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无论农、工、矿等产业，商贸和运输通讯业，以及财税、金融等领域，无论社会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诸环节，都发生过前所未有的变化，涉及的内容广泛、层面丰富、问题复杂，一直是人文社科学者致力研究的对象，不少成果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如果仅就生产力的角度看，相比较其他产业和经济事业，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变化不大；传统土地所有制和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业制度架构也没有发生重大变革；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得近代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得以形成甚至固化。但是，自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逐渐加快；农业的角色转换中，增加了工业原料的供应者和商品的销售市场，农业业态也趋于多样，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在局部地区和部分农业领域已经出现，农村的面貌以及农民的状况，都有了较大的变化，虽然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始终存在着。农业在维系民生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支撑国用方面的重要性，社会各界有着越来越多的共识。
中国的近代工业起步于洋务运动，矿业更是有赖于工业市场和近代交通业的兴起。在近代工矿业中，既有业主和雇员的明确分野甚至对立，也有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的采行。在相当长的时段中，工矿、商贸和运输通讯等行业是近代城市形塑进程中的主轴，是城市从业人口构成中的主要部分，近代中国城市往往集经济、政治、文化和中外交往等诸方面功能于一体。但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新增城市人口说到底来自农村；而工业化在原料、市场、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方面同样离不开农业和农民。一方面，乡村与之城市间的差别和联系、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差别与联系，构成了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而另一方面，商业与交通业的发展，既使得上述差别得以凸显，也是缩小差别、强化联系的重要力量。
官商关系，伴生于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全过程和主要方面。自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起，近代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通讯事业相继形成和长足发展，官商之间、朝野之间既有分、又有合：军工企业均为官办；民生工业基本商办；新式交通和通讯企业则多为官督商办；新式银行以特许商办（中国通商银行）起步，政府银行则官商合营，政府实际上控股。总体来看，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起步的时候，官股的主导地位和商股权益之间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这既与政府的合法性资源依然存在有关，也因为当时针对商人和民间资本的制度安排较为宽松。而到了内外时局激烈动荡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逐渐掌握了主要经济产业，国家金融体系得以建立和强化，国家资本和官办企业掌控着经济命脉，这些虽然有助于应对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潮，并增强了抵御外敌入侵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导致了市场关系扭曲，经济运作失序，最终由社会危机引发社会变革。
晚清以降，经济领域新的制度性安排引人关注。与传统的农业和旧式金融业不同，近代工矿业、交通及通讯业和银行业均有准入和运营监管，财税和货制方面的演进更与各行各业乃至所有社会成员紧密相关。进入民国之后，经济领域的制度性建设取得长足的进展并渐臻体系。如果仅就某一经济法规的具体文本而言，似乎都顾及各经济要素的齐全与合理配置，但其运行效果不仅取决于文本的“学理”如何，更受到实际“事理”即市场和社会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税、盐税和统税改革为例，就整体而言无疑是中国税制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无论征收、保管还是使用，都会因特定情势而影响其成效；对不同的财税关系方，也会有迥然不同的利害关系；这些财税改革说到底没能帮助国民政府摆脱财政困境和避免财政彻底破产。再分别看看废两改元、法币和金圆券三大币制改革政策，其成败得失，均非其制度性文本铁定，尤其是法币历经抗战八年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其完全破产则是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两年后；而在军事败局已定、政治与社会危机全面爆发的情况下，随国民党统治的全面崩溃，包括金圆券在内的任何币改方案的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史实告诉我们，近代中国经济运行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社会，而其效果也必须经受社会的检验判断。
中外关系，是考察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又一个重要视角。在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意义的工矿业、商业、交通通讯业和金融业，基本上都是外资企业。毫无疑问，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并取得过支配性甚至垄断性地位，对于中国传统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华资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确实有过相当的负面作用，这与近代中外之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在华种种特权和势力范围密切相关。但是，除去种种非经济的因素之外，在华外资企业在产品开发、市场开拓、资金获取方式和运用效率等方面的优势，也是刺激与催生近代华资新式企业和经济事业的重要因素。进入民国之后，虽然越来越多产业中的企业数、资金数、从业人员数、所占市场份额等方面，华资企业的发展更快，但华资新式企业包括经营管理在内的基本制度的建构和运行，依然离不开对外资企业先进因素的借镜；外资企业与华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说到底是商品市场必然产物，这种竞争关系在外资企业内部和华资企业内部，同样也是存在的。而从近代中国产业运行与市场的关系来看，在华外资企业与华资企业一样，都是整体意义上的近代中国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宏观意义的中外经济关系，至少还包括与近代中国直接相连的世界市场、主要的国际行情等因素。事实上，中外贸易和经济往来的发端，远早于近代意义的华资企业萌生之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近代转型，离不开与世界市场的密切关系。近代以来中国经济遇到过种种不利的外来因素，如金贵银贱、“镑亏”、世界性的经济萧条、白银风潮等，相关华资企业、产业甚至政府当局都无法回避，只有积极应对一途。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面临日本扩张及至全面入侵的年代里，维系和扩大对外经济联系，除了固有的外贸属性之外，更有着争取国际援助、拓展外交空间的战略意义。
本《经济与社会变迁系列丛书》业已确定的选题，多为专门性个案研究，有着特定的时间和区域、企业和政府、实际运作和制度供给、实业家与决策者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但又都置于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反映出这一变迁的复杂性、多样性。相关的文稿均为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果，在史料详尽、征引规范、叙事平实、立论公允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除了研究专书之外，本丛书选题范围还包括专题论集、专题史料文献的选编等。我们期待着读者同仁的关注。
吴景平
2015年7月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