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来回踱步，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在场的所有人：“去江南筹款，派谁去为好？”
胤礽心里说话：“二百多万银子向谁要去？就算筹到了还不得罪一大帮人？筹不到呢，差使就办砸了。没把握就千万别去。我倒是很想露这个脸，可是我没有这个本事阿。”
胤礽尽量躲避康熙不时向他投过来的眼神。康熙是个锐利的人，看到太子的神色，心里全明白了，失望像潮水一样一层层地向他涌来。他突然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独。康熙心想：“我一向谨慎行事，自持没有作过什么失德的事情，我怎么竟然培养了这样一个只会窝里斗的太子……祖宗的江山交到他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康熙对太子的看法又开始转变了。
就在康熙一筹莫展的时候，四阿哥胤禛站了起来，说道：
“千里泽国，百万灾民，可直接关系大清的江山社稷。身为皇子，臣愿为皇阿玛分忧，为太子分劳。臣愿意去江南筹赈灾之款。苟利社稷，个人的荣辱得失臣在所不惜！”
胤禛的一席话，如冬天的夜空陡然升起的一片绚丽的烟花，照亮了康熙有些黯然的心里。胤禛在无形中向着大清皇权继承人的宝座又走近了一大步。胤礽主动把宝座让了出去。康熙的心里亦悲亦喜，他充满感激与赞赏地看着四阿哥，心想，胤禛倒有些像自己的性格，不畏险阻，危急时刻能挺身而出，专啃难啃的硬骨头。好啊！
不久，胤禛就随十三阿哥一起，走上了到江南筹款的道路。很快，胤禛凭借着机智善变，软硬兼施，想尽种种办法，在江南富豪和盐商那里筹来大批银两。清政府把江南筹来的大批款项迅速运往受灾各地，及时制止了灾情的蔓延。
胤礽眼望着立功的机会一次次地从眼前失去。他对康熙既恨又怕。他千方百计讨得父皇的滕嫔丽云的欢心，内心就隐藏着报复的情感。皇储与皇帝虽然只差一步，唾手可得的皇帝宝座足以使胤礽狂妄自大，唯我独尊，唯我是从……然而皇储同皇帝毕竟还有一步之差，为了这一步之差，他必须学会在皇帝面前约束自己，伪装自己，克制自己。在经历被废黜、幽禁之后，胤礽更清醒地意识到为了这一步之差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在约束、克制、伪装之后便是肆无忌惮的发泄与放纵，一旦脱下伪装即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狰狞去平衡在皇权撞击下失常的心态。于是皇太子的下属、侍卫等都成为他发泄储权淫威的对象，太子失德的传言——真实的、夸大的、编造的便一股脑儿飞进康熙皇帝耳中。胤礽在领略到皇权的至高至上后，自然又是一番约束、克制、伪装，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康熙对他彻底灰心。最不可恕的一件事是，一次太子喝醉了酒，擅自闯入大内，调戏同父异母的胞妹。这件案子从康熙五十年查到第二年五月才结案。太子如此不成器，康熙的心都凉透了。
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年事已高的康熙自热河返回京城的当天，在畅春园内召见诸贝勒、贝子、大臣等人，再次宣布废除胤礽皇太子之位，他的谕令中写道：皇太子胤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朕已奏闻皇太后，著将胤礽拘执看守。
翌日，康熙把这谕令昭示全国，京城一片喧哗。
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此其一；是非莫辨，大失人心，此其二，胤礽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此其三；暴厉僭越，迷惑转甚，此其四，前者释放时，曾有谕旨，善则为皇太子，否则复行禁锢，今毫无可望，故有此喻，此其五。
在康熙看来，三年前初废太子是英明之举，废后半年再立胤礽是及时之举，此次复行禁锢胤礽则是果断之举，在对胤礽的处置上皇帝永远是至圣至明的。
何以在立储问题上，康熙又做出令朝野震惊之举？突变的风云再次把清帝国的上上下下打入闯葫芦中。
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康熙在斥责八阿哥胤禩不孝不义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朕前患病，诸大臣保荐八阿哥，朕甚无奈，将不可册立之胤礽放出，数载之内，极其郁闷。”“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胤禩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也。”
直至五年后，康熙才在慷慨陈词的斥责中，无意中泄露出复立胤礽的真实动机：两弊相权取其轻。广结党羽的八阿哥危险、不择手段的大阿哥胤禔实际上都比二阿哥胤礽更为危险。为了缓和储位空虚所产生的危机，遏制诸王结党谋求储位的野心，康熙只得再立胤礽，行此权宜之策，以致“数载之内，极其郁闷”。
在“操切甚严，使不得须夷离侧”这样一种严密的监视、管教之下，胤礽即使有“暴厉僭越”之心，也很难找到发泄的时机。另据康熙实录所载，康熙在向诸臣宣布再废胤礽时，谈到一个细节：胤礽“有一小太监善福如厕，皆遣人侗察，以此观之，当无处不留心伺察者矣”。据此不难看出，胤礽在经历被废的变故后，精神一直高度紧张，惟恐身边人被窥视储位的皇子收买，使得种种流言再次从宫禁传到社会上去，危及那本来就不稳定、不牢固的储位。
客观地讲，被康熙视为政治天平上一个筹码的胤礽，在经历了被掷下抛上的巨大变故之后，昔日的有侍无恐早已荡然无存，代之而生的则是无尽的惶恐与近乎神经质的多疑。
康熙五十一年复废皇太子胤礽，禁锢在咸安宫内。胤礽并不甘心，借医生为其妻石氏诊病之机，用矾水写信与外界联系，又被发觉。自此，康熙十分戒备，凡大臣上疏立储者，或处死，或入狱。
康熙六十年三月在康熙庆寿之日，有的大臣上疏立皇太子之事，康熙对此置之不理；事过数日，又有十二人联名上疏立储，康熙怀疑这些人为胤礽同党，均给予处罚。
随着储位的失而复得，胤礽也就身不由己地被置于一个无穷大的陷阱之上，他绝无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的皇太子是皇父封的，他的生命是皇父给的，他的一切都是皇父赐予的，无论是予还是夺都取决于一言九鼎的皇父。至于他本人只有听命的义务，绝无申辩的权力，在第二次被立为太子两年半后再次被废。此时的胤礽确切地说，就像一个行空的天马，独往独来；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天生缺乏结党能力的皇储，再次因所谓的太子党而遭到皇父的猜忌。
在康熙所颁布的再废胤礽的谕令条文中，不止一次提到胤礽狂疾未愈，秉性凶残。其实关于他有狂疾之说，完全是康熙的政治需要，而胤禔的镇魔则为狂疾之说提供了依据、根源。胤礽是否有狂疾，现已无从断定，但其心理显然是不健康的，完全被储权所扭曲。
在康熙的心目中，不仁不孝、暴厉成性、网罗党羽、干预国政的胤礽，在经过36年的教育、培养之后，仍无起色。山穷水尽的康熙别无他择，于是英明一世的康熙大帝在历史长卷中留下这极其待殊的一页——对皇储两立两次。
在立储的问题上，康熙的确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对一个年逾花甲的老皇帝来说，立储的迫切性，自不待细言，然而康熙却偏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对康熙皇帝来说立储也许比平定三藩、治河、平准噶尔丹更为棘手。
康熙在第一次废太子之后，情绪极为波动，甚至卧病不起。而“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其原因就在于康熙对胤礽不再抱任何希望。
储位的空缺，使得诸皇子对储位的明争暗夺再度激化。在储位的竞争者中有一个最为隐蔽的人物，即四阿哥胤禛，直至康熙五十五年康熙还将他视为八阿哥一党。或许这正是四阿哥的高明之处——暗中窥测方向，暗中积蓄力量。
胤禛登上皇位以后，将康熙朝两立两废的皇太子胤礽，迁居到祁县郑家庄，派众兵严加看守，胤礽最后于雍正二年十二月病死于住所，时年五十一岁。胤礽死后被追封为理密亲王，葬于黄花山。
八 康熙微服私访断案
1 前赴后继——康熙治理黄中不遗余力
康熙是一代明君这豪无疑问，然而他也制造冤案，治河的功臣含冤死于狱中，虽然治理黄河获得了成功，但忠良之臣不得善果，却令人感慨。一代明君是如何被蒙蔽的？
黄河的灾祸不知始于何年何代，认真地说，它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古代到康熙年间，黄河共改道五次，最后一次黄河从江苏北部云梯关入海。下游的河南，安徽、山东、江苏部分地区，便成了它决口改道、肆意横行的“地盘”。黄河成了“黄祸”。
清朝第一任河道总督是杨方兴，当年兵荒马乱，征战频仍，杨方兴对治河没有特殊建树，但他廉洁奉公，办事认真，黄河在他的管理下，也没有什么重大差池。顺治十四年，他从济宁解任回到京城，两袖清风，住屋仅可遮蔽风雨，在清朝官场算得上是位“清官”，但亦仅此而已。继杨方兴的是朱之锡，在任十年，康熙五年（1666年）老死在任上。十年里，朱之锡辛勤节俭，南来北往，临死那年还给河库留下储银四十六万两。但是，黄河那暴虐成性的脾气，并没有因为朱之锡的勤劳节省而有丝毫改变。尽管如此，老百姓还是感激他一不扰民、二不贪财的德政，称他为“朱大王”，还传说他死后成了‘河神’犹在保佑百姓。康熙十六年，平定三藩的战争有了转机，中原已经稳定，康熙决心整治黄河。他首先解除了治河五年迄无成效的现任河道总督王光裕，任命靳辅为新的河道总督，揭开了治河史上新的一页。
靳辅是一位旗人，曾以官学生身份考授为国史院编修，担任过纂修顺治皇帝实录的副总裁，做过内阁学士。在旗人中间，这样的‘出身”（即学历）是很难得的。不过，他也象清代其他官员一样，自幼熟读经书，并不精通水利。但他能够知人善任，博采众长。康熙皇帝看上了他，不是没有缘由的。靳辅的手下有一位治黄专家，名叫陈潢，两人的相识却有一段佳话。康熙十年，靳辅外放安徽巡抚，途中经过邯郸县郊的吕翁祠，着到墙壁上有一首七言绝句：“四十年中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欲与先生借枕头。”诗中抒发了作者的怀才不遇，借唐人传奇里卢生邯郸道上遇吕翁，梦中发迹四十年的故事，表述了自己的愤懑不平。靳辅欣赏作者的奇情豪志，同情他壮志未伸的苦闷。靳辅见诗歌墨迹未干，便派人寻找，终于见到作者，两人一见如故。
陈潢，浙江钱塘人，是位奇士，有胆有识，在科场上没有取得功名；却熟读了不少天文地理书籍，精通水利河渠之术。靳辅和陈潢的结识，开始了日后两人祸福与共的艰苦历程。靳辅授职河道总督，便聘请陈潢担任自己的幕宾，陈潢实际上成了他的顾问和助手。两人来到清江浦，正值黄河泛滥，河堤溃决，运河通路阻塞。靳辅、陈潢两人在黄淮堤上察看了水情，访问了田夫老农。陈潢还冒着险风恶浪，驾着轻舟，在黄河上独来独往，上下数百里，获取河患的第一手材料。归来以后，他又遍寻历代治河论述，从中总结出先人治河的经验。靳辅二月受命。
七月便在陈潢的帮助下，一连向康熙皇帝奏陈了八项治河措施。他认为：一、根治黄河，既要治水，又要治沙，而治沙又重于治水，二、黄河上筑堤、疏流、塞口三件大事，应有先后，但无轻重之别，需要相辅相成。他还提出，首期工程需用时二百天，河工十二万三千人。至于经费，靳辅核算一下，需费银二百一十四万八千两，他建议向直隶、河南、江南、浙江、山东、江西、湖北等省预征康熙二十年田赋银十分之一，待到工程完成以后，利用黄河两岸的田亩，让民间屯田，屯田不纳银，充作过去的征银。这套方案当然不能说尽善尽美，也彻底根治，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己是上策了。奏疏送到了康熙手中，但是国家财政困难，清朝政府无能为力。况且，十万民工聚集黄河两岸，元朝末年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景象，弄不好就会在眼前出现。康熙批谕暂缓施行。可是生性耿直的靳辅又接连送上三份奏议，坚持前见。康熙权衡利弊得失，终于批准了靳辅的治河方案，不过将时间从二百日宽限为四百日，河工也减至四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