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大帝
当历史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宽广、昏暗的岁月里伸展时，在欧洲历史的黑暗低谷崛起一座耀眼的高峰。从个人与王权的角度看，查理大帝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之一。他独揽军事大权，七英尺[45]高的身材穿着闪闪发光的钢铁盔甲；出众的才智，即便在当时，也充满了现代精神。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共同促使他成为一个孤独的伟人。
查理大帝发现法国处在极度的混乱之中，而且显而易见，这种局面很难应对。野蛮人从外部入侵，混乱在内部蔓延；野蛮的撒克逊人[46]从北方施加压力，伊斯兰教势力在南方与西方虎视眈眈；一大群武装力量在国境之内残忍、愚昧地争夺统治权，整个国家一盘散沙，没有内聚力。
能够发现其他人看不到的机会，可谓天赋使然。查理大帝在一片混乱中看到了一个能让罗马帝国重整旗鼓的机会，这将是一个同时具备精神性与基督教色彩的帝国。撒克逊人、斯拉夫人、匈奴人、伦巴第人、阿拉伯人来到这里，受到查理大帝的强力控制，这些敌对的民族在一种可怕意志的强制驱使下，被捏合起来，与法国反常地结合在一起。没有政治自由，没有讨论公共事务的大众集会，只有查理大帝一个人。这是专制主义，虽然这种制度有着审慎、高效的能力与宏伟壮阔的图景，但它仍然是专制主义。
教皇赞许地看着这个教会的儿子，这个人曾下令在一天之内砍掉四千五百个异教徒的脑袋，一个下午就能召集整支部队接受洗礼，这是一个需要安抚的王者。在查理大帝看来，教会对帝国而言，是最顺从的且最具有实际意义的事物。
围绕着这个可能再度觉醒的罗马帝国，他多思的头脑正在构建一个伟大图景。在他设想的双王结构里，教皇是精神之王，而他是世俗之王。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持，如果没有他的许可，教皇的选举就是无效的；如果没有教皇予以加冕，皇帝也不能成为皇帝。教会可能会把他当作一把剑，不过，他也准备把教会当作其冠冕上的珍宝。
这是一个天才的设想，而且华丽地实现了。它是人类伟业中最耀眼的一个，也是人类挫败中最令人无法忘怀的一个。这一设计看起来就像一个教训，提醒人类认识一个本质，即从外部赋予的权力只是暂时的。
这样一个比例巨大的金字塔，只能依靠像他一样的伟人来维持，从而免于崩塌成碎片。将巨大的结构安放在某种人类意志上，与它的创造者相伴相生，当他死去时，这项伟业也就烟消云散了。
神圣罗马帝国
人们都还记得，罗马帝国在其衰落时分裂成西罗马帝国与东罗马帝国两部分。西罗马帝国苟延残喘的火苗，在6世纪被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移入另一个微弱的火焰当中。到了8世纪，这里又面临着被伦巴第人彻底消灭的危险，是丕平将其从这场灾难中拯救出来。所以，当法兰克人再度收到这一请求时，查理看到了他的机会。他怀揣着能够满足自己要求的成熟计划，在教皇的同意与默许之下，正式占领了整个意大利。在一片有着辉煌过去但又土崩瓦解的土地上，他追求着属于自己的王权。当利奥三世将王冠戴在他的头上宣布“查理大帝，蒙上帝恩宠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公元800年），教皇的权威便被置于不容怀疑的高度，而法国，也成了世界强权的中心。
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教皇与皇帝没有做出什么应对的举动，在一段简短、夺目的插曲过后，皇冠就再也没有戴在法国头上。以后几个世纪的教皇们被德意志皇帝所羞辱，德意志皇帝像对待不听话的封臣那样对待他们。而法国，这一伟大联合体梦想的中心，只持续了不到五十年，在命运的讽刺下，它分裂成五十九个碎片，被一个微弱的加洛林国王松散地聚拢在一起。
将教皇与皇帝神化，这种双重主权的设计可能是明智的。但是，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将帝国分成了三部分，推翻了帝国创立者的全部计划。
凡尔登条约
在查理大帝于公元814年去世之后，帝国的皇冠与权杖传给了他的儿子路易。查理大帝这个虚弱的儿子以“儒雅者路易”的名号著称，直到840年去世，他都一直挣扎于分裂的民众的重压之下。随后，查理大帝三个野心勃勃的孙子为了争夺这份伟大的遗产爆发了战争，洛泰尔凭借长子继承权声称对整个帝国拥有主权，他在勃艮第的丰特奈战役中被打败，并于843年签订了《凡尔登条约》，完成了对帝国的分割。皇帝的头衔以及意大利和一直延伸至北海的一条狭长领土归长子洛泰尔所有，全部的西部领土被武断地称为法兰西，所有的东部领土被称作德意志。
于是，欧洲的戏剧按照完全无法预料的台词本展开了。不仅帝国被分成了三大块，法兰西自身也陷入瓦解之中。这时的法兰西由一大群相互竞争的国家构成，这些国家的君主带着伯爵、王子、侯爵等头衔，此外还有很多名气较小的诸侯国君，也参与到争夺最高权力的争斗中。
一个比法国更宏大的粗线条——未来欧洲的脉络——被描绘出来。现在很容易看出来，可在当时却如此难以理解：条顿的洪流留下了野蛮的混乱状态。9世纪时，带着明确轮廓的一群国家开始浮现，欧洲大规模的政治实体开始走向较为完备的组织形式。在《凡尔登条约》（843年）之下，欧洲被粗略地分裂为意大利、法兰西与德意志。与此同时，在阿尔弗雷德国王的带领下，英格兰结束了不列颠的七国时代，实现了统一。当时，一个籍籍无名、非常不引人注目的斯堪的纳维亚探险者留里克，给东欧平原的斯拉夫人带来了政治上的联合，并作为大公在基辅建立起统治，这一政权后来演变为俄罗斯。西班牙基本游离于这一运动之外，在七个世纪里，它深陷于同萨拉森人、摩尔人[47]的战争之中。西班牙人在那场争斗中所展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献身精神与坚韧不拔的毅力，确实构成了一部伟大的史诗。
那些野心勃勃、权力膨胀的封臣们，尚不是加洛林王朝的国王们最邪恶的威胁，真正的威胁是来自北方的蛮族，他们持续不断地向南侵袭。北欧人的入侵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质，他们会埋葬过往的历史。这些北欧人看起来势不可挡，正如他们声称的那样，像蝗虫一样挤满了海滩、河流，遍布整片土地。他们三次洗劫巴黎；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毁灭罗马的行动中留下的疤痕，直到今天依然清晰可见；恺撒与墨洛温王朝国王们的行宫——温泉宫，也被他们部分烧毁了。
为保护富人，由塔楼、护城河、吊桥加固的城堡，在整个王国矗立起来，遍布各地。在七次入侵之后，所有的古老城市，鲁昂、南斯、波尔多、图卢兹、奥尔良、博韦，都遭到了摧毁，整个法国都穿上了锁子甲，躲在石墙后面。
穿过几个世纪的远景回望过去，很容易看出因果关系链条上的永恒目标，也可以看到很多事件有着其自身的内在谱系，并不比国王的家谱少。北欧人糟糕的产物是封建制度，同时封建制度又衍生出那些浪漫、别致的新产物，如十字军，以及这些孩子——欧洲文明的创造者，也就是我们。
谁能想象将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抛除在外，历史的进程将会怎样？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很显然，任何一个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不过，这在当时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