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辽金时期，随着今北京地区政治、军事地位的上升，尤其金朝在此建都，使今北京地区第一次成为一个强大政权的首都，并开始了此后800多年作为首都的历史，从而促使交通状况得到很大发展。
（第一节）隋唐五代时期的北京交通
隋唐五代时期，由于北方不断兴起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因此作为中原门户的今北京地区在军事上的地位显得更加突出，尤其蓟城——唐时称“幽州城”，其交通枢纽的特征愈加明显。随着隋唐经济的发展，蓟城的城市建设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这样其城内的街道交通状况对后人来说也逐渐清晰起来。
一、行政区划的变更
隋唐五代时期，自公元581年至公元960年，将近40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内，今北京地区的行政区划与以前一样仍数度变更。自五代后唐始，这里成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契丹(辽国)的辖区，与汉族政权脱离了关系。
(一)隋朝时的今北京地区
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年)，外戚杨坚废静帝，代周建隋，建元开皇。隋初，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简化地方行政制度，于开皇三年(583年)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又废诸州总管府，大业三年(607年)则改州为郡，于是幽州改为涿郡，治所仍在蓟城。
依大业十三年(616年)的行政区划，今北京地区分属涿郡、安乐郡和渔阳郡。3郡中，涿郡所领9个县中有4个县全部在今北京境内，即蓟、良乡(在今北京市房山区境内)、潞县(在今北京市通州区境内)和昌平(在今北京市昌平区西)。另外，其所辖怀戎县的东部在今北京市延庆县境内；安乐郡(治今北京市密云县东北50里)所领之燕乐(在今北京市密云水库东北)、密云(在今北京市密云县境内)2县均在今北京境内；渔阳郡(治今天津市蓟县)则只有无终县的部分辖区在今北京市平谷县境内。
(二)唐朝时的今北京地区
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李渊废隋恭帝而自立，建国号唐，改元武德。武德元年底(619年初)，原控制涿郡、自称幽州总管的隋将罗艺归附于唐，唐政府遂将涿郡复改为幽州，治所仍在蓟城(亦称幽州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二月，诏“天下诸州改为郡”，幽州又改称范阳郡。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改范阳郡为幽州。
唐朝时，除幽州外，今北京地区还分属檀州和妫州。檀州即隋之安乐郡，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改为檀州。妫州即隋之涿郡下辖的怀戎县，武德七年(624年)将其升格为北燕州，贞观八年(634年)以其地有妫水，遂改称妫州。3州中，幽州领有10县，其中蓟、良乡、昌平、渔阳、潞县等5县或全部或部分在今北京境内；檀州仍领密云、燕乐2县，均在今北京市密云县境内；妫州则领有怀戎、妫川2县，其中妫川县在今北京市延庆县境内。
(三)后梁、后唐时的今北京地区
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年)，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篡唐自立，改国号为梁(史称后梁)，建元开平。至此，唐朝彻底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的分裂时期。
后梁统治时期，今北京地区为节镇首领刘仁恭所控制。刘仁恭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最终成长为独立的“强藩”，与后梁政权相对峙。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八月，刘仁恭之子刘守光即位称帝，自称大燕皇帝，以幽州城为其都城，这是五代时期在今北京地区所建立的唯一的政权。但不久大燕政权便被李存勖所领导的河东强藩所兼并，成为后唐新政权下的一个依附节镇。与此同时，由于东北契丹族势力的崛起，今北京地区受中原政权直接统辖的区域日益缩小。
后唐统治末期，大将石敬瑭以割让幽云十六州(亦称“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两省北部)为代价，求取契丹政权的支持，扶助其登上帝位，建立后晋政权。从此以后，今北京地区归属契丹政权，与中原汉族政权脱离了行政关系。
二、幽州城的街道布局
隋唐五代时的蓟城(幽州城)基本沿袭了魏晋以来蓟城的城址，但关于隋朝蓟城的情况，由于文献记载很少，其具体城市构造与街道布局已不能详。关于唐朝幽州城的情况，文献记载虽然也较少，但在北京地区出土的大量唐代墓志的志文中保留了许多有关资料，从而为唐幽州城址与城坊布局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同时，由于隋亡时，幽州首领罗艺自愿归附于唐王朝，使隋蓟城并未遭受太大的战争破坏，其城址与城坊布局与唐幽州城应该基本无异，而后梁、后唐时的幽州城又基本上沿袭隋唐旧制不改，据此，我们可以通过唐幽州城的情况来了解隋蓟城及后梁、后唐时幽州城的街道布局。
(一)主要大街
考古学者根据近40年来北京地区所出土的唐墓志，已将唐幽州城的基本范围大致确定下来。
经考证，唐幽州城的东垣在今宣武区烂缦胡同与法源寺之间的南北一线；西垣在今宣武区会城门村以东之小马厂、北京钢厂院内东侧、甘石桥东侧的南北一线，此线西侧的莲花河(古称“洗马沟”)即唐幽州城的西城壕；南垣在今宣武区白纸坊东、西大街一线；北垣在今西城区头发胡同及白云观以西土城台之东西一线，其北面的受水河胡同至白云观北墙外小河之东西一线当是唐幽州城的北城壕。
又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由此可知，唐幽州城周长32唐里，约合今23里，是一座南北略长、东西狭窄，平面呈长方形的城池。
另外，根据对辽南京城(即唐幽州城)的考察可知，唐幽州城的10座城门中，有8座为幽州外城的城门，每面城垣各开2座城门；另2座城门为子城之门，一个在幽州子城的东垣，一个在子城的北垣。子城东门和北门均在幽州城内，而子城南门和西门同时也是幽州外城的城门。这样，子城应在幽州城的西南角。安史之乱时，叛将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幽州城为燕京，曾以子城为其皇城。
按照中国古代城市的一般规划布局，对应的两座城门之间应有笔直的街道相通，且全城街道应呈棋盘状分布。唐幽州城由于西南角上子城的存在，横贯全城的大街应只有两条——东西大街由东垣的北城门通到西垣的北城门，南北大街从南垣的东城门通到北垣的东城门。
据《太平寰宇记》所记推算，东西大街长应为今制5里左右，南北大街长应为今制6.5里左右。而由于子城的存在而未能贯通全城的另外两条大街，一条应由东垣的南城门通到子城的东门，呈东西走向；一条应由北垣的西城门通到子城的北门，呈南北走向。
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关于唐幽州城内4条主要大街的宽度尚未搞清，但从唐首都长安城最主要的南北大街——朱雀大街宽约150米的情况分析，幽州城内4条大街的宽度也不会很窄。
因为唐朝国力强盛，其审美崇尚宽大，所以据此估计唐幽州城内的主要大街也应有几十米宽。
(二)里坊街巷及辅助街道
唐幽州城内的居民区分为若干个坊。“坊”是由街道分割成的一块块封闭区域，其名定于隋，其制是承袭先秦至秦汉时的“里”。各坊的面积基本一样，其内部格局也几乎完全一致，均呈“田”字形，四面的坊墙上各开一门，晨启夜闭，相对两门之间有巷道相通，呈“十”字交叉形。
据宋朝出使辽的使者路振所着《乘轺录》记载：(辽南京城)“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也。”辽南京城乃承唐、五代幽州城之旧，城市布局未曾改制。辽南京城既为26坊，且坊名多仍唐旧称，由此推测唐幽州城内也应分26坊，至少大致不误。而这26坊除被4条主要大街分割外，还应被几条与主要大街平行、交叉的辅助街道相分割。这几条辅助街道的宽度肯定要窄于主要大街。
此外，出于城防的需要，在相邻的两座城门之间也应有“顺城街”相通，以便运兵，其宽度也应有数米宽。
这样，各坊内的十字街巷与辅助街道、主要大街及“顺城街”相通，构成唐幽州城内整齐、完善的交通网络。
三、对外陆路交通的发展
隋唐时期，曾多次对辽东用兵，而每一次出兵，蓟城都是兵马粮饷的集结之地。由于集中军需和军队的关系，加之国力强盛，今北京地区的交通运输状况有了大幅度的发展。
(一)“京榆路”的新开辟
隋炀帝时，为了征伐辽东，兴建了一条开始于马邑郡(今山西省朔州境内)，包含“京榆路”在内的通往今东北地区的道路。这条道路以蓟城(幽州城)为中心，经渔阳郡(治今天津市蓟县)、北平郡(治今河北省卢龙县)向东一直通到柳城郡(治今辽宁省朝阳市)。以后，唐朝用兵辽东也曾经利用过这条道路。
从隋炀帝、唐太宗征辽东的出兵情况可以看出，这条包含“京榆路”在内的道路是极为宽阔、平整的。如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发动的声势最为浩大的第二次侵略高句丽的战争，共发兵1133800人，号称200万，另有后勤人员无数。为了显示军威，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命各军以24路纵队的队形自蓟城向东北进发，每天发一军，共24军，每两军之间相隔40里。另外，隋炀帝的御营，包括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也随军进发。这样，隋军各军首尾相衔，鼓角相闻，总共有30军，前后长达1000多里。如此阅兵游行式的、华而不实的排兵布阵，最终必定导致失败的结局，但“京榆路”的规模由此可以窥见一斑。从其各军宽24路纵队的排列可以判断，这条路的宽度至少在12米以上，当然这是最保守的估计。从隋炀帝无比好大喜功的性格来分析，这条道路即使宽在20米以上也是可能的。
贞观十九年(645年)一月，唐太宗亲征辽东时，也曾经幽州城而至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后闻太子奉迎将至，唐太宗又飞骑驰入临渝关，返回幽州城。
鼎盛时代的两位帝王的到来和规模远远超过前代的军事行动，必然使“京榆路”的面貌得到很大改善。当然，这种新的开辟也为后来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提供了便利。
(二)其他主要道路的新发展
隋唐时期，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经常不断地要从关中地区往今北京地区运送兵马，加之帝王的经常往来，所以蓟城(幽州城)南下经“京郑路”至都城长安的道路也得到进一步完善。
隋唐时期，经“京郑路”前往长安的道路仍是以前的路线，即一条沿“京郑路”南下，至今河北省石家庄市后转向西，经井陉，出娘子关，到今山西省太原市，然后再渡过黄河而达长安；另一条则过今石家庄市后继续沿太行山东麓路线南行至黄河，然后再沿黄河西进而达长安。后一条路线的大部分路段，曾在隋炀帝时得到新的修筑。
为了便利江南粮资的北运和有利于幽州集中军需，隋炀帝曾将经河内郡(今河南省沁阳市)、魏郡(今河南省安阳市)、博陵郡(今河北省定州市)到涿郡的道路修筑成新的驰道。
这条新驰道和得到新开辟的“京榆路”均以涿郡蓟城作为交会点，从而进一步完善了今北京地区的交通状况。贞观十九年(645年)一月唐太宗亲征辽东时，从洛阳出发到幽州城应该走的是这条新驰道。其三月至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四月抵达幽州城，路上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当他从辽东返回到幽州城后，又南下过易州境(今河北省易县)至定州，走的仍是这条道路。
隋唐时期，由蓟城(幽州城)走“京张路”通往长安的道路也与前代相同，即经今北京市昌平区居庸关、今河北省宣化至张家口，然后西行到今山西省大同市，再经今山西省到达长安。另外，隋朝时突厥启民可汗为迎接炀帝北巡，曾修筑了一条从其驻牙之地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北境东到蓟城长达3000里、广百步的御道。虽然这条横贯北国的御道远没有秦始皇的驰道规格高、质量优，有些路段只是芟草除秽，或是削高填洼，但是它东西穿过突厥领地，便利了草原地区与幽州涿郡之间的交通，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北部边防、促进贸易往来，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条御道的开辟，说明历史悠久的蓟城出居庸关而通往西北草原的“京张路”在隋朝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强化。
唐朝时，为了加强对今北京地区的统治，自幽州城，经归顺州(今北京市顺义区)、燕州(今北京市昌平区东)和檀州(今北京市密云县)，一直到古北口都设有守捉。这表明至少“京承路”的北京路段在唐朝时已成为驿道。而走“京承路”到今河北省承德市继续向西北，可达奚王牙帐(今内蒙古宁城东)。
四、水路交通的大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今北京地区水路交通的最大发展要属隋朝开凿的永济渠。另外，唐朝时，通往江南的海路交通也开辟出来了。
(一)隋炀帝开凿永济渠
永济渠是隋朝开凿的南起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北至涿郡的南北大运河(见图21)(今京杭大运河)的北段，是历史上开凿的由中原直接通到今北京地区的第一条水路，其开凿于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主要目的是出于对辽东用兵的军事需要。
自东汉末年，曹操穿凿河北五渠后，今河北北部，包括今北京地区，虽然形成了一条纵贯南北的水道，但由于仍以自然河道为主，深浅不一，曲折迂回，经常造成航路不畅，难以适应隋朝经济、政治和军事发展的需要。于是，隋炀帝决定在黄河以北，在曹魏旧有水道的基础上，拓展一条航运能力更大一些的运河。
大业四年(608年)春正月，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可分成3段，其南段起于沁水入河处，北到卫县(治今河南省浚县西)，这是新凿的渠道；中段自卫县往北经馆陶(今河北省馆陶县)、东光(今河北省东光县)等地至今天津市北武清区与潞河会合，系以曹操开凿的河渠故道——白沟为基础扩展而成；北段由今天津市北武清区到隋涿郡南，系改造两条自然河道而成——一条是位于今天津城区和武清区间的南北走向的潞河下游，另一条是位于今武清区到隋涿郡南郊的西北走向的桑乾水(今永定河)下游。永济渠共长1900里左右，在涿郡境内近400里，在今北京地区内则不少于100里。
永济渠凿通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乘坐其庞大的龙舟沿该渠来到涿郡。其龙舟“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资治通鉴》作‘二百丈’)，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周以轩廓；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饰以丹”。同时，其征讨辽东的100多万军队的后勤给养也主要是沿永济渠北运的。由此可见，永济渠运输能力是相当强的。
隋炀帝开凿永济渠，仅用不到1年便完工，给沿线人民造成巨大的痛苦，同时也耗费大量物力财力，但该水道由于极大地便利了北京地区与中原的交通往来，因而对北京地区以后上升为统一国家的政治中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这一点来说，隋炀帝对今北京地区交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二)唐朝时水路交通的繁忙及海路的开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