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诸葛亮的较量中，战略上很难比诸葛亮更胜一筹，但是司马懿能用的绝招还是隐忍，经过北原、遂阳之争，魏蜀两军成为对峙状态。诸葛亮数次挑战，司马懿坚守城池拒不迎战，诸葛亮派使者送来女人服饰羞辱他，部下将士个个义愤填膺，他不但不恼，且穿之乐之--我不一定比你能打，但我一定比你能忍，诸葛亮奈他不何。不过蜀军在阵前叫骂时，为了平息部属不满情绪，司马懿装作勃然大怒，上表请战。其实，将在外不由帅，那时的交通那样不便，为出战还要赴京请示皇上，折腾一番完全是为了让军心慑服，以便更有效的将诸葛亮拖垮。
为了生擒公孙渊，司马懿不为眼前暂时的小利所动心。为争取更大的胜利，采取缓战计策，一旦时机成熟，应当机立断速战速决，方能取胜。聪明就在于他懂得隐忍不发，伺机而动这个道理，使他战胜了公孙渊。
三国之初，司马懿一直扮演着隐士的角色，心细的曹操早已察觉司马懿之才能及谋略，视之为不安于人臣的隐患，弃之不用。并且在其将死之时，告诫曹丕司马懿只可以封文职，不可长兵权。所以在这两任主子面前，司马懿毕恭毕敬，谨言慎行，一再隐忍，其实他对曹操的一举一动都了然于胸，等待的不过是一个机会。
在积累多年力量、机会成熟时他所有的谋算与雄心大志都在血腥屠杀中得以实现了。逼迫汉献帝退位突然发出致命一击，搞得汉献帝欲哭无泪无可奈何，比华歆等人一味的蛮横用强高明了很多。无论是助曹还是灭曹，都耍尽手段，在和曹真的较量中，居然用“内功”搞得曹真连连喷血。最后把曹魏大权全部夺到自己手里，为西晋王朝的建立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老子在《道德经》中曾提到过：居善地，心善渊，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意思是说，居住在善于选择地方，存心善于保持深沉，行动善于掌握时机。正因为他与世无争，所以才不会招惹怨恨，这就是积极的隐忍。积极的忍耐，绝不是意味着人格的渺小，只是将可贵的自我暂时“隐藏”起来，他仍在默默地干自己想干的事。这种人的忍耐，柔中带刚，不以牺牲自己独立人格为代价，不奴性十足，不苟安偷生，不窝囊，也就没有失意之感。
司马懿就是积极隐忍的忠实实践者，剖析其一生的成功经验，除了天时、地利和好运气，更在于他的审时度势、通权达变，在于他的忍、准、狠。在局势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司马懿在自我隐忍中力图自保，承认现实政治力量对比的现状，以退为进，避其锋芒，从长计议，甚至不惜做出临终死别的样子，迷惑了气势逼人的对手。等待权力分配拐点的出现，一旦出现能够发挥自己作用的拐点，便能产生很强的爆发力，不孚众望。正是他的隐忍让他“笑到了最后”。
能大能小，能伸能曲
沉住气就是能根据形势的变化主动调整自己，能大亦能小，能伸亦能曲。该伸的时候，可以像一条巨龙气吞万象，游刃于天体之间，该曲的时候，又可以缩小成一条小虫，不露声迹，潜藏于地底深处。如果遇事沉不住气，永远只能是一条小虫。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发起襄樊战役，最终荆州失守，自己命丧黄泉。一场荆州之战，失去的不仅仅是蜀国的一员大将，也不仅仅是一块战略要地，它失去的是之前刚刚有所好转的蜀汉江山的大好形势！
关羽败走麦城被东吴所杀的消息传到成都，刘备大叫一声，昏厥于地。为悼念义弟，刘备一日哭绝三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每次哭得死去活来，连眼睛都哭出血来，发誓要引兵为关羽报仇，维护桃园之义。这样又引发了刘备不顾大局，盲目用兵，发动了严重破坏孙刘联盟的“彝陵之战”，不仅使蜀汉多年来积聚起来的精锐部队损失过半，而且使自己惊郁成疾，病故于永安城。
失去冷静的刘备发动的这次战争，如果从刘备匡扶汉室、统一天下的事业角度来看，实在是一种失策。虽然当时有赵云提醒说，现在的最大的敌人和威胁是曹魏，此时应该讨伐曹丕，而不应该讨伐东吴，倘若一旦与东吴开战，别的计划就不能实施。诸葛亮也劝刘备要以天下为重。但是，此时失去弘股之臣的刘备已经完全被愤怒的情绪所左右，决意要为义弟报仇，感情用事的结果使得自身的势力被削弱。
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而且很不容易控制，一个人如果太感情用事，仅凭个人的爱憎或一时的感情冲动处理事情，很容易酿成悲剧，将追悔莫及，所以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与刘备相比，曹操的心态显得老练很多。曹操平定了州青黄巾军，有了自己的安身之地，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场，于是他派人去接自己的父亲曹嵩。
曹嵩当天接到书信，便与弟曹德及一家老小40余人，带从者百余人，车百余辆，径望兖州而来。没想到道经徐州时，黄巾降将张闿见财起意，曹嵩当场被杀。同时丧命的，还有曹嵩的小儿子、曹操的弟弟曹德。
曹操得知噩耗，痛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尽起大军，洗劫徐州，以报杀父之仇。然而，正当曹操攻打徐州报仇雪恨之时，兖州突然遭到吕布军队的袭击。此时的曹操并没有像刘备那样疯狂的要报仇，其他的不管不顾，而是理智地认识到，兖州失去，这就等于让自己没有了归路，于是，立刻放弃了复仇的打算，调遣军队转而攻打吕布去了。
刘备急于为义弟复仇，丧失了对当时形势的理智分析，没有意识到北边强大的曹魏政权随时都可能对自己刚刚建立的政权造成致命性的攻击。他正确的做法应是暂时忘却与吴国的仇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先联合孙权抗击曹魏，巩固自己的政权，等到时机成熟后再为义弟报仇。令人惋惜的是，刘备当时已完全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
曹操失去的是自己的一家人，按说比刘备还要伤心欲绝，他更有理由急于报仇雪恨，但是曹操毕竟是曹操，当政权受到威胁时，他能果断地做出取舍，显得比刘备老练成熟许多。
由此可见，一个人最终能不能成大器，不仅在于他有没有理想和志气，还在于他是否善于审时度势，能屈能伸。能屈能伸才能在遭受损失时不意气用事，更好地保全自己。
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
无论是盖世英雄还是普通凡人，其一生中总会遇到些困难和挫折。当遇到一个强大的劲敌时，是向敌人进攻、争取打败之还是主动退却、另谋良策呢？如果你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一定会选择后者。
诸葛亮曾说：“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善败者不亡。”意思就是说勇于并善于正视失败的人，是不会自取灭亡的。诸葛亮就是将善败演到极致的军事家，一生中他六出祁山，六次撤退，各有特色，不落旧套，常常在撤退中变被动为主动，才有其后来图举中原大业之宏举。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也是一个善退之人，金庸称他为“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戎马一生，叱咤风云，挥鞭断流，战功无数，唯独宁远之战却让他遭到了首次惨败。
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领6万大军，几乎可说倾巢而出，[号称20万]，越过大辽河，连续攻克锦州、松山、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和塔山七城，势如破竹，直逼战略要地宁远。但是战争并没有像努尔哈赤想象的那样顺利。
当时明朝宁远城守将袁崇焕在城上架设了11门大炮，大炮的杀伤力非常强，所射之处，八旗官兵人仰马翻，血肉横飞，尸积如山，伤亡惨重。在连续两天的两次大规模进攻被打退之后，努尔哈赤下令，放弃宁远。
据历史记载，努尔哈赤对大臣们说：“吾自25岁征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始攻不下。”“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崩溃。8年来贼始一挫。”从而，可以知道这场宁远之战，最后是以明朝的胜利、后金的失败而告终的。
宁远之战的失败对于努尔哈赤来说是他最为痛心的一件事情，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人能从来不败。胜利固然可喜，失败固然可悲，但是战场上的胜败绝非唯一的结果。从长远来看，宁远之战，有失也有得，努尔哈赤的撤退是正确的。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遇到劲敌时，善退，一则可以更加骄纵对手的意志，二则可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努尔哈赤之所以要撤退，是因为他看到宁远城中将士虽然也损失惨重，但人人宁愿战死城堞也不愿城破受辱，由此看到明朝人心尚未丧尽，夺明朝天下的时机尚未到来，所以下令撤军。退兵时，八旗军仍旗旌如潮，俨如出征。
另一方面，暂时的“退”是为了更好的“进”。努尔哈赤从一场战斗中把握战略大势，不做武夫之斗，果断把部队撤走，是让后代明白暂时失败并没有什么，你们要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不可鲁莽行事。这样经历了皇太极一代，到顺治帝时，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清兵不失时机地入关，20年时间里，清朝先后灭亡大顺、大西和南明等政权，基本统一全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努尔哈赤的善败使得宁远之战成为他一生征战最理智最胜算的一仗。
无论哪一种战斗，谁都没有常胜的把握，所以要做好能进能退的准备。“善进为能，善退亦为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你遇到一个强大的对手、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时，不硬着头皮硬攻强取，不以卵击石、侥幸求胜，甘愿自降身价，选择主动退却、另谋良策，也是一种本领。你主动退却了，并不代表你就认输了，有时候退却就是最好的进攻，惟善败者才可能是胜利者。
善败的道理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实行起来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了。因为败退毕竟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手段，是为保存实力，不得已而为之的消极行动。假如再坚持一下就会成功，就绝不要轻言撤退。
善败不容易做到还因为大多数人都拉不下脸面，善败就需要很大的勇气。莱温斯基事件被揭发后，如果克林顿死不承认，采取死撑着态度，也是一种选择。当着全世界人的面，堂堂的美国总统承认自己的丑事，这是多让人难为情的事情啊！但克林顿聪明之处就在于，他采取了一种善败的策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最终反而胜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