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家乡独自一人远赴新加坡求学的经历，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轻松自在。新加坡的教学方式和国内大相径庭，老师与同学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生疏的，张悦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孤身一人，也没有什么朋友可以谈心聊天。在新加坡的日子里，张悦然体会到更多的是孤独寂寞，她的生活状态很不如意，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都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内心与环境的对峙。那段时间她很痛苦，但是也正是那段不愉快的生活，刺激了她的创作欲望，让她爆发出了无穷无尽的灵感。当时，对她而言，写作就像是唯一能够牢牢抓住的救命稻草，变得异常重要起来。
在新加坡，她终于又回到了写作的道路上。在写作的过程中，她重新找回了原来的自己，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并且看清楚了将来的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如何走下去。写作救赎了她，抚慰了她不安的灵魂，让她不再六神无主，摆脱了孤独，逐渐平静下来。也正是因为远离了当时国内的把80后作家炒作得热火朝天的环境，张悦然才得以一直保持着自己谦虚、真诚的本色，忠实于内心的写作。
2003年，张悦然在新加坡获得了第五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第二名，随后，她的个人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004年，张悦然的长篇小说《樱桃之远》、图文书《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红鞋》以及小说集《十爱》等相继出版。《葵花走失在1890》一书短期内销售量已经达到了8万册，而《樱桃之远》一书半年内销售十几万册。作为一名年轻的80后作家，张悦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2006年完成学业后，张悦然回国了，并且选择了在北京定居，继续自己的创作，但是她始终保持着低调，也从不介入任何纷争，决心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文学。
直面灾难令她成长
作为一名80后，张悦然一直认为：80后不仅仅应该是追求时尚、言行前卫的一代人，更应该是有担当、敢于承担的一代人！
2005年3月，印尼发生了特大海啸以后，灾难让无数人的生命在一瞬间灰飞烟灭。得知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之后，张悦然马上起程，打算去旁边的皮皮岛看当地人怎样在海啸之后重建家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3月26日，在她到达的当天，正好赶上了印尼大地震。那天的情形，就像海啸一样，山崩地裂，天地变色。在安达曼海上，张悦然和两个当地人一起蜷缩在一艘小船上漂流了整整一夜，就像大海里的一叶浮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夺去生命。在那个漆黑而又风雨交加的夜晚，她的脑海里突然迸发了一个火花，或许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但属于这个人的记忆应该通过某种方式留下来。她很想写一个关于失去记忆与找寻记忆的故事。
经历了海上惊魂一夜的张悦然，在平安回来之后，更加感觉到了生命的可贵，也更加珍惜活着的时光。这次生死边缘的经历让张悦然思考了很多，也成为她尝试超越自己以前的作品、开始写作《誓鸟》的灵感源泉。
《誓鸟》的故事发生在我国的明朝，故事的背景是郑和下西洋的大航海时代。大臣的女儿远嫁到南洋，却因一场大海啸而丧失自己所有的记忆，为了找回失去的记忆和爱情，只是凭着一个远古的神话，这个女子不断地寻找那些藏在贝壳里的记忆，在经历了生育、病痛、牢狱之苦后，最终成为拥有无数记忆的“最富有的人”。
2006年11月，《誓鸟》出版了——张悦然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来写这一本书。除了青春和爱情，在《誓鸟》里张悦然还努力将历史融进了小说，这在“80后”作家的写作中还是十分罕见的。
80后的“成长宣言”
2003年12月，庄羽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的对象正是“80后”的领军人物——郭敬明，原因是他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剽窃了庄羽的作品《圈里圈外》。在审判之后，法院判决抄袭成立，郭敬明表示不满并提出上诉。2006年5月2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了郭敬明的上诉要求，判决郭敬明与出版方共同赔偿庄羽经济损失20万元，精神抚慰金1万元，并且要求郭敬明在媒体上对庄羽公开道歉。
然而，这场历时两年半之久的诉讼并没有因此而划上句号。郭敬明在支付了21万元赔偿金之后坚决不道歉，郭敬明的粉丝也附和着，在网络上对庄羽进行铺天盖地的抨击甚至辱骂。这一事件引发了诸多有识之士的谴责，然而文学界对此几乎完全失语。正是张悦然对“郭敬明不道歉”的表态，打破了文学界的沉默，并且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80后：一场“奥斯维辛”悲剧》的文章：
今年夏天我第一次见到了残雪。去时忐忑，有隐隐的激动，仿佛为了证明某种秘密的猜想。她是一个不会感到燥热的人，在遮蔽得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她镇定自若地坐在我对面，长衫长裤，一丝不苟。这使我相信，她的内心也被这样严严实实保护起来，决意与世界隔绝。
面对残雪，我内心的坍塌是显而易见的。我尚在懵懂之间，就已经成了一位“明星作家”，我以往的作品曾经被各种力量推举上一条招摇、喧嚣的道路。我的同龄人也有很多是工于心计，不计后果甚至虚构荣誉的。我们总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忽略，原囿甚至是放纵自己的过错，向着一个邪恶的桃花源飞奔。我们之中，是否有人真的察觉，这是一条与文学、与我们最初的梦想南辕北辙的道路？
由于太多敏感的背景，又害怕引起各种猜忌而伤及自身，我很长时间对郭敬明“拒绝道歉”一事噤口不言。现在看，我们的沉默已经清楚显示了我们这代人已经缔结了一桩不道德的交易：我们在场而不作为，我们明了而不声张，我们围观而不援手，我们爱惜自己的羽毛但不善良……
我们曾经是一群有着纯粹文学梦想的少年，当那些年轻而稚拙的作品呈现于世的时候，我们被迅速套上了“80后”枷锁。从此，我们成为了文化标本，接受各种研究者的观摩；我们是商业手段，被各色人等用来攫取利益；我们是娱乐道具，被媒体和各类言论反复把玩……终于，我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我残杀：为自己编织一顶顶虚无的荣誉花环，开始各种和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游戏……直至“郭敬明事件”的爆发，预示着我们这代人肆无忌惮地走向了我们梦想的反面。我仿佛看到了一场微型的“奥斯维辛事件”正在上演。
我是不是危言耸听了？欧洲人反思奥斯维辛，是在“世界的血”之上的自我拷问与自我鞭打：恶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这也许是人性使然，然而恶会一次次胜利，这是人类的耻辱。而我们这些年轻的作家及拥趸们对历史野蛮经验感到天然的亲切，甘之如饴，这才是令我感到无边的恐惧和绝望的地方。
有人说，一个真正的诗人内心要“既有耶路撒冷又有奥斯维辛”，这是从文学本质生发出来的永恒命题。在作家的灵魂里，耶路撒冷和奥斯维辛既是连接的堡垒又是相互的镜像，人类理应从奥斯维辛来到耶路撒冷去。而在被高度娱乐化的“80后”这里，恶却是核，所有的圣洁都是虚幻，是壳，不是其所是，是其所不是。
郭敬明事件的灾难性还不在于抄袭行为本身，而是它拍打整个社会的回响，冷漠和没有负罪感才是最可怕的。你不愿意道歉，说是为了那些爱你的人。而我所看到的是适得其反的情景：你的驰援者们赞叹你“抄也抄得有水平”，你的部分崇拜者为了捍卫你，有失正义地诋毁受害人，而你坦然地目睹这一切。我想问：你真的爱他们么？结论是：你只热爱你自己。
现在，整个“80后”写作者急需一个以自我拯救为目的的“马歇尔计划”。因为我们即将会为缺失公正、荣誉、良知、廉耻而窒息，它是如此的刻不容缓。那句名言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个夏天天气闷热，雨水也许应当更充沛一些，用以洗刷我们的罪，用以浇醒那些执迷的人，让他们顺着雨后洁净的小路，重新走上梦想的大道。
这份公开的“80后”自己反省反思“80后”成长困惑的博文一经发表，就在网友中引起了广泛的回应，博客的文章点击率仅一天就高达25000之多，在文学圈内外都引发铺天盖地的议论。网友们纷纷留言，对张悦然顶住各方压力敢于仗义执言的勇气表示钦佩，称赞“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言”。这篇文章，也被认为是张悦然以及她所代表的一部分“80后作家”的成长宣言。这表明了，“80后”正在成长，并且逐渐成熟起来。
从没有一年写好几本书的经历
自从2006年11月出版了《誓鸟》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张悦然再也没有写过任何小说。“很多杂志都在向我催稿，但我这一年里没有写过任何的小说，没有交过任何的稿子。这种情况很多人不相信，他们觉得很奇怪。”
商业运作的成功是“80后”作家一夜成名的重要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很多争议。2004年前后，张悦然就连续出版了《葵花走失在1890》等6部作品。但是张悦然这样说：“确切说我没有一年写好几本书的经历。读者见到我的好几本书，有的是图文集的形式，比如《红鞋》。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书里的照片全是我自己在新加坡拍的，所有的文字是对图片背景的呼应。另一种情况就是，两本书都是之前写的，可能出版社觉得销路好，就想继续出，会有两本书同时上市的情况，但并不是说两本书是同时写的。从《誓鸟》到现在整整一年时间，我只出了文集。”
年仅二十几岁，张悦然就已经拥有了四卷本的个人文集。然而，创作却不会随着作品的结集而止步。如果说以前张悦然关注的更多的是个人的情感，那么逐渐成熟起来的她已经开始将感觉的触角向更广泛的地方探去，只是与许多人不同，她喜欢用一种更加文学化的感受方式与表现手法。
张悦然说：“我感兴趣的是人在各种阶段情感的变化与人的命运。我感觉这些是更加本质的东西。有些人写和打工有关的文学，这肯定有价值。但这些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可能也会去体验那样的生活，去关心某一个群体，但我不会把这种生活得来的经历直接作为小说创作的资源。如果我的下一部作品还是和《誓鸟》一样与现实生活关系很远，但这并不能说明我这段时间没有体验生活。可能我为体验生活做了很多事情，但这些不会在小说中非常直接地呈现。资源和小说之间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我希望小说有更多的想象力和更多空余的空间，不想它填得很满。”
蒋方舟：早熟的苹果好卖
7岁开始写作，9岁出版散文集，11岁成为畅销书作家，12岁在两家有影响的报纸上开设专栏；她曾被誉为“神童作家”、“天才美少女作家”，16岁就担任中国少年作家学会首任主席；她拥有青春靓丽的形象、机敏犀利的谈吐，近年来成了包括中央电视台、美国《时代》周刊甚至著名时尚期刊等媒体竞相追捧的宠儿。面对这些，年轻的襄樊女孩蒋方舟神色淡定，她说：我不过是一只早熟的苹果……
母亲的期许
20年前，湖北襄樊铁路中学家属大院的一棵老皂角树，枝枝蔓蔓延伸至3楼，每天早上7点左右，都要迎来到阳台上浇花的女人。浇完花不到半个钟头，她会在5单元的楼门出现，穿过拐角取停在路边的自行车，骑着它去教课。年年如此。这个女人不止一次地想，我女儿将来一定不能这样——母亲尚爱兰的期许是蒋方舟成长中绕不过的一环。
“希望这东西却会自动升级。”尚爱兰说。怀孕时她只希望生个手脚齐全智力健全的孩子，看到女儿没有什么天生残障，又希望她能够出类拔萃。再后来，当她察觉女儿和自己一样敏感、想象力超群，对女儿的期待就更多一些。希望她能够独立，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生活，希望她像男孩一样，坚强地活着。小方舟没有辜负母亲，“我妈说我哭声嘹亮，一掌握了哭这个表达方式就物尽其用。2岁就会用虚词连成比较完整的句子。”这些不起眼的特质，是尚爱兰眼中闪烁着光芒的碎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