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集体领导的核心，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理论是他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产生的，是当代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是指引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强大理论武器和伟大旗帜。
邓小平理论，第一，来自生活实践，来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自中国的大地，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他参加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的重大决策实践。第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实践相结合，不从书本出发，从实际出发。他的理论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没有国内国际的激烈复杂的斗争实践也产生不了伟大的理论。第三，同政敌、同国内外敌对思想、势力的斗争，同错误思想的交锋，也是出现、诞生、发展理论的重要过程。古人云“文章憎命达”是说生活在平稳，无波谰的环境里，没有经过苦难磨练是造就不出深刻的思想理论家来的。第四，邓小平经历了国内外重大事件，有丰富的实际经验，这是他形成理论的重要条件。孤陋寡闻，鸡狗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没有国内国际见闻和考察，也产生不了科学理论。第五，50年代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曾出现过风波曲折，中国在六七十年代也发生过经济困难和为期十年的“文革”灾难，它使中国共产党人冷静的思考，探索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善于思考问题，善于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他研究社会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中国的前途命运如何？尤其他在“文革”期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考，这是产生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条件。第六，邓小平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经过他的总结、提高，使理论系统化、科学化、方向化。所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力制作功夫。农村改革和由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方针的提出就是总结人民群众经验的结果。第七，善于向国际社会、向各国政要、向国际朋友学习，尤其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从中得到启发，得到发展，吸取当今人类的智慧，充实自己的思想。在新时期，他使我国外交事业蒸蒸日上，在各国人民中架起友谊的桥梁，产生新时期的外交路线和方针，为中国人民，为世界人民服务。第八，适应时代潮流，他不畏艰险，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升华自己的认识，自己的理论。在同党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去丰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时代发展出发，对不符合国情，不符合实际，不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理论”，敢于摒弃，那怕是马恩列斯毛的词句，本本，最高指示也不拘泥。大胆革新，大胆发展，大胆创造，大胆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正因为有这么众多的因素造就邓小平成为当代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外交家。
（一）伟大的实践
邓小平在投身国家建设实践中造就了出理论的重要条件
首先，邓小平是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基础，有它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才发展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在纪念党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讲话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传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会议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
贵州的策略
这里先历史地回顾一个邓小平的政策、理论根底。他理论根底很深厚，是一步一步深入提高发展起来的。最核心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代同步前进，到三中全会时成为时代的旗帜。邓小平在建国初，在西南工作期间，善于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从实际出发，决定工作方针。如《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一文，这是1949年11月12日邓小平为二野前委起草的给五兵团杨勇、苏振华、徐运北的电报，并报中共中央。中央认为这个关于贵州新区策略问题的电报能从实际出发是值得注意的，于11月19日，转发给各中央局实行。邓小平在《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中指出：“你们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等等，这是很对的。但不可笼统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的方针，因为贵州多年以来，就在中央系统治之下（指国民党中央系——笔者注），这样的口号可能形成打击面过大的结果。而在实事上，现在的所谓中央系中的极大部分人，都在动摇，我们的策略应是给以改过自新和生活之路，借以分化反动营垒，孤立最反动的分子，减少革命阻力，以便于我们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和发动群众。”这个政策威力无比，实际斗争中分化瓦解了敌人，孤立了最反动的敌人。如果没有大政治家的气魄，提不出这样的政策。接着又给可争取之人以出路。他嚣：“应该明白宣布，凡愿意悔过者均予以自新之路。我们第一步的主要打击对象，是那些继续反对我们的分子，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改过而且继续反动作恶的原故。”“你们到贵阳后，还应了解地方系（如王家烈等）、中央系（态度较好的人）、工商界、教育界、少数民族中各代表人物的态度，准备吸收一些人参加省政府，省政府的委员及各厅正副处长，要准备至少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位置给非党人士，其他各专区各县都应准备这样做，省政府的初步名单请你们于一个月内提出交我们审查后再请中央政府批准。”邓小平制定的这个政策是稳定、团结新区的重大政策，当时在西南地区争取了人心，团结了大多数，人民是很拥护的。
毛泽东给邓小平的电报
毛泽东对邓小平很器重，许多重大决策都发去电报征询邓小平意见。1949年10月进军西南，西南解放，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这是新中国前夕，为了把土地改革政策制定好，毛泽东亲自手书给邓小平发去电报《征询邓小平对新解放区若干政策的意见》，这个电报说：
小平同志：
请回答下列问题：
（一）在新区是否应当分为两种区域，一种是可以迅速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一种是要经过长期拉锯战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对两种区域的工作采取不同的政策？
（二）新区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纲分平，还是对富农及某些弱小地主暂时不动？新区中富农及弱小地主态度如何？
（三）是否有开明绅士和我们合作？
（四）是否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或表示中立？
（五）各阶层商人态度如何？我军是否可以避免向新区工商业资本家进行筹款，如果筹款，方式如何？
（六）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党部、三青团的各种人员？其中是否有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如何处理保甲长？
毛泽东
子寒
以上征询的问题是关系党在新解放区如何争取多数，站稳脚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立新中国而要研究的重大政策问题。由此，看出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研究政策并有大谋略要倚重的重要高级干部，因此，向他专门发出这个征询意见的电文。邓小平也从新区实际出发，又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慎重的报告了自己对这些重大政策方针的意见。宁夏1949年9月解放后，新成立的宁夏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及中央转发邓小平《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等几个文件精神，正确处理了新区问题。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当时，宁夏省人民政府就争取团结了参加和平起义签字的原宁夏国民党将领和军政要人，马鸿宾、马悖靖、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等人。在此前后，我人民解放军充分准备，以军事力量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敌人。对放下武器，不与人民为敌者，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马鸿宾及其子——国民党第81军军长马享靖将军接受我军和平条件，率部起义，受到广大军民的欢迎。随即将该军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并任命马享靖为军长。而马鸿逵及其子——国民党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始终执迷不悟，竟无理软禁甚至蛮横地限令我方前来和谈老人郭南浦先生等离开银川，孤注一掷，关闭和谈大门；同时，强令其主力第一二八军负隅顽抗，并丧尽天良，悍然掘渠放水，淹没银南人民良田住房，自绝于人民。我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立即兴师问罪，以集中强大兵力，给予顽敌严厉打击，经两天激战，歼灭了敌第一二八军全部。威慑敌胆。国民党宁夏兵团在我人民解放军沉重打击下，处于走投无路，不得不与我军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协议：》。至此，宁夏即于1949年9月23日宣告解放。在建立的宁夏省人民政府中潘自力为主席，起义将领马鸿宾任副主席。到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了宁夏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其中各方民主人士、社会各界著名代表徐宗孺、马全良、达理扎雅、李冲和等人为委员，为团结各族人民建设新宁夏，又增加马腾霭（回族）、达理扎雅（蒙古族）为副主席。我写这一段话是为了说明邓小平的思想理论是很正确的，很得人心。和当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是完全一致的。宁夏的实践也作了充分的证明。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博大胸怀，以祖国统一为重任，党的政策大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这是邓小平的一篇很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今天仍指导着我国的民族工作，在这篇光辉文献中，他指出，加强民族团结，真心实意的兑现政策，认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搞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他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可是他们只说不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过去其他地区出了些乱子，其中极重要的原因是患急性病。这教育了我们的许多同志，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会犯错误，急性病就要犯错误”，要稳步地做，摸准情况前进。“再如市场问题，贸易问题，金融问题等，这些经济问题也遇到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毛主席对西藏问题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两条搞好了，才能解决西藏问题，才能团结起来巩固国防。”他指出，“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那就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拥护”。这些论述，在今天同样需要好好贯彻执行。新中国已经成立，但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否站得住脚，要由是否是正确的政策来回答。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正确的民族政策作了回答。邓小平正确实行的民族政策作了这样的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稳固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
邓小平1951年5月9月《关于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受到了毛泽东的好评。毛泽东在5月16日转发各地的批语中指出：“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新中国诞生后，中央和毛泽东批示中最重视最亲切的一份文件。毛泽东在报告里还附注了自己的意见。现摘两段看看毛泽东、邓小平是怎样观察问题的。如：“还有两件事是出于许多同志意料之外的。一件是不敢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不敢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审判委员会和我们共同审判反革命。结果恰恰相反，愈是打破了关门主义的地方，情况就愈好。这是对于人民和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一个例子。又一件事是不邀请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杀反革命。叫他们去看，也只让他们看好的，不敢让他们看坏的，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结果又相反，凡去看了的，回来都是好话，都有进步。华东局规定好坏都让人看，结果很好。这是对于党外广大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又一个例子。毛注。）”当邓小平提出对争取今年农业丰收问题注意领导的问题时，“此事我也很忧虑，务请你们密切指导，争取丰收。毛注。）”邓小平完全和中央想在一起了。一个时期的重要问题，也被他抓住了。这里看出相信人民，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觉悟是做得何等的有气魄。
《财政工作六条方针》
邓小平调中央工作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时，1954年1月13日，他在全国召开的财政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他提出财政工作方针：第一，归口。第二，包干。第三，自留预备费，结余留用不上交。第四，精减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第五，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第六，加强财政监察。他说为什么提出六条方针？因为六条方针有一个重大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当时国家财政是不稳固的，经不起重大考验的。我们要认识这种形势，要兢兢业业地改变这种形势。新中国的国策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邓小平到中央担此大任，是关系着新中国的命运，关系着新中国站稳脚根，毛泽东慧眼识人才，用对了邓小平。邓的这六条方针，含金量是很高的，遂使国库不断充实，财源增加，国家稳如泰山。
这说明邓小平不但懂军事（我在《军事家邓小平》一文中专门研究他的军事思想），他又是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懂外交。我在《外交家邓小平＞写他的外交思想，国际战略思想），说他更懂政治，你可以去看我写的＜邓小平的魅力》，看他在中国和国际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气概。这里说他为新中国提出财政方针，反映出他对国情了如指掌，为国理财，开源节流，精兵简政。把钱用在刀刃上，动用国库资金慎之又慎。他没有辜负中央的重托。当进入新时期这个时代里更是邓小平思想理论形成发展的辉煌时期。他的新的财政经济思想更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我在这里引他的这些文章是在说明他的思想理论不是空中楼阁，不是无根据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由大地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实践出来的，因而是真知灼见，是管用的理论。他的思想理论，很能解决实际问题。每当读他的文章时，人们可以从中探求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过程和他走过的足迹。
邓小平重视教育不是始自今日，他是一贯关心教育。这是国家建设的基础。早在1954年7月9日，他在政务院第221次政务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发言就讲了《办好学校，培养干部》，同时，讲了关于教师待遇问题，请郭老（沫若）下命令先解决一批有真才实学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的薪金待遇问题。对中小学提出《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正规大学要保证基础课学得好。由此，看出邓小平对教育问题是深知的。
群众与领袖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以有预见而又敏锐的思想讲了群众与领袖的问题和防止个人崇拜的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按照列宁的著名的说法，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0”1960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讲了《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和1962年2月6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党执了政，掌了权，就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和进行建设的艰巨任务。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指出，好的党风要继承下来，由接班人传下来。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他的这些讲话精神反映了政治上的成熟。这又都是党的建设初期的理论根底。
五千字的政府工作报告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也发展了他的治党、治军、治国安邦的杰出领导才能，也提高着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74年底，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起草了由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四化建设的宏伟奋斗目标，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高度热情，邓小平他又受命于危难之际，代周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不顾重重困难，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气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很快扭转了国家困难重重的局势。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亲临各方主持会议，解决经济生产中的问题，坚定的进行各方面的整顿工作。即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认真、全面的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的调整。并大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恢复和发展经济。在邓小平的具体领导下，国家经济建设有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代党和国家元勋的支持，各方面工作面貌改观，收效显著。这都为邓小平加深对国情的认识和积淀理论基础，提供重要政治舞台。
（二）伟大的理论
邓小平在为建立新中国的奋斗中，在新中国改革建设的实践中，在同敌对思想、错误倾向斗争环境中，总结当代国际国内历史经验教训才形成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总之，邓小平这一科学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并借鉴各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社会进步发展的经验，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
由实践到理论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由他在国内国际的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一步一步，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多方面的探索、认识、思考、实践，才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在实践的基础上，他抛弃错误的东西，肯定正确的东西，实事求是的总结新成果，总结新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科学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75年1月5日，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0他在军委机关开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讲话，他提出“军队要整顿”，严肃地指出，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林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所以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这里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要求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要严肃负责，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好。并指出：“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这些原则是不会错的。为了做到这些，我们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希望我们总参谋部所有的干部，本着这样的精神团结起来，把工作做好。”理论是实践的科学概括，是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深化。邓小平理论是从整顿各方入手，开创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花的。在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又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提出要“全党讲全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5月29日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提出：当前，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软的，当然不能说是懒的、散的。软的就要加强一下。现在，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农业还比较好一点，但是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609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
工业方面，那就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现有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如果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现。他提醒铁路职工，现在每天只装四万多车，按现在的实际能力装五万五千车是没有问题的。铁路1964年只发生88次严重事故，1974年则达775次。他要冶金部注意，生产不能停滞。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邓小平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他从7月4日、14日，8月3日、18日，9月26日、27日，10月4日，紧张而有序，对各方面进行整顿，进行改革。这是邓小平的改革胆略。同时，他又为无辜受迫害的人平反，敦促各方落实政策。特别关心老干部、老工人和技术干部重新工作。对小病大养，不干工作的干部必须调走，“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如果当年不是邓小平这样真抓实于，国民经济真不知道要乱到什么程度？吃苦的自然是广大人民了。1975年9月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上的一个重要发言是邓小平。邓小平讲了农村要抓好整党、农业生产、培养提拔干部的工作，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学习精神实质，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就是割裂。他指出：这不是百花齐放，而是一花独放。这其实就是“摸老虎屁股”了。会上，针对江青的这一批评是很明白的。江青也大讲一通。后来，毛泽东对江青很不满，不允许发表江青在大寨的讲话。毛泽东支持了邓小平，说你是钢铁公司，她也是钢铁公司，是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正是这些激烈的斗争中加深着邓小平的认识，1975年以来，诞生着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后来曾说，“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这正是邓小平新思想的试验。1976年1月8日，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逝世了。新中国大厦失去了巨大的擎天柱，大栋梁。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痛悼念之中，15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致悼词。这天以后邓小平又从致坛上消失了，他再次被罢黜，因为他是“四人帮”打击的最主要的对象，邓小平又一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和留党察看，又是一年受审查，但也给邓小平以思考问题的时间，使邓小平对问题认识更加深透，不断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升华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理论。
司马迁与邓小平
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讲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问题。他说：“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0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
邓小平“三落三起”，忍辱负重，何其不似司马氏之精魄。但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坚强，他刚正，他有深邃远大眼光，他时时在忧国忧民，他在寻找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出路，他对前途并不悲观失望。司马迁是史家，退论书策，稽成败兴衰之纪，以传后世。邓小平是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国家，总结兴衰成败的理论，宗旨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为中华的崛起，为振兴中华提出科学理论。司马迁写《史记》论治国安邦之策，邓小平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新中国再创辉煌和迈向新世纪，都很难能可贵。
开创新时期
我们从邓小平的足迹继续看这位伟人，如何适应党和人民的心愿，适应世界潮流，如何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历史时期。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历时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邓小平是在粉碎“四人帮”9个月之后，出来工作的。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1978年3月，邓小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出来工作立刻表现出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善于抓主要问题，主要矛盾，他先从思想宣传、教育路线拨乱反正。他说：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此时，他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号召。他还在1977年7月21日就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8月23日提出《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9月19日提出《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
1978年3月18日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4月22日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5月7日作出《实现四化，永不称霸》，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重要讲话，9月16日，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9月18日作《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10月10日作《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10月11日出席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词中提出：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1979年11月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谈话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时，他把人们思想引向市场。引向新思维的方向。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振奋人心，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这就是作为会议主题之一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的这个讲话振奋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鼓舞了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力量。特别在此之前，他曾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他领导和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全党思想大大解放，使全国人民思想大大解放，出现了一个朝气蓬勃地思考研究新问题，新情况的生动局面。
邓小平对实现历史性转折起了决定性作用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对实现历史性转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次会上，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从而开辟了走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由邓小平揭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邓小平曾经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他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他提出要首先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改革从农村改革开始，后转移到城市为中心。改革是全面进行改革。对外开放，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包括沿海、沿边、沿江和内陆中心城市的，面向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都定了，包括外交政策和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都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和客观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决议”总结了十条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重大问题，这是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次初步总结。
特色理论的提出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向全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句话，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概括，这是邓小平理论诞生和发展形成的重要标志。
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根据邓小平多次在各种会议和谈话中的论述，系统地总结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作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这个论断，是因为我国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不成熟，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社会主义还处在幼年时期。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由，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必然要经过一个较长久的过程去完善，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都重申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
这次十三大又深刻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被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十三大确定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党的十三大把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提高到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的高度，标志着全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认为，它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和主体。这是十三大的重要功绩。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一次通过决议，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和统一全党的思想，大会确定，为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加快中国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进展。实践证明。由于建立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又一次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过去我们的观念一直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允许一部分商品存在，但列宁认为这是暂时的让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把商品经济作了很多限制。我们新中国在邓小平新思想、新观点的指引下，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存在不是暂时的和一定范围内的。邓小平就说过，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就有，为什么社会主义不能有？他对这个“决议”评价很高，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他还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因为随着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加上同国际经济交流的日益密切，人民的经济观念也增强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成“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这标志邓小平理论走向辉煌走向新时期。
十五大的伟大历史意义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江泽民总书记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布置了今后的任务，通过了决议，全面肯定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历史性的决策。邓小平理论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运用这一武器，探索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科学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伟大的胸怀
走出国门，放眼世界
毛泽东在世时，因历史条件，客观环境，新中国被封锁。对外界除同苏联、朝鲜、越南、东欧几国有来往外，几乎与世隔绝。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世界各国的人民是友好的。第三世界处在被欺压和经济落后的境地，他们的命运和心情是和我们中国相通的。总体上世界在进步，人民希望和平。到70年代后期，我们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多了，世界各国通过来华参观访问，经济交往，对我国也了解多了。各国人民在趋向互相接近，国际趋向和平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增长。
国际政治外交舞台发展理论
邓小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同本世纪政治人物交往和互访会谈中，发展着自己的理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受命出访，亲历世界各地，国际经济的迅速发展，自然引起邓小平对中国经济如何发展的思考。这些重要访问、会见、交往，使邓小平更多地知道外部世界，国际环境状况，增加了他的见闻、知识，使他的眼界宽阔了，胸怀博大了，自然出智慧，出思想，出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随着时代、随着世界的进程和所在国革命和建设发展而发展。马克思去世以后，列宁去世以后，毛泽东去世以后，如何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只能靠各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去解决问题。毛泽东在世时，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提出了《论十大关系》等理论。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正是这样的政治家。历史的责任和历史的选择是邓小平。我们不妨作点回顾：
邓小平自1952年7月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岗位上调中央任政务院副总理，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先后同朝鲜金日成内阁首相互访有十次之多，接触外交工作，这是邓小平理论酝酿发展的第一个外部环境的重要机遇。中朝两国领导人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可以谈天说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相互之间探讨了许多重大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特别是讨论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等问题。
同金日成谈话
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深厚的。这是用鲜血凝结的友谊。
1978年9月9日，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国庆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同金日成谈了中国农村问题。邓小平实情实告，他说，我们的农村还很穷，收入还很低，我们农村一个劳动力一年高的地方150元，全国平均只有60元。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邓小平这时向金日成还谈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设想。他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一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起点。邓小平在回国途中，视察了东三省，他把在朝鲜同金日成所谈的想法，包括要抓好农村改革问题，吸收外资，引进外国新技术、新设备问题，向东北各地领导吹风，据原吉林省委负责同志回忆：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重要的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上，如果我们国家生产力水平老是很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老是很低，还很苦，我们对不起人民。所以，还是横下一条心来抓经济建设，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这促使东北同志的思想大解放，过去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开始敢讲了0这次谈话后，邓小平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重要讲话，这为召开三中全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我以为东北还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一个提出地，后来又在广东深圳、海南及厦门建立经济特区，这里又成为邓小平理论的实验区。到党的十三大、十四大邓小平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中共中央把它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决议固定了下来。
邓小平理论还有一个发展时期是邓小平一直同苏联进行外交谈判。在先后历时20多年的外交斗争中，更把邓小平锻炼为一个大无畏的外交家。他是新中国的相如、晏子。出使外国，不辱使命。他说：在这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于面对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去认识、继承、发展马列主义。邓小平深刻认识外交工作肩负国家和人民委托的使命，因此同苏联多次谈判中他是大无畏的，他胸怀真理，舌战百家。他说：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我们在那时听到邓小平在苏联的发言，感到气壮山河，挺起了中国人的腰杆，不信邪，不怕苏联赫鲁晓夫等的压力，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在我们的眼里，苏联搞么以大压小，父子党，老子党，背信弃义那上套，让他们统统见鬼去吧，那时的中国人民，一由邓小平表达了我们的民族气节。当然有苏联当局领导人这样的反面教员，教训了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不吃他们给的苦果，这都逼使中国党中国人民思索、奋斗，站起来，寻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国际因素都是中国正确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产生的背景。邓小平在自己的实践中，在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登上国际政治外交的大舞台，发展着自己的新理论。
出访各国调整外交政策
邓小平多次出国访问，依据世界形势的分析，他在70年代中期以后，致力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着眼于为中国创造出一个和平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以来，他总关注处理周边国家关系，解除苏联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包围。他指出苏联既然是朋友为什么包围朋友，这是他刚柔相济，绵里藏针外交策略的运用。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在1972年外交关系的基础上，于1979年1月1日，实现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实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到70年代末也调整好了中苏关系。同英国达成协议，确定了收回香港的方略。这都是外交方面的大事，是邓小平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在此我们回顾他的外交生涯。1965年5月，邓小平同来访的越南胡志明主席会见，而且很亲切，互相拥抱。
1974年9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赢得各国代表热烈祝贺。
1975年4月，邓小平会见柬埔寨联合统一战线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及柬埔寨联合王国政府总理宾努亲王。那时，正是苏联在中国周边国家进行扩张的时候，这表明中国支持柬埔寨这个受欺侮的国家。第二年，1976年莫斯科把越南拉入它的集团内，绑上战车。在旱季发动攻势，利用越南控制柬埔寨，然后攻占柬埔寨。在越南侵略了柬埔寨之后，苏联军队侵略了阿富汗。邓小平代表中国，支持正义战斗的柬埔寨，也表示中国不怕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
1978年1月，菲亚。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及王后索。
1978年1月，运动会。邓小平访问缅甸。和缅甸人民群众一道观看。
1978年2月，邓小平访问尼？自尔。邓小平同加德满都的群众联欢，接受评议会议长敦加纳给邓小平赠戴尼泊尔黑小帽。
1978年5月7日，邓小平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他谈了我国“实现四化，永不称霸”的外交政策。
1978年9月，邓小平又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朝鲜，同金日成进行了亲切会谈。
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在谈话中提出“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
1978年10月，邓小平出访日本，23日互换中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黄华、廖承志、韩念龙和中国驻日大使符浩等人。日方有园田直外相，安倍晋太郎官房长官、佐藤正二大使、高岛盖郎外务审议官、中江要介亚洲局长等。
日本首相福田代表日本政府和国民表示，中两国要建立持久的名符其实的睦邻友好关系。接着还说，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连续发生不幸事件，他感到非常遗憾，并进行反省，今后不应再重演。战后日本有识之士已改变姿态，决心不再做军事国家。
福田讲了本的外交政策，不敌视世界上任何国家，同一切国家都友好，这是日本“全方位和平外交”方针，同时表示要坚持日美安全条约，并确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能贡献于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和平，而且能有益世界和平。
邓小平说：我们两国有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在两国友好的长河中，不幸的历史只有几十年时间，这不过是很短的插曲，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取得不断的发展。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坦率地说，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尽管你们交的是穷朋友，但是这个穷朋友还是有一点用处的。
福田连连表示：不是，不是。
邓小平的真诚态度很感动福田等日本要人。福田还向日本记者说：邓小平非常了不起。总之非常了解世界形势，虽然同对方立场不同。
福田首相在官邸设宴欢迎邓小平一行，席间谈笑风生，亲切友好的气氛弥漫大厅，并请乐队演奏了中日人民喜爱的歌曲《樱花樱花》和《洪湖水浪打浪》以助兴。
连日来，在日本频繁的访问活动，频繁地同日本政经界著名人士接触，同人民社团接触，增加了中日友谊，邓小平参观访问了由日本财团法人“才能教育研究会”的儿童提琴演奏表演，和儿童们合影留念，照片登出很感动日本朝野。这些友谊活动，邓小平精力充沛。福田当面赞扬说：“你真是一位超人，一点倦色也没有。”在访日期间，邓小平同福田建立了很深的友谊。福田在1981年11月和1986年4月两次访问中国。邓小平亲切会见，交谈说：“在你执政的时候，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国不健忘，凡是对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做过有益事的人，我们都是记得的。”
邓小平与大平正芳
中日关系，双方都很重视。且看小平这次非正式访日：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访美回国途中，在日本又进行了非正式访问，会见了日本大平正芳首相，进行了会谈，大平正芳问道：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将来会是什么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
大平正芳曾对日本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起过重要作用。1960年，大平正芳任内阁官房长官，他是日本国际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专家，当时他提出了日本未来十年的收入增长计划。这个计划日本在1970年已实现了。大平正芳作为行家今天对邓小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大平的这个问题，促进了邓小平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也使小平把积累研究的中国建设道路问题进一步加深了思索，加深了中国特色的思考。
邓小平想了一下回答道：“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当然，比现在毕竟要好得多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有可能对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提供更多一点的帮助。那个时候，中国国内市场比较大了，相应的，与外国的经济交往，包括发展贸易，前景就更加宽广了。有人担心，如果中国那时候稍微富一点了，会不会在国际的竞争中起很大的作用？既然中国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坦率地说，现在我们的对外贸易总额还不如台湾多。我们发展到台湾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不会对国际市场产生什么威胁，因为自己的需要多了。”
邓小平后来多次提到这次谈话，说中国式的现代化一千美元、小康社会这些概念，是在这次谈话中形成的。我以为邓小平同大平正芳的谈话加深了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促进对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提出，应该说二位政治家的交流，都在研究探索现代化问题，邓小平中国的小康社会设想的提出不能不说是这个重大理论诞生成熟的契机。
当然，邓小平说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经历了全党的一个长期认识过程，包括1964年12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由毛泽东建议，周恩来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现代化的任务。也包括“文革”期间“四人帮”对现代化的干扰以及后来不切实际的过高目标和口号所提供的反面教训，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我国国情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等实际出发，平提出的小康目标得到了全党的共识。应该说邓小平同外国政要的谈话也是对理论的交流，也都是推动邓小平理论发展的重要机遇。
同法拉奇精彩的谈话
再如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同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七八个小时的谈话，世界公认是一次很精彩的谈话，特别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个重大课题，又不能不承认是邓小平又一个理论高峰。邓小平以一个伟人的气魄谈到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问题时，平说：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邓小平长期在考察中国的社会主义怎样定位？他向法拉奇接着谈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他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
正是在这次谈话的基础上，邓小平在深化考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他机智豪爽有魄力有风度
新加坡是中国的邻邦，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进行访问。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增加了彼此友谊。
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出访美国；邓小平同美国总统卡特会谈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赢得了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卡特事先就在他的电视广播讲话中向中国人民说明新关系对中美两国，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意义。他说，我的两位共和党的前任总统尼克松和福特，以及中国的前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达成的新协议做了奠基工作。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支持是广泛的，这次邓小平访美促进了中美友谊，美国人民十分高兴。邓小平说：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卡特回忆这次访问说：“他机智、豪爽，有魄力，有风度，自信而友善，同他进行会谈是愉快的。”要知道邓小平这次访问是他审时度势提出口信，美国总统卡特向邓小平发出了访美邀请，促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而轰动世界。这应该说是邓小平和平外交理论的一个典范。
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又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邓小平说：“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别国的人对情况不熟悉，指手划脚，是要犯错误的。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我们现在执行的这条路线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也是经过党的十二大肯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四年多的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
1983年6月18日邓小平会见出席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邓小平主要谈了“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话提出“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1984年前后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里根、布什和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政要，不但加深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还进一步发展了他对国际问题的战略理论。
1984年5月7日，邓小平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谈话提出“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他说：“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第二次会见中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谈话明确地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来访时我同他首次谈到的。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这同你相比还是低水平的，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中国现在有十亿人口，到那时候十二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
1984年7月31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会谈时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
1984年10月26日，邓小平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时谈“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谈话说：“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国两制”
邓小平“一国两制”，统一祖国是一个伟大的构想，在马列主义的宝库中是没有的。这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也为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统一到祖国大家庭中的一个最好的构想。
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话时说：“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
1985年3月4日会见日本工商会议所访华团谈话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谈话提出“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的指导思想。
1985年4月18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谈话提出“加强同欧洲的经济联系”。
1985年8月1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十三次访华代表团时谈话提出“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谈道：“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回答提问中说道：“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这对中国经济理论界思想也是一大解放。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记者向邓小平问道：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
邓小平回答说：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
大陆比台湾强得多
在同外国朋友谈话，邓小平总怀着拳拳赤子之情，怀念着祖国统一的问题。当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邓小平回答说：“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至于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拿大陆来说，我们建国三十七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慢，距离正在缩小。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道理很简单，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说台湾已发挥了自己的潜力，犬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比较，是不全面的。”
怎样评价一个国家
1987年3月27日，邓小平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说：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这八年，我们在这三个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人口多，国家大，基础又很薄弱，办事困难很多，但是有希望。”
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提出“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
1987年5月5日会见宇都宫德马等日本朋友时针对日本国内状况提出“警惕日本极少数人复活军国主义”。
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说“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为西藏经济发展提出了新思路。
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说：“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他从中国的经验，为各国人民的解放提供借鉴的经验教训。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时很好地总结了我们的经验，“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
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我们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20年，各方面都取得很大进展。江泽民同志说：“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在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为全会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和新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我们党召开的十二大、十三大都不断开拓着新的局面。中国到处都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新局面。党不断总结着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
1987年11月1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时总结“十三大的两个特点”。“党的十三大的特点，一个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另一个是更新了中央领导班子，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够连续贯彻下去，并且加快步伐。”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又总结了中国建设的经验“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
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叫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搞活，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中国是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去建设自己的模式。我国的经验仅供他们参考，不强加于人。
1988年9月5日、12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的谈话和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都鲜明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谈到“压倒一切的是稳定”。邓小平说：“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总的来说，中国人民是支持改革政策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支持稳定的，他们知道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
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这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邓小平表示了对中国尊严的维护，大义凛然。邓小平说：“我不说西方国家的政府，但至少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
1989年12月1日，邓小平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主要成员时说：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说：“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
以上是邓小平多次会见各国政要和外国朋友时谈话中提出的许多新思想、新理论。我记述他们的谈话时间是表明他的理论的时代特征。我以为邓小平谈话中提出的理论，是中国人民长期实践的成果，是邓小平他长期观察、深思熟虑的总结，但也是不断深化的。看起来谈话时是自然谈出，实际是他对客观世界出现问题的长时间思考后的高度概括。邓小平会见外国友人，不但总结中国建设经验和提出建设的方针，同时也谈世界稳定的大问题，世界和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方针。更令人敬佩的是对国际将要出现的问题发出信号。如日本朋友访华他就提出“警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我记述这个历程的再一个目的是我们从记录这么多的会见来访可看出：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发展、形成的时代过程，他在总结中国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在总结国际社会的经验教训。因此，邓小平理论是属于中国的，也有国际特征。当今关于邓小平理论，我以为有四个特征：第一中国特征；第二为人民的特征；第三时代特征；第四国际特征。他每次谈话总给人一个新观点，新认识，新高度，新境界，使人有茅塞顿开之感或者说心悦诚服，心明眼亮。
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是毛泽东思想的真谛，更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平反复指出：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衡量的尺度是什么？是实践。他说，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毛泽东早在1937年发表的著名的《实践论》的哲学著作中就专门讲理论是来自实践的。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还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的题词。但几十年的经验证明，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也是不容易的。邓小平在1978年的一次会上讲到要统一全党全国人民包括全军的思想，分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只能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重提真理标准来统一认识，拨乱反正。那年正好《光明日报》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真可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邓小平大胆地领导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标题是毛泽东语录，实质是邓小平色彩。外国来访者也说：谁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表明他在党内争论中拥护邓小平，是站在邓小平一边。
1978年7月1日建党58周年之际，发表了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自我批评的讲话，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应当负责的是我。”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寻找它的规律。他接着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的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也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向党外人士通报并说明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责任在中国共产党，主要责任在党中央。周恩来就政府工作中的问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说中国共产党襟怀坦白、敢于承认错误和认真纠正错误的态度，令人感动。当时，都纷纷表态，愿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在邓小平主持下对“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到1962年8月，全国有六百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了平反。
邓小平1962年7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曾讲到农村广大地区出现包产到户的情况，他认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势，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年由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自我批评。接着许多的人在当时实事求是所作的自我批评，给党和人民以鼓舞。特别大家想到，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还风趣地说：不唱天，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总结经验教训和自我批评。他还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委书记说，不让人批评，总有一天要别姬的。毛泽东还风趣的说：“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这个时候的这种民主空气，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解，也大大推动了中国这一次思想大解放。
标志着一个时代
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是邓小平理论大发展、大普及、大放光彩的时期。他提出：把经济建设提到首位，进行国家机构改革，重视专业知识的干部、专家，为前20年受迫害的人平反，重新审查教育方针，连续发表了《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拉法奇问》、《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的对外政策》等，尤其第三卷中的文章，都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理论文献。
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到十五大已形成了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主要内容有：
一、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三、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
四、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五、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开放，在国内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需要一个和平环境，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
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七、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抓住时机发展经济，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八、关于社会主义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加强各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建设。
九、关于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以上九大问题是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作出的划时代的理论贡献。
访问出友谊。出理论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探求邓小平理论发展的过程，也从他会见、出访中加深着理论的认识和深化。
1987年4月26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访问中国。邓小平会见时提出：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实际，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过去我们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
1988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来访。邓小平在会见他时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
1988年9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胡萨克总统的这次来访，更加深了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
邓小平说：自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恢复以来，两党两国领导人访问频繁，什特劳加尔总理、雅克什总书记来过，现在你也来了。我们主要领导同志都见面了。各国政要互访，都在探索自己建国的道路。
我发现共产党各国领导人相互访问见面使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是因为共同都在探讨、研究、总结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大家都是实践者，自然又互相是知音，这又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一个土壤、条件、奥秘。人们说，老一代革命家无拘无束的在一起自然交谈，坦诚的拉家常，这时正是理论总结产生的好时候。如：
。邓小平向胡萨克说起了他个人“三下三上”的历史。他说：“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1922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60多年。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0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从1954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099”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你看过我们十一届六中全会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这个决议就是根据我刚才说的立场与观点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的。如何评价党的历史这个问题，我们有，你们也有。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
胡萨克说：很高兴听你说对历史问题要做客观评价，可惜有不少党犯了错误而不承认。尽管你自己吃了不少苦头，但能高屋见瓴看问题。邓小平这样诚挚的总结新中国建国三十年历史经验教训，他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宝贵遗产。邓小平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光芒照亮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如何总结历史
胡萨克再次为邓小平点烟，并说：至少我也为你效点劳，以表示我对你的极大敬佩。
邓小平又说：“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中国人民正是在总结这个经验教训中提高了认识，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对国际社会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萨克说：“这是反面财富。”
胡萨克称赞邓小平是以中国改革的伟大的总设计师而闻名于世界时，邓小平说：“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国际国内许多人这么看，但邓小平认为这是群众的发明。
邓小平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在党的十三大上，我和一些老同志退出了领导核心。这表明，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
胡萨克说：集体是集体，但总得有人指出主要方向。他向邓小平介绍说，《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高度赞扬邓小平的文章。
又刚、平说：“很多外国记者要来采访我，搞我的什么传，我都婉拒了。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
胡萨克提到不久前雅克什对邓小平的一句话：“现在中国和世界却都还需要你，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你做。”
邓小平说：“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1997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我也想去台湾看看，不过看来1997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
邓小平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最后几句话，深深打动了胡萨克，也打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更打动了我们广大的中国人。
在相互交谈中产生观点，中国古代的《论语》不也是这样产生的吗？当然《论语》的价值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是不可比拟的。中外历史上，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信，列宁同他的战友的通信，毛泽东同许多人的通信，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斯特朗的谈话都成了警世之作。许多自然科学家他们的著作，也是在探讨研究中产生的。
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谈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实事证明这话讲得很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拿中国来说，50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这是中国要汲取的经验教训。世界强国首先强在经济上，没有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就没有地位。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代特色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9篇文章中，邓小平接见来访国际外宾和国内各方负责人的汇报及南方谈话有98篇，都是当面谈话，可见他的思维敏捷，更重要的是他的见解很成熟很精辟而又是令人信服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诞生时，它的理论的来源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的古典哲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这些社会文明财富、总结了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而形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总结了俄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和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时代特点建立了科学的列宁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分析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实践，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其中包括对帝国主义势力同中国反动势力勾结特点的认识，总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的经验教训，找到了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规律和正确道路，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很重要的一个产生环境是他在中国的国情基础上的国际性。他访问过国际上许多国家，看到了国际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人民生活发展水平。国际风云变幻，联合纵横，东西南北，各有千秋，一个时期美苏称霸、对抗、对话，六七十年代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一时间美国又要制裁中国，包括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新中国几十年的经验和“文革”的反面教训，这都构成了产生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实际环境。邓小平理论不是他头脑中空想的，是实际环境的许多难题，迫使他研究探索对策，为中华民族的振兴找出路。他的著作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和科学社会主义各个领域涵盖现阶段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交、法制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是指引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
当今世界主题
邓小平洞察力很强，思索深邃，是位阅历丰富的政治家，对改善中日、中美、中苏关系有着比旁人更深刻的认识。
从1982年到1985年，国际局势和中国、苏联的国内形势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国际出现了多格局形势。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在全国推开，邓小平通过长期观察，认为世界上和平因素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邓小平这时提出：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他认为我们要抓住机会，中国完全可以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在邓小平这个科学判断下，中共中央抓紧机会，制定了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发展经济是需要较长时间的国际环境，基于这点，改善中苏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必须放在日程上。因此，自1982年以来，中苏两国在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的互相合作和人员往来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对消除中苏之间的障碍，邓小平在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他的志向在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这时的国际态势，美苏争霸由苏攻美守变为美攻苏守。改善中苏关系已是提到中苏两国面前的问题。
突然间苏共忙于本国内的新危机。由于苏共长期没有考虑党和国家的接班人的问题。克里姆林宫的执政者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在两年之间先后去世，后来由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戈氏在内外交困中上台，为解决苏联的困境，上任不久就表示要改善中苏关系。
给戈氏的八个字
邓小平思维敏捷，他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口信及其他媒介信息就抓住这个机会寻找解决问题的关键。他在这些观察中·种新的构想在他的脑海中形成。这就是经过中国多方面工作和几年磋商，新闻媒介的发布信息以及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稍口信传话，双方又派人洽商，终于到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两国领导人正式会见了，这是中苏紧张关系走向缓和的开始。我们的新华社对这次会见谨慎报道。语言很简单，只说会谈是友好、坦诚的两句话。邓小平实际在会见时，却开门见山的谈了过去沙皇时代对中国领土的掠夺。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过去发生的中苏分歧和论战，在双方的论战中“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这样一个既坚持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策略的高姿态的谈话使会谈空气马上和谐起来。戈尔巴乔夫也立即表示出愿意倾听邓小平谈话的热情。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谈道：“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邓小平这一段精辟的谈话，把戈尔巴乔夫引向实事求实的思想境界，戈氏神情专注的倾听，邓小平进而说：“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之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这次会谈邓小平提出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邓小平说：“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戈尔巴乔夫点头同意说：“对，少声张，多做事。”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晤，充分表现了邓小平大政治家、外交家的卓越才华，既产生了对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又形成了改善中苏关系的重大理论，也为中苏关系新的转折揭开了新的一页。
理论的构思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是在接待访问者时构思产生的。这里不妨我们较多地引述这次访问时的对话。1980年8月间，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这位世界闻名的女记者两进中南海，受到我方热情接待，访谈的问题很广泛，有国内问题，有国际问题，且有不少是中外都很敏感的问题。邓小平已76岁，奥琳埃娜的这次采访也是对他的一次舌战。
奥琳埃娜·法拉奇，1930年6月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人们说：她是《纽约时报》、《展望》等美国报刊和欧、亚、南美等地报刊的重要撰稿人，是一位世界著名善攻难题，又性格泼辣的女将。经常访问国际政治活动家，以提问题尖锐、单刀直入、思维敏捷、语言辛辣、咄咄逼人而著称的女记者。
奥琳埃娜·法拉奇果然名不虚传，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让全世界的人关注。她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气宇轩昂，高屋建瓴的回答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许多不幸。”
奥琳埃娜还尖锐的提出问：那末毛主席纪念堂是否将要拆掉？
刑、平回答：“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这次访谈中邓小平还很明确的告诉奥琳埃娜“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奥琳埃娜提问尖锐，不愧为女中英豪。邓小平雄才大略句句中的，完全显示出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大政治家。同奥琳埃娜两次谈话时间不短，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气魄又回答了当时采访提及中国四个现代化和吸收外资等重大问题。
在中国，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当然，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
奥琳埃娜：那末，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
邓小平说：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奥琳埃娜：我记得几年前，你谈到农村自留地时说过，人是需要一些个人利益来从事生产的，这是否意味着共产主义本身也要讨论呢？
邓小平说：“按照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
邓小平是善于思考探索问题的伟人，他对于奥琳埃娜·法拉奇提出：“是否意味着共产主义本身也要讨论呢？”这句话，从共产主义理论到现实。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尤其是中国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曾在中共十三大明确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这是我们的老祖宗们没有说过的话。平理论的伟大贡献。它的伟大意义在于开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时代，邓小平理论的新时代。
当然，理论也有个萌芽、成长、发展、成熟的过程。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目标也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诞生
邓小平提出跨世纪战略目标有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也是在研究国内外情况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的。早在改革刚刚开始，小平就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到199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并为第三步打好基础。第三步则是在下个世纪上半叶。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就中国现代化这个发展目标，他同日本的大平正芳讨论过，同竹下登探讨过，在国内许多重要会上提出讨论，至少不下十年的思考研究才逐步完善的。
当日本竹下登访问中国时，邓小平从北戴河赶回北京立即会见了这位日本政府首相。双方除谈了建立不低于田中、大平时代的新关系，强调互相信任，发展两国关系外，当时，竹下登向邓小平提出了有一件很感兴趣的事，他说，一直想有机会问问阁下。以前我和二阶堂进先生一起到贵国访问时曾见到阁下。当时你讲了到本世纪末，要使中国人均增加到八百美元。对这件事我想了解一下，阁下讲的八百美元，是当时想出来的吗？
邓小平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大平正芳首相访问中国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讲现代化，究竟具体目标是什么？”自从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重点搞经济建设，一心一意搞四化，但是实际上达到什么程度，步子怎么起，心中还没有数。贵国的大平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我有一分钟没有答复。接着我说，我们设想到本世纪末，那时还差二十年左右，如果80年代翻一翻，那么，在人均二百五十美元的基础上，就可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后来在其他场合，我讲过考虑到中国那时人口是十二亿。现在看来十二亿还打不住，可能是十二点五亿。因此我说可能是八百美元比较靠得住。我讲的是以1980年为基数，到现在为止，翻两番中的第二番目标已提前两年完成。从现在中国发展的情况看，本世纪末达到人均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是可能的。这是邓小平的重要构想。
邓小平说：考虑到要在下世纪中期，我们在五十年时间，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经过改革不抓经济是不行的。花五十年实现第二个目标即在一千美元的基础上再翻两番，达到四千美元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按十五亿人口算，就是六万亿美元。这就是说，到那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在世界居于前列。就我们来说，目标定得低一点有好处，可以防止产生急燥情绪，避免又回到“左”倾上去。现在我们搞改革，改革本身就有风险，搞得不好甚至会出现大的波动，大的风险，那就不好了。理顺价格体系我们准备用五年时间来完成。一要坚决，要迎着困难上；二要步子稳，特别是开始时要稳一些。
平在《我们干的是全新的事业》一文中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谈的。
这就是邓小平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诞生过程。外宾的提问，外部世界的反映，国际经济科技发展的态势，中国发展道路的追求，促进了邓小平政治家头脑的不断构想，形成了中国现代化这个目标。毛泽东曾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卡尔·马克思也说过：“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0”
天下事，有志者事竟成。邓小平以耳顺之年，总结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理论，是他爱祖国，爱人民的壮志所趋使，也正如曹孟德诗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