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花”出去最初几个月，先是每隔一两天，给“小炊哥”打一个电话回来，说些知心和体贴的话儿。后来四五天一次，再后来变成十天半月一次，然后是一个月两个月一次，而且话越来越少，口气也越来越冷淡。七八个月过去，“羞花”干脆不来电话了。“小炊哥”有时打过去，“羞花”不是借口在上班，就是说忙，没说上两句话就挂了电话。过了没多久，“小炊哥”再打过去，“羞花”的电话停机了。从那以后，“羞花”就像是从人间蒸发了，“小炊哥”怎么也联系不上自己的女人。“小炊哥”隐隐地感到了不安，他急忙谎称母亲病危，请了假悄悄赶到“羞花”打工的厂里，这时，“小炊哥”才从同村的哥们儿嘴里了解到，“羞花”到广州不久，就被老板包养了。一个月前，“羞花”和老板都离开了工厂，不知到哪儿去了。
等“小炊哥”重新回到乡政府时，人们突然发现他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一张年轻的脸上整天阴云密布，和谁也不说话，动不动就发脾气，仿佛别人上辈子就欠了他什么一样。一天早上到了吃饭的时间，大家见他还没起来生火，就推开他卧室的门去叫，结果才发现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床前有一个装安眠药的空药瓶。大家才知道他这是在用安眠药自杀，见他还有一丝气息，急忙把他抬到乡卫生院，这才抢救过来。可是事后，他并没有感谢大家，反而埋怨为什么不让他死？从此，“炊哥”的脾气就越来越坏了。这时，要是谁再对他或他做的饭说三道四，他就不客气了。
你说菜咸了，他干脆再抓一把盐撒进里面，你说汤里没油水，他就一滴油不放，你爱吃不吃，关我屁事！你要说他厨房卫生不好，他干脆就当着你的面，一边揉面，一边擤鼻涕！有次，龚文军好心地提醒他要注意和同志们搞好关系，第二天，他就“病”了，一个星期不开伙，乡上又禁止大家烧电炉，这样，几十号人就只好去照顾“胡传魁”的生意而还不敢说什么——人嘛，谁没有生病的时候？“炊哥”明知道大伙儿现在心里既怕他，又恨他，可他仍我行我素，有种“看破世道冷透心”的味道。不但对工作如此，对女人也是一样。
前几年，有人又给他介绍了两个女人，其中一个也是离了婚的，但他似乎对女人已经死了心，连面也没去见。所以到现在，他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人不饥。才参加工作那几年，除了本职工作，对领导给他安排的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不但积极完成，还看成是领导对自己的一种信任。可现在，除了厨房里那点儿事，哪怕一些举手之劳的小事，他也绝不会去干。有次，办公室李亚莉主任上厕所方便去了，办公室桌子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而他当时正在办公室墙根下的椅子上晒太阳，只要一伸手就可以从窗格子里拿起话筒，可他就是懒得把手伸出去。结果那次上石岭子乡受到县上的通报批评，因为那正是县政府查岗的电话。渐渐地，“炊哥”就成了上石岭子乡乡政府一个大家都拿他没办法的“人物”。
可突如其来的灾难，也一样在“炊哥”心里引发了一场地震。如果说过去他关心哑巴乞丐儿，只是出于一种本能的话，那么，当他从庄稼医院和学校的废墟中，挖出那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小尸体，听着周围那一片撕心裂肺的痛哭声，“炊哥”的心开始颤抖了。他感到这时候，有一种什么力量，在无情地剥着他那伪装起来的坚硬的外壳，推动着他和过去决裂。他觉得自己的心，此时不仅变得柔弱无比，而且极其敏感。他需要做一些事情，来安顿自己的灵魂，排遣眼前的一片惨相。因此，当龚文军安排干部下乡而没有点到他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心灵再一次受到了伤害。可是，没想到龚文军却把到县上汇报灾情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他真的有了一种受到重用的激动和欣喜！他攥着龚文军给他的纸条，到小邓那儿选了一支手电筒，就往乡政府赶来。
“炊哥”回乡政府的原因，是因为他记得厨房的蒸笼里，早上还剩得有十多个馒头，可以做干粮在路上用。他走到厨房门前，左手打着手电筒，右手去推厨房的门，可门已经歪斜，被砖卡住了，他推了一阵，没法推开。他想使力，可又怕墙倒下来砸了自己，气得他对着天空大骂了一声。声音未落，突然从庄稼医院的废墟上传来一阵响动。“炊哥”吓了一跳，大叫了一声：“谁？”又急忙将手电筒照射过去。这时，他才看见废墟上一张石棉瓦在动。“炊哥”顺手从地下拾起了一块砖，又大叫了一声：“谁？快出来，不然我一砖头砸来了！”随着话音，那张石棉瓦终于掀开了，从里面拱出泥猴儿似的六指儿来。
“炊哥”用电筒照了六指儿一阵，终于认出他来了——他虽然不知道六指儿的名字，但这几天他经常看见他和哑巴儿在一起。于是，他怀着不解的心情问他道：“你怎么睡在这里？”
六指儿用手遮着“炊哥”手电筒的光芒，颤抖着说：“叔叔你不要打我……”
“炊哥”还不知道中午乡场上发生的事，听了这话，更莫名其妙了，说：“我无缘无故打你干什么？你出来！我问你，你是哪儿的人，怎么不回家？”
六指儿果然战战兢兢地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说：“我……我……”
“炊哥”见六指儿吞吞吐吐的样子，心里有些明白了，于是又问：“是不是你不听话，爸爸妈妈把你赶出来了？”
六指儿犹豫了一下，接着点了点头。
“炊哥”又问：“你家在哪里？”
六指儿说：“很远！”然后说了自己家乡的名字。
“炊哥”听后想了一会儿，突然对六指儿说：“我正要到县上去报信，你愿不愿意和我做伴，我送你回家？”
六指儿一听，忽然乐了，急忙对“炊哥”说：“谢谢叔叔，我愿意！叔叔真是好人！”
“炊哥”说：“那就好！等我从厨房里取了馒头，我们就上路！”说完，又去推起门来。
六指儿真有一些喜从天降的感觉。原来，当地震将众人摇倒在地、他侥幸逃脱走了一段路以后，忽然牵挂起哑巴儿来。这样的山摇地动，也不知哑巴儿被吓着了没有？如果他倚靠的那墙被摇垮了，有人会去救他吗？肯定没有！都这时候了，每个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谁会去管他一个没爹没娘的哑巴儿？一想到哑巴儿被压在石头底下没人救，身上的血一股股淌下来，六指儿的心就一阵紧缩和疼痛。他突然站住了，对自己说：“不行，就是蚂蚁，也是一条命呢！我一定不能丢下哑巴弟弟不管！我要回去看看，要是哑巴弟弟没人救，我要把他救出来，然后我背着他一起远走高飞！”这样想着，六指儿完全忘记了自己的险境，悄悄选择一条小路走了回来。幸好，慌乱之中，谁也没有发现他。走到庄稼医院马路后面的变压器旁，他看见哑巴儿倚靠着乞讨的墙和住的棚子真的垮了，有三个人正在废墟上扒拉，六指儿就知道哑巴儿被压在下面了。
但他这时却不敢贸然过去了，只得躲在变压器的石礅后面静静地看着。他终于看见哑巴儿的尸体被他们从废墟里掏了出来，一见哑巴儿已经死了，六指儿忍不住悄悄哭了。等他们抱着哑巴儿的尸体走后，六指儿这才想到离开，可这时天色已经不早了，六指儿知道走不到县城，却又不知到哪儿去。于是他心一横，反正现在人心惶惶的，也没有人顾得上他，干脆就在小场上过一夜，挨到明天天亮时再脚板心抹油——开溜也不迟！这样一想，他就躲在变压器后面，天黑了以后，他才溜到庄稼医院的废墟上，扯过两张石棉瓦，一张垫在砖块上做床，一张盖在身上当被，睡了过去。没想到现在被“炊哥”发现了。六指儿不但认得“炊哥”是乡政府做饭的炊事员，而且亲眼看见“炊哥”给哑巴儿端饭，知道他是个心肠很好的人。现在见他不但没有打自己，还邀请自己给他做伴，这当然是好事了——他正愁自己一个人走被小场居民抓住呢！这时，他见“炊哥”推门推不开，想使劲又不敢，于是就对“炊哥”说：“叔叔，我有办法！”
“炊哥”回过头，不相信地看着他，问：“你有什么办法？”
六指儿没答应他，过去抱起了庄稼医院的一根小椽子，才对“炊哥”说：“我们用椽子推！”
“炊哥”一下明白了，说：“对，用椽子推，这办法好！”说着，就也过去抱住椽子一端，将另一端抵在门上，和六指儿一起用力推起来。门框发出了“吱嘎吱嘎”的呻吟声，两人再一用力，门框“哗啦”一声，伴随着一阵灰尘和砖头的坠落，终于倒下去了。过了一会儿，“炊哥”才打着手电筒，从门洞窟窿里钻了过去。
厨房里，壁柜里的碗筷、蒸饭的甑子、屉笼滚了一地，十多个馒头也从屉笼里滚到了地上，有几个馒头被老鼠啃掉了多半，大概它们刚才还在大快朵颐，听见推门的声音才跑掉了。“炊哥”也顾不了那么多，从地上拾起那些馒头，包在一块笼布里走了出来，对六指儿说：“我们走吧！”
六指儿眼睛却盯着“炊哥”手里的笼布，不断地吞咽着口水。“炊哥”见了马上问：“你肚子饿了？”
六指儿点了点头。
“炊哥”就从笼布里拿出了两个馒头，递给六指儿说：“这可是准备带到路上吃的，你先吃两个吧！”
六指儿接过馒头，几口就吃掉了，然后一抹嘴巴说：“走吧！”像是增添了很多精神。
乡干部和“炊哥”走后，龚文军又回到操场上，卫生院陈院长见了，说：“弯书记你去睡一会儿吧！你在这儿又不能动刀动针，明天你还有很多大事要做，可别把身体搞垮了！”
龚文军也觉得很累，可他此时又怎么睡得着？于是就和陈院长开玩笑说：“我现在就是想睡也没地方睡了！乡政府的房子也被震成了危房，和你一样，都无家可归了！”
黄校长听了这话，急忙说：“学校的教工宿舍没受到严重损失，要不，你到我房间里去眯一会儿吧！”
龚文军听了这话，突然看着黄校长问：“黄校长，学校还有多少米面和食油？”
黄校长反问：“怎么了？”
龚文军说：“你不要问为什么，只如实告诉我就行！”
黄校长想了一会儿说：“不瞒弯书记你说，学校虽然有八百多名学生，可在学校食堂吃饭的，通常只两百多名住校生。其他的，要么是附近的学生，要么是住在亲戚家里。学校又没个储藏室，买多了怕受潮，一般是一个星期到乡下或城里买一回粮。正好前两天才买了八百多斤大米和两百斤面粉回来，清油有多少我就不太清楚了。”
龚文军忙说：“好！这几天操场上伤员和陈院长这班人的吃饭问题，就交给你负责了！你一定要让他们吃饱吃好！”
黄校长犹豫了一会儿，才有些拿不定主意地问：“那学生呢？”
龚文军说：“学生全部放假！”
黄校长没有表态，龚文军见了，立即开玩笑地拍了一下黄校长的肩，说：“我的好大哥，你就先受我一拜，如何？”说着，做出真要给黄校长鞠躬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