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开始我的演讲：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困难但又十分有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一个主要的历史时期将进入复杂的收尾阶段。我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所发生的社会与政治剧变，相比于宗教改革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首先，我想做一点“定位”和“制图”工作，用更为通俗的话语把今天我们都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语境组织起来。
如我所见，技术搭建起了我们居住的这所房屋。房子仍在持续扩张和改造之中，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这四堵墙之内，所以今日之人类活动几乎全然发生在这所房子里面，我们的活动受到房屋的设计、空间的区隔及其门墙的空间位置之影响。与早先的人类相比，我们几乎已没有生活在房屋之外的机会。这所房屋仍旧在变，不仅在建设之中，也在被毁坏之中。在接下来的演讲里，我打算带着你们参观这所房屋，先从地基开始，然后带你们检验那些被建起来或者被拆掉的墙壁，还有那些被添加进来的楼梯和角楼，以及穿梭其中的人类——人类既能进入这所房子，也能去往其中的特定空间。
过去，我常常带着忧虑和不祥预感来谈论技术的社会影响，但这不是我此次的目的，我的兴趣在于更加清晰的认知。我想要尽可能地了解这所由技术搭建起来的房屋，了解它的秘密通道，了解它的地下暗门。我也想像C. B. 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考察民主那样来考察技术[1]，也就是考察它的真实世界。技术和民主一样，既包括理念，也包含实践，既包括虚构之事，也包含关于真实的诸多模型。如同民主，技术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个人关系，它迫使我们检查和重新定义我们对力量和责任的看法。
在这次演讲中，我想谈论作为实践的技术，谈论工作的组织构架以及人的组织构架，我也想考察一些奠定了我们思考和讨论技术之基础的模式。在进一步讲述之前，我想先说说在我的理解中，技术不是什么。技术不是手工制品的总和，不是车轮和齿轮、轨道和电子发射机的总和。技术是一个系统，它所承担的远比单个的材料组件要多。技术包括组织、程序、象征、新词汇、等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种精神状态。
在随后的演讲中，我将聚焦于技术对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现实已做出的改变，我将谈论计划和预言，谈论人类预测技术影响的诸次尝试。我认为我们也有必要解决一种困惑，这种困惑存在于所谓的技术客观性与从狭义来看一些技术进程的结果是可预测的这两者之间。另外，对技术带来的人性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影响进行考察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还必须谈论经验本质的转变，以及知识和工作的分裂。我们需要考察由专家构成的新兴社会阶层，以及由技术系统所带来的社区和选民阵营的本质转变。我们同样需要将技术视为权力和控制的代理人来考察，我将展示有多少技术从传统制度结构——比如教堂和军队——的预备土壤中生长出来。我会谈论现代管理和行政技术的规模与复杂程度，还要谈论那些我特别感兴趣的技术，比如传播技术和计算机。在某篇演讲稿中，我将追踪一些特定技术的生命圈和发展模式，从创新与初期发展，一直到它们牢固地扎根于整个社会景观。另外，当考察作为变革代理人的技术时，我将触及自然环境。我还要往回追溯几个主题，以令我们明白，为了让技术的真实世界变成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健康而正常的栖息地，我们需要怎样的发展和社会变革。
针对技术的方方面面都有许多研究文献。[2]现在，人们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我自己就被目前的技术重新排序和重新建构社会关系的方式给吓到了，它不仅影响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还影响了国家和个人之间乃至我们所有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新一代人来说，许多这样的关系转变显得如此平常，如此不可避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们还是能够建立清晰的历史走向。为了理解并应对技术的真实世界，我们需要了解一些过去的知识，也需要对未来进行思考。
总而言之，作为人类——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孩童、一个男性，作为富人或穷人，作为圈内人或圈外人——究竟有何意义，与过去相比，今时今日这一意义似乎有了剧烈的转变。我父亲出生于20世纪初期，要理解他人生的许多成就，可以从知晓他是一位德国知识分子、他出身一个属于特定阶层的古老家族、他来自这个国家的某个特定地区开始。另一方面，你很难从知道我儿子是一名摄影师、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多伦多来理解他的人生成就以及他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技术扰乱甚至摧毁了传统的社会规则。
我确信，没有什么比社会力量和社会契约的全球性革新更能结束这段深刻又充满暴力的历史转变时期了，而这种革新也给世界及居住于其中的公民的安全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这样的发展将需要重新定义权利和责任，也需要施予权力和控制以界限。我们必须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标准，以确定什么是被允许做的、什么是不被允许做的。处于任何可以形塑、指导技术与人类命运的新秩序之中心的，都将是对公正概念的重新强调。技术的可行性，如同民主的可行性一般，说到底依赖于正义的实践和对权力的强力限制。
让我像其他“好的学者”那样，先从定义开始讲起。从全球观念来定义技术真是一件困难的任务，那些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最优秀大脑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3]我才不和他们竞争。与其如此，我们不如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从技术的发生以及我试图讨论这个问题的语境出发，辨析技术的诸多方面，从而对它做出定义。如同民主，技术是一个多面的存在，它既包括实践活动，也包括知识体系，既包括结构，也包括结构化这一行为本身。我们的语言非常不适合用来描述技术交互作用的复杂性。这些进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复杂地相互关联这一事实，挑战了我们通常的关于互动和因果的比喻。一个人该怎么描述既是鱼又是水，或者既是手段又是结果的东西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最好是能在一个受限的环境中进行考察，能把技术置于语境之中，因为语境是最重要的。
作为开始，让我们首先把技术看作实践。《形象：生活与社会中的知识》（The Image: Knowledge in Life and Society）一书以及其他极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著作[4]的作者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认为，我们可以将技术看作行事的方式（ways of doing something）。他指出，既存在祈祷的技术，又存在耕作的技术；既存在控制恐惧的技术，又存在控制洪水的技术。
将技术视作实践，而且是一种正式的实践，会带来一些十分有趣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将技术直接与文化连接起来，因为毕竟文化正是社会默认的一套实践和价值观。精心布置和共同商议的实践活动也将参与实践的专业人士定义为一群有共同之处的人，因为他们用相同的方式来行事。这种群体性实践的概念让历史上的“我们”与“他们”的定义重获生机。共同实践是人们形成群体并将自己区分于他人的方式之一，我认为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在这儿，我们是这样做事情的。”一个群体会这样说，而这正是他们确立自己身份的方式，因为“其他人”也许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做相同的事。用不同的方式做相同的事，用不同的工具来完成同样的任务，这区分了“圈内人”和“圈外人”。
我曾受邀去弗利尔美术馆鉴定中国青铜器，那次聚会的目的是为中国青铜锻造技术研究提供建议，分享相关领域的知识，以及避免做无用功。大概有六个人还是八个人参与了聚会，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聚会的场景。大多数与会者都是艺术史学者或博物馆工作者，我是现场唯一一位工程技术出身的研究者。我们都在查看青铜器碎片，也都拿着放大镜，但我拿的那个与其他人的都不一样。“他们”把放大镜放到眼睛前面，然后把被观察物体放到一个大致正确的观察距离上；我却把放大镜放到被观察物体的前面，然后调动自己的头部，让自己处于一个恰当的观察位置。他们刚看了一眼我拿放大镜的姿势，我就知道自己出局了。我被归类为“圈外人”，而且被非常礼貌地对待了。聚会上我们建立了不少良好的关系，但我仍然能回想起那天那种距离感、那些惊讶的表情。我知道我是受尊重的，但我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换个场景，这回我坐在一个大会议室的后面，在听一场漫长又无聊的研讨会。我开始织毛衣，一位年轻女士走了过来，坐到我身边对我耳语：“我想和你说说话，你打毛衣的样子真像我妈妈。”当然，她母亲也是德国人，德国人共享一种织毛衣的方式。
根据协同一致的实践活动和使用工具的类型来定义一个群体，这一历史性进程是强有力的。它不仅强化了地理或种族的分配，也影响了工作的性别划分。当某种技术和工具的使用由男性主导时，男子气概便成了那些技术的定义中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些根深蒂固的原因，女性才很难进入我们现在所称的“非传统”职业。如果工程学是男性的，而男子气概是工程学的一部分，那么男性就很难接受女性进入这一专业领域。女性若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参与该实践所需的知识，对男性从业者来说，这似乎只会增加他们可感知到的威胁。所以年复一年，工程系教员们开启了粗鲁的、带着性别歧视的和令人憎恶的研究项目，将整个专业领域建构成男性的，即便其中有女性从业者。
由某种技术所代表的共同实践，除了导致文化和性别上的身份构建之外，还给实践者带来了独有的实践某种技术的“权利”。专业便是这样诞生的。牧师、医生、律师、工程师和社会工作者都声称对某种工具和某项技术拥有独享的权利。
将技术视作实践这一概念的另一面是这样一个事实：实践可以定义内容。我刚刚提过肯尼思·博尔丁的话，他认为同时存在祈祷和耕作的技术。大多数宗教信仰的经书都十分精确地展示了祈祷的实践，而这种对实践的展示意味着其他形式的崇拜活动——无论它们看上去多么虔诚——都被认为是不合法的祈祷。举个例子，你也许会觉得演奏或聆听一段特殊的宗教音乐是对救赎的深切渴求，但它并不是祈祷。我们必须记住行事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活动本身，而且由此排除了做“它”的其他方式的出现，无论这个“它”是什么事情。历史上无不如此，但今日更甚，因为今天有太多活动是由技术构建起来的。
用行事的方式或规定好的行事方式来定义实践的内容似乎很容易，看上去也挺客观。比如教书这件事，目前来说它是一种受限的实践，只能在特殊的地点、由特殊的受过训练或被任命的实践者施行。在工作过程中有人对你进行指导，这并不能算是一种教书行为，因为你无法由此获得学分。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认识到，被定义为实践的技术将其内部的文化链条展现给我们看，让我们明白技术不是蛋糕上的糖衣，技术是蛋糕本身的一部分。
让我们来区分技术发展的两种方式。首先，存在与工作有关的技术，这种技术令真实的实践活动更容易完成。比如电子打字机取代机械打字机，这就是与工作有关的技术的进步。其次，还存在与控制有关的技术，这种类型的技术进步的原初目的并不在于让工作过程更加简便，而是试图在操作过程中增强控制。想想文字处理器，独立式的文字处理器当然是与工作有关的技术，但若把这些文字处理器与一个工作站联系起来，也就是将之纳入一个系统，这样的技术便是与控制有关的了。工人们会被计时，任务可以被拆散布置，操作员之间的交互关系可以被操控。大多数现代技术改革包含了控制，所以新的与控制有关的技术及其应用的增长比与工作有关的技术及其应用的增长快得多。[5]
要理解与控制相关的技术和与工作相关的技术之间的差异并不难，但我现在想介绍一个更难理解的概念。我想试着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发展形式，即整体性技术（holistic technologies）和规范性技术（prescriptive technologies）。[6]让我们再一次将技术看作实践，但现在我们看看在工作层面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整体性技术和规范性技术的分类方法包括了完全不同的专业化过程以及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ur），由此带来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我强调一下，我们要问的不是技术做了什么，而是事情是怎么做的。
整体性技术一般与手工制作的概念有关，工匠们——制陶工人、织工、金属锻工或厨师——从头到尾控制着他们自己的工作过程。随着工作的进展，他们的手和头脑会做出与情景相符的决定——陶器的厚薄、刀锋边缘的形状或者是烘焙的成熟度。只有处于工作进程之中他们才能做出这些决定。而且他们利用自己的经验，每次都将之运用到独一无二的情境中，由此，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对观察者来说这些陶器有多么相似，每一片陶瓷在制作过程中都是独特的。以下是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7]的诗歌《大地》中的几行句子，它们表达了整体性技术的含义：“众工匠共享一种知识。他们已固定现实，将之放平变为长椅；他们顺从心意来伐木，用耐心的梭子，迫使图案延绵。控制属于他们。”[8]使用整体性技术并不意味着人们不会聚在一起工作，但是他们共同工作的方式会留给个体在创造某物或完成某事的特定过程中的控制权。
引用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9]在其作品《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10]中的话，对我们理解整体性技术的概念也有所帮助。赫斯科维茨向我们指出了在历史上的诸种社会形态中能找到的复杂的专业化进程，他写道：“某些男人和女人（原文如此）不仅专门从事一种技术，还专门生产某种特定种类的产品。比如有些妇女把她们的时间都放在生产日常陶器上面，而另一些妇女则专门生产为宗教仪式而准备的陶器。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除开某些特别不寻常的情形，我们找不到这样一个组织：一位妇女专门负责收集黏土，另一位妇女负责给黏土塑形，第三位妇女负责烧制；又或者是这样，一个男人完全只做收集柴火的工作，另一个男人负责打造某个工具或模型的雏形，第三个男人负责将锻造工作做完。”
这一种由产品决定的专业化，我称之为整体性技术，这种技术相当重要，因为它让从业者完全控制整个生产过程。另一种相反的、由进程决定的专业化，我称之为规范化技术，这种技术依靠完全不同的劳动分工。在这种技术里，制作某个东西或做某件事情的进程被划分为明显可辨识的诸多步骤，每一步都由一个独立的工人或一群工人完成，这个（群）工人只需要熟练完成自己的这一个工作步骤，这便是“劳动分工”的一般含义。
这种类型的劳动分工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它兴盛于英国工业革命，当时的工厂系统正是由这种劳动分工的大规模应用带来的。[11]然而，这种劳动分工的年岁其实更加久远。我们在罗马帝国晚期也找到了它，彼时的赭色黏土陶器和萨摩斯细陶器就是由规范的、受控制的技术生产出来的。我们有关于劳动力组织和技术的详细说明，也有工艺产品的样本，所以产品基本上都是在确保最小偏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批量生产出来的。[12]但是，甚至早在一千年之前，中国的青铜器生产就已经是由出类拔萃的规范性技术组织起来的了，其过程中存在很明确的由生产进程所决定的劳动分工。[13]
中国古代的炼青铜方法——这种方式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确实是一种基于生产的方法。在之后的历史中，中国用同样的劳动分工和生产方法来炼铁，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也使得中国的炼铁术的出现比西方早上一千多年。在炼铁出现之前，锻铁是主要的铁制品加工方式，这种方式是更偏向整体性技术的。事实上，锻铁的制作方式几乎就是整体性技术的样板。
我想花点时间来描述一下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不仅仅是因为我喜爱中国的青铜器，以及我在它们身上花费了不少研究时间，也是因为中国的炼青铜技术简直就是规范性技术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的完美例子。请千万不要以为思考中国青铜器制作的细节与我们目前要讨论的话题没有半点关系，在我看来，理解规范性技术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是理解我们所处的技术的真实世界的关键。
想象一下，现在是公元前1200年，商朝的鼎盛时期。人们必须要制造一个巨大的仪式器具——比如说一个大锅，也就是一个三足鼎，与目前能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看到的样本一样。首先，一个实际大小的鼎的模具被制作出来，通常是由黏土制作的，也有可能是木头做的。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这样的模具，这种模具要跟实际生产的器具一模一样，包括上面的装饰。通过把黏土分层放入模具——首先是品质优良的黏土，再是一些织物废料——并让其逐渐风干，就生产出了一个鼎的模型。然后，这个模型被很小心地切成几个部分，整个模型就像我们平常剥橘子瓣那样被切分。由于模型被切分，也就到了所谓的“块件模型”阶段。这些模型分块被焙烧，以完全固定它们的形态及其装饰物。它们必须在比铜和青铜的熔点还要高的温度下被烘烤，因为之后它们会被置于该温度下。通常来说，这种制作技术只可能存在于已经发展出了高温焙烧陶瓷技术的文明之中。
一旦这些块件焙烧完毕，它们就会被围绕一个核心重新组装起来，但块件与核心之间要保留一定距离，以让整个模型大到能够接收熔化的金属。这次模具组装当然要考虑到留下通道以方便液态金属灌入块件与核心之间的间隙，还要考虑到留下通道让被液态金属取代的空气完全流出，以保证铸件的品质。一旦模型重新组合，并被放置在一个制作凹槽中，就可以开始灌入液态金属了。
到了整个过程的这一阶段，基本上有两个主要的步骤被执行了。模型的设计者和建造者在制作过程中使用的方法保障了整个模型的铸成，也保障了它能被分成块件，这既需要设计的专业技能，也需要对接下来进程中的每一步骤都有先见之明，因为它们全依赖模具的正确设计。
模具设计之后的模型制作、切分、焙烧，以及围绕核心进行组装以准备器具的制作等步骤，构成了一系列精细的操作，而这些操作都需要陶器制作方面的专业技能。
模型组装之后的工作步骤需要不同的专业技能。金属必须被准备好，合金必须以恰当的比例混合好，并且被加热到足够高的温度以熔化，并成功完成器具的制作过程。大部分——即便不是所有的——中国青铜器都加入了足够的锡，以使制作出来的物品能够拥有精细且精心设计的外表。我们在这儿讨论的可是大规模的生产。令人惊讶的是，到了商朝晚期，中国人制造的锅具总重量达到800公斤甚至更重。通过技术分析，比如对器具进行X光探照，我们发现这些器具是在同一次金属浇灌中被制作出来的，这意味着各个金属工人小组要用一吨重的液态青铜来制作一个巨大的器具。这些合金要在超过1000摄氏度的温度中才会熔化，它们从熔炉中被倒出，其中大量金属液体要在完全同步的情况下被倾倒出来。
想想如果由你来指挥这样一群劳动力。而且请记住，这些制作过程并非为了什么特殊事件，考古证据显示，这种规模的制作行为是日常化的。目前所发现的制作材料的规模，以及这些材料仅占生产总量的很小一部分这一事实，向我们确保了一种更大规模、协调一致的生产单位的存在。
直到作为一名冶金学家的我开始考虑如此大规模的生产单位将会带来什么的细节问题时，才领悟到规范性技术那极为特殊的社会意蕴。我开始理解它们的含义，不仅是在青铜器制作方面，也是在纪律与计划、组织与命令方面。
举个例子，让我们聚焦于发展这种生产单位所需要的精确度、指示和控制。与在整体性技术中发生的正相反，中国青铜器铸造业中制作模具的陶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几乎没有自行判断的空间，他必须按照严格的指示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操作要么是完全正确的，要么就是错误的。而什么样的操作是正确的，已由其他人事先告知。
当工作是由一系列独立的、可执行的步骤构成时，工作的控制权就掌握在了组织者——老板或经理——手中。工作过程本身必须有足够精确的规定，使每一个步骤都能与前后的步骤相匹配。只有这样，最后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符合要求。这样的工作就像一首乐曲般被精心编排——它既需要乐器演奏家展示自己的能力，也需要他严格依附乐谱，以令最后的作品听起来像音乐。规定性技术构成了一个主要的社会发明，用政治术语来说，规定性技术就是服从的设计（design for compliance）。
当工作在这样的设计之中时，劳动力便会适应一种新的文化环境，其中外部的控制和内部的服从会被视为普通而必需的。这样，逐渐就只存在一种行事的方式了。古代中国人或许不会再想象出其他任何生产青铜器的方式，就好像今天的我们无法再想象整个世界用其他方式制造汽车。
青铜制造并不是古代中国唯一一个应用规范性技术的领域，相同的技术被用来制作经纱纺织品和某些陶瓷产品。我认为历史上中国人较早地适应了规范性工作的文化环境，这一点须被视为塑造中国人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行为的要素[14]，其中就包括了早期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科举考试，以及对“礼”（正确的行事方式）的强调。
今天的技术真实世界正是由规范性技术的支配所塑造出来的。规范性技术并不受物质生产的约束，它们同样被运用到管理和经济活动以及行政的诸方面之中，而我们生活的技术真实世界正是建立在规范性技术之上的。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规范性技术是极其有效又极具影响力的，与之相伴的是巨型“社会抵押”，这种抵押指的是我们生活在一种服从的文化中，我们比以往更习惯于接受“正统”，视之为正常，也更习惯于接受行事的方式只有一种。
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整体性技术被规范性技术取代。工业革命之后，当机器加入了劳动大军，规范性技术如同水面的浮油一般迅速散开。现如今，依据规范性技术和切分式技术来设计几乎所有事物的诱惑太过强烈，以至于许多本应以整体性方式完成的任务都由规范性技术完成了。所有需要即时反馈和调整的任务最好都整体性地完成，因为这些任务不像规范性任务那样必须进行计划、调整和控制。
当规范性技术成功进行时，确实能够产出可预测的结果。它们生产出预先设置好数量和质量的产品，于是技术本身成了秩序和结构的代理人。（技术的这一方面很容易被那些视技术主要为运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需求和问题的人所低估。）规范性技术所产生的秩序已从工作中的秩序和工作的秩序，转移到处于各种各样的社会位置的人的规范性秩序。
让我们稍瞥一眼这种发展的外延，想一想新出现的“智能”建筑。工作在建筑中的人手持一张有条形码的卡就能进入建筑中他们进行工作的区域，但无法去往建筑的其他地方。这就是兰登·温纳[15]在其作品《鲸鱼与反应器》（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16]中亲切称道的“社会交易的电子足迹”，因为技术的确立不仅能够吸纳和排除参与者，还能精确地告知每一个个体他或她能在哪儿消耗时间。你能——只是天马行空地——想象要是亚当和夏娃不住在伊甸园而住在一栋智能建筑里会发生什么吗？神圣的造物主或许完全可以巧做安排以令他们永远看不到苹果。但先把玩笑放一边，规范性技术普遍上消除了做决策和判断的机会，尤其是做原则性决断的机会。技术的任何目的都先验般地存在于设计之中，而且是不可协商的。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作为物质生产的方式，规范性技术给技术的真实世界带来了丰富而重要的产品，这些产品提升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活得更好。同时，它们也创造了一种服从的文化。对服从和一致性的文化适应反过来加速了规范性技术在管理、行政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应用，也减少了民众对控制与规范的抵抗。
在我谈论技术的真实世界时，有一些概念会反复出现。规模的概念便是其中之一。规模经济与工业生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时常能在19世纪的英国关于工业化和使用机器的讨论中听到对规模经济的颂扬，现在，当人们辩论企业的兼并和收购时，这套论调又出现了。
规模这一概念最初仅仅被用来表明大小差异：人们觉得一间大教堂的规模怎么也得跟一间乡村小教堂的不一样；庄园宅邸的建设规模，要跟劳工生活的村庄有所区分。大规模指向的是更大的声望，而不是改善的功能。只有当规模这一概念被运用到生产技术上时，规模的增长才被认为是效率的增长，并由此使工厂主获益。规模的概念，从对比关系的测量转移到了对价值的计算。价值取向的短语“大则优”——甚至都不说明对谁来说是“优”的——就是在以生产为中心的语境中才出现的。
处于规模概念的不同使用方式之下的，是两种不同的隐喻模式：一种是生长模式，一种是生产模式。沟通总是需要模式和类似物的，为了在讨论中成为有用的工具，模式和隐喻应基于共享的、得到普遍理解的经验。生长的特征、过程和循环往复，每一个生长的有机体构成之多样性，都能在历史记录中产生共鸣。
许多民间风俗对过度生长保有偏见。童话故事里的巨人通常是蠢笨的，小个子却是聪明机灵的。一般经验教导我们，世界是由具有不同却合宜的尺寸的事物构成的，这一点在所有的生长模式中都被认同——不同的功能性实体和空间都有其尺寸。任何生长模式都暗示了这样一种观念：尺寸和规模都是被给予特定的生长的有机体的。
尺寸是生长的自然结果，但生长本身是不能被强取的，它只能通过提供一种适宜的环境而得到培育和鼓励。生长是发生性的，不是制造出来的。在一个生长模式之内，人类所能做的就是发现对生长而言最适宜的条件，并努力满足这些条件。在目前每一种环境中，生长有机体都是按自身的比率发展的。
生产模式则完全不同。在该模式中，事物不是生长而是制作出来的，制作发生在完全受控制的条件下——至少原则上是这样。有这样一种假设：如果在实践里这种控制并不完全存在或者有所缺陷，那么在模式之中，知识、设计和组织的提升就会发生，以令所有基本参数都处于控制之中。这样一来，生产就可以预测，但生长不能。生产模式中有一点令人宽慰：万事似乎都在掌控之中，没有什么是留给机会的，但生长总是不确定的。
生产模式在感知和建构中不存在通往更大语境的链接，这使得特定的模式能够适用于许多情况。与此同时，这样的方式低估和忽视了生产活动对周边环境带来冲击的一切影响。这种外部事务被认为是与活动本身无关的，是另一种事务。[17]想想产品线这样一种工作场景，其中存在很多重要因素，比如污染或者工人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这些因素被认为是其他人的问题，是外部事务。
现在我们知道了，这种对语境的低估和对外部的、交互式的影响的忽视实际上会带来麻烦。我们知道，世界环境的恶化正是源自这样一种不恰当的模式。从市场看来廉价的生产进程，从更大的语境来看，通常是浪费和有害的，而生产模式很容易让我们以为相互影响的因素彼此之间没有关联。
值得花上一分钟时间来想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生长模式上花费比在生产模式上更多的思考时间，即便在今时今日，生产模式几乎已成了公共和私人讨论的唯一指导。认识到在过去的时间中生产模式频繁地取代生长模式成为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指导，是一件有益的事情，这种取代甚至发生在使用生长模式会带来更丰富的成果并远为恰当的领域内。以教育为例，尽管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知识和观察力的进步速度是由个体决定的，但中小学和大学仍以一个生产模型来运作。这不仅是让学生依照严格的规划接受测试和发展（至少在我过去20年一直进行教学的大学里是这样），而且优秀大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经常被提醒，不同的大学制造不同的“产品”。在所有的生产活动中，用户的抱怨通常被严肃对待，这些抱怨能带来产品线的调整和改进。因此，来自工业领袖的不利评价或许会使大学额外设置企业家精神、工程师伦理、化学家认读、艺术史家资金筹募等课程。其中的含义似乎是，选择一个特定大学，跟随一个特定的团体，就能把学生变成一个特定的、可辨识的产品。
然而，做教学工作的人都知道，将教学转变为学习的“魔法时刻”依赖人类本身，以及教师的教学品质和以身作则。这些因素都与生长的一般环境而非任何外部设计参数有关。如果存在这么一个生长进程，这么一个整体性进程，一个无法被划分为各种严格按规定执行的步骤的进程，这个进程就是教育。
类似的不以生产模式替代生长模式的论点也可以从卫生保健和新生物技术的大规模使用的例子中得出。对我而言，关于生产技术和生产性思考入侵的最惊人的例子是新的人类生殖技术。对胎儿最密切的监控以及一些极具侵略性的产前技术，只能被认为是对胎儿的质量控制，与之相伴的还有抛弃不合标准的产品。
在另一个场景中，生长模式和生产模式之间的关系存在一种有趣的对比。这种情况发生在人口统计学和人口增长领域中。你们应该记得，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对数字和人口着了魔。在这个时代，马尔萨斯、里卡多和亚当·斯密，这些人全神贯注于底层人口的增长。[18]
奇怪的是，这时候没有人如此关注富裕阶级人口的增长。比如，维多利亚女王生育了9个孩子，她的丈夫过世时，最小的孩子才3岁。她有39个（外）孙辈，她所有的孩子和孙儿孙女都活过了襁褓期，这在当时是常事。人们或许会认为，维多利亚女王的39个孙儿孙女所消耗的公共资金理所当然比矿工和农民的妻子生育的39个孙儿孙女要多得多。虽然如此，但穷人的生育人数才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关注的对象。从彼时起，“人口统计学”才成为一门合法的研究。
今天，人口预测依赖大量可靠的数据。与人口增长以及满足不断增长的地球人口的需求有关的议题，要在合理的实际信息和发展方法论基础上进行讨论。然而，面对全球持续增长的机器和设备数量，却不存在相应的统计学，我在前面强调过这种情况。[19]这种统计学的缺席是十分显著的现象，其实只要有政治意志去做这件事，恰当的数据库的建立是没有问题的。
拿汽车来举个例子，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汽车已经成为许多社会的一部分。支持汽车数量增长的社会结构十分到位——生产汽油以及建设加油站以递送汽油，道路和桥梁，汽车轮渡，还有车库。我们知道烟雾和废气排放、能源限制和交通问题的存在，但对轿车和卡车生产量的控制仍没能在任何公共决策中提上紧急项目日程。对此，我们很难找到有效的统计，因为没人会做直接服务于个人的机器设备的数量调查。我们对世界各地人类的生活期许了解很多，比如他们保持健康所需要的热量，等等。但我们对机器设备所需要的全球能源以及它们的使用寿命几乎一无所知。中国可以为了国家的未来而实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而且一般而言，该政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但在北美、西欧或日本社会，为了整个世界的未来，政治层面的“一车化”政策的严肃决定能够存在吗？或许现在是时候认真考虑机器统计学了，我们需要对机器数量控制做出真实的讨论。
技术的真实世界看上去包含了对机器设备的固有信任（“生产受控”），还包含对人的基本理解（“生长是不确定的，我们永远无法确保成果”）。如果我们不想把人类视作问题资源，把机器设备看作解决问题的资源，那么我们就需要把机器设备当作我们在地球上的同居者，并以适用于人类数量统计的有限参数来思考它们。
开始这场演讲时，我把技术视作实践。对特定技术的一般实践可以让人们获得认同，并给予他们对自身的定义，同样也可以识别和限制可做之事的内容。之后我谈到了关于劳动力区分的考量，并且强调了规范性技术的重要性，这些目前几乎包含在所有技术活动中的规范性技术是——用社会概念来说——关于服从的设计，在这一点中我发现了技术、社会和文化之间最重要的一个链接。我用古代中国的一些例子详细阐明了这一链接。之后我触碰了规模的概念，规模概念从用于对比的简单参数，转变成了允许我们讨论贯穿历史持续到现在的两种不同模式——一种是生长模式，一种是生产模式——的价值参数。正如在技术的真实世界中，规范性技术对整体性技术大获全胜，生产模式几乎也成了公共和私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唯一指导模式。
生产模式毫无争议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和政治话语中流行，而且这种模式被公然误用到不恰当的情境中，对我而言，这证实了作为实践的技术深刻地变更了我们的文化。这种新的、基于生产的模式和隐喻已经深深扎根于我们的社会和情感的构造中，质疑它们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亵渎。由此，我们可以质疑人的价值（回到我刚刚提到的关于人口统计学的议题），但不能质疑技术及其造物的基本价值。
但，我们必须质疑。我的观点是，目前基于生产模式来规划和运转的技术的真实世界，已经不适合完成我们试图解决的任务。所以，任何针对技术真实世界的批评和评估，必须包括对隐藏在现有模式之下的结构的严肃质疑，以及通过质疑这一结构来质疑我们的思想。让我再一次引用肯尼思·博尔丁的话吧：
蹒跚学步后，我们才会行走，
但我们可能蹒跚了太久，
如果我们拥抱一种可爱的模式，
它既坚固、清晰，又错误。[20]
注释
[1]C. B. Macpherson,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Toronto: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1965]; C. B. Ma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2]关于该领域的一个一般调查，请参见Paul Durbin, ed., A guide to the Cultur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0]，特别是第一部分第二章、第二部分第五章和第三部分第七章。特别调查请参见P. L. Bereano, ed., Technology as a Social ad Political Phenomenon [New York: John Wiley, 1976]；Stephen Hill, The Tragedy of Technology [London: Pluto Press, 1988]；Donald Mackenzie and Judy Wajcman, eds.,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How the Refrigerator Got its Hum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5]；Joan Rothschild, ed., Machina Ex Dea: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Toronto: Pergamon Press, 1983]。
[3]了解技术的定义，参见Carl Mitcham,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Paul Durbin, ed., A Guide to the Cultur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George Grant, “Knowing and making,” in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Proceedings and Transactions, 4th series, 12:59—67, 1974。
[4]引用的定义来自Kenneth E. Boulding, “Technology and the changing social order,” in David Popenoe, ed., The Urban-Industrial Frontier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9]。同样参见Kenneth E. Boulding, The Imag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6]；Kenneth E. Boulding and L. Senesh, ed., The Optimum Utilization of Knowledg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3]；R. P. Beilock, ed., Beasts, Ballades and Bouldingism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0]；Kenneth E. Boulding, Three Faces of Power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9]。关于作为实践的技术，另见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5]David F. Noble, “Present tense technology” in Democracy, Spring/Summer/Fall, 1983. 其作为专题论文再版，见Surviving Automation Madness [San Pedro, CA: Singlejacks Books, 1985]。
[6]Ursula M. Franklin, “The beginning of metallurgy in China, a comparative approach,” in G. Kuwayama, ed.,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 Symposiu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3].
[7]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1892—1962），英国作家、诗人、园艺家，两获霍桑登文学奖，其中一次正是凭借诗歌《大地》（“The Land”）。——译者注
[8]Vita Sackville-West, “The Land,” from Collected Poem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34].
[9]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1895—1963），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代表作有《人类及其创造》《经济人类学》等。——译者注
[10]M. J. Herskovits, Economic Anthropolog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2].
[11]关于劳动力和工厂系统的区分之一般讨论，参见Christopher Hill,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volume 2 of The Pelic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New York: Penguin, 1967]；Eric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Day, volume 3 of The Pelic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Baltimore: Penguin, 1977]；Andre Gorz, e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Hassocks: Harvester, 1978]。
[12]D. P. S. Peacock, Pottery in the Roman World [London: Longman, 1982]. 关于一般的罗马技术，参见K. D. White, Greek and Roman Techn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13]Ursula M. Franklin, “On bronze and other metals in early China,” in D. N. Kneightley, e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另见Ursula M. Franklin, “The beginning of metallurgy in China,” and P. Meyers and L. Holmes, “Technical studies of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in G. Kuwayama, ed., The Great Chinese Bronze Age of China。
[14]Ursula M. Franklin, J. Berthrong, and A. Chan, “Metallurgy, cosmology and knowledge: The Chinese experienc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2:4, 1985.
[15]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1944—），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科技研究所人文与社会科学系主任，代表作有《自主性技术》《鲸鱼与反应器》等。——译者注
[16]Landon Winner, 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17]外部事务的概念以及相关的整体成本的概念被广泛讨论，特别是与技术评估相关联。关于这一点的一般视角可参见Canada as a Conserver Society [Ottawa: Science Council of Canada, Report #27, 1977]。
[18]Maxine Berg, The Machinery Question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1815—18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9]Ursula M. Franklin, “Where are the machine demographers？” Science Forum, 9:3, 1976.
[20]R. P. Beilock, ed., Beasts, Ballades and Bouldingism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