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省委、政府一些部门慰问之后，机械厅以龚厅长为首，人事处处长、办公室主任、财务处长等七人也去了一趟沟墩乡。名义上是看望邓一群，帮助沟墩乡群众，但实际上是借机看望苗得康。邓一群心里清楚得很。苗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大家都知道。龚过去和苗得康关系一般，他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增进一下感情，这对他有好处。邓一群还有不知道的一点，就是龚长庚正感受到一种危机，龚自己已经感觉到下面的两个副厅在暗里搞他，其中数刘志新对他意见最大。他知道，刘志新搞他绝不是想再上一个什么位置，而根本是工作上的矛盾。有些问题已经比较集中地反映到省里去了。
他的日子并不舒服，但他能对谁说呢？
县里的领导都出来了，乡里的领导说话就都排不上队了。机械厅向沟墩乡送扶贫款十万元，以及一批农机具（这些农机具都是从下面一些厂里调来的）。邓一群心里很高兴，这也算是他的成绩。如果没有他在这里，这些东西自然不会有。
苗得康组长向以龚厅长为首的机械厅局的同志介绍了邓一群在这里的情况，说这个小伙子很不错，各方面表现很好，说明厅里在考虑扶贫下派对象时选对了人。邓一群知道，苗得康说的是面上的话，但也的确有点真实意思。邓一群自觉下来工作是努力的，很多苦是他过去所没有吃过的。有些事情即使是表面文章，他也做得很努力。
在苗得康面前，邓一群一直很小心地保持自己的形象。他知道，苗得康对他印象的好坏，对他有前程还是有很大影响的。除了工作上，个人生活他也格外小心。他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很多真实。谁都会这样。苗得康对生活，对人生，对事业，内心的那些真实想法也同样不会对他邓一群说。他想。
邓一群在沟墩乡的那些干部眼里，是个前途无量的人。首先是因为他年轻。在乡里，像他这样的年轻，不要说当一名处级干部，连成为科级干部都是不可想象的。年轻，又有学历，就这两大法宝。而且，他们心里想：他的背后一定有靠山。他们已经隐约听说，邓一群的岳父是位老干部。这样的人当然不能小瞧。邓一群自己也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给那些人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虽然他们对他的前程没有任何影响，但自己身份不同，自然要讲究。
龚厅长一行在县里前后呆了五天。
五天里，邓一群有机会陪龚长庚单独出去过一次。那一次是邓一群的一个同学请客，在县里最好的酒店“白天鹅”。那个同学就是这个酒店的老板。他过去在一家工厂里当供销科长，后来就辞职办起了这家酒店。他认识县里上上下下不少人，在他眼里，所有的领导（男性）都好吃、玩、钱、权、女人。因为在他经营的过程中，有什么困难需要领导解决的，没有一样不是通过这些解决的。对邓一群的到来，他很高兴，以为又是找了一个台柱子。邓一群过去从来也没有接受过他的邀请，这次龚厅长，他就想单独安排一下。
那晚的酒桌上没有外人，一共只有五个人，县里的干部一个也没有。吃完饭，邓一群的那个同学安排去楼下跳舞，给邓一群和龚厅长每人叫了一位。其中一个很漂亮，邓一群让给了龚厅长。跳了一会，那个同学把邓一群叫出去，说：“老兄满意吗？有什么要求只管提。”邓一群知道他的意思，笑着否认了，说：“我主要是陪领导来潇洒的，非常感谢你的安排。”那个同学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这就生份了，老同学还那样客气干什么？以后在县里，少不得你关照。”邓一群笑笑，说：“有什么需要，你也只管说。”那个同学突然问：“我看你们领导很高兴，要不要把他单独安排一下？”邓一群觉得事情有点严重，多少有点唐突。那个同学大咧咧地说：“这种事情我见多了。我这里绝对安全，你不要管。”
邓一群没有进包厢，因为他吃不准这事情的深浅。他只知道那个同学把龚厅长果然安排到包厢里去了。他在吧台那边和陪跳的小姐聊了一会。那个小姐知道他是老板的客人，不敢造次。一直到晚上十点多，龚厅长出来了，问：“你刚才到哪去了？”邓一群说：“接了一个同学的电话，然后他过来，在外面聊了一会。”龚厅长说：“小县城也很开放啊。”邓一群说：“哪里都一样。”龚厅长说：“那个小姐唱歌唱得很好，我很久没有这样放松过了。”听他那口气，是在说他只是同那个小姐唱歌了。邓一群也默认了，这种事情，只有天知地知了。
让邓一群感到高兴的是龚厅长接受了他的这次纯粹私人性质的吃请。有了这一次，后面就好办了。私人友谊常常是这样开始的。不论龚干了还是没干，他都要把这件事当成没有发生过一样。龚长庚这次接受他的请吃，也是出于邓一群意料之外的。他是个很讲身份的人。邓一群请他之前，就已经讲清楚了，请吃的主人是他过去的一个同学。邓一群在酒桌上也没有介绍他是谁谁，只说是自己的领导。一切看起来仅仅像是一次很随意的吃请。
龚后来很满意。
邓一群有空就回去看看他的母亲。
两个乡之间距离很近，来去方便。有时沟墩乡会有车子去，有时那边来车子，也有时是邓一群自己骑车回。骑车的那种感觉也不错。
老家的一切都很好，让他放心不少。
自从他到这个县里挂职之后，他家里人明显受益。他哥哥的厂子开得越来越像个样子了，如果说原来还只是一个作坊的话，那么现在真正有了工厂的样子。村里将原来的一个粮食加工厂的十多间厂房低价给了邓一彬。这里面自然是因着邓一群的关系。现在厂里已经招了有几十个工人。那些工人大都是村外的，邓一群告诉他千万不要招本村的，那样会有不少麻烦。工人有男有女，男工大都是已经成家立业的，女工相对年轻些。为了让老大的这个厂办好，邓一群没有少同乡里的那些领导喝酒。喝酒自然是乡里请他。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要是没有能耐，你就得请他喝酒；你要是有能耐，他反过来会请你喝。邓一群就是属于那种有能耐的。
乡里的税务所连税收也少收不少，他们都知道这个厂和邓一群的关系，正所谓“打狗看主人”。邓一群感觉到这个家需要他。不能想像，这个家庭没有他会是怎样。可以说，没有他邓一群，就不可能有邓一彬的今天。邓一彬好了，其他的人自然也会好。为他家人，他也必须努力地当官。
邓一群知道自己要怎样的进行努力。
邓一彬也有了些变化，讲话比原来有力量了。一个农民，如今则成了老板。身份不一样，说话也就不一样了。邓一群感觉邓一彬的自我感觉很好。他去过他那个厂里的办公室，虽然很简陋，但它的确是个办公的地方。一间房子，墙壁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一张旧办公桌，上面散着几张过期的报纸，一部电话。邓一彬穿件旧西装（那是邓一群淘汰给他的），敞着领口，坐在旧木椅上。不时地有那么一、两个工人（农民）进来，向他请示什么。邓一彬就粗声大气地说话，有时还会大动肝火，骂得那些进来的人狗血喷头。“这些人他妈的一点小事也做不了。”他对邓一群说。有钱了，身份就开始不一样，说话做事的方式也开始不一样。像他这样的，就叫农民企业家了，邓一群想。
在中国，对农民的歧视，事实上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连语言也不例外。除了中国，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企业家被冠以“农民”这样的字眼呢？农民，成了愚昧、贫穷的代名词。即使你是“企业家”也不行，你也还是农民。邓一群没有意识到，事实上他和哥哥身上的有些东西是比较像的。
嫂子刘正菊现在变得低眉顺眼，忍气吞声了。男人的力量强大了，女人自然就会弱下去。邓一群听他妈妈说，他们前一段日子经常吵架。邓一彬独揽了家里的经济大权。刘正红说邓一彬和外村的一个女人相好，经常给那个女人送钱。也不知是真是假。邓一群听说了默默。一个晚上，兄弟俩坐在屋里聊天，邓一群问他是否有这回事，邓一彬半天也不吭声，好久，说：“别听刘正菊的，哪有那样的事。”邓一群说：“男人么，有也是正常的。只不过不要影响家庭。”邓一彬说：“不会的。”邓一群就知道八成有，正应了时下流行的一句话：男人有钱就学坏，女人学坏才有钱。
沟墩乡还是那个样子，争取到一些扶贫款后，开始修路。乡里到县上，五十华里。“要致富，先修路”。乡里的劳力全都发动了起来。
乡里发生什么样的事都不足为怪，什么样低下的事都有，但那次突然发生的一件事，还是让邓一群感觉很吃吃惊。
一天早晨，邓一群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看到点心里只有两只包子，而往常都是有油条的。这里的油条炸得很好，又大又脆，比城里的好。炊事员老晁告诉他：今天早晨没有买到，原因是那个三垛村在街上开面食店的姑娘自杀了。
邓一群听了一惊。那个姑娘邓一群是见过，红红的脸，一副老实样子。不漂亮，身材不错。但农村人是不怎么看重身材的。所以，乡里人的眼光，觉得她还是一个很平常的姑娘。邓一群问老晁是怎么回事，在一边陪他吃早饭的乡文书说，是因为她有卖淫行为，被派出所抓起来，畏罪自杀的。
卖淫？她也卖淫？这让他多少有点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