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等级制社会中，依据周礼，像“京郑路”和“京榆路”这样的绿荫大道，是不容许“小人”在上面行走的。《诗经·小雅·大东》在“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句之后紧接着就说：“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即像砥石一样平整、箭矢一样直溜的西周道路只是供统治者——君子，通行往来所使用的，广大被统治者——小人，则只能在旁边看看而已，没有权利在上面行走。由此可知，西周时期，也包括以前的夏商时期，道路的实际利用率应是比较低的。
当然，修筑和维修道路的工作肯定是由广大“小人”来承担的。
三、春秋战国时期北京的交通
春秋战国时期，北京地区的交通随燕国势力的扩张而不断得到改善和发展。
西周早期，燕国以其都城(今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一带)为中心，统治范围不超出30公里，至西周中晚期，其势力扩大到都城周围70~90公里的范围，到春秋时期则已越过燕山，战国时更达到今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一)“京鲁路”开拓成车马大道
春秋时期，北京地区与今山东地区的道路也开辟成车马大道了。这不仅从燕国与地处今山东省境内的鲁国、齐国的交通往来频繁可以证明，而且更能从齐桓公出兵帮助燕国击败山戎的军事行动中得到证明。
山戎是当时主要居住在燕山南北从今辽宁省西部到今北京市延庆县一带的部民，有许多支，春秋时燕国国力尚不足以抵挡他们经常性的南下侵扰，于是在山戎的军事压力下，燕国一度将其都城从蓟城沿“京郑路”南迁到了100多公里以外的临易(今河北省雄县)。山戎南下侵燕的主要途径应该是“京榆路”和“京张路”。
公元前663年，山戎伐燕，燕庄公告急于齐国，齐桓公率军援燕。齐军从都城临淄(今山东省临淄市东)出发，走“京鲁路”，经今山东省德州市进入今河北省境内，然后一路向北，经今河北省河间市、任丘市、雄县、涿州市，到达今北京辖区，之后渡今琉璃河，过今房山区良乡，越今永定河，再东行至今河北省卢龙县(当时为孤竹国)，击败山戎。齐军行军路线的后半程走的是“京郑路”、“京榆路”。齐军绕了一个大圈子，没有从今天津市直插“京榆路”东部的卢龙县，可见当时这一地区由于湖泊、河道、沼泽密布，尚不能直通。
当齐军班师经过临易时，燕庄公为了表示感激，打破“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的惯例，一直将齐桓公送到200公里以外的齐国境内。而齐桓公为了进一步赢得人心，遂将与燕庄公分别之地送与燕国，这个地方后世称为“燕留都”(在今河北省沧县)。
齐军这趟远征，估计单程在数百公里以上。数万大军尤其还有相当数量的车兵往返奔波1000多公里，甚至将近2000公里，这条道路的交通状况之良好可以想见。不幸的是，这条道路以后也成为燕国与齐国相互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干路。
(二)交通便利的各主要道路
战国时，燕国已“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即占有以今北京地区为中心，包括今河北省北部、山西省东北、辽宁省东部及朝鲜一部的广大地区。
此时，诸侯国之间的车马大道通称为“午道”。作为战国七雄中位居北方的诸侯国，燕国与其他诸侯国频繁交往所使用的“午道”即是“京郑路”和“京鲁路”。如公元前380年，齐军夺取“京郑路”上燕国的桑丘(今河北省徐水县东南)，燕国一面派兵南下抵抗，一面派使臣向韩、赵、魏3国求救，最后4国联手，打败齐军，夺回桑丘。公元前356年，燕文公南下与赵成侯在“京郑路”上的阿(今河北省高阳县北)相会，双方结为友好关系。此时，燕国还与秦国建立了通婚关系，秦惠王曾“以其女为燕(文公)太子妇”。公元前318年，燕国参加了与楚、韩、赵、魏4国共同合纵攻秦的军事行动，派军队顺“京郑路”、“郑西路”南下、西进，结果至秦边境函谷关便大败而回。公元前316年，燕国内乱，齐国和中山国(在今河北省定州市以西)等乘机来攻，齐军走“京鲁路”，中山国军走“京郑路”，从东南和西南两面进攻燕国。齐军攻破燕都后，在燕国占领长达3年之久，直到公元前312年在燕人的反抗及各国的干涉下，齐军和中山国军队才沿“京郑路”被迫撤出燕国。公元前287年，燕国又派兵两万参加了与齐、韩、赵、魏4国合纵攻秦的军事行动，结局依旧是无功而还。公元前284年，以燕国为首的燕、秦、赵、韩、魏5国合纵攻齐，燕军沿齐军多次来犯的“京鲁路”打入齐国，攻破其首都临淄，险些灭亡齐国，直到公元前278年，燕军才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齐国人击败，原路退回燕国。公元前251年，燕军攻赵，结果大败而还，赵军沿“京郑路”狂追燕军500里，包围燕都蓟城，燕王喜被迫请和。公元前242年，燕军又一次攻赵，仍大败而还。公元前227年，秦军攻燕，先在易水之西击败燕军，然后沿“京郑路”北上，次年取蓟城。
“京郑路”和“京鲁路”上连年的军事行动表明，这两条道路在当时整修状况应是非常良好的。尽管在战时为了阻隔敌国军队来攻，一方破坏道路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但另一方为了运兵的便利肯定也会立即将其修复起来，以保障畅通。所以，从总的情况来看，这两条道路的交通状况应是十分便利的。
战国时代，北京地区通往今东北辽宁省的道路也一样热闹非凡。这一时期，这条道路上的主要军事行动有3次。第一次是燕昭王时大将秦开打败东胡(主要居住于今内蒙古东南一带的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扩展土地千余里。于是，燕国由西向东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而沟通各郡之间的主要道路，即“京榆路”，肯定需要重新整修一番，以保障交通往来的通畅。第二次是公元前226年秦军攻破燕国后，燕王喜率残兵沿着这条道路逃往辽东(治所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秦军在后穷追猛撵，直到燕王喜杀了太子丹，将其首级献给秦军，秦军才暂时作罢，回军休整。第三次是公元前222年，秦军沿着这条道路再次东进，出今山海关，破辽东，掳燕王喜，彻底灭亡燕国的残存势力。这3次重大军事行动同样表明了“京榆路”良好的交通状况。
(三)“京包路”的开拓
战国时代，燕国往西北，即经燕、赵两国边郡上谷郡(今北京市昌平区到河北省张家口市一带)、代郡(今河北省北部蔚县一带)，直抵赵国云中郡(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南一带)、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以西、河套地区一带)两郡的道路也开辟出来。为了研究方便，我们称其为“京包路”，它由“京张路”和“张包路”两段组成。
战国末期纵横家苏秦游说燕文公时曾说：“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可见，这条道路的确是存在的。后来秦军灭燕国虽然没有走这条道路，但它是秦朝建立以后，秦始皇东巡曾走过的道路之一。
(四)从“燕明刀”的出土看燕国的对外交通
从今天出土的燕国货币“燕明刀”的分布情况来说，也可以勾勒出当时的北京地区通往各地的道路交通状况。
据统计，在今北京以外地区出土“燕明刀”的主要地区是：
“京郑路”上的河北省易县、石家庄市、邯郸市，河南省郑州市等；“京承路”上的河北省滦平县、承德市，以及其延长线上的内蒙古赤峰市、宁城等；“京张路”上的河北省怀来县，以及其延长线上的山西省原平市、永济县等；“京榆路”延长线上的锦州市、义县、朝阳市、鞍山市、辽阳市、沈阳市、抚顺市、营口市、旅顺及朝鲜等。
“燕明刀”在上述这些地区的出土表明，春秋战国时代这些地区与北京地区交通往来是十分密切的。而从营口、旅顺出土“燕明刀”的情况分析，当时从燕国已有路从辽东湾西部通到辽东湾东部了。这是在“北京人”或“金牛山人”摸索出这条线路之后，环辽东湾道路已经成型的有力证据。
(五)从蓟城到“燕下都”高等级道路的兴修
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除了蓟以外，还有“中都”和“下都”两城。燕中都估计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以西。“燕下都”在今河北省易县东南，地处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属于燕国的南界，距离蓟城100公里左右。这两城都在“京郑路”上，它们与蓟城之间的交通往来一定非常繁忙。尤其“燕下都”，不仅是燕国扼制齐、赵两国北进的一个军事重镇，而且燕昭王曾利用它大规模地招揽各国人才，因此该城与蓟城在政治、经济上已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分析，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道路质量应当是非常高级的。
(六)车舆质量的提高及用车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车舆也进一步改进，即由单辕改为双辕，由两马、四马或六马、八马驾单辕车改为由一马或三马驾驭双辕车，从而提高了车辆转向的灵活性。又由于铁的使用，在车轴两段轴头上都已镶有铁键，并用植物油来润滑，这样使得车轮滚动时与车轴的摩擦阻力减小，不仅减小了噪声，而且大大提高了车速。
根据《周礼》，当时从君主、卿、大夫、士到庶人仍然必须根据等级身份乘坐不同车舆，这种依身份而乘坐的车舆由高级到低级分别称夏篆、夏缦、墨车、栈车、役车，它们又被统称为“服车”。燕国的用车制度也必须遵循这样的规定。
(七)延自西周的道路管理制度
与其他诸侯国一样，为了交通往来的便利，当时燕国在自己境内的道路上也是每隔30、50里就设有一馆遽，由馆人为过往使臣准备车马和供应饮食，并且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由高级官员司空全面负责国内的路政管理。
西周时期的一些制度至少在春秋时期还有约束力。如东周天子周定王派单襄公途经陈国访问楚国时，单襄公发现陈国的道路上杂草丛生不便行走，河流上未架设桥梁沟通两岸，主管路政建设的司空也不巡视道路，于是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预见陈国很快就将灭亡了。
后来，他的预言果真应验。由此可见，西周那些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的经过长期实践摸索而总结出的道路管理经验，如“雨毕而除(修整)道，水涸而成梁(桥梁)”，“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以及“敌国宾至……司空视途(道路)”等，由于事关国家的存亡，所以包括燕国在内的各国肯定都仍然继续实施着。
（第三节）秦朝及西汉时期的北京交通
秦朝及西汉时期，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今北京地区遂成为建都于关中地区的封建国家直接统治的地区，与中原和关中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尤其秦始皇、汉武帝两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曾东巡至此，更促进了今北京地区道路交通的建设与发展。
一、秦朝时期北京的交通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今北京地区分属上谷、渔阳、右北平和广阳4郡。其中：上谷郡治所在沮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大古城)；渔阳郡含今北京市怀柔区，治所在渔阳(今北京市怀柔区梨园庄)；右北平郡治所在无终(今天津市蓟县)；广阳郡含今北京市南部，治所在蓟城(今北京市宣武区一带)。
至于县制，据文献记载，秦时在今北京地区设置的县已知的有蓟、良乡、居庸、上兰、军都、渔阳等，另外还有涿县的北部、沮阳县的东部和无终县的西部也在今北京境内。(一)高规格的驰道的兴修与管理
秦始皇灭六国后，实行一系列保障统一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公元前215年实施的“坏城郭，决通堤防”政策，以防止六国旧贵族猖乱割据。这样，战国时燕国在南部边疆修筑的提防赵、齐的易水长城被拆除掉了，从而消除了“京郑路”上的人为障碍。不过，曾为燕国首都的蓟城也被平毁了。
秦始皇实行的另一项保障统一的政策是兴修驰道。驰道于秦始皇统一的第二年，即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开始兴修。秦始皇兴修驰道的目的，一是出于迅速输送军队开赴东方镇压各地不服势力的需要，二是为了便于自己出巡视察各地及封禅泰山，三是为了官员赴任、派员监督地方及使者、信使往来的便利等。当然，在客观上也便利了商贾的经济活动，有利于推动统一市场的进一步完善。
秦王朝的驰道基本上都是在战国时代旧有的“午道”基础上扩建的，主线有两条，均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一条为南线，通往东南方向，直达原吴、楚之地，即今江苏省、浙江省和江西省一带；另一条为北线，通往东北方向，直抵原燕、齐之地，即今河北省、北京市和山东省一带。
秦王朝的驰道兴修规格相当高。据史料记载，秦驰道在平坦地区阔50步(约合今69米)，中间3丈宽(约合今7米)为皇帝专用御道，用明显标志标出，除皇帝外任何人不得行走。道路两侧每隔3丈植青松一株。为了结实和耐用，道路两旁还用金属锥夯筑。秦朝时对道路的管理法规极为严酷，规定私自移动道路标志的要处以耐刑，弃灰于道的要处以黥刑。
(二)以蓟城为中心的东北部交通网络的形成
秦王朝的北线驰道不仅途经今北京地区，而且仍将蓟城作为其东北部地区交通网络的中心。只是此时的蓟城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为防燕人心存幻想，秦始皇已将其城郭平毁，曾为燕都的蓟城此时的地位甚至不如周边的其他郡治，其从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关于蓟城的记载尚不及渔阳、范阳等城频繁就可以看出。不过，由于蓟城所处的不可替代的地理位置，使其交通地位仍十分重要。
秦王朝东北部地区以蓟城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驰道仍是古老的“京榆路”、“京承路”、“京张路”和“京郑路”。此时今北京地区通往各地的道路依照秦朝地名途经如下：
“京榆路”从蓟城往东，经渔阳郡、右北平郡的无终，至右北平郡的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北)。其延长线往东北直通辽西郡(治所阳乐，今辽宁省义县西南)、辽东郡(治所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和朝鲜。
“京承路”从蓟城向北，进入渔阳郡。秦时，今北京市密云县古北口、今河北省承德市等地均属渔阳郡。
“京张路”从蓟城往西北，到上谷郡。秦时，今北京市昌平区、延庆县，今河北省张家口市等地均属上谷郡。从上谷郡往西，出“京张路”，经代郡(治所在今河北省蔚县东北)、雁门郡(治所在今山西省右玉县南)、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直抵秦朝最西北的一个郡——九原郡(郡治在今内蒙古五原县)。这条道路，即战国时已开拓出的由“京张路”和“张包路”两段组成的“京包路”。在“张包路”上有两条道路可通秦都咸阳：
一条路从云中郡治所往东南，到雁门郡治所再折向南，先后经太原郡治所(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河东郡治所(今山西省夏县西北)及临晋关(今陕西省大荔县东)，然后转向西南，渡泾水，抵达咸阳；第二条路从九原郡郡治向南，走直道，循子武岭南下，经上郡治所肤施(今陕西省榆林东南)，过阳周(今陕西省靖边县东)、高奴(今陕西省延安市)、云阳(今陕西省淳化县北)，然后渡泾水，再向东南，最后抵达咸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