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关于怎样来接受一杯茶和如何饮用的礼节也许貌似简单，实际并非如此：里面的学问也非常高深。许多外国人都在这一问题上出尽了洋相。以下就是是我所听说的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一位美国绅士因某件事务来拜访一位中国官员。一开始，官员对他礼遇有加，甚是客气。客人入座之后，仆人立刻就上了一杯茶。官员双手端起它，高举齐眉，以非常庄重的神情，递至美国绅士面前，结果客人只是坐在那儿接受了这杯茶。然后官员正襟危坐，仆人为他上了一杯茶。在风尘仆仆的长途奔波之后，客人早已是口干舌燥。于是，他端起茶杯就是一饮而尽。这下可就是惹了麻烦。中国官员脸色一变，他一改刚才客客气气，彬彬有礼的态度，换上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态度，对美国绅士所要求谈论的事务根本是不予理睬。最后，像是仆人一般地将其打发出了官府。
在这件事上客人犯了两个礼节性的错误。而在西方人看来那都不过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是在中国人看来却是了不得了。首先，当主人给客人敬茶时，他应当站起身来接受；其次（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管当时客人的嗓子眼里是如何地干，他都不应动那杯茶，除非主人再三催促请他用茶，并且带头先尝。客人还应当了解，在中国，当主人再三劝茶的时候，那时客人便应当是知趣地赶紧起身告辞。如果客人的官衔比主人要高，那么他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没有限制和拘束；但实际上他的官阶要低于主人。那么按照中国的礼俗，客人就只好老老实实地见主人的脸色来行事。当主人认为谈话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的时候，他就端起茶杯表示客人可以离开了。
看来，那位美国绅士在那之前并为拜见过中国官员，而那位中国官员之前也还未见过外国人的模样。于是，他是依照中国人的眼光，来对美国客人的一举一动进行观察，以判断他是不是一位有修养的绅士。只是看到客人这样饮茶，官员便将对方看作是没有修养。结果，美国客人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对主人的拜访也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是位居庙堂还是身处江湖，都对诸如上述之类细微繁琐的礼节极为重视。虽然中国人将这些细微的礼节看作是个人品行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对此观点却没有过高的评价。但是如果一个人想同这些东方人处好关系，同时他又希望来和他们做重大交易的话，那么他对这些礼节就不要轻易忽视，因为那是极不明智的。中国人在对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作判断的时候，显然就是根据那些细小而无关宏旨的礼节标准。这些标准就如同这个民族的历史一样绵长，如同高山大河一样永恒，千秋万代、子子孙孙地传衍着。我们可以讽刺和嘲笑这些，因为在这之中的确是有许多内容都是枯燥乏味和荒诞不经的。但它们是客观存在着，作为这个民族遗传基因的一部分存在着。不管是谁，倘若是希望与中国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并试图成功地同他们一起开拓某项事业的话，他就必须对他们的礼俗要礼遇和尊重。当然，对于其中有辱身份的内容还是应当区别对待的。对那些由于忽视或者存心违反礼节的行为会产生的恶劣影响，我们甚至能够写出一本专著来介绍给读者。正如我们以上所述，中国人对同级与同级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的道德礼节规范是尤为重视，而外国人往往在这一方面出现差错。
有一次我派遣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去中国内地的某个省城，会同当地的巡抚处理一件公务。这位绅士对自己拥有的一座墨西哥出产的马鞍很是自豪，马鞍上面点缀着无数毫无用处的物件。倘若是将此鞍配在一匹身材高大的马的背上，或许看起来很是壮观，既威武又漂亮。可是这位绅士骑了一匹中国的马，身材很矮小。将鞍子架到马背上之后，我们看到那个可怜动物露在外面的仅剩头尾了。随后，他又脚蹬带有马刺的墨西哥长靴，头戴阔边帽，手持一条沉甸甸的鞭子，就这样，他登上了征程，代表着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一路之上，所有的狗都跟在其后，狂吠不止；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异常惊讶地用迷茫的眼光盯着这位不速之客，以为动物界有一个新的变种出现了。经过一周栉风沐雨地连续奔波，这位绅士终于平安抵达目的地。来到仅省城半小时，绅士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其神速的程度简直难以形容，以至于我们只好将其理解为他是想尽快了结此事。并未洗漱一下，他带着一身的尘土和劳顿，跃上马背，沿着铺设平整的街道跌跌撞撞地向巡抚衙门狂奔而去。
到了那里，他胡乱地将马栓在附近的一根柱子上，然后用鞭子的手柄砰砰地敲击那庄严肃穆的大门。听到声响开门的高贵仆人是吓了一大跳，惊异地瞠目结舌。绅士一把将自己的名片塞给仆人，让他去通报。结果，巡抚拒绝接见他。但是回话说，可以提供给绅士和别的官员交涉那件事情的机会，然而绅士却又表示对此难以接受。这样他在省城足足等待了一周之后，还是毫无结果，于是只好打点行装踏上归程。在归途中的某座城市，他一度受到人们的骚扰和围攻。显然，由于这位绅士举动的不合礼仪，让他肩负的那项使命变得复杂起来。在随后的三年中，它一直被来回推诿，让人劳烦心神，伤透了脑筋。但我想还是应该向读者交待清楚这一事件的最后结局，以便有始有终；同时，也是为了说明认真遵守中国礼规习俗的意义是何等地重要。在事情过去了三年之后，我肩负着同一使命来到了同一座省城。还是同一位巡抚，但他却是异常客气和友好地接待了我。仅仅就是在第一次会谈时，我们便圆满地解决了问题。前一位领事代表如果是稍稍尊重一点中国的礼仪的话，那么他同样也能够办好此事。在本质上我与前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各自的处事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不管在何时何地，在中国，当两个熟人骑着马相遇，或是坐着马车相逢，或是乘着轿子碰见之时，每个人都应当下到地面，向对方打招呼。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人都要力争先下到地上，恳切地和对方说不必屈尊，但对方却总是还要下来。在一通寒暄问候之后，双方必须再礼让一番，让对方先走。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总是显得那样执着、那样热切，那样真挚坦诚。然而实际上那都只不过是一套繁琐却毫无意义的逢场作戏而已。对于谁应先下马下车或落轿，双方心里都心如明镜，彼此心照不宣。倘若有人经不起朋友的再三恳求，在该下的时候没有下，或是在不该走的时候先走了，让年长自己很多的朋友或者地位高出自己很多的朋友站在街上送自己，那样的话，他就麻烦了：朋友们对他将不再认可，对其也不再信任。而他作为绅士的声誉，从此也随之杳然。
然而，在一些素有修养的中国人中间，却表现出更多人类的天性。他们在从不公开地忽视或者违反乏味枯燥、冗长无用的繁文缛节的同时，总是想方设法来对其回避。其直接的结果，便是那些从不步行的绅士们，在大街上永远不愿碰见自己的朋友，或者他们直接对朋友视若无睹。如果坐在车里或者轿子里，他们总是将帘子拉下来，遮得严严实实；如果是骑在马上，他们的眼睛对另一个方向看，就是不朝你这边看。我认识这么一位中国官员，有一次我和他在街上相遇时，他非常客气地对我鞠了一躬，以示致意；而同时他对另一位既是朋友又是同事的官员却毫不顾及，他已经和这位朋友共事四十年了，几乎天天打交道，可以算得上是莫逆之交。但是当他在面临着依照外国的习俗随意地与我打招呼的同时，又面临了要对自己的朋友打招呼的一套装模作样、徒耗心神的礼节时，他权衡之后，只好对后者装作没看见他。
在中国，当数人要进入或者离开一个房间，或者要就座于同一张桌子时，也是有着一套令人感到相当厌烦的荒唐礼节。事实上，每个人都十分清楚他自己的位置在何处。因为那是按照他自己相对于别人的地位和官阶早就确定好了的。因此，每个人都清楚谁应当排在末尾进去，谁又应当出来时走在最前面；或者谁应当居上席，又是谁应当坐下首，等等。对这些规则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任何偏离或者违反它的行为都是不能被容忍的。虽然如此，人们总还是身体向后移动，总是要劝别人先行。在每个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各得其位之前，这种友好的谦让必定是要持续数分钟。
似乎中国人一直以来对时间都是异常慷慨大方，倘若他们稍稍对其重要性有所认识的话，那么在这种虚情假意、来回礼让上所耗费的时间将是一笔相当惊人的损失。以下是我在总理衙门所经历的一件事情。那一次我去那里是为了交涉某些问题。当时衙门里只有两名官员，他们一道出来迎接我。我们在门口挣扎了半天，才找好了进门的顺序；接着在那通常议论正事的圆桌前，又是经历了一番你推我让，然后我们才各自入座。就在我们谈话的当中，又先后来了五名其他的官员。每有一人到来，那些已经入座的就赶紧起身走到门外迎接，大家又是互相推让一通，依次进来，然后再你推我让地谦让说自己坐下首，把上席推给他人。就是在这样滑稽的闹剧中，大量宝贵的时间被白白浪费掉了。那一次，在仅仅两个小时的会谈里，我们先后变换了五次座位。
据说有人这样认为，作为整个民族来讲，中国人所犯的许多错误和吃的苦头，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对礼节过分苛求所造成的。在他们看来，一个简单坦白的“不”字是最不礼貌的。在拒绝别人时，应当使用委婉曲折、十分遗憾的语气，让人觉得自己的确出于无奈或者是力不从心、不能胜任。一般不会出现不给面子或者不赏脸的事情。即使偶尔出现了，那么拒绝者脸上也是一副惶恐不安、万分难过、确实爱莫能助的样子。在经历诸多世纪的这种磨炼之后，中国人在找寻各种遁词和借口方面早已成为行家里手，其他民族是难以望其项背的。我们从未发现有中国人在不愿做某事或不欢迎某人时，找不到一些添枝加叶、冠冕堂皇的理由以进行搪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