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时代地理知识的萌芽
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依赖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我们的祖先自离开“猿”进入到“人”的阶段，迄今发现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是云南的“元谋人”，生活年代相当于早更新世晚期，新近研究其绝对年代应不早于距今73万年前。他们创造了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化，居住在亚热带草原——森林环境，选择依山滨湖的地方，这里果实丰富、野兽出没，具有集体狩猎和采集的优良地理条件。他们已能选择坚硬的岩石，打制粗糙的工具。从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了萌芽状态的感性地理知识。
此后，中更新世的蓝田人，晚更新世的北京人，经常活动的地域都较前广阔。尤其是北京人，选择居住的地方已相当考究。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原是太行山东麓的丘陵地带，山前坝儿河宽而浅，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和一定的安全保障。以北山间盆地和附近平原上湖沼众多，又恰当森林与草原、水产与陆地动植物交汇之处，为北京人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从保存至今的文化遗物来推测当时居住环境，可以窥测他们感性的地理知识，已较前丰富了一些。择山洞而居，夏防洪水、暑热，冬避风寒。火可熟食御寒，并给阴暗潮湿的洞穴带来光明和温暖。旧石器时代，经历了漫长的年月，约占据了人类诞生以来99%以上的时间。
至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他们已能使用较精制的磨制石器、骨针、穿孔的海蚶壳等。这种海蚶壳只有在海岸才出产，证明他们活动的范围已远及海边。
到了距今六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萌芽状态的文字符号和定居的原始农业已经出现。经营种植业、饲养家畜、兼营渔猎、采集野生果实。人们已能选择有利地形用以进行种植业生产。村落也出现了，内部还有一定布局。西安半坡村发掘出来的村落遗址就区分为居住区、公共墓地和窑场三部分。遗址中，仅居住区面积就达3万多平方米。
距今6000年前有一项伟大工程，这就是围绕西安半坡原始村落遗址的大壕沟及贯穿遗址中心的一条东西沟道。
环绕村落的大壕沟，是一条为保护居住区和全体公社成员的安全而作的防御工程，有如古代的城墙或城壕的作用。壕沟规模相当大。平面呈南北长不规则的圆形，全长300余米，宽6～8米，深5～6米，上宽下窄，像现在的水渠一样。靠居住区一边的沟沿高出对面沟沿约1米，这是挖沟时将掘出的土堆积在内口沿形成的，起加强防卫的作用。
穿过村落中心的一条沟道，把居住区分成南北两半，沟道中间偏东处有一缺口，缺口中间是一个家畜圈栏。沟的长度除去已破坏的，现长53米，深、宽平均各1.8米。其用途可能是区分两个不同氏族的界线。
上述两条大沟合共全长350多米，深宽各取平均值计算，总计土方11700多立方米。假如以今一人每天用铁锄、铁锨挖土2.5立方米计算，则这两条沟道需时4680天，以百人计，则需时一年零两个多月；若以每辆卡车装土3立方米计算，则可装3590多辆。可以想见工程的浩大和艰巨。
半圆形的壕沟和其下的流水在居民区的东南组成一个两水相交的“合口”。这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为大河文化的先兆。
《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出，构木为巢，以避禽兽，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相地之法，大约起源于原始聚落的营建。在原始社会的早期，氏族部落生活以渔猎、采集食物为主，他们逐水草而居，过着动荡不定的游牧生活。到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社会已进入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时期，于是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生活，由此而导致了择地的需求。仰韶文化的氏族村落，都分布在河流两岸的黄土台地上。河流转弯或两河交汇的地方，更是当时人们喜居的地方。这不仅可以避免洪水的侵袭和方便汲水，而且还是适于农业、畜牧、狩猎和捕鱼等生产活动的好地方。著名的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就坐落在一块面临浐河的凸地上，南依白鹿原，再向南横亘着雄伟的秦岭山脉。在古代，白鹿原上生长着茂密的树木，浐河里流着清澈的河水。人们在这里劳动生产，安居乐业，过着原始氏族公社的生活。这个遗址由居住区、制陶作坊和公共墓地三部分组成。仅居住区就已发现房屋46座，从发掘资料看，当时的建筑技术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这说明当时人们已较重视聚落的选址。半坡人已能确定方向，房屋、墓地、人骨埋葬都朝着一定的方向，如墓坑与墓葬的方向为正西偏北20°左右。墓地绝大部分集中在居住区以北。他们一定是有了确定方向的方法。日出东、日落西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临潼姜塞遗址约5.5万平方米，居住区中心为大广场，周围地势稍高，分布着一群群建筑群，每组建筑群又以一大型房屋为主，所有房屋门朝广场。居住区周围挖有深、宽各2米的壕沟，留有通道。村落布局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知识水平。
我国的先民在卜基选址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选址得当会给生活带来吉祥，选址布局不当会给自身带来祸殃。卜基的方法和仪式虽和周易预测的方法有关，仪式和卜辞的语言也表明了受“上天”的启示，可是内容和过程确是与实地考察、观察地形、“尝水相土”以及地理调查和测量有关。选址注意“藏风得水”、布局注意风、气、水、土、向，在畜牧、农耕、安全、交通等方面有了精细的考察与选择。
黄河航运的萌芽也反映了当时的地理水平。
在三门峡河心的鬼门岛上发现过仰韶、龙山时期的陶片和石斧。在相近的张公岛上发现过仰韶、龙山和殷代的文化堆积物。“说明那些时候曾有人在这里居住过。现在，这两个石岛都在黄河激流之中，只有在枯水的时期，才能通过干涸的河床，走上河岸；而且面积很小”。因此，考古学家们曾推断“这两个小岛在商代以前曾与陆地连接在一起。由于黄河急流不断地冲刷侵蚀等原因，后来才把它们和陆地切开，成为孤立在黄河中心的岛屿”。这两个处于黄河水中的小岛，按照地形来看当时的人类居住在上面不仅交通不方便，若没有船、筏渡河则不可能有衣食来源。因此，若小岛在仰韶、龙山、殷商时代就已存在，其遗物完全可以作为当时黄河已通船、筏的佐证。甲骨卜辞中已有“三门”这一地名，如《殷契粹编》第七十三片有“岳于、于三门，于南单”。郭沫若释“”为“楚丘”；南单为鹿台。如此则商代三门峡已有航船无疑。退一步说，当时此二岛若还在黄河岸边，与陆地相连，那么先民们为什么要选择此生活条件并不方便的岸边孤山来居住，这也有可能与当时黄河航运有关。所以史念海先生研究说：“有一事不能不引起注意，当三门峡水库未兴建时，峡旁就曾发现过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这里的地理条件并不是很优越的，为什么那时的人们对这个地方这样特别感兴趣？是不是和当时黄河上的交通有关？也是值得怀疑的”。另外，据《水经注》载：“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乾鉴之，故破山以通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亦谓三门矣。”据此说，则其先民的文化遗迹是和那时的凿河通流的黄河航运活动有关。现在除了当时利用黄河航运这一理由外，恐怕很难找到其他圆满的答案。
另外，我国先仰韶时期、仰韶日期和龙山时期大量的文化遗迹密集地分布在古黄河的中游岸边。从三门峡、孟津、武陟、汲县、淇县一直到安阳一带都绵延不断。同时，也密集地分布在黄河的支流如渭水、洛水、泾水、无定河两岸。这也反映了当时的先民们优先选择黄河及其支流的岸边作为生活和居住的地点。史念海先生认为：“既在河岸水旁，就可能利用河水来从事互相交往。而这众多水边聚落的选择，是否与水上交通有关也是可能的。”史先生还认为：“五帝肘期，从渭河入黄河（小北干流），再东分出济水，相互衔接，构成东西一条主轴线，是远古交通要道。”《易经·系辞》里记载说：“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涣”就是木浮水上，象征着筏与船。黄帝及其部族主要的活动区域在黄河流域。如果当时有了舟楫，则是黄河航运的先声。《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说：“共鼓，货狄作舟”，也与黄河航运有关。
上述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记载十分吻合，例如：《史记·河渠书》载：夏代大禹治水，禹凿龙门，当时“陆行载车，水行载舟”。这里的“载舟”，当指黄河行船。《越绝书》也记载说：大禹时“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水经注》也说：“昔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谓斯处也，即经所谓龙门矣。”并引《魏土地记》说：“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这一附近还存有仰韶文化的遗址。《山海经》记载：“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丘方圆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竹南有赤泽水名曰封渊”。而颛顼所在的地方是今河南濮阳，是当时黄河流经的地方，与黄河通航有关。这些古代传说的文献记载，又基本上与考古发现的事实相吻合，证明了它仍有一定的可靠性。
仰韶文化分布的范围，大体为黄河中游陕西关中地区、河南大部、山西南部、河北远及甘青交界地区、河套一带、湖北西北部。同一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是经济、文化频繁交流的结果，是当时地理视野的基础。
莒县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灰陶上，刻有“字，即今“旦”字。此后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层中出土的陶器上刻有“”和“”图形，描绘太阳、云气和山冈。这也许是与日出的祭祀活动有关，这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知识与水平。
到龙山文化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随着私有制的逐渐确立，地理知识更有发展。标志着中国传统城市特征的城墙，已经出现在山东龙山镇城子崖村。它是层层加土，夯筑而成。周长约2公里，平均厚度约9米，高约6米，城内略呈矩形。安阳后岗也发现龙山文化时期夯土围墙遗迹，都是中国最早萌芽状态的城址。这时农业发达，地理知识明显地有了进步。发明凿井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使人们可以居住到远离江河、湖泊的地方。提水的陶罐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产和生活工具，象征着人们征服自然、利用水源、发展生产又向前进了一步。相应的寻找地下水源的地理知识也是不可缺少的。龙山文化分布区域更广，黄河中下游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以及内蒙河套地区，辽东半岛等地，都有分布。这个范围与夏朝的疆域范围差不多。这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夏、商时期的地理知识
夏代（前21世纪～前16世纪）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商代（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存在了600多年。这是我国农业蓬勃发展的时期，手工业兴起，城市出现，宫殿建造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文化的积累，促进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一批专门从事科学、文化活动的专业文化人出现，又使得文字形成、科学萌芽、造型艺术发展。地理知识也因社会发展的需要，取得了过去漫长的石器时代不可比拟的突出成就。
远在夏代，我国开始进入了奴隶社会，使用了青铜器，精神意识上占卜之风盛行。传说中夏代曾发生特大洪水，部落联盟举鲧治水，失败了。由儿子禹继父业，成功了。《史记·夏本纪》载：禹曾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从此记录看来，因为治水，直接推动了地理考察，扩大了地理视野，并促进了测量和制图学的发展。“准”是测量方向与物体平直的工具；“绳”是测量距离的工具，“规”和“矩”都是绘画工具，“规”是校正圆的工具；“矩”可以构成直角，是画方形的曲尺，用它测量人们不便直接到达的地方。夏代人们活动区域，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后芒“东狩于大海，获大鱼”，从今山西一直到达东海，都有夏人的足迹。经常的活动，形成地理观念，表现在当时先进的冶铸工艺上。《汉书·郊祀志》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据明代著名学者杨慎（升庵）研究：“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之象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类……皆一一书焉。”
由于农业的进步，需要掌握一年之中的季节变化、日照强弱、气温高低、雨量变化等情况，于是物候和历法的知识就高度发展起来。历法是人们为了社会生产实践需要创立的长时间的计时系统。它利用与生产密切相关的自然现象变化的规律，作为天然计时的尺度。它是早期人们对地理环境系统的认识水平的集中体现。相传在帝尧时已专门设置观察天象和时令的官，已认识到了一年四季寒来暑往的节律以及东、南、西、北不同地理位置的星象、气候、动物状况等。《尚书·尧典》很可能成书于周代，其中记述的内容资料有相当是反映夏商的情况。尧曾派人到当时认为极远的“旸谷”（山东东部）、“南交”（长沙南）、“昧谷”（甘肃境内）、“幽都”（北京附近），观察鸟、火、虚、昴四恒星在黄昏时刻的天象。今人根据岁差计算，证明此四恒星的位置确实是四千多年前夏代初年的天象，证明了远古文献的可靠性。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种，宅嵎夷……日中星鸟，以殷仲春……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日永星火，以正仲夏……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命叔和宅朔方……日短星昴，以正仲冬……鸟兽毛……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根据当时认为极远的东、南、西、北所观察到的鸟、火、虚、昴四星的位置来确定四季，认识到南方热，北方冷，冬日短而夏日长以及鸟兽一年四季中交配、生长、发育状况。以月相盈亏计月，以12月阴历加上闰月调整季节，一年366天。这就是中国首创的夏历，一直用到周代末期，用了1000多年。
商代进一步认识到鸟星、火星是测定春分、夏至的重要标志，有了冬至、夏至、春分与秋分的知识，以干支纪日，月亮的朔望周期纪月，太阳的四季变化纪年。用闰月调整年、月、日之间的分配，就形成了商代的历法。平年十二个月，大月三十日，小月廿九日。十干和十二支相配合形成六十年一周期。殷历平年十二个月，闰月有十三、十四乃至十五个月。以十二月为岁首。
《夏小正》一书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系统的一部物候书。它有不少的历法、物候知识，反映了夏代或夏商之间的实际情况与认识水平，但其最后成书晚于商代。全书不到400字，内容却相当丰富。物候是根据气候引起生物活动规律的一种自然历法，是用植物生长和气候变化之间有一定关系来确定气候状况，并依此状况安排农业生产。此书反映了我国远在夏代已能根据草、木、鸟、兽等物候现象以及一些天文现象来确定与之相对应的农耕、收割、蚕桑等农事活动。《夏小正》中所观察记录的都是一年十二个月中，各月鲜明的、指示性的生物现象，并由此联系到相关的天象、气候、农业生产和政事等。如：
“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响，鱼陟负冰，农纬厥耒……囿有见韭，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田鼠出，农率均田。獭祭鱼，鹰则为鸠……初昏参中，半柄悬在下，柳梯，梅杏桃则华，缇缟，鸡桴粥。”
正月（相当于今阳历二月），冬眠的虫苏醒了，大雁向北方飞去；野鸡振翅求偶；鱼游出薄冰；韭菜发芽；田鼠出穴活动；水獭出来捕鱼，鹰去鸠来，柳生絮；梅杏山桃开花；缟草生出花序；鸡又开始下蛋；农人也开始整理田地。在晨昏时刻，参星中立，斗柄下悬。当时黄河流域的物候和今长江流域差不多，反映气候较今暖湿。总之，从物候和历法上反映当时的地理知识，已获得相当的发展。
城市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人口、经济、文化的集中点，城市聚集着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作用于地理环境的最强烈、最敏感的地区。城市的出现是科学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有了固定的城址，就有利于来自四面八方的物质与文化及其信息的流通。城市的出现是地理知识发展的结果，它也会反过来促进地理科学知识飞速发展。
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一处迄今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登封王城岗与淮阳平粮台发现了城址都有可能是夏代的建筑。王城岗经碳14测定，距今4000±65年，城墙是用附近捡来的大小不一的卵石夯打筑成的。平粮台经碳14测定，距今4355±175年。已采用小板筑墙法，夯窝规整而坚实，城内铺设陶制排水管道。城内仅有当时的高级建筑遗址，没有发现手工业与商业区，反映了它仅具城堡性质。古代文献中记录“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这与夏代进入私有制社会是吻合的。
经考古发掘和文献印证，找到的最早国都是郑州商城。在今郑州市区二七广场以东，发现商代的一段夯土墙和大片遗址。城墙基本上是正南北方向，反映了当时测量方向的能力。约在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断断续续分布着居住遗址，有许多作坊，有房基、地窖、水井、壕沟、墓室等。夯土城垣周长6960米，有11个缺口，城近似正方形。它比近代郑州城范围大1/3左右。城内宫殿遗址区达6万多平方米。宫殿区、居民区和作坊区以及街道都有一定布局。城墙高10米，顶宽5米，夯土量约87万平方米，以当时的工具和能力，每天1万人夯筑，也得4～5年才能完成。夯土墙内经碳14测定为3570±135年。经考证，这里是《史记·殷本纪》中“帝仲丁迁隞”的首都。这座规模宏大的首都遗址及其布局，是当时地理知识应用的结果，是当时人们精神和文化的集中体现。城内发现原产于热带的象牙，原产于祖国西北的绿松石。冶炼青铜的锡出产于华南或西南。铜矿石、玉石、金、海贝、海蚌、鲟鱼甲等也都来自祖国各地。这些都标志着商代的人们直接、间接的地理活动范围和地理认识能力所达到的水平。
另一惹人注目的商代城市群，在河南安阳。史载盘庚迁殷（发生在公元前1401年）把国都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了殷（河南安阳驸近），在此建都273年。曾进行过大规模发掘，发现沿洹河南岸10余公里的宽度内断断续续分布着宫室、庙宇、住宅、坟墓、窖穴、地牢等。据《史记·殷本纪》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今河南淇县），北距邯郸及沙丘，皆离宫别馆。”此范围长达100多公里。
殷商时期黄河通航的记载：
据于省吾、陈梦家、郭沫若、李雪山、温少峰、袁庭栋等人研究，甲骨文中舟字作。从字形看，商代的船与今天的小木船相似，多半是平底、方头、方尾、首尾略上翘，船的两端有甲板。可见殷商时代就留下了丰富的舟船和帆等文字记载（《甲骨文编》卷八）。商代来往于黄河干道和支流的船，早已超越了“刳木为舟”的原始阶段，从甲骨文“舟”字的不同结构来分析，那时的木船已经根据不同的用途，在大小、形态上有许多种类了。出土这批带有“舟”字的甲骨文的地点，就在今安阳市殷墟。那时殷墟地近黄河干道，在其支流今洹水的岸边。
自公元前1534年起，河亶甲即位，自嚣（即隞，今河南荥阳东北）迁于相。“相”在什么地方，近人研究认为：“安阳后岗较诸说为佳”。所以自公元前1534年起，安阳开始成为长期稳定发展的王朝首都。此后，到了武丁时期，已“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疆域已相当辽阔了。约公元前1378年，商王盘庚十四年，又把国都自山东的“奄”（今山东曲阜）迁回到安阳小屯（殷墟）。这更是商代后一阶段稳定的大发展时期。在此相继为王的有：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至纣之天”，共八代十二王，共273年，“更不徙都”。这是安阳作为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交通中心的灿烂发展时期。
安阳的城址，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无意选择，而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的。“殷纣之国，左孟门，右漳滏，前带山，后背河。”安阳殷墟位于太行山脉与华北大平原交接的山前丘陵平原地带，这里也是古代南北交通大道的中段。东南有大河（黄河）流过，河道运输条件优越，是当时选择今安阳殷墟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重要条件。小屯商都就在黄河支流古洹水的岸边。坐落在洹水南岸的殷墟，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有确切位置的最早的一个都城。《史记·项羽本纪》载：“洹水南殷墟上”。殷都的宫殿区沿洹河而建，坐落在洹河南岸小屯村。这里地势高，近水源，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洹水出山，东迳殷墟北，《竹书纪年》曰‘盘庚即位，自奄迁于北蒙曰殷’，昔者项羽与章邯盟于此地矣。”至1982年止，已发现宫殿遗址56座，分布在南北长约280米，东西150米的范围内，“殷王都系沿河而建”。其中最大的一个宫殿遗址南北长约85米，东西宽约14.5米。村西约200米处有一条晚商的壕沟，已探明宽7～12米，深5～10米，与洹水的弯曲部分构成一个环形的防御设施。它不仅是保卫殷都宫殿区的“护城河”，也是当时对外通航的河道。这一航运条件是当时建都殷墟的重要条件。所以安阳市档案局认为：“地理上若无洹河，历史上便不会有安阳。”这概括了城址选择与古航运之间的依存关系。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点，“据地下钻探所知，自后岗东，东南行有一条古河道入广润陂。河道两侧密布上古文化遗址，乃洹水下游最古之河道。”现进一步将从殷墟发掘出来与黄河及其支流洹水航运通舟的甲骨文内容及其他考古证据摘录如下：
（1）“御归舟”。甲骨文中此三字的意思是“御，迎也”，意为：迎接归来的舟船。
（2）卜问由“大史”、“佳小史”、“吴”三人中的谁来专门管理造船的工场？据温少峰等研究“大史”、“佳小史”是殷代的官名。此辞是卜问命令谁来负责造舟船的事。“由此辞可知殷代已有专门造船之工场，殷王朝有官员专司其事。”这一造船码头距殷墟不远，就在当时黄河及其支流洹水之上。
（3）“癸酉卜、亘贞、臣得？王占曰：其得。佳甲、乙？甲戌，臣涉，舟征舀，弗告。旬有五日，丁亥，幸（执）。十二月。”
此段卜辞的大意是：癸酉这一天，贞人亘问：逃亡的臣（郭沫若解释为奴隶）能捉回来吗？殷王武丁看了占卜的结果是可以捉获的。于是王又再占卜，问是甲日捉到还是乙日捉到？甲戌那一天发现逃亡的臣已逃到黄河中去了。于是从洹水出动舟去追捕，匆忙间船陷到泥里搁浅。此后乘船沿河去追捕。直到15天之后，在丁亥那天才捉到逃亡的臣。这时已是十二月了。今天分析起来，那时从殷都行船追了十五天才捉到“臣”，其行船路程，早已进入黄河干道很远了。
（4）“癸乙卜，复枚舟”及“弜从枚舟”，意思是问：用杆撑船？操舟从原路回去吗？（温少峰等：《殷墟卜辞研究》）这样的卜辞很多，表明当时黄河通航，行船频繁。
（5）商代商业发达，有用水驾舟通过洹水，黄河引重致远从事贸易活动的贩运商人。上海博物馆藏“殷饕纹鼎”上铸一个人挑着许多贝，站立在船上。另一人坐在后面划桨。这显然是通过黄河航运去做买卖的生动形象。
（6）“毕得舟”和“毕不其得舟”，“毕不其来舟”，意思是卜问是否用舟船运贡品来？温少峰等人认为：“可见殷人对舟船之重视”。
另外，关于顺流而行以舟载物，驾舟用楫，以楫代航，在黄河上行船用帆，卜问将帆高挂会不会出问题，下水行船，任水自纵等等卜辞内容都很多。这些都生动而丰富地反映了黄河及其支流洹水之上是通航的。
除了甲骨文字的记载外，殷墟“妇好墓”中出土“铜多沟形器”。据杨升南先生研究，这是停泊船只用的铜锚，为当时洹水与黄河通行大型宫廷船只的实物证据。
殷墟第四次发掘，出土大鲸的鱼骨。这是用大船到海上去捕获的。将这样大的鲸鱼从海上运到殷墟，通过黄河运输是最简单、捷便的途径。殷墟出土了很多龟甲，不仅数量多，而且个体大。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是要到海边才能获得，而最便捷的运输仍然依靠黄河，商代时舟船已经有了载物过大江大河的能力。又据《竹书纪年》载：夏代第九代帝王曾东“狩于海，获大鱼”。当时舟船浮海的能力，至商更有发展，殷墟第四次发掘所获大鲸鱼骨头与古文献可以相互印证。
据李雪山等人研究，殷墟出土许多铜、锡合金的青铜器。当时采铜主要在河南济源、辉县和汲县，在山西的中条山、河北涞源及湖北大冶。殷商的人们要把矿区的原料运到安阳殷墟，常常需要涉黄河，其运输工具中坚固的大船是必不可缺少的。
世传的上古文献中，也有黄河航运的记载。《尚书·盘庚》篇里说：“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顾颉刚、刘起钎先生解释说：“河”指的是“黄河”。“从‘奄（今鲁西曲阜）渡黄河迁到殷（今豫北安阳）”。商承祚认为“涉”的意思是“以舟为涉”。《史记·殷本纪》载：“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般民恣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乃涉河南，治亳”。这样大规模的国都迁移，通过黄河来完成，反映了当时黄河鲁西、豫北段航运的能力。
另外，《诗经·殷武》记载：殷商的军队曾经“奋伐荆楚”，大军也曾渡过黄河。甲骨文中也记载了帝乙、帝辛时代，殷商军队征人方时，曾经渡过淮河、黄河，历时达200天左右，这样大规模的军队与物资运输，有的路程也是通过黄河航运来完成的。
商代的甲骨文是一种成熟、古老而又完备的象形文字。从1899年王懿荣从殷墟发现以来，已出土带文字的甲骨片16万多块。有人将这些甲骨文分类为876种，其中地理类约占24种，历象类约占52种。甲骨文中出现了不少城市、河流、聚落的地名，以及狩猎区地名、民族居住区地名等等。还有战争行军路线及旅程等。用象形的文字图形来表示一定区域的人文现象和自然现象，就会使地理知识的积累出现飞跃进步。甲骨卜辞中有十分丰富的气象、气候记录，如晴、昙、阴、霾、雾、毛毛雨、小雨、大雨、雷、电、霜、雪、晕、虹等等都有记录。还发现连续一旬的气象实况记录（毛树坚《甲骨文中关于野生动物的记载》）。这就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气候、气候知识的丰富程度。甲骨文中还记录了当时所见到的动物名称70余次，代表30多种动物。从字形的结构反映了当时动物分类和动物地理的知识。有少数表示动物大类的概括性概念，如畜、兽、鸟、鱼、贝等。也记录了许多野生动物，如象、兕（犀牛）、鹿、狐、彘（猪）、雉（鸡）、鼠、（鸿雁）、燕、雀、麝、獐、狸、豕、马、犬、龟、蛇、蚕、吴、蝉、兔、猿、蛙、蜘蛛、蝎子等。
夏、商时代的地理思想是与祭祀、祈祷等巫术活动相联系的。当时盛行自然崇拜，由于自然崇拜而去祭祀名山大川，把自然环境中山、川、风、云、雷、电、水、火等现象看成是受神灵主宰的东西。在殷人的地理概念中，殷是个城市，商是居于四方、四土的天地间的中心区域。由于商代奴隶制国家的建立，领土观念逐渐明确，已经按部族、氏族的分部来分区统治人民了。卜辞中有“土方（部落名）征我东鄙，鬼方（部落名）牧我西鄙”的记载。“鄙”，即边境的意思。守卫边境又有“西大史”、“北御史”等武官的职称。可见，那时政治领土的地理观念已经出现了。殷商时期的政治势力所及，包有今河南全境，山东、河北、山西、安徽等省的一部分。周围又有大大小小的许多属国环绕着。这些都强烈地影响着殷人的地理观念。
周代的地理知识
周代包括了西周（前11世纪至前8世纪）、春秋（前722～前481）的漫长历史时期。
周人本是西羌，并非农业民族；古公亶父带着族人迁到歧山下，就定居下来。岐山是夏民族的根据地，有较高的农业文化，二者融合产生了新的周文化。周人的月令源于《夏小正》在豳风《七月》里，夏历与周历并用。同时，周人也接受了东方的殷文化。武王灭纣，统二东西。这样，就创造了自己面目全新的文化。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周文化的精神是农本文化的社会，建立了封建社会。农本社会，接近自然，多看植物，少看动物，人们的胸怀易与自然融合，遂渲变为“同天”的人生哲学。歌颂自然、安天乐命，形成了“温柔敦厚”的诗教。此期是从青铜器时代过渡到铁器广泛使用的时期。同时，农业生产大发展，城市经济繁荣，使得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少数重要青铜器铸有较多铭文，甲骨文继续使用并兴起竹简记事。由于竹简的出现，文字得以广泛应用，系统的学术著作出现，有的并辗转得予保存下来。种种社会经济文化背景都促进了地理知识的进步和发展。这一时期已出现并保存至今的有《禹贡》和《山海经》等著作，另外《管子》、《周礼》和《诗经》中也有一些篇章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地理知识和地理观念，将在后面介绍。
我国最早的“地理”概念就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周易·系辞》中提出“……故能弥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什么叫做“天文”、“地理”呢？唐代孔颖达作疏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者，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故知幽明之故者，故谓事也。”按照孔颖达的解释，“地理”的概念不仅要弄清地表的形态，而且还需进一步了解这些形态的分布关系，探索其隐藏在事实后面的原因和道理，也即“知幽明之故”。地理概念的形成，利于有关知识的集中和条理化。所以地理概念的形成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的一大进步。
周代由于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已经注意到发展生产与保护和协调环境的关系。认为自然环境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元素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进而认为：“天其有五材，而将用之，力尽而敝之，是以无拯”，“能协于天地之胜，是以长久”。认识到生产发展要与自然环境的基本性质相协调，社会才能安定发展。基于保护各种动植物的资源，是保护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的认识。相传周文王曾在镐召见太子发（后来的周武王），谆谆告诫说：“呜呼！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龟鳖之长；不卵不躜，以成鸟兽之长。畋猎唯时，不杀童羊，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马不驰，使天下不失其时。润湿不谷，树之竹苇莞蒲，砾石不可谷，树之葛木，以为絺绤，以为材用。”这遗嘱当中，包含了保护草木、鸟兽、鱼鳖等自然生物繁衍的远见卓识，把毕生对于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认识归结为反对掠夺式开发，反对开发性破坏的明智思想。提出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使之“不失其宜”、“不失其性”。“要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分别种植树木、藤本、竹子、芦苇、水草等。”这些思想作为先王之法，要求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以图取之不尽，达到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协调。这些思想，对后世有深刻的影响。
周代我国的历法又有了新的改进，已会使用日圭来测量一年的日数和决定方向了。夏至（日南至）日影最短，冬至（日北至）日影最长。《周礼·地官》还记录了“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实际是用土圭测得分日或至日的景差。低纬度地区景短而气温高，高纬度地区景长而气温低。同一纬度，夏天景短而气温高，冬天景长而气温低。从一个夏至日到另一个夏至日有365天，为一年。这与对恒星观测所得的日数相近似。我国留下最早的冬至记录是《左传》载鲁僖公五年（前654）其次为鲁昭公二十年（前521）。春秋末（公元前五世纪），我国已能使用四分历，其数值是365.25日，加上两至和两分（即冬至、夏至和春分、秋分）就确定了四季。后来《孟子·离娄篇》中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尚求其故，千里岁至，可以坐致也。”其中“岁至”指的就是冬至和夏至，是用土圭测日影的方法来确定的。
《周礼》的开篇就规定了“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国体经纬，设官分职，以为民极”。郑玄解释说：“言建国于中，辨四方，正宫庙之位……惟受命之王，乃可立国城于地之中。”当时用日圭和景尺测定方向，确定城墙和宫庙的方位，将此看成是授天命、立国家、设官分职的头等大事。用人格化的天，通过地理方位的确定来划分人的等级。“王”居于天地之中，这是当时的政治思想，同时也是当时的地理思想。这一思想对中国几千年的房屋建筑、墓穴测地、城市建筑以及精神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中国漫长的历史文化一大特色。
周代系统的地理知识，有很大可能是用图来表示的。《诗经·周颂》里有：
“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山乔岳，允犹翕河。”
经学大师郑玄（127～200）注，“犹”字意为“图”。诗的内容说，周王巡视各地，按照图上标志的山川来依次祭祀。可见地图已使用于祭祀名山大川的活动之中，其测绘的区域已相当广了。
当时的地图主要应用于国家的行政管理工作。《周礼》一书相传是公元前2世纪西汉河间王刘德搜集来的一部先秦旧籍，其中的内容“托古”于周公之世，谅必有相当的历史根据，至少也参考了周初的一些行政档案资料。它反映周初政府系统组织相当严密。政府许多部门的工作都离不开地图，离不开系统的地理调查和地理知识。
“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周礼·土训》）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周礼职方氏》）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与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周礼·大司徒》）
以上记录不仅反映了当时有专门从事掌管地图与各地方地理资料的官员“土训”、“职方”，而且他们必须熟悉全国的“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地形的广袤高下，山林川泽的分布等等自然地理知识，以及了解天下的土地、财政、民族、生产能力、大牲畜数量、人口及分布、城市与聚落等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知识。从全局的综合认识中“周知利害”。“利”的涵义即行政管理工作中应该注意开发和利用的环境资源优势；“害”的涵义即应该注意与回避的事件与因素。掌握这些地方知识，“以佐王安扰邦国”，“告王以施其事”，“使同贯利”，即为行政管理，提供决策的基础信息。当时出现“诵训掌道方志”及外史“掌道四方之志”后世学者常把我国数千年来地方志的起源追溯于此。中国地方志是以地方为研究对象，以志体为表达方式的政书。完善的政权机构出现之后，方志和地图都首先因行政工作的需要，得到了突出的发展。
不仅如此，各种内容丰富的专门地图的出现是周代地图发展特点。《周礼·地官》载：“丱（矿）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人厉禁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图而授之。”有了专门的矿产分布图。《周礼·夏官·司马》载：“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路。”已有了专门的交通路线图。另外，墓冢分布图、城市图等专门图也都出现了。
出土于河北平山县的中山国《兆域图》是刻在一块长方形铜版上的墓域平面规划图。比例尺1：500，上南下北。图中表示了中心部分。有三个大小相同的“大堂”和东西两边各有两个相等的“小堂”，北面有四个更小的“宫”，分别由规整的“中宫垣”、“内宫垣”、“丘足”（墓地底部的边缘）分开。整个平面规划图，规整对称。它是我国最早专门地图的一个实物证据，它证实了《周礼》记载的地图内容是符合周代历史事实的。
据侯仁之先生研究，孔子和后世儒家补著的《尚书·洛诰》中记述了周公应用专门地图建筑洛邑的史实。这是公元前1125年西周初年政治家姬旦用地图选择建王城和成周城址的经过。
“召公既相宅，周公经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民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伻来以图，及献卜”中的图，就是周公为了选择城址而特别绘制的地图。这段文字是说起先由召公作初步地理勘察，随后又由周公选定城址。周公到现场进行占卜，他先卜黄河以北黎水之上（今河南浚县东北），没有结果。又卜涧水以东瀍水以西的地方，结果城址应在洛河边上。由使臣将此占卜的结果和地图一起献给成王。于是筑了两个城，居于瀍水之东的叫做成周，位于涧水之东、瀍水之西的叫做王城。这件事说明，当时地图已经用于政事决策和城址选择的实际工作当中了。
在城市地理方面，西周已初步确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城市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周礼·考工记》虽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其反映的内容可以追溯到西周。内中记为：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考工记》）
国都的建筑，每边九里，各三个门，纵横各九条街道。北面是交易的市场，南面是朝廷办公的地方及王室居住的地方。左面是祖庙，右面是社稷坛，王宫居中的方格网规划布局。以及采用井田制度的土地计量单位“夫”来计算城市用地。这一都市建设的指导思想，一至延用到明、清，三千多年来影响深远。
西周的主要都城丰京和镐京因未详细探查，不便详细介绍。另一政治中心王城在东周时曾是都城。现在洛阳中州路一带发现了东周的王城，为各边近9华里的四方形城市，开12个门，东西与南北之间各有三条大道通往城门。城中央为皇城。东西两翼是一般居民区，北部为商业区。皇宫的前面南侧为宗庙与祭祀社稷的地方。这是采用端正的方格网系统的轴线，王宫居中，左右对称的布局，体现了“天子”位居天下四方四极的中心，反映了周代城市建筑突出王权威严、等级森严的思想和传统，形成中国漫长封建社会国都规划建设的基本模式。西周的王城也应该在东周王城之内。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古城因曾几度修补，西周旧城已不易辨认了。”
春秋、战国时代，城市的普遍出现是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二、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千家者……今千丈之城，百家之邑相望也。”诸侯、大夫都筑城邑。战国时代各国国都规模都较大。其中，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齐国的首都临淄。“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踘者。临淄之途，车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富，志高而扬。”苏秦说齐宣王：“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其建城面积达60多平方公里。齐临淄、燕下都、赵邯郸、韩故城基本上都是正南北方向，或者有一道城墙基本上是正南北方向，平直的城墙，体现了《周礼》所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的根本指导思想。都城一般都有“城”与“廓”两重。有的相重，如齐国的临淄、鲁国的滕城、淹国的淹城等，有的城与廓并列，如韩故城、赵邯郸、燕下都等。体现古代“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的思想。这些都城从城址的地理选择，如交通条件、水源条件、军事防御等地理条件选择基本上都周到而合理，城市的布局也是有计划进行的，或者是在原自然形成的基础上，又经人工规划布局而建成，因此城内的地理布局有的有明显的中轴线，有的主体高大建筑均称对峙。在规划设计中，既体现了传统的建筑思想，又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条件。这表明那时的城市建设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周代，人们已注意到不同地貌条件下生物种类的不同。《周礼·地官》记录说：“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毛……，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五曰原隰，其动物为裸物……。”意思是说山中多走兽，江湖中多鱼鳖，丘陵地多鸟类，水边多贝甲。当时对不同地貌形态的地理环境及出产的动物作了粗略的分类。已经开始从地理环境的相互联系中来认识自然界，这也是一大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