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便深受“请客”之苦。那时每逢过年吃饭，我就被迫打头阵，前去邀请至亲长辈来家里赴宴，也没电话，只能劳驾两条腿，奔了东家奔西家，真是苦不堪言。因此就很希望有些兄弟姐妹，能帮我分担一点请客的任务，可是家里就我一个小人，请客重任只好一肩挑了。
客人名单里，头两位是舅舅和舅公。俗话说“娘舅大石头”，舅舅是我的“大石头”，舅公则是爸爸的“大石头”，因此这两块石头无论如何要搬来，否则压不住阵脚，宴席也显得不上档次，不够隆重。
我盘算了一下路程，舅舅在北门，舅公在东山，要请到这两人，得绕半个郭巨城。但是绕再远，这任务也是我的，逃不了。紧紧鞋带，我就出发了。
顶风冒雪，赶到舅舅家，在门外我先把冻出的两挂鼻涕用力擤掉，然后才进去。虽然是请别人来吃，但口头上也要谦虚委婉，我学着大人教给我的话说：“舅舅，晚上到我家吃饭，下饭推板，但你要来啊，一定要来啊。”舅舅嗯嗯几声并没多余的话，我明白他是在摆架子，肚里意见不屑对我这个小人明言。
请了舅舅之后，我又马不停蹄赶到舅公家，把上述一番话重复一遍，舅公也是嗯嗯几声，并没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也没把桌上的几颗糖果作为我奔波的酬劳，尽管我的眼神一直在那上面逡巡。
舅舅和舅公的地位，在一般家族里都比较崇高，他们的行为也很高深莫测，至少那几声含糊其辞的“嗯嗯”就让我摸不着头脑。虽然不确定，我也不敢多问什么，只能告别出了门，带着对那几颗糖果的思念。
回家后，爸爸问我请到了没有。我也不知请到没有，只能说，他们嗯了。爸爸说，那再去请。
我苦着脸，只好顶着西北风不情愿地再次上路。这次上路不同于第一次，第一次去时多少还有点激情，这一次就不同了，我压抑着委屈，一路只是玩耍。请客吃饭本来就是大人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有关系的只是那几颗糖果，想到那些可爱的糖果与我无缘，更加提不起兴致。在外面游荡了一圈，算算时间差不多了，我才磨磨蹭蹭地回家。
长大后我明白了，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最讲究礼节。请客人单单一请是不够的，还得二请，有时甚至三请。历史上就有“三请樊梨花”和“三请诸葛亮”的故事。可见，我所请的那些客人，男的都是诸葛亮，女的都是樊梨花。
像我家里舅舅、舅公这些自以为是大人物的客人，凭我跑龙套的小角色，再多请几次也是请不到的，还得爸爸出马。直到他们觉得摆足了架子，才会踩着饭点、在满桌人的翘首期盼中缓步而来。
有时也会发生争抢客源事件。因为都赶着在正月里请客吃饭，免不了出现饭点重叠现象。我跑到叔公家，请他到我家吃晚饭，他却说别人已经叫过，不能去你家了。
我自然大为着急，因为请到客人是我的本分，请不到客人却是我的失职，若两手空空回到家里，大人肯定又要骂一句：“噶眼小生活都做不好。”
糖果不给我吃没关系，但是任务要完成。我就一脸哀求地说：“叔公啊，你不要去别人家，一定要去我家吃啊。”假如叔公不答应，那我就使另外一招，拉起他的手就往门外拖：“叔公，走，现在就去我家。”
叔公缠不过，只能笑呵呵地说：“好啦好啦，别拉了，晚上我会去。”听他答应，我才放开他的手，高高兴兴跑去别家请客了。
那时的客人，就变成了雄踞齐地的韩信，项羽、刘邦两家都抢着拉拢。
因为人小，我不大明白请客的重要含义，直到现在，我才领悟到，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好不容易请一次客，自然要把客人都叫齐了，反正一个人是一桌，十个人也是一桌。
如今请客则完全不同。每当过年请吃饭，我就一通电话拨遍，大大省去了跑腿之苦，并且也避免了见面时的寒暄客套等许多繁文缛节，有人是“礼多人不怪”，我不怕见怪，就怕礼多。只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四个长辈除外，他们也有电话、手机，但我不打，而是按照过去的传统亲自跑一趟去叫。
对我长大以后的“懒”，爸爸颇有微词：“这么近的路打什么电话，去叫一下又不难！”因为在他看来，上门去请客人显得更有诚意。但是碍于我也成家立业，他不好总是拿父亲威严压我，只是唠叨几句，也就听之任之。
从前我只是跑腿的份，而没有上桌的份，往往还没挨到桌边，大人就呵斥：“下去下去，这是给大人吃的，你一个小人一点规矩也不懂！”现在不仅不用跑腿，上桌也有份了。常常爸爸还在厨房炒菜，我却代他在桌上陪酒招待客人。
有时我也需要跑进跑出，这时候就轮到六岁的女儿粉墨登场了，她像模像样坐在我的位子上看着大家说：“现在我是主人，你们是客人，快点吃！”把一桌人惹得哈哈大笑。
假如按照我的成长方式，她也得学着去跑腿，去守各种各样的规矩。然而我也不勉强，跑腿也罢，上桌也罢，都随她。因为我并不清楚，究竟是从小听话守规矩好，还是独立自主比较好。我很讨厌我的跑腿生涯，事事都得听从大人主张，可是假如当年不听话，现在的我是不是愿意稳妥地上下班，愿意安静地写作文，面对浮躁的现实还能耐心顺从，就是一个问号了。我怀念小时候，但我更加怀念的是那几颗无缘得到的糖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