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精神卫生工作极具挑战性，随着时代的发展，身处不同时代的女性的特质和面临的问题都在不断变化。在我接触的来访者中，越来越多的女性敢于说出自己的诉求。但是，超越过去的附属角色成为真正独立的自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仇剑崟
中德班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中方总负责人兼教师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系医学心理教研室副主任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女医师协会临床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心理卫生协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心理学会首批注册心理治疗督导师
误打误撞走进心理学
我出生在上海，父亲是一名非常普通的老师，母亲是技术员。我很小的时候，父母非常繁忙，母亲在上海郊区工作，当时上海交通非常不便，要坐很长时间的公交车才能到郊区，所以母亲每个星期只回来一次。因为父亲在上海带着姐姐已经很不容易，所以3岁的我就被父母寄养在奶奶家。奶奶家很好，但是我待在那里非常无聊，也很孤独，时常有空洞感，每天重复单调的生活。
奶奶家里有一个塑料挂扣，可以通过空气压力按在玻璃上挂衣服，因为没有玩具，我每天就在玻璃门上重复做这个动作。我寂寞、无聊，想念家人，渴望跟人亲近。每周末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每周一早上是我最痛苦的时候，特别是妈妈抱着我坐公交车去奶奶家的路上，尽管我心里很明白他们要把我送走，但还要假装很开心，直到他们放开手那一瞬间，我才开始大哭。那时，我就隐约感觉到人的防御——对情感的防御。我在奶奶家待了一年半，然后去上了幼儿园。
小时候有两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这两件事情可能跟我的特质有关系，也可能跟被寄养在别人家有关。从奶奶家回到自己家里后，我非常珍惜跟大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喜欢听大人讲话。有一次，家里来客人，其他小朋友都去玩，而我却安静地坐在一旁听大人讲话。我很喜欢模仿大人的语言，尽管有时候他们讲的话我不太懂，也不明白用词的真正含义，但我能够体会里面的情感，还能脱口而出。
我舅公年轻的时候一表人才，后来被下放到农村，处境很惨。他在农村娶了当地人，等他回城的时候，我不知为何，在情感推动下讲出了一句话：“你生不逢时啊！”从那以后，舅公就特别喜欢我，他感觉我触到了他的内心。
我父母很传统，父亲是老师，所以他们的很多想法被现实生活占据。我小时候兴趣爱好丰富，喜欢体育和文艺活动，还参加舞蹈队，但每次都被父亲抓回来好好学习。也许是小时候离开父母，想取悦父母的原因，我品学兼优，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我的理科成绩突出，打算报考复旦大学的化学系或者上海医学院。填写志愿的时候，我在家里看了一本关于心理学的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心理学。碰巧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来家里做客，她的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于是她向我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而我刚好有点儿兴趣，于是贸然决定报考。
进入心理系后，我很迷茫，完全不适应，当时开设的课程有管理学、教育心理学等，我对此完全没有兴趣。我发现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跟我想象的心理学完全不一样。因此我非常苦闷，甚至考虑转系。那时候跟现在不同，转系非常困难，而且心理系是华东师范大学数一数二的系，转到别的系有点水往低处流的感觉，所以我开始犹豫和彷徨，也不爱学习。到了大学三年级，我们开设了异常心理学课程，授课的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赵介城老师。从接触异常心理学第一天起，我就变得非常兴奋，这才是我要学的心理学。我非常认真地学习这门课，它是我在大学所有科目里学得最好、考分最高的课程。
之后，我去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实习，当时人们对精神病人了解非常少，所以对这个地方有一些忌讳。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甚至被叫作龙华医院（我们医院对面的一所中医医院），因为在这里工作不是很体面。我第一次见到精神分裂症病人和抑郁症病人时，没有任何恐惧，我喜欢跟他们交流，也愿意跟他们一起工作。由此我发现了自己的兴趣，也非常主动地找机会学习。在20世纪90年代，心理咨询刚刚开始，上海瑞金医院开设了心理咨询门诊，我每周五下午都利用自己的时间去旁听门诊工作。也许是机缘，我在那里认识了我的导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前院长王祖承教授。
大学毕业后，我的编制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精神医学教研室，但我的工作地点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大家对精神病院非常陌生，对我的工作都感到惊奇，但我在这里可以继续学习心理学，做心理学的实践和研究，这是我向往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我们医院的临床心理学很薄弱，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毕业的一些同学被分到这里做临床测验工作，非常边缘化，没有被认可，工作没有价值感，所以他们工作不久就选择出国。我刚到这里的时候，也在心理测验室工作，尽管我知道心理测量非常重要，但对这个工作没有太大兴趣。
我刚到医院实习的时候，不是临床医生，要在每个病房实习和轮转。有位年轻男病人，长得很英俊，住在上海郊区，在父亲去世不久后就开始出现强迫洗手的症状。虽然也在进行药物治疗，但效果不明显。我对心理治疗感兴趣，所以就开始对这个病人尝试心理治疗，治疗方法是我从书中学到的系统脱敏法。在跟病人建立好医患关系后，我们开始讨论如何进行系统脱敏。当时的病房是封闭的，病人中午和晚上都要吃饭，于是最初的脱敏目标就定在让他帮忙打菜、收碗、擦桌子、刷碗、擦地等，到了最后一步，病人可以用拖把擦地，可以把手放在很脏的水里清洗拖把。这是这个病人第三次住院，也是治疗最好的一次，所以他非常感激我。
这个案例的成功，让我从心里认定心理治疗可以帮到病人。当时我有一些矛盾，一方面我做心理测量工作，但不热爱；另外一方面，我希望开展心理治疗的临床工作，但我的心理治疗离临床还很远；还有一方面，就是我自己内心有些挣扎，我上中学时是很好的学生，大学考得也不错，到医院却被边缘化，这让我内心的自恋有些受损，心里有些难过。此刻我联想到了克莱因，克莱因虽然对心理治疗贡献很大，但遗憾的是她没有学习医学，跟别人争论观点的时候总处在下风。估计那时候我的心理活动跟克莱因相近，不知道出路。很幸运的是，在我的导师王祖承教授的建议和鼓励下，我决定攻读临床医学学位。
我那时候很年轻，有一股学习的冲劲和热情，通过不断努力和自己的悟性，我顺利进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学专业攻读临床硕士学位。三年的学习让我收获很多，导师给我提供了很多临床实践机会，包括到瑞金医院和华山医院神经科实习。当我回到医院从事临床工作后，曾在器质性精神障碍病房担任主治医师，那段工作经历对我帮助很大，让我对精神病学的认识和理解有了很大提高，临床工作能力有了很大进步。当时我有一些犹豫，到底做临床心理学还是精神病学，毕竟，在医院中生物精神病学是主流，但随后，一件事情改变了我。
在职业成长道路上激流勇进
2001年，我非常有幸去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其中有我自己的努力，也有王祖承导师的推荐。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在波士顿看美国人如何进行精神卫生工作、如何治疗精神疾病患者。
精神卫生工作是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社会工作者、精神卫生公共卫生人员、护士等多学科人员的协同工作，这对我启示非常大。波士顿精神分析研究生院是全美最大的一个精神分析学院，注册精神分析师最多，我经常参加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沙龙，接触了一些精神分析师，并且第一次看到了母婴治疗的案例督导。当时尽管不是很懂，但觉得很神奇，也非常吸引我，开阔了我的眼界。
我到波士顿最早是做女性精神卫生的研究，尽管我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但还是很热爱心理治疗，希望将来可以做一些整合性工作，即在做精神科医生的同时，也做以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取向相结合的治疗，这是我在波士顿学习时确定的未来工作方向。
生物精神病学固然很重要，但我希望将更多精力投身于心理治疗，让医院病人获得整合的、优化的治疗。回国后，我离开了器质性障碍病房，到心身科主管主治医师，主要治疗一些神经症性障碍，如焦虑症、强迫症，以及癔症、抑郁症等轻度到中度的精神障碍病人，这些病人不仅有轴I诊断的障碍，还可能伴有特定人格特质，甚至是人格障碍，所以在治疗上极具挑战。
病房的工作让我经历了很多，也进步很多，是我成长最快的一段时光。病房里遇到的麻烦病人让我深深感觉到，心理治疗并不只是理论的学习，还应该把理论概念从书本上拿下来，用于临床实践，从病人身上获得经验。有时候咨询师会很痛苦，因为不仅仅需要治疗病人，也要发现自己，把自己变成很好的治疗工具，这是痛苦且快乐的工作。
中德班从第二届开始，心理动力学取向治疗的课程正式落地在我们医院，我从哈佛回来后，非常幸运地参与到中德班的工作中，从2001年开始在里面扮演重要的组织者角色，直到现在成为中德班中方总负责人。我也伴随着中德班的成长，见证了中德班培训越来越规范，同道队伍越来越强大，心理动力学治疗也被播散到不同地方，服务不同的病人。
让人进步最大的往往是临床中治疗失败的病人，他会教会你很多东西。我在心身科病房遇到过一个惊恐障碍病人，有些人格问题，在治疗过程中，病人对我产生了色情性移情。虽然曾在书本上看到过这部分内容，也在案例督导中讨论过，但真的在临床实践中碰到这样的情感时，我还是会恐惧和回避。这个病人最初对我非常理想化，被我否定和回避后，他变得非常恼怒，开始贬低我，于是我有意无意地想回避和摆脱这个病人，之后他开始在病房制造更多的麻烦。最终，我还是鼓足勇气承接下这些冲突，在门诊跟这个病人一起去面对和修通。
通过这个让我痛苦和受挫的案例，我意识到做心理治疗，特别是精神分析、心理动力学治疗，不仅仅要学习，还要接触和面对很多临床案例，因为只有面对的时候，才会获得很多感性的经验，最终才能真正地跟病人一起工作。我最初学习的五年，有很多挫败，也有很多眼泪，心理治疗这条路虽然让我快乐，但也有痛苦与之相伴。病房和中德班的经历让我不断成长，这是积累的过程。
我在中德班工作的时候，请来了德国的哈克老师，她每年在我们科室待1～3个月的时间，给我们做督导训练和个人体验。我记得老师给我做个人体验时，一度对我很失望，说我不适合做心理动力学治疗师，比较适合做认知行为治疗师。这句话让我很有挫败感，但我没有放弃，相反，我把这句话当成一种激励。伴随着中德班和门诊病房的工作，我慢慢地成长。有时候，成长会很缓慢，自身也会有阻抗，尽管如此，内心还是有很多坚定的信念，这是心理治疗师独特的体验和感受。
在成长过程中，我不断地学习技术和理论，不断地进行思考和讨论如何做心理治疗、如何帮助病人、心理治疗的要素和理论技术、对心理治疗的理解等，力争对这些问题有更多的经验、体会和领悟。其中，有一件事情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次，我白天刚给医院的心理咨询班学生上完课，晚上到家后接到电话说有人要跳楼。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大楼有14层，到了楼顶后，我看到一个病人站在楼顶边缘，非常危险。公安和消防已经到位，楼下放了垫子，这只是常规急救措施，即使是跳伞跳到垫子上还需要一些水平，更不要说要病人直接跳到垫子上，所以根本没有用。我们在楼顶一筹莫展。我们与病人之间隔着一条排水沟，他不允许我们靠近，我们也很难接触他。当时他非常警觉，情形非常危险，我快速思考：该如何对病人进行危机干预呢？
心理治疗技术在这里显然不够用，那一刻，我靠着本能的直觉和真实情感跟病人沟通。虽然我们不知道病人的名字，但我们会一遍一遍地呼唤他，告诉他，他的家人需要他，如果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他等。我们在上面陪着病人待了两三个小时，一直到12点多。大概是因为我们持续呼唤，呼唤中有一些真实情感的交流，虽然病人还是不允许我们接近，但他会转过身看着我们，然后站起来仰望着东方。那时候我非常紧张，因为我知道他内心肯定要做决定了。大家很难想象现场工作人员的恐惧，情急之下我跟病人说：“你已经很累了，想不想抽支烟？”病人居然没有拒绝，于是我们赶紧把烟递了过去，病人接过烟蹲下抽了起来，然后我开始观察他。
那是夏季，病人穿着短袖衬衫，衬衫衣角露在裤子外面。当时我有一个想法，如果给我3秒钟，我能抓住病人衣角的话，就能为其他工作人员赢得时间上来解救病人。一念之间，我做了一件正常情况下不可想象的事情：我突然冲上去一把抓住病人的衣角。他虽然警觉，但对我们略微放松，所以我的突发动作让他惊诧到没反应过来，为其他人赢得了宝贵的3秒时间，使得公安人员和工作人员把病人成功地解救下来。那一刻我内心狂跳，有强烈的心悸感觉。
那天晚上，我没有用任何技术，只是一遍一遍地呼唤，与病人产生情感联结，为挽救这个生命赢得机会。由此我想到，我们追求的治疗理论和技术，是一种智力享受，但不要进入自恋性迷恋状态，治疗需要灵活性，特别是动力性治疗，情感关系的把握尤为重要。不管是这件事情还是以前失败的案例都告诉我们，治疗师需要勇气，需要果断做决定。做心理治疗并不容易，不仅要培训，还要有内心的经历、思考和成长。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必须要经历多年的、多种事情的历练。
随着自己的成长，我也见证了我国心理咨询的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二三十年，心理咨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心理治疗不再像过去只有理论的研修，而是进入了临床实践工作，服务于病人和来访者。
过去，很多国内同道老是唱衰精神分析，说因为参加美国精神分析年会的人都太老，所以精神分析衰败了，在走下坡路，很快就会衰亡。其实，这些消息是不了解的同道带回来的，如果你真的浸泡在美国精神分析年会中，就会发现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年会里有很多八九十岁的同道，他们非常认真地开会、参与讨论，特别是美国开会完全自费，没有人资助，可见这些同道的热忱。我当时在想，从事精神分析是多么幸运的工作，到了八九十岁依然保持着对专业的热爱。在美国精神分析年会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创造和尊重，彼此讨论的谦虚，像奥托·肯伯格（Otto Kernberg）、彼得·冯纳吉（Peter Fonagy）等，他们跟所有同道一样平等地参与讨论。那是一种非常开放的学术交流氛围，这让我非常感慨，也让我格外珍惜现在的工作。
可以说，精神分析师就是人类心灵成长的见证者和协助者。
我对女性精神分析的看法和体会
女性精神卫生工作很具挑战性和争议性，随着时代发展，身处不同时代女性的特质和面临的问题都在不断变化。弗洛伊德当年就观察到了女性的一些特质，例如被动性、受虐倾向、自恋、心理过早僵化、缺少正义感等，这些观点后来遭到了质疑和批判，被认为是男性精神分析的偏见及男权社会统治之下的产物。
弗洛伊德提出的阉割情结也被我们后人讨论和争议。对男孩来讲，男性因为阉割焦虑，放弃了拥有母亲的幻想，改为认同父亲；对女孩来讲，女孩的阉割情结先于俄狄浦斯期产生，女孩最初依恋认同的对象是母亲，但她意识到母亲没有生殖器，于是开始厌恶母亲，把依恋对象转为父亲，这就是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女孩无限制地停留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只有晚年才会放弃它，由于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难以克服，所以妨碍了超我的形成和社会独立性。
女孩的性格发展比男孩更崎岖，因为她还要面临两个额外的任务，一是把性欲从阴蒂转移到阴道，二是把依恋的对象从母亲转移到父亲，这是女性从以父亲身份出现的客体通往选择客体的道路。弗洛伊德的这些观点被很多人反对，其中声音最响亮的是十足的女性主义者卡伦·霍妮（Kaven Horney），她写了一些关于女性心理学的文章，包括《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和《逃离女性身份》等。霍妮认为，女性有自己固有的生理构造和成长方式，应该从女性本身的角度去理解她们，而不应该把她们定位在劣于男性的位置来考虑和思考。霍妮大胆提出子宫羡慕的概念，相对于女性的阴茎羡慕，男性这样评估女性，是因为羡慕女性怀孕，羡慕女性的乳房和母亲的身份，所以他们在无意识中对女性产生了贬低的倾向。这也可以解释男性为什么对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总是如此热忱，这是他们对繁衍后代工作当中功能缺失的过度补偿，这就叫子宫羡慕。
霍妮对女性受虐倾向也提出了见解，她在研究女性性生活和母亲身份中发现，女性的受虐狂特质跟与父亲相关的早期性欲和幻想内容有关，她渴望自残，被男人阉割。女性的月经和分娩过程都有受虐特质，因为阴茎的发现造成了极端的精神痛苦，激发女孩的性欲，这就给她提供了一种替代性满足。女孩放弃了手淫这样一个自慰的满足手段，而是通过阴道和受苦来满足性欲，从而产生受虐的行为特质。
后人虽然也有很多观点，但我还是喜欢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关于女性心理学的研究。南希讲到，俄狄浦斯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得性别认同，而男孩跟女孩的性别认同有差异。男孩在性别认同中把依恋对象从母亲转向父亲，他对父亲的认同更多的是对父亲社会化功能角色的认同，而不是对父亲人性情感本身的认同，这点跟女孩认同母亲不一样。对女孩来说，母亲是女孩的第一个依恋对象，所以她对母亲的认同，不仅仅是对母亲的功能和位置的认同，而是想和母亲建立一种非常真实的情感关系，母亲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角色可以通过这种情感关系传递给小孩。我们在临床中看到，如果母亲跟小孩能够建立健康良好的情感关系，就有利于这个小孩形成女性品质的认同，这是南希的观点。
女性精神分析近年来有很多观点，这些观点不断发展、对话和冲突，从而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女性心理。
每个治疗师都有自己的工作着落点，虽然我的日常工作对象主要是女性，但我看的产后抑郁女性较多，而且我对母婴治疗非常感兴趣。母婴互动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对产后抑郁女性和焦虑女性的识别和干预也非常重要。现在有一个概念叫作育婴室的幽灵，很多女性患有产后抑郁，或者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非常困难，这都跟早年经历有关。
我最近在治疗一个病人，这个女性很有意思，从她孩子出生后，她就没有认真看过这个孩子，也不喜欢这个孩子，没办法爱他，甚至讨厌他，因为她认为这个孩子剥夺了丈夫和家人对她的爱。早年时候，这个病人的父亲有一些问题，母亲要为父亲操劳很多事情，不能专心致志地照料她，所以她从小就极度渴望母亲的爱，任何人分散母亲的注意力或剥夺母亲对她的爱，她都会极为敏感和反抗，这就是幽灵。当她做母亲的时候，完全不能爱自己的小孩，不能跟孩子建立很好的母婴互动。由此可见，母婴关系的工作非常重要。
女性在不同成长阶段存在不同的冲突和问题，其中以婚姻家庭和亲密关系问题尤为突出，这部分工作极具挑战，尤其是在社会新旧交替的当下。这是一个变迁的社会，当今社会不可阻挡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但这种觉醒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像电影《驴得水》里面的张一曼，她甚至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经常发现，一个人在遭受重创后就会反思“我是谁”，就像电影《我是潘金莲》里面的李雪莲，她在反思自己到底是不是潘金莲。其实，其他人不在乎她是谁，抛弃她的丈夫也不在乎，真正在乎的是她自己，她不知道对自己的身份是认同还是怀疑，面对世界的偏见和误解，到底是反抗、怒不敢言，还是只能接纳。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我们门诊中，经常看到不同年代和不同年龄的女性敢于说出自己的诉求，对自己有了越来越多的思考，不满足于自己所承载的社会眼光，也不满足于被束缚在传统观念中。但是，超越过去的附属角色成为真正独立的自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当今很多女性仍被加固在内心冲突中，一方面因为社会的很多陈旧观念依然很强大；另一方面，我们经常提到“剩女”这个词，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好像一定要结婚生子，不然就会被别人所侧目，而大龄男青年却被称之为“钻石王老五”，为什么会这样呢？女性陷入这样的冲突中苦苦挣扎，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修通。
这个社会有时候非常否定性别，就是所谓的后天构建性，他们认为典型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完全自然的形成。前段时间有个教授讲了关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大脑的神经学生物基础，虽然有一部分是自然属性，但并不完全是自然属性；还有一部分所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中共同构筑的。在我们社会中，如果极力地塑造典型气质，甚至对此膜拜的话，就会导致个体存在的自我封闭，导致那些不具备典型气质的男性和女性被放逐到边缘。
我很喜欢这段话：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两种人，只有一种人；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两种人，而是形形色色的无数种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所想所思进行自我探索，成为自己，并且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近年来，中年危机疾病越来越多，绝经期女性也是我临床治疗中很重要的病人。随着每个人的自我觉察、觉醒和对自身的思考，中年危机变成咨询中非常常见的问题。前段时间，施琪嘉、王浩威、曾奇峰三个男人谈论了男性中年危机，其实女性中年危机虽然表面上波澜不惊，但内心却也是惊涛骇浪。中年是非常重要的转折，它是一个分离和哀悼的过程，因此必须要有很好的创造和发现，才能顺利完成转折，让生命变得光彩、饱满并且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