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那音太
《清史稿》记载：“阿拉善厄鲁特〔指卫拉特〕部至京师五千里”。阿拉善和硕特部又称西套卫拉特部，因地在河套之西。西套在清代是阿拉善和硕特札萨克和硕亲王游牧地。其范围东至贺兰山，与宁夏府边外接界，南与凉州府、甘州府为邻；西至古尔鼐，与额济纳土尔扈特旗接壤；北至瀚海，和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部相连。《藩部要略》上说：“厄鲁特旧分四部：曰和硕特，姓博尔济吉特，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裔；曰准噶尔，曰杜尔伯特，姓绰罗斯，为元臣孛罕裔，曰土尔扈特，为元臣翁罕裔，姓不著……部自为长，号四卫拉特”（四卫拉特亦称杜尔本·卫拉特）。阿拉善和硕特部，是四卫拉特联盟之一。原和硕特部不在西套游牧，而在天山北路。确切地说，是在斋桑湖到巴尔喀什湖，以及楚河、伊犁河到阿亚古斯河之间。四卫拉特联盟，是卫拉特封建游牧社会的一种特殊自治体制。这一联盟不仅是军事性质的联盟，也是协调各种关系，管理卫拉特公共事务的机构。如管理卫拉特的内政、外交，军事、宗教、经济、刑法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联盟的政策，集中而充分地体现在清崇德五年（1640年）的《卫拉特法典》中。通过卫拉特联盟，卫拉特不仅畜牧经济得到发展，而且开始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并逐步建设定居点“呼（和）布克赛尔”（部落活动中心地）。经济的发展使卫拉特迫切要求与中原地区互市、通贡。卫拉特各部与中原的经济交流一般以青海和西套为中心枢纽，直至在北京进行通贡和贸易活动。这种交流促进了蒙汉人民的团结。在政治方面，联盟成立以后，尤其是在清崇德五年（1640年）的盟会以后，加强了与清廷的通贡往来。如：顺治三年（1646年），卫拉特各部22名首领，包括两位盟主巴图尔珲台吉和鄂齐尔图汗，以顾实汗为首联名向清朝奉表进贡。虽然四卫拉特联盟自17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精悍盟主巴图尔珲台吉的去世（1657年），因内讧逐渐丧失作用，走向分散崩溃，但其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阿巴赖等在从顺治四年（1647年）到康熙十三年（1674年）的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向清廷“遣使进贡”，而且数达十余次之多。
四卫拉特联盟丧失作用以后，顾实汗奉西藏黄教派班禅四世的秘密邀请，率和硕特部攻入青海，并借口保护黄教而长期占据了青海、西藏。和硕特部鄂齐尔图汗、阿巴赖也参与了这一军事行动。西藏用兵之后，除顾实汗所领和硕特一支外，其余的厄鲁特人又纷纷返回天山南北游牧地。据记载：“和硕特可汗顾实汗季子有子十六人，因避准噶尔之乱，移牧宁夏者十二人，长名和罗理，携帐万余，避居阿拉善”（《宁夏纪要·两蒙旗地带》）。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和罗理上书求给牧地，诏于宁夏、甘州边外，贺兰山以西，划界给之。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廷又将和罗理部按四十九旗之例，编阿拉善和硕特旗。建旗之初，王府驻在紫泥湖的高勒额肯，称“额肯衙门”（今锡林高勒苏木驻地附近）。从此，就开始有了阿拉善和硕特旗王爷向清王朝的“进贡”，也有了阿王入京拜见皇帝的“进宫”。
进贡，是封建时代藩属对宗主国或臣民对君主呈献礼品。阿拉善旗进贡是阿拉善旗王爷给清廷君主呈献礼品，规定在每年腊月二十五日前必须奉送贡物到京。贡物大多是阿拉善本地土特产品，一般主要包括奶油（即酥油）、奶酒、干奶皮（内有糖和葡萄）、熟奶豆腐（内有糖和葡萄），腌沙葱、哈密杏子、吐鲁番葡萄干、藏红花，藏香以及沙枣、锁阳、苁蓉、鹿茸、麝香、狐皮等，另外还有绵羊（一般40至50只。其中包括肚羊和汤羊。肚羊就是将分解后的羊体全部装入羊肚；汤羊就是将宰杀后的羊体开水去毛，再去脏腑）；还有野生的盘羊（即大角羊，俗称大头羊，因两角盘曲而名。一般20只）、黄羊（一般20只）、青羊（一般15只）等。这些贡物及其包装都有规则，比如，选宰的绵羊，必须是羯羊，且是头角、四趾全的；给皇帝的贡物必须用黄绸（布）包装，给吏臣的贡物要用白布包装。每年的进贡任务都分交全旗各巴嘎（即巴格，相当于今之嘎查），贡物从牧民身上纳收。贡物齐全后，王爷以其“乌拉”制度（系王府对旗民的一种劳役制度。王府以此制度可以无偿地向属民征抓人畜，“乌拉”即被征抓的人或畜），用牧民的驼马进行驮运。每年的京师进贡，事先都要进行严密的组织工作，并且一路上纪律非常严格。首先，旗札萨克衙门要专派一名主要官员领首负责，还要派一名负责财务的官员以及数名兵丁甲士，以便负责押运和途中作护卫；此外还要挑选专拉骆驼的“科特其”及专管驮运和专管骑乘的“尼尔巴”等。各兵丁，“科特其”及“尼尔巴”等都要认真完成自己的任务。若违犯规章，就要受到严厉处置。
阿拉善旗王爷的进贡道路，并非由阿王进贡之后才为之开拓。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再追溯一下有关历史。
西套地区，自古以来，曾相继是匈奴人、鲜卑人以及乌桓、羌、柔然、回纥、吐谷浑、党项，蒙古等部落及民族繁衍生息过的地方。这一地区盛产的甘草、发菜、锁阳、鹿茸、麝香、苁蓉、狐皮等土特产品以及牛、马、羊、驼等牲畜，都吸引着关内外商人。特别是这里的双峰驼，一直是北方地区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中原一带的汉族也喜欢使用骆驼。西套的地理位置和富饶也为历代众多人士所重视。所以，许多民族的生活来往，许多商贩的贸易，许多政治，军事集团的各种活动，在经年历代之后，便就形成这古代沙漠戈壁地区的诸多驼路，阿拉善旗王府至磴口间的道路即是其中之一。至于磴口以东，至包绥，至京城之间道路的形成，自然和当地官府和居民的长期活动及各方商旅的往来直接相关。阿拉善旗地区有一句有名的口谚，即“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而祥泰隆商号的货物最早就是由天津，北京地区向西，从磴口渡黄河到阿拉善旗地区的。当然这一口谚并不一定确合实事，但它至少可以说明阿拉善旗与外地的商业活动早已有之，而且为商人们所利用的道路亦是早已形成了。鲁迅先生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的确的。由此，可以说，阿拉善旗王爷入京师的进贡之路，实际上是各区段旧路的并合，是在古来道路的基础上发展沿变的。阿拉善旗王爷早期的进京是从紫泥湖“额肯衙门”出发，经苏木图、哈沙图、磴口、包头、归化（今呼和浩特）等地，入京师的。到雍正八年（1730年），定远营城置建。雍正十年（1732年），第二代王爷阿宝将王府迁到定远营。从此，定远营城就成了阿拉善和硕特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阿拉善旗王爷的“进贡”和“进宫”，也就以这里为起点了。
阿拉善旗王爷的进贡路线大体有南路、中路和北路三条。南路在磴口（指旧磴口，今巴音木仁苏木所在地，以下同）渡黄河，水陆相继。中路和北路全是陆路，从阴山山脉南襟经过。南路到磴口后有两种走法，一是东渡黄河，由陆路向东北，经鄂尔多斯草原至昭君坟，再北渡黄河到包头，折东至归化，然后，再由归化东下进京；另一种走法是从磴口由水路把贡物运到包头，从包头至归化及至入京一直是雇用车辆（此途之宜在于部分人畜，在至磴口后即可返回）。中路和北路的选择，主要因依水草好坏和安全与否。北路由于地处遥远，走起来一般较为安全，且水草较好。
阿拉善旗王爷向大清皇朝进贡的三条路线的具体情况是：
南路：从定远营（巴彦浩特）开始25里鄂博图，35里滚呼都格，40里苏海图井，40里哈图卓尼，7里包尔陶勒盖，10里阿门乌苏；由阿门乌苏向东55里哈沙图，20里宝鲁毛德，15里喇嘛音乌苏，20里包尔呼舒，15里查干套海，20里查干套勒盖，20里查干扎干，20里道劳哈尔僧，17里毛格尔图希勒，25里至磴口。
北路是从南路的阿门乌苏开始北行50里吉兰太，40里温多尔绍荣，又40里恩格尔乌苏，45里恩格尔乌苏，30里布连呼都格，45里沙热进塔本呼都格（刺窝子井），10里儿驼庙；由儿驼庙向东北入巴彦淖尔盟境内，30里博林布拉格，40里阿贵敖包，60里太阳庙；由太阳庙向东北沿阴山前段至包头附近的浩依尔呼都格（今哈业胡同）。
中路是从南路的哈沙图开始，向北40里苁蓉敖包特，45里萨格拉嘎尔，80里苏海敖包；从苏海敖包向北入巴盟境，35里玛尼图，从玛尼图向北至三道桥、陕坝，沿阴山前段黄河北岸以北地带东行，也到包头附近的浩依尔呼都格。
中路和北路在浩依尔呼都格合以后，再经包头、归化，最后东下达于京师。上述路程并不像今之公路一般固定不变。遇到水草不好的情况，驮队可以绕道三四十里。故尔几种史料中记载的站点往往有些出入，但在大体上，还是不能远离上述站点和里程，因为在这些站点都有水井、泉水、草场等相宜条件。每年的进贡当然不会是完全顺意的，若途中遇有特殊情况，比如，大雨雪相阻或土匪截道及其他意外事故，迫不得已，就会晚期到京或推迟进贡，但必须及时向清廷理藩院去函说明原因才行。宣统年间，在塔旺布里甲拉王爷时期，就有过这种事情。一次，在正欲进贡时，得知土匪劫道，无法进京。就及时向理藩院去函说：“今据侦探，各路报称山陕匪徒蠢动，东道不通。敝旗按期进贡，从未间断。今以道途梗阻，实难前行”、“可否恳恩暂展期限，俟道路稍通，定当晋京进贡”。由此可见阿拉善旗王爷对进贡一事是竭诚忠奉，一点也不敢疏忽失漏的。
阿拉善旗王爷除每年依例向清廷进贡外，还常常亲自跋涉千里上京“进宫”。“进宫”是王爷因公进京拜见皇帝或是王爷，福晋（王爷之妻）及其亲族进京探亲。王爷进宫也行进贡路线。只个别站点有所不同。王爷进京或回旗须特别考虑劳逸情况，有关部门要安排好各驿站的工作，要事先准备好迎和送。规定是30里一打尖（途中小歇），60里一住宿。王爷进宫，很少走北路和中路，侧重于近便，多数选行从磴口过黄河这条路。在“蒙古老档”（蒙文旧档案）的记载中，阿拉善王爷从定远营出发到磴口，其间计设有14个驿站，即：定远营、鄂博图、贡呼都格、苏海图、枯得音札格、阿门乌苏、查汗德尔素、哈沙图、班弟、哈尔根陶勒盖、敖勒素台、敖尔克呼、哈拉图克木、磴口。从定远营到磴口快行需七至八天，慢行最多用15天。全旗各巴格分担着各站点上的迎送工作。每个住宿地要准备绵羊3只，每个打尖地要准备两只。每个打尖地和住宿地要准备一顶蒙古包（王爷另有自带专用的蒙古包）。
王爷、福晋及其亲族进京或回旗的规模是逐步盛大起来的，而且这种规模的逐步盛大是有着特别的政治背景及深长的历史根源的。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清廷以阿拉善赐和罗理为牧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廷于阿拉善置旗编佐领，赐印和罗理授札萨克，封多罗贝勒。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和罗理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其子阿宝袭位。在和罗理时期及阿宝初期，阿拉善王爷的进宫规模是很小的，同行只三五人，均骑驼马。阿宝自幼住京，为御前侍卫，后尚道克欣公主（和硕公主），授和硕额驸。阿宝英勇善战，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率兵万人随军征准噶尔，为右卫将军，参赞大臣，后又奉命护送达赖喇嘛入西藏，统兵驻藏四年之久。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罗卜藏丹津叛，阿宝奉调率部赴青海，晋爵多罗郡王。从此，阿宝进宫的规模逐渐扩大。阿宝死于乾隆四年（1739年），当年其次子罗卜藏多尔济袭职为札萨克多罗贝勒。罗卜藏多尔济也著战功，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尚多罗公主，授多罗额驸。后奉命征准噶尔诸部，擒捕达瓦齐汗和辉特部巴雅尔汗，以少众降哈萨克，歼灭克尔克孜诸部，追击阿睦尔撒那至俄罗斯境。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罗卜藏多尔济晋位多罗郡王，授参赞大臣。乾隆三十年（1765年），因其平准、回有功，晋爵和硕亲王。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诏“世袭罔替”（这诏命即使在清朝宗室王公中也不易多得）。罗卜藏多尔济死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阿宝与罗卜藏多尔济等王，忠实于清王朝，他们曾在镇压地方叛乱及一些少数民族的反抗中，东征西战，为大清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他们被清朝皇帝先后两次招为驸马，晋爵至和硕亲王，并诏命为“世袭罔替”。清廷还给他们在京师修建了驸马府（亦称阿拉善王府）。以后的阿拉善旗王爷们长居北京，并可自由进出清廷皇宫。由此，可见他们得受恩宠的程度。正因为阿拉善历代王爷与清王朝有着如此特殊而亲密的关系，为了一种尊贵和威严的显示，他们进宫的规模亦越来越变得盛大起来，同时对旗民劳役的征讨也变得更为苛酷，与其相应的是阿拉善旗王爷一行的派头也与以前大不相同。不但沿途各驿站要做好更为充分的准备，而且，随从大量增加了，坐骑也改为乘轿。王爷所乘的轿子，有“驼轿”和“四马轿”两种。“四马轿”，因其快行如飞，故又称“草上飞”。四马轿设轿夫20名，以其中之一为长。轿夫每四人一组，乘马护轿，其余人夫在轿之前后乘马路随，准备按班替换。在轿房前，轿房后的两马之间又各有一名徒步轿倌掌护轿杆，以防途中发生事故。王爷到达驿站时，“达木勒”要跪拜迎接，献“哈达”请安。若各种供应都能得到王爷、福晋的满意，则予以嘉奖，有时还赏给顶戴，若是侍候不周，则予以惩处。“草上飞”是供王爷乘坐的，若有福晋随行，另有小车3辆。一般相随着侍候的人有随从、侍女10余名，厨师2名，勤杂人员40余名，护卫兵丁20余名，其共需骆驼70余峰。王爷用的蒙古包，有专设的“额如科沁”（专门管房之人）管理，用骆驼驮运。但从住宿地驮到打尖地，须得王爷动身以后才能搬动，并必须再赶到王爷之前去做准备。这样的前后翻腾，忙碌不休，其劳苦之情状是可想而知的。况且万一不能提前赶到或不能提前做好准备，就要受斥责甚或鞭打。阿拉善王进宫所使用的牲畜和人丁，都是旗里摊派来的“乌拉”。“乌拉”制度使牧民深受其害。牲畜，这样跑一趟就完了，死在哪里扔在哪里，王爷从不赔偿；人丁经此一遭折腾，亦疲苦不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阿拉善王多罗特色愣回旗时，向全旗旗民、寺院摊抓“乌拉”100峰骆驼，由旗衙门派人直接到所拉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王爷进宫时，向旗民摊抓“乌拉”600峰骆驼，没有骆驼的牧民须交10两白银顶替。阿拉善王爷进宫或回旗时的威风和派头，在当时的各蒙旗中是绝无仅有的。
阿拉善王爷这样一种特殊规模的“进贡”与特殊形式的“进宫”，是和阿宝、罗卜藏多尔济二王的“汗马功劳”及大清皇帝对他们的婚姻“恩赐”紧密相关的，同时，这种特殊的“恩赐”也是清代统治阶级对边疆少数民族予以拉拢、腐蚀的一种统治方法。在他们上下层间的这种统治利益进行交换的过程中，广大的各族劳动人民只能受更大的盘剥和役害，只能增加更多的痛苦。幸而阿拉善王爷的“进贡”和“进宫”随着大清封建政权的覆灭而终止了。至于民国时期，阿拉善旗王爷的进京，多因公务，到磴口后，多取向鄂尔多斯、山西，直接抵达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