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文秀
阿拉善和硕特旗，自从清王朝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受封建旗，传至最末一代王爷达理札雅袭位民国20年（1931年）为止，历时近25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广大蒙古族牧民都是在封建王公和活佛、喇嘛的统治下生活。统治者从来不注重文化教育事业，只是大力提倡喇嘛教，广建寺庙，鼓励牧民的男孩子上寺当喇嘛，学习经文，其在家者，除服兵役和其他差役外，只是放牧牛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精神生活十分空虚，只知道求神拜佛，祈求佛爷赐福保佑。形成浓厚的听天由命的迷信思想，世代相传。在这种封建专制政权和神权的统治下，造成蒙古民族人口下降，思想愚昧无知，生活极端贫困落后。这种局面直到辛亥革命，满清王朝被推翻，才开始有所改变。
这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动荡大变革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改组；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了“九一八”事件，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制造了伪满洲国并继续向我热、察、绥等地进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一二九”学生运动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都影响到阿拉善旗。从此，外界的新文化、新知识及新的思想潮流，逐渐传入阿拉善旗，激起了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潮。
当银川至定远营的邮路开通后，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书刊、报章、杂志进入了阿拉善旗，使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有了与外界的新鲜事物接触的机会。
达理札雅回旗执政后，首先在定远营办起了阿拉善旗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完全小学，招收初年级和高年级学生近200名。有了学校这块文化阵地，使得新的文化知识，在阿拉善旗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和传播。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青年们学到了初步文化知识后，求知愿望更加迫切，爱国思想更加高涨。深感在小学学到的知识太少，要想立志报国，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就必须出外深造；而一般封建思想浓厚的老年人，也开始感到旧制度已经日趋没落，新生事物必将取而代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成了社会政治的主流，在这一伟大运动的推动下，阿拉善旗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与求知愿望达到了顶峰，但守旧的家长们则持反对态度，阻止子弟们外出。在这种情况下，便有几个志向远大的青年，冲破家庭阻力，毅然离家出走，奔向西安、兰州等地入学深造，给阿拉善旗青年带了个好头。他们是：罗锐麟，原名罗慰宾，蒙名艾勒肯巴图，阿拉善旗贵族台吉出身，自幼聪明好学，蒙汉文兼通，擅长绘画；魏文锦，其父任旗政府参领职务，家道盈实。他学习成绩优良，性格坚强，为人机警；张元忄尉，其父为王府总管，他学习刻苦，蒙汉文兼通，并有无线电技术（离家后被父派人于中途追回未能如愿）。
这3个青年人的出走，引起了札萨克达理札雅和旗政府官员们的极大震惊！在青年人中间引起强烈共鸣！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达理札雅执掌阿拉善旗政的头几年那时的局面是很困难的。正处在新旧交替之际，百业待兴。达理札雅和旗政府的官员们，都有革新愿望，很想振兴阿拉善旗。但事业是要人来干的，在开创各项建设事业时，首先想到的是人才问题，于是便决定保送一批青年学生到外地深造，培养自己的骨干力量。我们就是在这政府需要，青年人又渴望求学的情况下，被保送出去的。
在抗战时期，一切工作都是以军事为主，便决定从培养军事干部入手，经与兰州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和西安胡宗南管辖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商定，保送了20余名青年学生入校受训。其中中途退学几人外，毕业回旗的有以下19人：张元忄尉、辛文秀、罗步云、罗永寿、王枕华、薛海、聂正书、王励德、周桂家、胡萼业、胡福业、周龙文、马怀亲、谢文彬、左敬忠、蔡忠元、毛德功、陶意岳、罗祥麟。
这20余名青年学生，由旗政府派官员带领，于1940年春，从定远营骑骆驼经草地前往兰州。当时达理札雅正被国民党软禁在兰州。这些学生到达兰州，就在他的住处休息了几天，就进入学校。
那年招收的是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的一部分，属第七分校管辖，第七分校比其他各分校的范围都大，它这一期招收了5个总队，陆军中的5个兵种即步、骑、炮、工、辎。每个兵种一个总队。我们入的是十一总队，驻在兰州市东校场。同时额济纳旗也保送去10余名青年，和我们汇编在十一总队。十一总队由两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辖4个中队，共有学生1000余人。因在各省招收的学生尚未到齐，先到校的是接受预备教育。因我们蒙古地区的学生，文化程度较低，在这预备教育阶段，总队部特为我们补习了6个月的文化课程。到当年秋季各省和在沦陷区招收的新生陆续到齐，便开始了正规训练。先受的是入伍期教育，是以术课为主。学课只教典、范、令。典、范、令是指《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三本书，都是袖珍本，每人一套，随身携带。入伍期完了，是军官教育，这一阶段的时间较长。学术课并重，主要课程是较高深的军事理论和军事科学知识。课程有《战术教程》《兵器学》《攻城学》《地形学》《测绘学》《交通学》等，还穿插进行实战演习。学完这一阶段的课程后，于1942年秋毕业，被分配回阿拉善旗工作。在兰州、西安两地的学习期限共为两年有余。
下面我把在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学习情况具体地叙述一下。
黄埔军校全称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接纳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后，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在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大力协助下即在广州的黄埔港地方，建立军官学校，故名黄埔军校，委派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和叶剑英等革命老前辈都在黄埔军校担任过领导职务，黄埔军校的建立，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东征和北伐战争中，革命军中的骨干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将领，如徐向前、陈庚等都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正如黄埔军校校歌前几句写道：“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这就把黄埔军校的性质点明了。
北伐战争即将胜利时，蒋介石阴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了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国共两党分裂，黄埔军校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由一个革命的黄埔变成了反革命的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被蒋介石一手把持，变成他训练反动军事骨干的学校。
黄埔军校自第五期以后，由广州迁到南京。蒋介石对学校的教育方针来了个向“右”转。在广州的前几期是仿照苏联红军的训练方式，在军队中实行党代表制，实行军事民主等优良制度。迁到南京以后，蒋介石便改变了这种优良的教育方法，完全仿效法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式的训练方法进行教育。
我们在七分校，当然不能例外，接受的也是德国式和日本式的那一套专制教育办法。要求学生要绝对服从，提倡“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一切都是官长说了算，稍有反抗就是拳打脚踢、罚站、罚跪，甚至关押禁闭，长官打骂处罚学生是很随便的，有些长官还想出许多不近人情的野蛮办法，来惩罚学生，为了镇压学生和士兵的反抗，军事委员会还颁布了一个军事法令：“陆军惩罚令”。因此，学生们都是服服帖帖，唯唯诺诺地学习、生活。对学校的纪律、制度丝毫不敢马虎，稍有疏忽，必定要受处罚。例如有个名叫海天的同学，因为一点小事和队长顶了几句嘴，天正在下大雨，队长便罚他在泥水中作卧倒起立动作达1小时，直弄得他满身泥水，筋疲力尽方罢。一个叫罗图阁的同学，因起床动作慢了，怕误了集合，没来得及洗脸，队长就罚他到厕所用尿洗脸。还有一种奇特的整人办法，名为举枪两腿半分弯，使受罚者把步枪举过头顶，两腿半弯曲站立一二小时，直累得人汗流浃背，快要晕倒时才算完。学生一律不准留头发，都剃光头，不准穿有色袜子，一律是黑色袜子，不准外出，有特殊事故出外，必须写假条经值星官批准，卫兵才能放行，礼拜天也是如此。
再说说七分校的训练内容：前面谈过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是3个月的入伍期，以术课为主。入伍期受的是士兵教育，有基本教练，也叫操场教练，还有野外教练，射击教练，工事构筑，体操教练，夜间教育等。还有不定期的越野比赛和爬山比赛及寝室内的内务整理等。
基本教练是从立正、稍息开始，从徒手到持枪及队形排列变换为止，一步一步地进行，先是各个教练，由区队长一个一个地教，那是非常严格而又坚苦的训练。清晨起床早点名，接着是跑步，跑步后洗脸吃早饭，然后是上午4小时的操场教练，收操后午休两小时。下午又是4小时的野外教练，从野外回营吃下午饭。饭后是体操教练，随后有点自由活动时间。晚上是两小时的自习在教室看书或写笔记，下了自习课晚点名以后熄灯就寝。早晚点名都规定有一定的仪式，早点名要唱党歌，背诵“党员守则”，晚点名唱校歌，背诵“军人读训”。每天如此。
徒手教练完了，举行授枪仪式发给枪支。每人发步枪1支，每个班发轻机枪1挺。课程内容增加了持枪动作和射击教练，实弹射击是在靶场进行，还有野外活动靶射击，对空射击及刺枪教练等。也是从各个教练起到班、排、连集体战斗知识和技术训练止。
入伍期满后，进入军官教育阶段，规定的学科课程全部开课，课堂时间加多，操场教练相应减少，各门课程都有专职教官讲授，学生当堂作笔记，有的课程还要到野外实地操作，如《攻城学》《地形学》《测绘学》等。
无论学课术课，学习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如有不合要求的，都必须反复进行，直到合乎规定为止。要使每个学生毕业时，达到一个标准军官所应具备的思想品质和军事科学知识、技术本领等条件。也就是说要求学生人人都要做到思想纯洁，热爱祖国，要有勇猛顽强的军人气概，基本功扎实，动作迅速敏捷，威武有力，要胆大心细，即俗语所谈的“动如脱兔，静如处女”。再谈谈七分校的政工干部。校部设有政训处，各总队有政训室，设主任1人，政治教官和干事若干人。大队不设，各中队配备政治指导员1人。他们的任务是主管学生的思想动态，讲授“三民主义”、“领袖言行”和时事讲话等。但是国民党军事机构中的政工人员是聋子耳朵摆设，没有实权，指导员对连队的事务无权过问，在实际工作中不起作用。只是按照课程表规定的时间，讲了“三民主义”，“领袖言行”，做时事报告。此外再无别事可干。因这些政工干部，光说空话，不作实事，因此学生们给他们起了个绰号，叫政工干部是“卖膏药”的。
下面再介绍一下七分校学生的生活待遇情况。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大后方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除大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因大发国难财，过着奢侈腐化生活外，全国广大军民的生活十分贫困，公教人员的待遇微薄，军人的待遇更少。我们在七分校说是军官学校的学生，生活待遇完全和士兵一样，二等兵待遇，每月吃四十五斤军粮，军饷极少，一个月除扣去菜金外，所剩无几。而那点菜金因物价上涨，买了烧的就没有买菜的，经常吃的是盐水馒头，偶尔能吃到一点蔬菜也是很少的，学生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军需人员和主管队长中贪污成风，那样低微的粮饷，他们还要克扣，学生和士兵们把这种贪污行为叫作“揩油”。有人曾把这种不良现象，编了几句顺口溜说：“穷参谋、富军需、吊而浪当是军医”，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广为流行。
穿的军装是极其粗劣的土布制成，夏季是草绿色外衣，冬季是灰色棉衣，内衣白色，冬季有棉大衣1件，军毯1条，不发被褥，学生自备被褥。夏天赤脚穿草鞋，冬季发1双粗布袜子，棉鞋少，3年只发过1双。这套军装的可笑之处，还不在于布料的粗劣，而在于无论单衣或棉衣，都是短裤。夏天是至膝盖以上的裤衩，冬天的棉裤也是短的，只到膝盖下边，前后都开口便于调个穿，小腿部分则用绑腿缠裹，这样的军装过夏天还可以，到冬天就受罪了，许多人的腿部都被冻坏了。
军校的整理内务，也是磨炼人的思想意志的一种方法，要求也非常严格。寝室内外要绝对整齐清洁。室内的生活学习用品，整齐划一，放置都有一定位置，不许乱放，被褥衣服要折叠整齐，大小一致，四方四正，要夹出棱角。像豆腐块一样。平日由值日生整理，值星队长检查，有一点不对即抖乱重来，再整理不好，便要挨打。星期日则是大家动手整理清扫，更要做好，因为星期日是总队长亲自带官长们检查及各队评比的日期。
整个训练期的最后3个月，是总结考核阶段，各总队都集中在西安王曲校部周围。开始对各门学课、术课及学生的思想言行进行严格地考试测验和甄别评定。同时穿插举行了几次大规模各种联合实战演习和夜战演习，最后于1942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校庆日，在王曲大操场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由胡宗南亲自主持，成都本校本部的代表和西安党政军各界的高级官员出席讲了话。毕业典礼后，预发了毕业证书和国民党党员证。因军校学生是当然党员。
毕业时发给每人一笔相当数目的制装费和路费，购置了一套细料军官制服、领章、纪念章、武装带、皮鞋等，戒装整齐地离开了学校。
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去的学生，都分配回原地工作，我们回到自己的故乡阿拉善旗以后得到达理札雅和旗政府的重用，全部分配在区防司令部和保安大队，担任中下级军官，区防司令部各处、室的参谋、副官、军需、干事以及保安大队各中队、各分队的正副队长。稽查局警察队、法庭法警队的队长，绝大部分都是军校同学。有的人还在政府行政部门和学校兼任职务或代课。
后来于1947年至1948年，又保送了两次在职青年和学生，去黄埔军校四川成都本校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学习。他们是：张宏达、罗福禧、扬宪忠、雷镇邦、王海山、赵毅涛、富崇囊等。
最后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重大事件，那就是当1949年秋，中国西北重镇兰州获得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向宁夏进军之际，由达理札雅倡导的阿拉善旗“九二三”和平起义。在这一正义行动中，在阿拉善旗的全体黄埔军校同学，曾积极响应，热烈拥护，踊跃参加了和平起义，投入到革命阵营中来。
参加革命后，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极大的关怀和教育，经过旧政府改组和保安总队整编，全部被分配到新的阿拉善旗人民政府各个部门和新的人民保安总队继续工作。在革命工作中，通过理论学习，进行思想改造使他们学到了不少革命道理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知识，提高了思想觉悟，初步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思想，都能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工作，为阿拉善旗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有些人直到今日，还在为祖国的四化大业继续努力工作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