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折射，所谓“折射”就是曲折间接地反映。所以，对神话的源头就不可能直接用历史、考古材料加以证明，而是要通过中间环节。在神话与历史之间的中间环节就是文化。而中国古代神话的特殊性就在于，这个作为神话与历史之间的中间环节的文化，是生殖崇拜文化。无论是女娲神话，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神话，还是伏羲神话，都是生殖崇拜文化的观念反映。因此，笔者以证实生殖崇拜观念的存在为突破口，首先证实女性生殖崇拜与女娲神话之间的关系。然后，寻找女性生殖崇拜的起源，从而间接地证实女娲神话的起源地。生殖崇拜文化是中国远古时期特殊的文化和观念存在，而我国古代神话都与这种文化观念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女娲、伏羲神话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女娲作为独立女神存在，第二阶段，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第三阶段，伏羲作为独立神存在。无论从神话、历史还是从逻辑的进程看，只要证实了女娲神话的起源地，那么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起源地也就不证自明了。因此，寻找和确认女娲神话的源头，对整个中国古代神话起源的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远古生殖崇拜
女娲既然是中国古代女性生殖崇拜的偶像，那么这种女性生殖崇拜的观念必然会在远古的文化遗存中留下印迹。所谓“考古实证”就是根据考古材料，证实女娲是女性生殖崇拜的偶像。这种材料的最初形式，就是绘在彩陶上的女性生殖崇拜的图纹。女性生殖崇拜的图纹，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具象到抽象再到装饰性图案的发展变化的过程。图纹的变化，反映着先民对女性生殖崇拜观念的发展。首先是鱼纹，它是女阴的象征，表达了先民最初的生殖崇拜观念；然后是蛙纹或者叫蟾蜍纹，代表先民对子宫的崇拜；当鱼纹与蛙纹两种象征物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则表明远古先民对女性的生育功能和繁殖过程的认识得到深化。从鱼纹到蛙纹，再到鱼、蛙纹的结合，这一过程中贯穿着古代先民对经血的崇拜。正是血的崇拜将女性的局部器官逐渐结合为一个整体，最终发展为对女性伟大的生育力量的崇拜。这种崇拜的偶像化，就是女娲神的诞生。
（一）鱼纹象征女阴
鱼纹，是中国许多处母系氏族社会遗址中的陶器上普遍存在的图案。它们或写实，或写意，或抽象，或排出完整的序列。这些图案究竟包含什么意义呢？是“图腾徽号”，还是纯形式的装饰？对此学界目前观点并不一致。笔者完全同意赵国华先生的观点：它是生殖崇拜的符号。也就是说，普遍存在于母系社会陶器上的鱼纹，是女阴的象征，它表达了先民的最初的生殖崇拜观念。
这种观点并非赵国华先生的首创。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我国着名学者闻一多先生就曾根据《诗经》《周易》《楚辞》，以及古诗和民谣等材料，撰写过《说鱼》。文中论证了鱼与女性的关系。闻一多先生认为，中国人自上古起就用鱼象征女性。鱼之所以有这种象征意义，闻先生的解释是，鱼的繁殖力强，而原始人类崇拜生殖、重视种族的繁衍。
上个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在他的《美的历程》中论述仰韶彩陶的时候说：
像仰韶期半坡彩陶屡见的多种鱼纹和含鱼人面，它们的巫术礼仪含义是否就在对氏族子孙“瓜瓞绵绵”长久不绝的祝福？
虽然，李泽厚先生使用的是疑问句，但是这种推测的确还是大胆而且有创见的。两位学者在不同的时代，不约而同地将鱼与远古先民对生殖繁盛的祈求联系了起来，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学界前辈的真知灼见，并非主观臆断，近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不断地印证着二位先生的大胆推测。比如，辽宁东山嘴出土的陶塑女像，以压印的三角形纹表示女阴；云南白族地区的剑川石窟，有一块呈三角形的石头，被称作“阿姎日”，据说也是象征女阴的。当然，最多也是最形象的图案，还是半坡彩陶中的抽象鱼纹，它们也基本上绘成三角形。这样的鱼纹，很可能就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
鱼之所以会成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其原因大致有二：第一，鱼的轮廓与女阴的轮廓相似，双鱼并列图纹更是如此；第二，鱼子非常多，其繁殖力极强。在远古先民们还没有认识到生育是两性结合的结果的时候，他们将人类的繁衍看作是女性独立的功能，女性的生殖能力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因此，鱼就成为女性生殖器官的象征。
远古先民以鱼为女阴的象征，主要表现了他们对鱼所具有的旺盛的生殖能力的羡慕，并非宗教意义的动物崇拜，也还不是图腾崇拜。之所以说它不具备宗教意义是因为鱼在此还不是圣物；之所以说它不是图腾崇拜是因为，鱼并没有被认作是自己民族的祖先，也没有禁食鱼类的律令，所以说它只能是一种生殖崇拜观念。处于原始思维水平的先民，混沌初开，一时无法将自身与自然界的万物严格区别开来，在鱼与女阴之间，自然会产生联想和模拟的心理，希望自身也具有像鱼一样的生殖能力。正是这种原始的思维，使远古人类以鱼象征女性生殖器，并且形成以鱼为对象的祭祀礼仪，以祈求旺盛的生殖能力，保证种群的生存和发展。
根据考古材料所做出的推测，得到了民族学和民俗学调查的印证。比如，云南省剑川白族至今依然存活的女性生殖器崇拜。其具体表现为，在石宝山石窟中一块三角形的石头中间凿开一道缝隙，以象征女阴，被称作“阿姎日”，一直受到白族妇女的虔诚奉祀。多年不育的妇女以为是生殖器官不畅，所以她们在祭拜“阿姎日”时，便用铜钱在石缝上划，祈望能够疏通生殖器官以顺利地怀孕。白族妇女的这种举动，带有明显的巫术性质，而这种巫术的观念基础依然是对女性生殖能力的崇拜。
然而，母系社会时期的先民们的女阴崇拜，似乎并没有巫术的性质，而是一种生殖崇拜文化，这是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精神文化。
这种文化首先表现为原始的祭祀礼仪。这种祭祀礼仪大体分为两步：首先是举行祭祀仪式，然后是实践性的活动。早期的祭祀仪式比较简单，只是陈列祭品和祭器，也许会有模拟鱼繁殖的舞蹈。在不知道两性结合与生殖的关系的时候，先民们的实践活动，就是吃鱼。原始思维使当时的女性认为，吃鱼之后就会获得像鱼一样的生殖能力。这正是半坡彩陶上绘口边衔鱼的人面鱼纹的原因，这是原始祭祀中吃鱼实践的真实写照。远古人类总是将食与生殖联系起来，即使今天也还有人认为吃什么长什么。中国养生和膳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依然是吃什么补什么。比如，希望获得强大的性功能，就去吃虎、鹿等性功能强大的动物的雄性生殖器，这种观点正是远古人类将食与生殖联系起来的观点的历史遗留。正是这种原始思维方式，产生了鱼祭一类生殖崇拜的祭祖仪式，也是礼仪之后食用祭品的观念基础。
这些祭祀礼仪和实践活动逐渐形成抽象的符号，表达着当时人们特殊的情感和愿望。母系社会时期的彩陶上的鱼纹，有一个明显的发展变化的轨迹，也就是从写生到写意，再到抽象。这一过程，不仅表现了远古先民表现现实和审美观念的发展，也包含着先民生殖崇拜观念的细微变化。
单纯的写生或者写意，在表达内容方面具有明显的不足，而抽象化的过程，即符号化的过程，会容纳更丰富的观念和内容。就其一般的功利性而言，抽象化的鱼纹符号，可以表现出更多数量，甚至无限量的鱼，更好地表达远古先人们祈求生殖繁盛的愿望。
原始思维所具有的模糊性，表达人们难以用语言精确表述的内容，发现物与物之间的类似。远古人类通过直接观察，发现物体形象的模糊性，把握物体形象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创造出抽象的表现方法。抽象符号的发展，是远古先民思维能力提高的表现，表明当时的群体对所表现事物的共性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而且所表达内容的内涵也没有歧义。同时，抽象化的过程，也可以使两项类同的事物之间建立相通性的联系，所以鱼和女阴都不约而同地抽象为三角形，这两种形象本来就具有象征与被象征的关系，所以抽象的三角形既表示鱼，也象征女阴，由此三角形便具有了“共通意义”。
这种抽象的近似三角形，还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能够简洁明快地表现含蓄和耐人寻味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含蓄性渐渐具有了神秘性。六千多年以后，当我们现代人面对这些抽象符号的时候，感觉着这种神秘，为猜出其包含的内容而进行着苦苦探索。这种神秘感也源自于远古先民对生殖过程的不了解。
鱼的象征意义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鱼的形象所代表的意义的变化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从女阴的象征发展为女性的象征，再到情侣和爱情的象征。这种变化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一致的。因为，在母系社会早期和中期，远古先民不懂得生育与性的关系，所以鱼只象征女阴；当人们认识到生殖必须是男女双方共同的事之后，鱼就逐渐成为整个女性的象征。随着对偶婚的出现和发展，鱼就变成了情侣的象征物；只有到男女之间有了相对稳定的情感关系的时候，鱼才可能成为爱情的象征。
在中国古代用鱼象征爱情已经是唐代的事了。比如《饮马长城窟行》中的“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唐代女道士李治的《结素鱼贻友人》云：“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元稹在《鱼中素》中吟道：“重叠鱼中素，幽缄手自开，斜红余泪渍，知着脸边来”。使用这种象征的作者也许自己也不知道为何用鱼来代表男女之间的感情，因为这种象征距离鱼形象的原初意义已经相当遥远了。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鱼的生殖崇拜的意味也就越来越淡了，逐渐从爱情信物演化为吉祥物，再从吉祥物进一步向装饰化的方向发展，其原始意义逐渐丧失殆尽。比如，贵妇人乘坐的车舆称“鱼轩”，装箭彀叫“鱼服”，信函称“鱼书”，发兵的凭证叫“鱼契”，宫中有“鱼钥”，甚至佛教法器还有“木鱼”。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鱼纹已经成了中国装饰艺术中一个重要图案。在人类的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的富余之后，鱼的形象才又发展为“吉祥物”，成为丰收与富裕的象征。
（二）蛙纹象征子宫
蛙纹或者叫蟾蜍纹，在生殖崇拜文化方面与鱼纹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母系氏族社会文化遗存中的基本图案之一。它的出现比鱼纹略晚，但是分布却更为广泛。在仰韶、庙底沟、姜寨、马家窑和柳湾等着名的文化遗存中，都有大量的蛙纹彩陶出土。与鱼纹一样，蛙纹也有写生、写意和抽象的不同，而且姿态多样，色彩绵丽。这种蛙纹与鱼纹一样，也是远古先民生殖崇拜的象征。不过，与鱼纹相比，蛙纹又有着自己独立的表征意义。当人们对女性生殖过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鱼纹与蛙纹逐渐结合在一起，表达了对母体的生殖崇拜。
人们都知道月亮又称“蟾宫”，因为蟾蜍或蛙与月亮神话密不可分。但是，这蛙或蟾蜍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其源头在何处，学界却意见不一。有的观点认为，蛙（蟾蜍）是古代“图腾”，也有的观点认为，月亮神话源自于生殖崇拜。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即蛙是中国远古时期生殖崇拜的象征物。因为，在母系社会时期的遗存中，发现了大量的蛙纹图案，都与女性生殖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
比如，青海柳湾的裸体女像彩陶壶。在绘塑的人像周围，绘着蛙纹，左右两侧为蛙腹纹，背面是蛙肢纹。裸体女像与娃纹结合在一起，表明母系社会时期，蛙也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
比柳湾遗存年代更久远的河南陕县庙底沟和临潼姜寨的蛙纹图案，更鲜明地表现出这种生殖崇拜的意味。比如，姜寨一期的鱼蛙纹彩陶盆内壁的蛙纹，在圆圆的蛙肚子上，画着许多黑点。而河南庙底沟的蛙纹，与此基本相同。之所以将蛙纹与生殖崇拜联系在一起，原因就在于，蛙那圆圆的肚腹和孕妇的肚腹外形相似。同时，蛙也是一种繁殖力极强的动物。所以，蛙被原始先民用来象征女性的生殖器官——子宫。圆圆的蛙腹与腹上的黑点正是怀孕的象征。而且某些彩陶蛙纹的下部，还描摹着象征阴户的圆圈，更能够说明蛙纹的象征意义。最典型、最雄辩的例子，还是青海柳湾彩陶女像，阴部夸张捏塑，重彩勾描，女像的肚子恰为器腹部，两侧抽象的蛙腹纹亦呈圆形，坦直地揭示了“蛙口”和蛙为子宫（肚子）的象征意义，生动地表现了对女性生殖器的强烈崇拜。至今，中医界仍把女性阴户称“蛙口”或“蛤蟆口”，这是来自现代生活的佐证。
母系社会时期的彩陶蛙纹的图案是十分复杂的，这在甘肃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中反映比较集中，大致可以概括为蛙卵纹、蝌蚪文、蛙肢纹和蛙身纹等四种图案。所谓“蛙卵纹”，是指黑圆点图案，表示未孵化的蛙卵；所谓“蝌蚪文”，是指一个黑圆点拖带一条弧线，当然也有拖带两条乃至三条弧线的变异蝌蚪文；“蛙肢纹”的形态则比较复杂，而且是一个由全形到局部、由繁到简、由具象到抽象的变化过程；最后是“蛙腹纹”，它是蛙肢纹的进一步简化，形成折线纹，虽然蛙肢的本相依稀可辨，但是其抽象化和象征化的趋势十分明显。
青海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蛙纹，其基本特征和演化规律也大抵如此，只不过蛙腹纹和蛙肢纹的变化更为繁缛。作为抽象蛙腹纹的所谓“四大圆圈纹”成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纹样，圆圈内的填充纹样千姿百态。在马家窑文化遗存的各类彩陶纹样中，蛙纹最多；在各类蛙纹中，蛙腹纹最多，形态变化也最复杂。其变化的规律大致为，圆形蛙腹纹内的黑圆点逐渐演化成网格纹。这种抽象的网格状蛙腹纹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异，有的演化为黑色与底色相间状，有的分割成若干块小网格，有的又变异为抽象的蛙肢纹。同时，这类抽象的圆形蛙腹纹的外圆，有的变成长方形，有的变成葫芦形，有的变成菱形。而且，网格的分布也在变化，有的布满器表，有的环绕器腹，有的环绕彩陶的颈部。这些变化表明，原本神圣的生殖崇拜象征物，经过抽象化的变异之后，逐渐向装饰图案发展。
与鱼纹从女阴象征物演化为吉祥物一样，蛙在后世也逐渐由女性子宫的象征物演变成了吉祥物。当然，这种转变已经是殷商晚期的事情了。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在讨伐吴国之前，举行祭怒蛙的仪式；而吴王祠的石屋里也刻着吴王夫差和青蛙的石像，甚至吴王阖闾的印上同样有青蛙为饰。可见，春秋时期，蟾蜍崇拜还是比较普遍的。我们在天水一家文物商店里发现一尊石蛙，据老板说是从固原一带搜集来的，大概是商代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