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木辂样式为，“黑质，金妆，青绿藻井，栲栳轮盖。外施金妆雕木云龙，内盘描金紫檀雕福海圆龙一，顶上匝以金涂鍮石耀叶八十有一。上围九者二，中围九者三，下围九者四。顶轮衣三重，上二重皁绣云龙瑞草，下一重无文。轮衣内黄屋一，黄素纻丝沥水，下垂朱丝结网一遭，皁纻丝绣小带四十有八，带头缀金涂小铜铃三百，皁纻丝绣络带二。顶轮平素面夹用檀褐纻丝。盖之四周垂流苏八，饰以五色绒线结网五重，金涂铜钹五，金涂木珠二十五。又系金涂鍮石杂佩八，珩璜冲瑀全，金涂鍮石钩挂十有六，黄绒贯顶天心直下十字绳二。盖下立朱漆柱四，柱下直平盘，虚柜，中棂三十，下外桄二，漆绘犀、象、鹦鹉、锦雉、孔雀，隔窠嵌妆花板，柜上周遭朱漆勾阑，云拱地霞叶百七十有九，下垂牙护泥虚板，皆朱漆画瑞草。勾阑上金嵌镔铁行龙十，蹲龙十，孔雀羽台九，水精面火珠七，金圈焰铜照八。舆下垂朱丝结网一遭，饰以金涂鍮石铎子三百，彩画鍮石梅萼嵌网眼中。舆之长辕三，界辕勾心各三，上下龙头六。前辕引手金嵌镔铁螭头三，皆絟以蹲龙。后辕方罨头三，桄头十有六，系以蹲龙三。辕头衡一，两端金嵌镔铁龙头二，上列金涂铜凤十二，含以金涂铜铃。舆之轴一，轮二。轴之挲罗二，明辖蹲龙絟，并漆以黑。轮之辐各二十有四，毂首压贴金涂铜毂叶八十有一，金涂鍮石擎耳恋攀四。柜之前，朱漆金妆云龙辂牌一，金涂铁曲戌。
辂之箱，四傍雕锼漆画填心，隔窠龟文花板，上层左画青龙，右画白虎，前画朱雀，后画玄武。辂之前额，金嵌镔铁行龙二，奉一水精珠，后额如之。前两柱皁绒铃索五，贴金鸾和大响铜铃十，金涂鍮石双鱼五。下朱漆轼柜一，柜上金香球一，金香宝一，金香合一，银灰盘一，皆黄纻丝绶带。辂之后，朱漆后轛一，金涂曲戌，黄纻丝销金云龙门帘一，绯纻丝绣云龙带二。辂之中，金妆乌木雕龙椅一，靠背上金涂圈焰玉明珠一。左建太常旗一，十有二斿，皁罗绣日、月、五星、升龙。右建阘戟一，九斿，皁罗绣云龙。中央黄罗绣青黑黼文两旗，绸杠，并皁罗，旗首金涂鍮石钹紫缨緌十有二重，金涂流苏十有二重。龙椅上，金锦方座一，绿可贴褥一，销金黄罢夹帕一，方舆地金锦褥一，绿可贴褥一。勾阑内，可贴条褥四，蓝纻丝条褥四，黑漆金涂鍮石铰叶踏道一，小可贴条褥五重。黑漆雕木涂金龙头行马一，小黑漆梯一，黑漆柄金涂长托叉二，短托叉二，金涂首黑漆推竿一，皁绒引辂索二，金涂铜环二，黄绒执绥一。辂马、诞马，并黑色。鞍辔秋勒缨拂套项，皆以浅黑韦，金妆。诞马紫织金纻丝屉四副，紫罗销金紫绢里笼鞍六。盖辂黄绢大蒙帕一，黄油绢帕一。驾士平巾大袖，皆紫绣纻丝为之”。
除五辂之外，皇帝常乘坐的还有腰舆和象轿。腰舆“制以香木，后背作山字牙，嵌七宝妆云龙屏风，上施金圈焰明珠，两傍引手。屏风下施雕镂云龙床。坐前有踏床，可贴锦褥一。坐上貂鼠缘金锦条褥，绿可贴方坐”。象轿则“驾以象，凡巡幸则御之”。
（第四节）元大都通往各地的驿道交通
元朝疆土广大，驿道交通极为发达。元时称驿传为驿站，也称站赤。元朝前期，驿站制度完备，管理严而有序，是中国古代驿站制度发展的顶峰。
一、驿站的设置
作为全国的统治中心，大都地区的来往使臣、商贸活动都十分频繁。因此，以大都为中心，元政府所设的驿站亦极多，在几乎所有各地通往大都的交通要道之上均设有驿站。
(一)概况
蒙古族在征服中原及西征的过程中，随着军事力量不断向外扩张，疆域日益增大，在各重要城镇及交通要道上都设置了驿站，建立起规模庞大、四通八达的驿道网络。正如《经世大典》所言：“我国家疆域之大……凡在国土，皆置驿传，星罗棋布，朝令夕至，声闻毕达。”
元朝所设的驿站，不仅远至今新疆、云南、西藏和东北地区，甚至直通国外。如从大都到东方的高丽、南方的安南，以及通到西北太和岭(元时称今高加索山为太和岭)等地的道路，沿途都设有驿站。最多时，全国有驿站1519处。
元朝的驿站一般是约60里一设，偏僻道路上亦有近百里一驿的。驿站有陆站、水站两种，以陆站为主。陆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牛、驴、骆驼、轿子和车，其中又以马为主。全国约有驿马四五万匹。《经世大典》载：使者“陆行马微者，或给驴。闽乡马匹少，或代以牛。水行舟，山行轿，倦者给卧轿，纲运以车马，直险则丁夫负荷”。东北地区还有狗站，“以犬曳小舆，载使者行冰上”。水站主要是指内河的交通，工具用船。
元朝设置驿站的目的，一是“通达边情，布宣政令”，即为传送政府军政命令的信使们提供食宿，这是首要任务；二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即负责运送国内外使臣随身携带的各种珍贵礼物、贡品和行李；三是帮助家在边远地区的官员到外地赴任或任满归家，向他们提供驿马或驿船；四是担任运送辎重物资的任务。其中，第四条是元朝驿站与历代不同之处。历代驿站均以迎送使臣、提供食宿与交通工具为主，仅承担贡品、行李等少量官物运输，而元朝驿站不仅战时起着兵站的作用，承担运送军需给养的任务，而且平时还要承担运输统治集团所需各种物资的重任。除驿站之外，元朝还设有与驿站同时并行的专门负责递送官方紧急文书的通信组织——急递铺，又称“通远铺”。急递铺归兵部管辖，仅负责传送官方文书，不承担接待官员、运送物资等其他任务。当时以大都为中心，每隔10里至25里便设立一所急递铺，每所设置铺兵5人。其传递速度，要求一昼夜行进400多里。
另外，元朝政府在遇有军政大事，急需迅速传递命令时，还临时设立传递急信的称为“海青驿”的驿站。海青为猎鸟中的一种，又称海冬青，蒙古统治者出猎时必带之。因其奋飞矫捷迅猛，故以此称驿站。中统三年(1262年)，山东军阀李璮起兵反叛，军情紧迫。忽必烈下令自燕京到济南(今山东省济南)设立海青驿8所，以通报军情。不久，又自燕京北面的缙山县(今北京市延庆县)至漠北设立海青驿。李璮叛乱被平定后，海青驿随即罢去。
元朝各地驿站最初皆由地方官代管。元朝地方行政组织分省、路、府(州)、县4级。
路、府(州)、县长官称达鲁花赤(汉语即管民官)，驿站是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的掌管军民政务实权的路级达鲁花赤直接管辖的(也曾有一段时间由府州、县管过)，府(州)县长官均不得干预。路总管府还设有脱脱禾孙一职，专职检查重要驿道的“关会之地”，目的是查禁越制违法事情，“以辨奸伪”。路提点官也经常亲自到驿站视察。
元朝统一全国之后，视水陆交通为国家要政。于是，至元七年(1270年)，正式设置“诸站都统领使司”，专门掌管驿站之事。至元八年(1271年)，驿站开始由兵部掌管。至元十三年(1276年)，为加强管理，改组“诸站都统领使司”为通政院，统管全国驿站。通政院长官位从二品，后升正二品，比中书六部长官(正三品)还要高两级。通政院成立后，曾围绕通政院与兵部的分工和蒙汉两地驿站的管理作过几次变更。通政院与兵部在掌管驿站方面各有侧重：兵部主要侧重典章制度管理；通政院则侧重于驿站事务管理。到元朝中期，大都等地的驿站，曾一度归于中书省兵部管辖。
具体到各地的驿站，各驿设有驿令(又称“提领”)、驿丞、提调等官职，其下则设有站户长及司吏、祗应头目、暂典等官吏，管理站户。小的驿站所管辖的站户约有五六百户，大的驿站，其站户多达两三千户。
(二)大都地区的驿站
据统计，元朝时大都地区有水陆驿站近200所，驿马1000余匹，驿车近800辆。大都地区的驿站，一般都是由政府根据驿站所在地区的百姓多少，抽调一部分人充当站户而组成的。站户均另立户籍。按照有关规定，站户必须要向执有玺书驿券、执行公务的政府使臣提供包括食物、旅舍和交通工具在内的各种日常需求。以对过往使臣的食物供应为例，窝阔台汗元年(1229年)曾规定：“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忽必烈时又提高为“正使宿顿，支米一升、面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柴一束，油盐杂支增钞二分，通作三分”。可见接待规格是相当高的。
元朝政府对大都地区的驿站特别重视，在遇到自然灾害和发生战乱时，都要采取各种措施对站户给予保护。如每当站户因遇自然灾害而粮食歉收时，政府即出钞、粮，加以赈济。
对于在战乱中遭受兵祸的站户，待战乱平定后，即派遣官吏进行赈济。有时，对于那些供应特别繁重的站户，还要单独给钞予以接济。元朝政府还多次下令，禁止蒙古贵族、各地僧侣等权贵在无驿券的情况下，利用驿站的各种便利条件，来往于大都和各地之间。
元朝中期以后，随着政治愈加衰败，着称一时的驿站制度也逐渐衰落。当时，享有驰驿特权的统治集团，如蒙古使臣、驸马、公主等贵族，以及各地贵族僧侣等，或依仗权势，在没有驿券的情况下，私自向驿站百姓索取食物、钱财和各种交通工具；或目无法令，擅自印发牌府，骚扰驿站，甚至冒充皇帝旨意，非法驰驿。同时，站户还常遇到那些管理驿站的站官的勒索和克扣，致使站户的负担极其沉重。再加上元朝中期以后大都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使许多站户倾家荡产，不得不逃亡。据《析津志辑佚》记载，到顺帝至正末年，大都驿站的站马已减少到200余匹，站车减少到100余辆。
二、以大都为中心的主要驿道
元朝时，以大都城为中心的主要驿道还是古老的京渝路、京承路、京张路、京开路和京郑路的线路。
此时的京渝路是大都通到北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西大明城)的驿道的一部分。由大都往东，先到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再到蓟州(今天津市蓟县)，然后继续往东到遵化(今河北省遵化市)。此后分为两路：一路转向东南至玉田(今河北省玉田县)，再向东北可行至永平(今吉林省东辽县永平村)；另一路则转向东北，直至北京。元朝时最为重要的驿道是京承路和京张路线路。历史上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一般均采取设置两都或几个都城的制度。这一方面是由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统治形势的需要——既要加强对汉族地区的统治，又要兼顾自己原统治地区的稳固。辽、金两朝都曾实行这种制度。元朝继续了前代的传统，实行两都制。每年春天，蒙古族统治者都要由大都前往上都度夏，秋天时再由上都回到大都过冬。这样大都与上都之间的道路建设必然得到加强。当时，大都与上都之间的道路分东路和西路。东路需先走京承路；西路需先走京张路，之后歧分为3条，这样出于沟通两都的需要，京承路和京张路在元朝得到了新的发展。此外，在东、西路之间，还有一条专供传递紧急军情的捷径，称“四海冶路”，这条路有一段也是要经过京张路的。
从大都通往上都的东路，由大都出发向东北行进，经顺州(今北京市顺义区)、檀州(今北京市密云县)，出古北口，奔兴州(今河北滦平县兴州)，再经今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东境北趋，最后转西而至上都。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敕京师顺州至开平置六驿”。同时由于这条路上还设有牛驿，因此并“给钞市车牛”。到元代中期，这条路上增加到13处驿站。元朝时，这条驿站道路十分繁忙。如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十月“车驾由古北口路至自上都”。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九月，因元朝皇室发生一场争位夺权的内讧，“上都兵入古北口”，掠石槽(在今顺义区西北)，最后被掌大都枢密府印的太平王燕帖木儿遣兵击退。上都兵和大都兵相敌对，就在京承路上。
从大都通往上都的西路，由大都向西北，经清河(今北京市海淀区清河镇)、榆河(今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新店(今北京市昌平区新店村)、龙虎台(今北京市昌平区龙虎台村)，出居庸关，然后一路向西，经榆林(今河北省怀来县榆林村)、怀来(今河北省怀来县)、狼山(今河北省怀来县狼山乡)到土木(今河北省怀来县土木镇)。至此，西路分为两股：一股继续向西北，经鸡鸣驿(今河北省怀来县鸡鸣驿村)、宣德府(今河北省宣化县)，出今张家口，至兴和路(今河北省张北县)，然后转向东北至上都。这一股是西路的西路。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三月，元世祖幸上都，秋八月返还大都时即走这条路。“庚辰(二十八日)车驾次孛海脑儿”，九月癸未朔(初一日)“大驾次野狐岭(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北)”，壬辰(初十日)“大驾至大都”。在路上用时一个多月。另一股由土木(今河北省怀来县土木镇)向北，经洪赞、赤城(今河北省赤城县)、云州(今河北赤城县云州乡)，出独石口(今河北赤城县独石口镇)，然后北去上都。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六月，元世祖曾下令，洪赞、刁窝两驿站各“益马百五十、车二百，牛如车数给之”，以加强驿道建设。
西路上的第三股路是由今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南三堡脱离京张路向北，经今延庆县小张家口、红门、沈家营、大柏老、旧县(即元之缙山县)、车坊、黑峪口、白河堡等地，又经河北省赤城县的长伸地、龙门所，再向东过长城，然后沿着黑河上游谷地而至上都。因这一条路经过缙山县，故称“缙山道”，又因过黑峪口，亦称“黑峪道”，还称“色泽岭道”。
色泽岭在今延庆县东北佛爷顶。这条由居庸关向北直通上都的道路，由于元朝皇帝的车辇经常通过，所以也称之为“辇路”。为了安全起见，元廷特派一批侍卫军沿途布防护守。如至元十八年(1281年)闰八月，“敕守缙山道侍卫军还京师”。
关于“四海冶路”，《读史方舆纪要》云：“四海冶堡，(永宁)县东百里。元时往来上都，恒取道于此。”可见这条路也是很重要的。四海冶在今延庆县东境。度其山川形势，据当代学者侯仁之判断，由大都取道于此而去上都的路当出大都安贞门向北，经小汤山(今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上庄(今北京市海淀区上庄乡)、黄花城(今北京市怀柔县城关镇西北)，至四海冶，然后经珍珠泉(今北京市延庆县珍珠泉乡)、北小川(今北京市延庆县北小川乡)，再转向北行，过白河(今潮白河西支)，沿黑河河谷而上，直至与缙山道(黑峪道)北段相接。这条四海冶道几乎直南直北，最为近捷，但沿途多山路，马可行，车难通，所以元朝皇帝往来于两都之间绝少走这条路，而传送公文军情，取道四海冶是最节省时间的。对于大都到上都之间的道路状况，元朝统治者尤为重视如至元十九年(1282年)七月世祖曾调发军卒千人修筑缙山地区的道路；至治三年(1323年)二月英宗曾派军民整修京北野狐岭、桑乾岭二处的山道；泰定帝三年(1326年)也曾派兵率修“野狐、色泽、桑乾三岭道”；至正十四年(1354年)顺帝命在色泽岭一带修筑道路，建造石桥，以保证两京之间的交通畅通无阻，等等。
元朝时，由大都往南、往西南的驿站道路——京郑路和京开路，以及几条支路，不仅承继前代，且更为发达。如京开路上一共设置了24处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