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是众多的文学家毕生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这奖不仅能带来大笔奖金，更重要的它还是一项光华四射的桂冠。然而，当瑞典文学院要颁发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时，获奖者竟然懊恼地说：“这件事我实在想不通。我想我之所以获奖是由于今年我没写半个字。”他甚至拒绝领奖：“他们为何要在出了名的老头子脖子上系一个金铃子？”
这位终生以笔墨来讽刺和嘲笑社会现实连受奖也使一些人哭笑不得的幽默大师，就是英国杰出的戏剧家、卓越的喜剧大师、社会活动家萧伯纳。
萧伯纳1856年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一个小公务员家庭。父亲是个破落贵族，母亲是个很有才华的音乐家。他的童年是在艺术园地里长大的，所以他想长大后当个画家。但是好景不长，15岁时，他的理想变成了泡影。因家境衰败，他不得不失学进入一家公司当小职员。20岁时，他随离婚后的母亲来到伦敦。在那里，他没有工作，靠母亲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他想以写作谋生，但是他不顺利，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所得的稿酬不过6英镑，其中5英镑还是代写卖药广告的报酬。
文学道路的坎坷并没有使萧伯纳灰心，他更勤奋地练习写作，经常到大不列颠图书馆自修，汲取文学知识，在社会这个大学里，他不仅博览了群书，而且掌握了书本里没有的知识，领悟了人生的艰辛，明察到社会的黑暗腐朽。学习空余，他除了欣赏免费音乐外，还热衷于参加社会活动。1882年9月，他听了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一次讲演，感受很深，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问题的研究上。后来他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认为这部著作“是对资产阶级的控诉”，兴奋地说：“马克思打开了我的眼睛，使我看到历史和文明的真面目，他给我揭示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尽管《资本论》一书对萧伯纳的思想影响很大，他自己也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但他没有走马克思所指出的道路，始终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这在他的一生和作品中多有体现。
1884年，英国成立了改良主义的组织费边社，它自我标榜是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不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主张以点滴的“渐进”办法实现“社会主义”。这与萧伯纳的政治观点不谋而合，他欣然加入该社并成为该社的领导人之一。在费边社里，他凭着青年人的热情，经常到街上发表演说、参加辩论会、写小册子，宣传费边社的主张。同时他勤奋地进行文学创作，发表了几部长篇小说。其中《业余社会主义》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
费边社的领导中只有他一人历经贫寒，尝过失业滋味，所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比他人深刻，也更了解下层劳苦群众，知道贫民的疾苦。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费边社的领导对是否要支持苏联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直到会议结束前他一锤定音：“我们既然是社会主义者，苏联的一边就是我们的一边。”后来，列宁赞扬他是“掉进费边主义中的好人”。
19世纪末，充斥英国舞台的大多是模仿法国的“结构精巧剧”。这种剧重情节，讲究结构，题材一般是描写家庭琐事、三角恋爱、通奸案件，内容庸俗、肤浅，极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而对社会的黑暗、资本主义的腐朽、人民的苦难，则采取回避的态度。面对这种状况，萧伯纳除了感到乏味外，也没有办法。直到他32岁时，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拉他参加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业余演出，特别是听了剧评家朗诵了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后，他感到：“一刹那间，这位伟大的诗人的魔力打开了我的眼睛”，才开始对戏剧产生浓厚的兴趣，安下心来研究易卜生的剧本，并写下了《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一书。这部著作是一个即将崛起的大戏剧家对另一个已经誉满世界的戏剧家的理论阐述，在欧洲戏剧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易卜生主义的影响下，他看清了戏剧这个武器，不仅能扫荡英国舞台的污秽，而且能倾诉自己对社会黑暗的不满。于是他立志要革新英国的戏剧，明确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戏剧主张。他以极大的热情，惊人的效率创作一部又一部戏剧，实践自己的戏剧主张。
《鳏夫的财产》是萧伯纳的第一部剧作。这个剧本以铁的事实说明，在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不可能以正当手段生财，富人口袋里的金钱沾满了穷人的血泪。
萧伯纳的第二个剧本是《华伦夫人的职业》。作者通过华伦夫人及其姊妹的遭遇，揭露了在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正直的劳动妇女无法活下去的真相。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发了财的人，也并不是用正当手段得到金钱的，富人得来的钱都是肮脏的，和华伦夫人开妓院得来的钱并无本质的差别。
《鳏夫的财产》、《华伦夫人的职业》以及《荡子》三个剧本组成了萧伯纳的第一个戏剧集《不愉快的戏剧集》。萧伯纳第二个戏剧集《愉快的戏剧集》中收有《武器与人》等4部剧本，主要是揭露英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罪恶及英国资产阶级的伪善面目。
萧伯纳的第3个剧本集是《为清教徒写的戏剧集》，收入了《魔鬼的门徒》等3个剧本。主要是对帝国主义和侵略殖民政策进行了批判。
以上10个剧本都是萧伯纳在19世纪末写成的，反映的都是社会现实生活中可恶可怕的方面，无怪乎有的剧本上演后，英国当局视其为洪水猛兽，下令禁演。此时不管是英国当局还是有识之士都感受到了萧伯纳写喜剧不是为了供资产阶级和贵族茶余饭后的消遣，不是为了追求噱头和逗笑，而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脓疮，引起广大观众的注意。也正因为如此，萧伯纳的戏剧改变了19世纪末英国舞台的阴霾状况，实践了他提出的戏剧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示者、社会行为的说明人、驱逐绝望和沉闷的武器、歌颂人类上进的庙堂”的创作宗旨。剧评家们也称萧伯纳是19世纪末戏剧界的革新家，掀开了英国戏剧史的新一页。
20世纪初，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处于相对稳定阶段。受唯心主义影响，处于中年的萧伯纳对社会问题产生了宿命论的观点。他认为宇宙万物和人类中存在一种不断进步的生命力，通过自然淘汰和人类自身的不断完善，将会产生建设理想社会的“超人”。这种思想在他写的哲理剧《人与超人》作品中有所反映。剧本的喜剧形式讨论了人生的使命，发现人类“生命力”的要求，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进行了批判，但批判的力量大大削弱了。
然而，萧伯纳毕竟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出现的重大问题时刻提醒他，不能放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批判。以后他继续创作了大量富有时代气息的现实主义剧本，重要代表作有《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巴巴拉少校》等。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弊端更加明显突出，这期间英国的一些工党政客相继加入内阁。萧伯纳看到的是垄断资本、金融寡头控制的国家，资产阶级推行的民主仍是虚伪和骗人的，特别是工党和政客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使萧伯纳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新的认识。他创作了一部他所有作品中揭露性最强的《苹果车》。这个剧本揭露了资产阶级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又互相妥协勾结的面目。还告诉人们，统治集团的各党派不过是财阀们操纵的傀儡，都是以欺骗愚弄剥削人民为共同目的。
萧伯纳不仅在戏剧创作上硕果累累，在社会活动上也颇有建树。他对一切新的、进步的事物，对于世界上伟大的社会变革及政治时事非常注意。他写下了大量捍卫世界和平、维护正义的文章。1931年，萧伯纳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度过75岁寿辰。高尔基写信向他祝贺，赞扬他是“勇敢的战士”。1933年2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气势汹汹妄图吞并中国时，77岁高龄的萧伯纳做环游世界旅行时来到中国。他在《给中国人民一封公开信》中强调：“一旦中国的人民团结起来，还有谁能够抵挡她？”在上海访问期间，他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知名人士进行了亲切的会谈。宋庆龄与萧伯纳会见时，两人曾推心置腹地畅谈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
在上海，萧伯纳还明确表示过他相信“社会主义早晚必得普遍实行于世界各国，虽革命之手段和步骤，各个国家其所采取之形式内容不同，但殊途同归，至最后之终点，必仍趋于一途。”对于中国革命问题，萧伯纳认为：“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该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该自己组织起来，并且，她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者封建王公。”
萧伯纳在上海有人欢迎，也有人不欢迎。因为一些“上等人”在萧伯纳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那不光彩的形象。但鲁迅是欢迎的。他说：“我是喜欢萧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只就喜欢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也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的，而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萧。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对于萧伯纳的作品，鲁迅是很赞赏的。他说萧伯纳“让绅士淑女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那，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这时候，能笑的就只有病疼的下等人了。在这一点上，萧和下等人是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也正是因为萧伯纳能撕绅士淑女们的假面具，所以鲁迅对萧伯纳非常推崇，称他是“现代的世界文豪”。
萧伯纳一生中写下了51个剧本，是20世纪前半叶英国剧作家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人。他一贯主张，文艺有其倾向性，是有思想的，是教育人的。他说过：“我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拥护者，如果要我写个艺术作品，里面只有艺术价值，没有什么别的，我决不动个指头。”他精力充沛，头脑也很灵活，在94岁高龄时，还写下了剧本《为什么她不肯》。
1950年11月2日，萧伯纳终于走完了他那94年的漫漫人生旅途，与世长辞。萧伯纳毕生创造幽默，他的墓志铭虽只有一句话，但极体现了萧伯纳的风格：“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总会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