土以及有关通商、纳税等主权。
“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是清朝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从疑忌转向依赖的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所谓“以夷制夷”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即利用国际关系上的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国来对抗另外的国家，谋取实现本国的外交目的。中法战争中，由于受到近代化外交观念的影响，清政府能够比较合乎实际地估计敌我力量对比，从而坚持定见，毫不动摇。如醇亲王提出不论战争结局如何都不赔款的原则，就被政府始终坚持。李鸿章在法将威胁进军北京时，轻蔑地微笑回答，法军“要晋京，先要经过津沽，有我在此，恐不易过”。如此气概，是以自身的实力为后盾的。在战争中，清政府利用了近代全方位外交，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牵制法国。如清政府利用德法的世仇，令驻德使节与德国政府密切联系，并大量从德国订购武器，制造联德制法的气氛，迫使法国不得不分心防备德国，不敢在远东投入太多的兵力。但是，以夷制夷外交本质上讲是一种弱国策略，是弱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在自身的实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借用别国的一些力量，有时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