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开国头几年，在中国有一批文人，他们拒绝承认清廷，以“遗民”自居。浙江的吕留良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我知道吕留良，是在金庸写的《鹿鼎记》里。《鹿鼎记》一开头，吕留良就站在北风如刀、满地冰霜的路旁，目送几辆囚车远去，哀叹“人为鼎锅，我为麋鹿”。
据说《鹿鼎记》是金庸创作的最高峰，也是他的封笔之作，金庸把吕留良作为《鹿鼎记》的开卷人物，也应是有深意的。
《鹿鼎记》一书，让现代许多中国人都记住了吕留良，同时知道在明清之交有那么一群人，他们高蹈自恃，隐居乡野，避开朝廷。除了吕留良，另外再如浙江的黄宗羲、黄宗炎、黄宗会三兄弟，也都是当时著名的遗民。
所谓遗民，他们的开山鼻祖大约要算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这兄弟俩听说周朝建立，宁愿饿死首阳山，也不愿做周朝的顺民。这种精神后来受到历代推崇，帝王们对他俩褒扬不断，就连孔子也承认，他的思想源泉来自伯夷叔齐。
然而让遗民精神发扬光大的，非陶渊明莫属。在东晋亡后，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南朝建立后，陶渊明愤而改名“陶潜”，这是个相当有含义的名字。何谓潜？自然是潜伏不出来了。其后，陶渊明躬耕乡野，隐居赋诗，喝酒莳菊。他用《桃花源记》一文，曲折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证明他宁愿糊涂活着，也拒绝知道新朝年号。他是后世历代遗民们的精神领袖。
明清之际，北仑也出现了一群高士，他们很好地继承了陶渊明的那一套，他们奉承山水，不奉承皇帝；他们亲近自然，不亲近衙门；他们与高僧谈禅，不与官员对话。
他们的事迹，或记载于宁波方志，或记载于《浙江人物简志》，每一个都有据可查，有案可循。他们分别是周西，李澹园，谢泰宗、谢泰定、谢泰交三兄弟，邵似续、邵似雍两兄弟，共七人，可称为明末北仑的“七大山人”。他们与当时居住于镇海县城的张鸣喈、薛书岩往来比较密切。若加上后两位，那么便是“九大山人”了。
这些人的生平简历，恕在下不一一展开，因为假如你有心查证，只要在百度里打入名字，便会有他们的介绍，我再写出来，只是浪费笔墨而已。
那时候他们没有文学杂志，也没有文学论坛，所以他们写完一首诗，捧读几遍，觉得不能敝帚自珍，于是不顾山高路远，赶去把诗文拿与同道共赏。条件好的，骑匹瘦驴，条件不好的，穿双木屐就上路了。现代中国人几乎每一天都要与政治交涉，新闻里有政治，报纸上有政治，假如离开政治，那就不能叫生活。他们不过问政治，因此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用来游山玩水、写诗访友。
一日午后，薛书岩小寐醒来，想起住在小港乡下的李澹园，于是摆渡来到李家，李澹园看见他来，自然欣喜非常，留他住宿，晚间抵足而眠谈诗论道。等薛书岩走后，李澹园沉吟思索，写下《喜五玉过山庄》，五玉是薛书岩的字。诗是这么写的：“留辖同投井，开灯且对床。酒尊浮月满，情话接宵长。惊鸟宿难定，暗花吹有香。拟同三日住，莫漫去仓皇。”
他来回吟诵，认为此诗意境甚佳，尤其“惊鸟宿难定，暗花吹有香”两句，深得渊明之妙。就背上包裹，携了雨伞去镇海薛家。到薛家后，奉上诗文，薛书岩看了自然说好。读者虽然不多，仅书岩一人，李澹园还是觉得满足。能够把琴声弹给一个知音听，胜过把琴声弹给一群牛听。
每过一段日子，这些山人们便会游山玩水，找山寺里的和尚谈禅。而在北仑的山水里面，数灵峰与瑞岩最受他们宠爱。因此在明清之交，灵峰与瑞岩受到的“文字表扬”最多，尤其谢泰定，写了灵峰十二景组诗，每一景都赋诗一首。
为什么灵峰、瑞岩如此受宠？一是他们大都住于两山附近，不管去灵峰或去瑞岩，在时间上刚好能当日来回，而不必野营；在体力上刚好能出一身汗，而无需筋疲力尽。二是他们不过问政治，把对政治的兴趣完全转移到了禅学上，而灵峰有灵峰寺，瑞岩有瑞岩寺，皆为浙东名刹，香火绵延千年，适合他们避世问禅，放逐心灵。
在北仑历史上，难得有以群体出现的文化现象，这些明末高士，可能就是唯一的例外。他们用澎湃的才情，给北仑留下了精彩的诗歌，他们用高洁的骨气，为北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人文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