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背后，腥风血雨的间谍行动同样还在惊心动魄地进行着。他们只是坐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欣赏自己导演的一幕幕令人瞠目结舌的历史大片。
日出行动
日出行动是杜勒斯导演的一场精彩行动，是美国情报史上的一大经典。1945年2月，党卫军意大利战线负责人卡尔·沃尔夫将军的两位代表来到杜勒斯面前，谈判关于投降的事。沃尔夫是希特勒的心腹，在党卫军中他的权威仅次于希姆莱，位高权重，杜勒斯不能不怀疑。为考察其诚意，杜勒斯提出：两位意大利游击队重要人物落在盖世太保手里，如果沃尔夫真有诚意，先释放这两个囚犯。几天后，这两位游击队领导人被送回，接着沃尔夫亲自来到伯尔尼，要与杜勒斯就投降问题直接谈判。
沃尔夫主动提出愿意做三件事以表诚意：停止针对意大利各党派的敌对行动；将关押在意大利北部的最后一批犹太人释放；对关押在意大利蒙塔的350名盟军战俘的安全负责。在杜勒斯的要求下，他还答应回去说服意大利战线德军统帅凯塞林元帅投降，因为他与凯塞林的私交很好。杜勒斯的报告传到战略情报局总部，多诺万极其兴奋，赶紧上报。华盛顿立即把这一情报通知给英国。亚历山大元帅派出两个将军来到伯尔尼，准备谈判并接受投降。这次行动的代号叫做“日出”。
这时事情发生了变故，凯塞林元帅被召回柏林任西线德军总司令。沃尔夫试图说服他，把投降的规模扩大到整个西线。可是凯塞林不同意，但他也没有去告发。将军们等了一个星期没任何消息。此时盟军正一步步向前推进，如果不能赶在盟军取得重大胜利之前实施投降，这个行动就没有意义可言了。
杜勒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要知道此事都已经捅到了英美两国的元首那里，被看成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了。一直等到3月26日，沃尔夫终于带来口信，说他将带来一个“完整的方案”。但是直至4月11日还没有新消息，连杜勒斯都忍不住怀疑自己被骗了。就在这时，罗斯福总统逝世，杜鲁门上台后，立即命令战略情报局停止在伯尔尼与德国人接触。杜勒斯在4月20日收到了总部的电报，第二天他就得到消息：沃尔夫将军已经带人在前往瑞士的路上，准备立即就意大利的德国陆军、党卫军以及盖世太保的投降问题与盟军磋商。
其实在4月15日，沃尔夫的飞机就离开了萨洛。他绕行布拉格，花费了两天时间，4月16日深夜在柏林以南二十五公里的机场降落。这一天正是前苏联红军对柏林发起总攻的日子。沃尔夫在途中苦苦思索，是否希姆莱已经知道他与杜勒斯的口头约定。4月17日上午，沃尔夫与希姆莱共进午餐。席间，沃尔夫再三保证，他一直在按希特勒的意志办事。突然，卡尔登勃鲁纳一阵风似的闯进来，说有话要同希姆莱单独说。他将刚收到的电报内容报告给希姆莱，说沃尔夫和舒斯特尔红衣主教正在进行秘密谈判，几天后，可能最后签订意大利全线停火协定。沃尔夫被叫进屋子，受到了希姆莱劈头盖脸的一番指责。沃尔夫曾经委托一名部下负责与红衣主教的谈判，当着希姆莱的面却发誓说：“我个人从来没有同红衣主教举行过投降谈判。”
希姆莱见沃尔夫信誓旦旦，样子十分真诚，对这个情报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但卡尔登勃鲁纳却不相信沃尔夫的话。他俩争论了足足一个小时。希姆莱一会儿相信沃尔夫，一会儿又倾向于卡尔登勃鲁纳。沃尔夫暗想，这好比是拔河，希姆莱是绳子。
沃尔夫眼看已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便要希姆莱与卡尔登勃鲁纳跟他去见元首，当着他的面驳斥他们的谰言。沃尔夫扬言，他准备向元首报告：希姆莱和卡尔登勃鲁纳都收到过瑞士谈判的详细报告，他还要报告：希姆莱严禁他向元首报告有关谈判的消息。希姆莱顿时大惊失色，哪里敢去见希特勒，便让卡尔登勃鲁纳陪沃尔夫去见元首。
4月18日凌晨3时，沃尔夫与卡尔登勃鲁纳坐车来到总理府。在走进地下避弹室之前，沃尔夫说：“如果你向元首汇报你的特务的报告，我是不会一个人上绞架的。希姆莱和你，一个也跑不了，我们一块儿死！”卡尔登勃鲁纳气得脸色发白，半晌说不出话来。
希特勒一见沃尔夫劈头就问：“为什么在瑞士同杜勒斯谈判，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这样做？”沃尔夫从容不迫地说，领袖在二月六日当着外交部长的面指示过，如果新的秘密武器不能及时完成作战准备，就必须暂时跟盟国进行谈判。沃尔夫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说着，谁也没有打断他的话。说话时，他两眼直视希特勒的眼睛，一刻也不回避。他感到，要是避开元首的目光，他的性命就难保了。沃尔夫接着说，他把元首在那次会议上的赞许态度看作是“祝福”，因此，他就采取了行动。由于来不及请示柏林，他自做主张地会见了杜勒斯。
“我的领袖，现在我高兴地向您报告，我已通过杜勒斯成功地打开了通向美国总统、丘吉尔首相和亚历山大元帅的大门。我请示下一步行动该怎么办？”
希特勒注视着沃尔夫：“好，我同意你的建议，你非常幸运。”沃尔夫如释重负，夸大地介绍了瑞士谈判的情况，并强调说，由于总的军事形势和俄国的态度，无条件投降不可避免。
傍晚时分，希特勒在总理府花园里再次接见了沃尔夫。他和沃尔夫、卡尔登勃鲁纳在颓垣断壁之间散步，继续凌晨的讨论。希特勒首先开口，描述了他为保卫柏林建立的反坦克防线，红军的进攻即将被挡住。但是他承认，俄国部队与英美部队可能在柏林以南的某地会师。他说，罗斯福与丘吉尔同意让俄国人进入欧洲，但俄国人将不会在预定位置收兵。可是，美国人不会容忍这种情况，不得不用武力击退俄国人。到那时，人们会来请我参加决战。
沃尔夫不胜惊愕，看来希特勒差不多是神经错乱了。希特勒最后说：“目前的谈判，你要采取拖的态度，从而争取比较好的条件。”
4月20日，沃尔夫火速返回自己在意大利的司令部。尽管希姆莱通过电话命令他不得前往瑞士，并把他的家属作为人质，但沃尔夫的决心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
4月22日，在菲廷霍夫的司令部里，召开了一次由高级将领参加的摊牌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菲廷霍夫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勉强同意与西方盟国谈判。他授权施威尼茨中校作为他的代表，但又规定他只能在指定的范围内行事。
4月23日，沃尔夫带着施威尼茨，以及他遴选的文纳少校越过瑞士边境。在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前，魏贝尔少校已获悉盟国已经决定中止一切谈判。魏贝尔打电话给杜勒斯说：“我们如果半途而废，将被人取笑一辈子。”
杜勒斯爱莫能助，他接到命令，不准与沃尔夫接触。“我们不能这样做，”魏贝尔对着话筒喊道，“德国代表已经到了，准备签订无条件投降书，盟国却不想见他们！你们看来是想通过杀人来结束战争。”魏贝尔的话打动了杜勒斯。他终于答应向亚历山大元帅报告，请求恢复与沃尔夫的接触。
次日上午，三个德国人像关在牢笼里的狮子一样在屋里踱来踱去。沃尔夫说，他不能在这个远离自己司令部的地方待下去，要是军事形势突变就糟了。克拉克中将率领的美国第五集团军已突破德军防线，情况越来越严重。希姆莱又发来急电，命他立即同他通话。希姆莱说，坚守意大利前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必须停止进行任何谈判。
沃尔夫的处境越来越糟糕。沃尔夫对魏贝尔说，他不能再呆在瑞士了。4月25日午夜，沃尔夫越过边界，终于返回到意大利。
4月27日下午，沃尔夫绕道奥地利，返回他设在波尔萨洛的新指挥部。格费尼茨也动身回家休息去了。但他刚进入梦乡，就被杜勒斯打来的电话唤醒：华盛顿允许同德国人恢复谈判。他还接到亚历山大司令部的命令，立刻把沃尔夫的两名密使送到意大利南部。
5月6日，杜勒斯被召到艾森豪威尔设在法国的前线指挥部，出席德军的投降仪式。持续65天的“日出行动”从此成为美国情报史上的经典，杜勒斯也因此获得了自由勋章和总统嘉奖。
北极行动
二战期间，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的反间谍战空前激烈，交战双方都绞尽脑汁诱使敌方间谍反戈。德国反间谍机关精心策划的“北极行动”可以说是一个范例。
1941年秋天，纳粹德国秘密军事情报机关的少校吉斯克司来到德国军事占领区荷兰指挥反间谍活动。过了不久，吉斯克司捕获了英国的一个秘密电台，俘虏了电台的报务员劳威尔斯，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个英国间谍网RLS小组一网打尽。吉斯克司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开始大胆地酝酿一个名为“北极行动”的反间谍行动方案。
吉斯克司向劳威尔斯提出，只要他向伦敦方面发出他在被捕时未能按时发出的3则电报，就可以免于一死。劳威尔斯答应了这个条件。按照与伦敦总部的约定，劳威尔斯在发出每一则电报时，都应该在每则电文的第16个字母上制造一个错误，如果没有这一暗记，那就表明他已经出事了。在发出这3则电报时，劳威尔斯秘密地向伦敦总部发出了这样的警示。但是，伦敦总部居然没有注意到。由于英国人的失误，“北极行动”迈出了它成功的第一步。
第二次发报时，劳威尔斯接到伦敦方面的紧急指示：为空降准备降落地点。在德国人的威胁利诱下，劳威尔斯又一次回到了发报机旁。没过多久，伦敦方面空降的4个武器箱和1名谍报员便被德国人悉数收领。而伦敦总部也很快收到了空降成功的电报。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伦敦方面派出了更多的间谍在荷兰。德国人将这批间谍连同他们的电台一并收缴。一段时间里，德国人利用RLS电台与伦敦建立了14条联系渠道。这样，伦敦与其在荷兰的间谍网络联系完全被德国人控制了。
伦敦方面对发生在荷兰的这一切竟然毫无察觉。其间，劳威尔斯在给伦敦的发报中出现过几次“不正常”的行动，但始终没有引起伦敦方面的警觉，反而引起了德国人的注意。德国人立即通过其他渠道向伦敦“请示”，由另一名“后备”发报员取代劳威尔斯。这一“请示”居然顺利地得到伦敦方面的批准。
英国人陶醉在自己的“巨大成功”里，他们甚至计划在荷兰建立16个抵抗组织，总人数为1600人左右。负责此项行动的英国间谍江布罗斯一到荷兰就与德国人组织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德国人的“帮助”下，英国人梦想的16个“抵抗组织”建立得非常顺利。伦敦方面前后派出多达34名间谍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不用说，这批间谍一到荷兰便成了俘虏。
德国人通过RLS向伦敦报告说，目前他们已经组织起了1500多人的庞大的地下抵抗队伍，需要物资上的援助。伦敦接到电报的当天夜里，便出动飞机空投了5吨的物资供德国人使用。
后来，伦敦方面电召江布罗斯回总部。德国人当然不能放走江布罗斯。最后，被逼无奈的德国反间谍组织只好电告：“在鹿特丹，遭到德国警察的袭击之后，江布罗斯下落不明。”
这件事使英国情报部门多少产生了一些警觉。它另派了一个名为“高尔夫”的间谍小组来到荷兰。“高尔夫”空降到荷兰后，在伪装成法国难民的德国反间谍机构成员阿诺德的“帮助”下，成功地将两名潜伏在荷兰的英国空军军官安全送回了伦敦。“高尔夫”小组这次的“成功”使伦敦对自己在荷兰情报网络的安全可靠性的怀疑烟消云散。它继续给德国人投送“珍贵的礼品”。德国人先后共截获了英国近200次的空投和50余名谍报人员。
伦敦方面一直陶醉在德国人为它编造的所有发生在荷兰的“抵抗活动”的神话中，并想入非非地盘算着如何利用那支拥有1500人之众的“影子部队”与德国人开展武装斗争。
直到1943年8月，因为两名英国谍报人员越狱逃走，德国才被迫决定终止“北极行动”，结束了对英国人长达两年的愚弄。
火炬计划
1941年底，美英两国达成协议，盟军将于次年底进入北非，开辟新战场。这一计划代号为“火炬”。这时华盛顿对北非的形势简直是一无所知。陆军情报部的一位专家奉命分析利比亚的供水情况，他在资料室里找了半天，只找到一个很薄的文件夹，里面夹着一份20年前的电报，一篇报纸副刊上的文章，题目是《饥渴的沙漠》，还有一份旅游宣传材料，印着沙漠和几棵椰子树的照片。这就是相关的全部资料。
情报的空缺必须立即填补起来。战略情报局迅速接管了美国在北非的情报机构，多诺万委派“一战”英雄、海军陆战队上校威廉·埃迪为负责人。埃迪拿着200万美元，扩大了先前法国的地下秘密组织，并找到当地的部落和宗教首领寻求帮助，后者出动了上千名信徒帮助盟军搜集情报和偷运武器。
埃迪的间谍提供了大量有关北非海岸的防御工事和法军军力的情报，使得北非远征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得以对作战条件有全面深刻的了解。不仅多诺万，就连多诺万的死敌，陆军情报部部长史特朗也对他的情报工作表示赞赏。1942年8月，埃迪去伦敦向盟军领导人汇报情报，他负过伤的腿一瘸一拐，胸前挂满勋章，让人心生敬意。巴顿将军曾不无敬佩地说：“这个兔崽子总是大难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