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仰总和—从地理和历史领域最常见的问题，到原子物理学最深奥的定律，乃至纯数学和逻辑定律—是人为的构造，只沿边界对经验形成冲击。或者换一种说法，全部科学像是一个力场，其边界条件是经验。科学与经验在边缘的冲突引起场内部的再调整。但是，受边界条件即经验的影响，全部的场处于相对未定状态，以至于当出现任一相反经验时，人们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去重新评估那些论断。
—蒯因，“经验主义的两个信条”
1968年9月，27岁的迈伦·斯科尔斯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担任金融学助理教授一职，当时他刚刚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自称是计算机方面的书呆子，帮助教授们解决计算机编程问题，协助教授们进行合作项目研究，依靠这些，他自己挣钱完成了博士学业。他原来的教授客户中有一位是莫顿·米勒。斯科尔斯在米勒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并继续与他合写了多篇论文。
斯科尔斯到剑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给里特公司的费希尔·布莱克打电话，这是前者的研究生同学迈克尔·詹森所提的建议。他们在里特公司的自助餐厅共进午餐。费希尔谈到了他刚完成的福特基金会项目，还谈及他正为马萨诸塞州投资者信托做的工作，是关于如何运用计算机提高其传统的安全分析操作效率的。费希尔对上年将基础研究和实践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感到非常兴奋，但他也在审视未来，想知道这样的工作能持续多长时间。如果最终不得不离开，就像特雷诺在10年后所做的，最好现在离开，开始干更有前途的事情。
斯科尔斯谈起了他的博士论文，是有关验证有效市场假说方面的，还谈及为位于旧金山的富国银行做的咨询工作，约翰·“麦克”·麦克奎恩（John“ Mac” McQuown）正负责围绕新的金融学学术理论，开发有实用价值的业务。和费希尔一样，斯科尔斯对新金融学理论的应用也有强烈兴趣。两人都刚建立新家庭；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都将在次年出生，出生日期只相隔几天。最重要的是，费希尔和斯科尔斯的思维风格互补，所以有可能互相帮助。费希尔是一个理论家，而斯科尔斯是一个数据家；费希尔充满怀疑而拘谨，斯科尔斯率直而开朗。
几个月后，他们得以利用彼此互补性的机会来了。在为富国银行做咨询工作时，斯科尔斯坚持以芝加哥大学有效市场理论为指导。麦克奎恩想方设法全职聘用他，但学术的魅力和麻省理工学院对他的吸引力更强。现在，麦克奎恩征得了富国银行CEO迪克·库里（Dick Cooley）的同意，给新思想一个尝试的机会，他与斯科尔斯接洽，讨论可能的咨询安排。作为学者的斯科尔斯，可用于咨询工作的时间不多，于是斯科尔斯向麦克奎恩建议，希望富国银行也聘用费希尔。麦克奎恩已在证券价格研究中心的活动中见到过费希尔，并且特雷诺也向他力荐过费希尔，所以他同意了。
时机完美无缺。在米米的催促下，费希尔最终鼓足勇气，向里特公司提出大幅加薪的要求，但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他在1969年3月31日正式辞职。在米米的帮助下，他在贝尔蒙特伦纳德街68号租了一间办公室，雇用了一位兼职秘书，开始自己的咨询实践，他称之为金融合伙公司（Associates in Finance）。斯科尔斯是第一位合伙人，但他同样期待与他人合作，例如迈克尔·詹森。费希尔从里特公司带走了两三个现有的客户，但大客户是富国银行。富国银行的合同没有约定明确的时间，但约定了费希尔要为富国银行足足留出一半时间。在密集的工作时期，斯科尔斯会在每天三点离开麻省理工，回家前在费希尔的办公室待上几个小时。
项目本身令人极其兴奋。似乎富国银行的人非常愿意尝试新的和不寻常的事物，愿意为此花大笔钱。事实上，富国有个长长的咨询师名单，费希尔和斯科尔斯也只是其中的两位而已。这个单子基本上囊括了全部顶尖金融学者，当然有夏普和林特纳，但主要是芝加哥大学那帮人，包括莫顿·米勒、詹姆斯·罗瑞、尤金·法玛，外加如迈克尔·詹森和理查德·罗尔等芝加哥大学学生。每个人都在做富国的这份美差。对于费希尔来说，这等于得到了一个机会，一个使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世界成真的机会。如果富国银行能用CAPM赚到钱，那么其他人将云集响应，世界将为之改变。
这个机会使他可以定期造访加利福尼亚。自从费希尔1961年夏第一次造访后，他总想再去那里。由于富国银行在旧金山市位于市场街和蒙哥马利街的交汇处，恰好在市中心，因此他这次对北加州也会有所了解。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大约每月一次飞过去参会，有时会带上米米和小阿勒西娅。那是他们的一段美好时光。
费希尔的角色差不多正对他自己的口味。富国银行的职员做了所有处理数据和计算机模拟这些烦琐的工作，费希尔的工作不过是定期查看他们所做的工作，并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建议。他的工作是运用理论指导他们的实证研究。大部分时间费希尔在4500公里外的波士顿，远离日常活动。但他每月都有一次机会坐在旧金山的会议桌前，整整工作一天。既有远观，又有近距离的参与，这正是费希尔喜欢这个工作的原因。
在富国银行的人看来，费希尔在定期来访期间高度投入，能够长时间仔细查看他们的工作，好像从不需要短暂休息，只靠一瓶又一瓶超甜的冰茶来补充体力。他们拿费希尔似乎无限的膀胱容量开玩笑，但他在一天之内消化他们一个月辛苦工作的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在那些年聘用的所有学术顾问中，费希尔和斯科尔斯做得最好。实际上，帮助富国银行设计出一个赚钱的产品，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当然，其中的原因与其说与赚钱本身有关，不如说与智力挑战有关。费希尔与富国银行的工作互动，使他获得了灵感，这些灵感都转化为了他的金融笔记。几年咨询做下来，积累的笔记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每一篇笔记，都是将CAPM思想运用到不同的实际投资管理问题的一次尝试：“发展短期证券市场”“可变期权”“无税收的杠杆投资”“利率期限结构”“不存在无风险借贷条件下的资本市场均衡”“股利对普通股价格的影响：一种新方法”（与斯科尔斯合作），以及“完全计算机化的证券交易所”。这种高产的状态最后还是没能持续下去，当麦克奎恩在失意中辞职的时候，费希尔与富国银行的合作也走到了尽头。但在合作进行时，有许多乐趣。
多年后，当费希尔离开学术界到高盛公司的机会来临时，在富国银行时期的兴奋记忆将左右他的决定。不仅如此，当考虑在高盛公司可能扮演的角色时，在费希尔的心中，无疑把麦克奎恩在富国银行创立的管理科学部模式，当作将新思想植入传统银行业文化的制度手段。他在高盛的工作与麦克奎恩在富国银行的工作并无太多不同。
富国银行由亨利·韦尔斯（Henry Wells）和威廉·法戈（William Fargo）于1852年共同创建。1848年1月12日在萨特的磨坊（Sutter’s Mill）发现金子后，引发了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富国成立正是为了利用淘金热带来的良机。矿主需要将金粉转换成金币或银行存款这两种现钱的可靠途径，于是富国成了一家银行。矿主们也需要获得商品和邮件的可靠途径，于是富国也开始运营快递服务。很快，富国的代理网络就开始运输金子，接受各种各样的包裹。黄金放在绿色宝箱里，藏于驿站马车车夫的座位下，被运送到别的地方。为了纪念这段历史，驿站马车被设计成富国银行的公司标识。布莱克-斯科尔斯对富国银行贡献的重要性体现在，富国银行决定将他们提出的策略作为驿站马车基金在市场上销售。
在富国银行内部，麦克奎恩是新的有效市场金融理念最重要的倡导者，但他并非从来如此。麦克奎恩曾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机械工程师，但他的志向是成为股票投机者。他在纽约开始其金融生涯，工作日做传统投资银行业务，周末则在时代人寿大厦（Time Life building）的地下室中运用IBM7049寻求股价数据的量化规律。当时，投资管理受一种理念驱动，这种理念认为，有少数“水上行走者”（water walkers）具有挑选将产生超额回报股票的神奇技能。在业绩令人失望的任何时候，新的预言家将取代不足信的预言家，但体系自身依然不发生变化。麦克奎恩打算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用更系统、更科学的方法替换掉整个体系。他想用科学和技术打败市场。
1963年夏天，麦克奎恩第一次听说了费雪-罗瑞有关普通股收益的研究结论。作为芝加哥本地人，1963年秋，麦克奎恩通过共同的朋友与詹姆斯·罗瑞会面，罗瑞将他介绍给了芝加哥大学那群人，其中就有法玛。这是他初次接触有效市场世界观。本杰明·金的实证研究发现，股票市场收益方差的一半可由共同的市场因素解释。这个发现让他猛然领悟，其实水上行走者完全错了。
同时，麦克奎恩密集使用计算机，这引起了IBM的注意，他被邀请在圣何塞的一个论坛上就其工作发表演讲。听众中有兰塞姆·库克（RansomCook），时任富国银行的CEO。他邀请麦克奎恩详谈。1964年3月，麦克奎恩加入富国银行，作为新成立的管理科学部的创建人和负责人，任务是开发货币管理的量化技术，目标是为富国银行开发一款能够推向市场的产品，其中的卖点是包含能够打败市场的技术，而且还要在金融分析部现有的货币管理操作之外运作，以独立自主实现这一目标。在金融分析部，传统的水上行走者占绝对优势。从一开始，人们就认为麦克奎恩是一位计算机专家而非金融专家；在地位低下的计算机部门而非地位显赫的金融部门工作。总之，他被看作一个外行。但他得到了公司最高层的认可，人人都知道这一点。
到加入富国银行时，麦克奎恩已经对市场充分有效充满怀疑。有效市场观认为，股价变化存在的规律似乎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不容易从中获利，但基本分析似乎仍可能有用。于是他雇了两名年轻的量化分析专家，1964年雇用了韦恩·瓦格纳（Wayne Wagner），因其具有统计学背景；1965年雇用了拉里·库内奥（Larry Cuneo），因其具有电机工程背景。麦克奎恩不想要具有金融学背景的人。不论他们需要知道什么，他都能教给他们。
麦克奎恩安排他们先使用单个公司资产负债表数据预测盈利并挑出表现优异的股票。他们买了CRSP的磁带，从标准石油公司租用了计算机，该公司在当时拥有旧金山唯一的一台IBM 7094。当项目开始有结果时，麦克奎恩从芝加哥请来迈伦·斯科尔斯，希望他提供外部的学术视角。斯科尔斯不认同现有的做法，麦克奎恩接受了他的观点。从那时起，麦克奎恩就致力于有效市场资产组合策略，一旦得到CEO的批准，他就开始投入巨资。
其行动计划是从学术界邀请现代资产组合领域顶尖的思想家，有时作为顾问，有时做全职的雇员，帮助富国开发市场化产品。作为回报，富国将资助他们的研究，包括一系列学术会议。在学术会议上，教授们将递交手头正在进行的研究，富国银行的职员会出席并设法理解其要义。
第一次这样的会议于1969年8月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举行。罗切斯特大学位于内森河畔，这条河最终流入了安大略湖。就在同一个月，在纽约高速公路的另一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和音乐会在卡茨基尔山的贝塞尔镇举行。仅一个月前，阿波罗11号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
由于麦克奎恩几乎不能提基于未经检验理论之上的产品的建议，所以第一次富国银行会议的焦点是有关CAPM的实证检验。从这个角度看，第一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费希尔·布莱克、迈克尔·詹森和迈伦·斯科尔斯（BJS）的论文，题目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一些实证检验”。该论文最终于1972年发表。到开会之时，有关CAPM各种版本的混乱已得到消除，大家已开始用共同的语言。简言之，CAPM表明，某一特定股票j的预期收益率可被分为两部分，无风险收益率加上一项—风险的价格乘以股票的风险数量：
E(rj)=rF+[E(rM)-rF]βj
式中，β（或贝塔）代表风险数量，由股票与市场投资组合的协方差衡量。
BJS检验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证实之前的建议，即与理论预测相比，低贝塔股票往往有更高的收益，而高贝塔股票往往有更低的收益。这个经验事实，正如在当时看起来那样，将为费希尔和斯科尔斯提议的驿站马车基金提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