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的时候就听说文化馆：有个老汪。1950年代的大学生，知识分子下乡时，来到县文化馆。许多下乡的知识分子都回城了，老汪却没走。有人说他没门路，有人说他死板不会办事，还有人说他北京的老婆不要他了，传说种种。
高考那年，我写了一篇类似小说的东西，寄给了老汪。当我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时，收到了市报的样报，好不容易把狂跳的心静止后，感觉那篇小说陌生了。作者却是我。文章后有5个黑体字：题字汪庆祥。
事也凑巧，就在收到报纸的这天，听说老汪调到我所在镇文化站了。
虽然，我们这是个很古老的小镇，原来就是这个县的县城，可是一个北京来的知青，从县里又调到镇二却总是让人产生遐想。
周六，我带上那张报纸，来到老汪办公室兼宿舍。门关得很严实，所有的玻璃都整齐地贴了白纸。我猜想，老汪一定在看书，或者写作，或者挥毫。盛夏的天，异常宁静。我那想叩门的手，被这宁静吓了回来。
见到老汪是在一个月后，高考落榜后，凭借那份报纸，我在乡文化站谋到了一个临时协助员的角色。又一个月过去了，虽然与老汪在一个院子工作，却从来没有见到过他。
一天，我从县文化馆借来一本《青年文学》，读得津津有味，本想睡觉了，却又读了一篇小说《女人太多和太少的世界》。“姑娘，你给了我一把钥匙，为何又换了一把锁……”我被这句话打动了。心血来潮，用毛笔写下这句话，就贴到了我床边的墙上。这张纸，几乎是贴在墙上就隐藏到我零乱的屋子里了。
有人敲门。快11点了，能是谁。
是老汪。这是他第一次来我屋。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站着不动，带血丝的眼睛直盯着我的床头上的字。我一边收拾零乱的屋子，一边让他进屋。他泥塑着身子指着我的字，眼里透出惊奇。
“汪老师，字写得不好，请指教。”我心里却想，老汪准夸我的字写得好。
“杨洁！”看到他郑重的样子，我觉得十分可笑。
“你还笑。”他冲着我大吼起来，“你中中毒了，这是写的什么，快撕掉它。”他的嘴都哆嗦了。
我莫名其妙了。
“撕，快。”他有些歇斯底里了。
我撕下后，他的口气缓和了很多，“你来一个多月了吧，虽然我们没说过话，可我对你还是有所了解。你是一个很有抱负的青年，刚看你往床头上贴东西，字写得不错，可是内容不得了，你不知道现在正反自由化，‘给了一把钥匙，换了一把锁’什么意思。你是不知道“运动”的厉害。
我看你不错，这完全是我对你的关心。”
我愈觉得好笑，但表情却是严肃的。没想到整天闷在屋里的老汪会如此大嗓门。
老汪长叹了一声，收了门内的那只脚就走了。
有一天，我终于有了勇气找老汪了，拿上过去的小说，还有新发表的，以及没有发表的十几篇。他的桌子上有许多关于书法的书和信。他仔细看起来，并说，“写得不错。”
“这字是你题的吧？”我指着报纸上小说的标题。
“啊，不是。”
他为什么不承认呢，明明是他的名字嘛。
他接着说，“其实，写东西只要多看，改换别人的头尾，中间加些自己的东西就成，天下文章一大抄。”
我很失望地辞别了老汪。在床上倒了一会儿，想到把我把作品丢在了老汪那里，就回去拿，老汪的门开着，屋里没人，我的稿子上面有一封信，来自北京，“庆祥：近来脑血栓又犯了没？我这里很好，儿子前天从内蒙转业回来了，准备过些天去看你。我们眼看都六十的人了，又有病，就退了吧。虽说工龄短，退休金能拿多少是多少，现在孩子也认你了，没工资也养得起你。庆祥，以前犯的错把它忘记吧，我知道不能全怪你，你一个人改造是很孤独的，要怪全怪你早年发表的那些文章。妻，惠云。”
站长回来了，要拿老汪的信，站长说，“老汪病犯了，嘴里说什么信。”
我问站长，“老汪的工龄：、勾什么短？”
“他坐过十几年的监狱。”
“右派？”
“只是一半。”
“另一半呢？”
站长看了我一眼：“强奸幼女。”
沉默。
老汪终因抢救无效死了。汪庆祥的题字成了我永远的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