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的盛宴》是在诗性语言带来的阅读期待中呈现的一段非世俗生活心灵历程和爱情冒险。
对爱情、事业和死亡的超现实体验，多角度不同叙述者的口吻，让三人世界中的每个人由外到内地鲜活起来。更重要的是诗性的语言，刻骨的内心独白，以及富有文学特色的表达，都构成了文本内在的魅力。既是人性的冒险，又是别样人生的诱惑，经由它，西部的魅力、西部的人生被演绎得有滋有味。
一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抛开世俗人际的。能自由自在地出去走走，去亲历陌生领域的生活，这是现代人，尤其是都市人最高的心理期望。莲子在《宁静的盛宴》中拽出了一幅清新的生活之景。诗性的文字把浪漫、自由、侠情、忧伤、失落、泼辣、反叛、体验裹挟在一起，异彩纷呈，让人欣喜、惊叹。在新鲜而真切的叙述中，体察到了追求别样人生的心灵脉搏。
在莲子的笔下，足下的艰难旅程与心灵的丰富的体验都让世俗的纷扰与喧嚣得到了暂时的沉寂。她的文本与其说是常人无法涉足的人生冒险，不如说她要表达一种生存方式。莲子的笔下永远都有一个“远行者”或“流浪者”的身影，“我知道在那远天的底下，有我迟早要去的地方”。于是在异域的背景下，在亲历性的见闻与体验中，生动的人生图景开始展现。没有闭门造车的矫饰，没有掉书袋的陈腐，自由写作的姿态勾画出了来自西部神秘而富有诱惑的一种非世俗生活的别样人生。
《宁静的盛宴》超越了日常生活庸常的层面表达了“很自我”的血性的、青春的浪漫。“只要有道路，就有我的生命”。远行打上了流浪的烙印，又深受堂吉诃德式的奇异人生的影响，因此，“它的诗性下面总与凶险相关。但诗性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它促成了一次次由浪漫铺就的死亡之旅”。基于诗性与浪漫，莲子、麦子、余纯顺三人之间的爱情缔造了一个乌托邦的爱情神话，呈现了三人之间性际关系的惊世骇俗。他们相互纠缠，彼此相爱，却又相互伤害。超常的爱情将人性、魔性搅拌在一起，揭示了浪漫爱情背后的沮丧、疯狂和幻灭。
二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写实小说的阅读经验带来的一个重要的有关爱情的印象就是“不谈爱情”。爱情不再有昔日的崇高圣洁，不再是都市女性人生追求的目标。因为现实生存竞争，物质取代了昔日爱情的位置，成为婚恋的基本条件。池莉等人给文坛的一大贡献就是解构了爱情神话，张起了一面“好好过日子”的旗帜。生活中没有纯粹的爱情，只有老牛拉车式的平庸生活和与之浑然一体的小人物。弥漫其中的是下层经验，“爱情至上”的理想形态完全消解。
莲子《宁静的盛宴》以三位主人公传奇的生活，在三情相悦的性际关系中，将爱情视为“灵”与“生命”，对爱情的超现实描写与体验都与池莉的作风相去甚远。莲子的爱情的理论支点是：“每个人都不是专门为另一个人而生的，每个人都应该用最方便的方式来绽放自己。任何两个人扭在一起时间长了，都会锈迹斑斑”“这世界的一切都是由三角组成的，比如塔，人体骨骼构架、人坐下来也是个三角。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人体象征了世界的万事万物。包括圆都是由无数三角组成。三角是一种最稳定的关系”。莲子大胆、直露地表达着对“三角关系”的理解。其实这种“三人公司”的爱情并不新鲜。20世纪30年代初许地山的小说《春桃》就写了“一妻多夫”的性际关系。春桃在新婚之夜与丈夫李茂失散，后来辗转流落到城里与刘向高过起了同居生活。似乎在这种情况下，妻子与别的男人相恋才有了更多的现实可能，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写到性际关系时，还需要一些社会伦理意识的支持。当丈夫出走，留下了感情空间时，女人们才去“自由”选择，这样的情爱关系在新时期伤痕小说中也是多见的。但那是政治、历史因素所致，因此同样有社会伦理的支持。然而《宁静的盛宴》的三人关系是无所依傍的，没有伦理意识、道德意识的支点，他们都作为崭新的存在，无法与传统意识对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人格是平等的，而不是因为某种缺失造成的不平等。《春桃》中丈夫的残疾，帮助人们意识转换。由于他的残疾本来就丧失了做丈夫的能力，妻子离他而去，对他的打击要小得多。正是在这种情节转换之中，丈夫勉强接受了令自己尴尬的事实，从而也弱化了对普通人的心理伤害。而《宁静的盛宴》主人公在三角关系中精神是对等的。这里的爱情既无伦理、道德意识，又无政治、历史因素，完全是有别于世俗观念的“自我行为”，是对世俗观念的彻底背叛，包括对道德意义上的爱情的背叛。
“我的道德像一排排坚挺的不锈的钢管，立在背后保护我。我崇尚爱情，尊崇忠贞不渝，可我认为忠贞不渝的爱情并非对象的忠贞不渝，而是爱情的纯度和深度。你可能去爱一万个异性，只要你能爱得过来，这样，你才可能是健康而开阔。一辈子只与一个异性来往的人，并不完全等于对爱情忠贞不渝。有些人只不过是对自己的爱情道德忠贞不渝……”类似的爱情表达贯穿全书，自始至终都呈现为“自我”宣言，是有别于世俗的“另类爱情”特征。在麦子与莲子“诗歌加油菜”的生活中，浪迹天涯的余纯顺创了进来，三个人成了“火山灰里的三叶虫”，于是爱情成了人世间最伟大的浪漫。女人爱上了流浪者，“我只要舞起来，走路和奔跑都太平淡了，都不能交代我的心灵状态……我的表情语言动作，都染上了一种尾大不掉的浮夸风，我的感觉在无节制地膨胀，简直是饥饿后的浮肿”。并且在日记中写到：“跟他在一起，我们真正过了节，没瞌睡，变成了神仙。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人类的希望，他的殉道精神与毅力是当今国人无法比拟的。”爱情如潮水般消融了女人。语言高潮、英雄情怀、菩萨心肠同时急剧膨胀。不仅如此，麦子——一个男人的情感也在融入：“我第一次见到我服的人，也许是最后一次。海阔天空。余哥的悟性极高，想起他已进行的长征事业，我感到自己的渺小，凡心太重……人类的分水岭，自然也是中国人的分水岭，超时空的伟大人格与思想，不亚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见，不亚于雅尔塔会议……”麦子与莲子复合在一起，通过一个女人表达着对一个男人的爱情。三个性情相投的狂人共同栽进了“人格大跃进”的暗沟，共同演绎着爱情的乌托邦，制造者异性之爱、同性之爱和多角之爱的神话。起初他们掩盖了瑕疵，相互同情，学会了大度，为人性让路。然而没多久，三人爱情就陷入了危机，掺杂其中的滑稽成分越来越多。“每个人都进入了一种戏剧状态，每个人都装得很开放、很自由，争先恐后地为自己的理论做注解，都想赶上自己的理论，如果哪一个人表现得不积极，就表明他意识落后、观念老化，跟不上三个人的时代需要，就要被淘汰。三个人都不能面对一个自私的自我，都把自己装扮得太高了，把一个正剧演成了滑稽剧”。当三个人的演技都变得拙劣，心理支持的力量也就倒塌了。嫉妒、怀疑、厌恶、暴力、谎言，魔鬼般从情欲归来，第四者乘虚而入，流浪者背叛，爱情的神话被击碎。莲子发现，此后为余纯顺满世界的奔波、化缘，其实都不仅仅是为了爱情，“而是抛弃的主动权和诸多情感的后遗症”。随着流浪者余纯顺客死罗布泊，一场惊世骇俗的爱情戏法过去之后，“爱情”的命题开始变味，爱情似乎也随之变得敏感、深刻起来。“至于爱，不要轻易动用那个词，不要急于将我肉体的感情贴上爱的标签”“在我们挖到根子之前，在我们认识之前，请不要说爱，说出来了，时间会将人世间的一切的言语都当谎言去处理”。余纯顺死了，莲子、麦子都改变了各自的人生轨迹，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宁静的盛宴》的爱情冒险，正如它的结果一样，走得离爱情越来越远。其实这已经都不那么重要了，感动读者的是因着爱情而去体悟生命的方式以及渗透其中的真情投入。莲子、麦子、余纯顺，这些呼吸着新鲜空气的生命在这个被物质异化着的年代，无论如何都是让人艳羡的。
三
在《宁静的盛宴》中，莲子的笔风有着明显的流浪气。在这点上很有些艾芜式、三毛式的文风。只是在她的笔下，不是南国边陲，也不是撒哈拉沙漠，而是鲜为人知的广袤西部的人、事、物。她把诗意的浪漫、忧伤与痛苦融在一起，构成一部亲历性的奇异的人生图画。我们在走进作者的故事，走进她涌动的内心的同时，也走进了西部那块原始、神秘、传统又现代的土地。富有特色的西部气息，通过余纯顺徒步走遍中国的壮行，以及与麦子、莲子的交往凸现出来。西藏、海子山、嘉峪关、大戈壁、兰新铁路、川藏路、西宁、乌鲁木齐、巴楚河、金沙江、酒泉、天水、成都、黄土高原、六盘山以及帕米尔、罗布泊等等，西部的辽远充满了神秘与诗性。正是神秘与诗性的诱惑，感动了深受堂吉诃德之风影响的余纯顺，决定以个人献身的方式为庸常的生活注入血性的英勇。极富地域情调的写作，为读者认识西部、接近西部提供了具体可感的文学范本。而莲子在对时代潮流冲击圈外生活的关注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
莲子独特的文本方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将文学性和纪实性相结合，将小说、游记、散文、日记、自传的笔法相融合，这种“四不像”的文本特征，使整个文章既放达优雅，又厚重复杂。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超文本”的写作，尤其作者让三位主人公均以第一人称方式出现，共用一个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缺席”与“在场”来回置换，使人物的内心完全袒露。这种新的写作方法的尝试，打破了常规叙述模式，无疑也丰富了当下文学写作的艺术表现方式。
很显然，莲子的书也可归入“另类”。她提供的另类生存迥异于卫慧、棉棉的享受型生存。莲子的笔洋洋洒洒、大无遮拦，尽管语言之间有多余的、无意义的、意义不明的、东拉西扯的拼凑，但透过这些莲子显示了她的与众不同。当人们久居都市，呼吸着酒吧氛围，感受着都市变态扭曲的一面暗自神伤时，莲子自由的“远行者”的吸引力是难以抗拒的。似乎如此可以弥补现实世界中无法把握永恒情感的缺憾。“远行”寄托着对不受羁绊的自由生命境界的追求。世俗生活中，“有勇气为了真理放弃已被社会定位的面孔，去以别的方式谋生，这世上恐怕没有几个”。因而莲子的主人公也都应该是生活的勇者。
《宁静的盛宴》中文本的诗性主要源自于一种内在的忧伤。忧伤是深刻的痛感之后的平静，更是一种悲悯的情怀。唯其如此，那种别样人生的心灵涌动才有了充分的让人感动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