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八年江南邵伯湖的减水闸及高邮的车逻坝决口，乾隆派刘统勋等前往调查决口的原因。南河工程的总负责人正是生前最受乾隆宠爱的慧贤皇贵妃的父亲一一治河能臣高斌。年逾古稀的高斌虽然在治河方面很精通，在管理属员上就不免力不从心，尤其在年事日高之后，不再像以前那样每事必躬亲，对于属下的不法行为难以及时发现，以致发生河员侵吞银两、偷工减料、贻误工期并因此酿成决口的重大事故。面对这样同皇帝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刘统勋并未顾及情面采取敷衍了事的做法，而是深入了解，查出真相，并向皇帝如实汇报，高斌及其副手张师载均被革职。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当铜山孙家湾之水漫堤后，皇帝派刘统勋前往，并让他取代被革职的富勒赫，主持加高堤坝的工程，并于年底完工。一年后又命他前往徐州督修近城石坝，对一个年近花甲的人来说在两年的时间出入治河工地、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刘统勋深知，堤坝的质量关系到数万家庭能否安居乐业，不管多苦多累，都要事必躬亲，既堵住侵吞工程银两的黑洞，也保障了堤坝的质量与工期。
有一次刘统勋去杨桥工地视察，那里的工程已经超期一个月尚未完工，他询问误期的原因，有关人员解释说是柴禾供应不上造成的。为了调查真相，刘统勋微服私访，结果发现几百辆装满柴禾的车停在路边，赶车人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刘统勋问他们为何把车辆停在路边不运往工地，他们说因无钱向官员行贿运来的柴禾不让卸车。了解到真相的刘统勋回到工地，立即对索贿官员进行严惩，杨桥堤坝也很快完工了 。
在此期间，刘统勋还奉命多次出京，审理贪污大案，如云贵总督恒文勒索属下案、山东巡抚蒋洲在山西任内挪用库银案、江西巡抚阿思哈受贿案等。
刘统勋因政绩突出，在乾隆二十四年被授予协办大学士，两年后晋升为大学士。乾隆也意识到刘统勋具备宰辅之才，但刘统勋毕竟是汉人，更何况宰相的位子早在乾隆十四年就己经被傅恒占上了。谁也没料到傅恒英年早逝。在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十三日傅恒去世后，傅恒留下的内阁首辅与军机处首席大臣分别由刘统勋与尹继善循例升任，而尹继善担任军机处首席大臣刚七个月竟也去世，于是七十二岁的刘统勋便循例成为军机处首席大臣，成为名副其实的宰辅。
4 死难冥目——于敏中盖棺而未定论
乾隆二年于敏中考中状元，成为天子门生。乾隆很欣赏于敏中的才干，但对他的评价却是“小聪明”。乾隆是怎样长期让一个小聪明的人人尽其才，又倍加防范的？为何于敏中死后乾隆迟迟不肯做一个全面的评价？
乾隆三十八年刘统勋的去世使得乾隆再一次进行对最高权力机构进行人事安排，任命六十七岁的高晋为内阁大学士。高晋系高斌的侄子，当时任两江总督，正在主持南方沙河治理工程，根本不能供职京师，这一任命没有实际意义。而继任军机处首席大臣的则是于敏中，由于高晋继续任封疆大吏，于敏中则成为事实上的宰辅。
于敏中是江苏金坛人，出自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乾隆二年于敏中金榜题名，考中状元，年仅二十三岁，一举成为天子门生。此后他便供职翰林院，并开始学习满文，仅几年的时间就成为一名会说满语的汉族官员，这也是他可以长期在翰林院任职的主要原因。被选为翰林院的官员，要定期参加考核，考核的科目就包括满文。
于敏中在翰林院一干就是七年，此后他基本上在京师做官。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因父亲去世归籍守孝的于敏中被任命为代理刑部侍郎。他在归籍后，又遇生母去世，热衷于仕途的于敏中“两次丧亲，蒙混为一”，并因此受到御史的弹劾。然而乾隆却对此另有一番评论，乾隆认为：“于敏中才力尚可造就、刑部侍郎缺出，一时未得其人，是以降旨起用”。可见，乾隆找理由为他开脱。
乾隆二十五年八月，乾隆令于敏中以户部右侍郎的身份在军机处行走，从而为展露才华提供了机会。于敏中拟旨相当得体，记忆力惊人。乾隆在召见军机处大臣时经常脱口吟诗，均需要事后追忆，于敏中凭记忆把乾隆即兴吟作的诗整理出来，汇编成册。
于敏中因其文采出众、小心谨慎而得到乾隆的青睐，乾隆二十七年才五十岁的于敏中就得到“紫禁城内骑马”的待遇，而一般官员要到六十五岁以上才有资格被赐予“紫禁城内骑马”。到乾隆三十八年，于敏中己经成为文渊阁大学上，担任国史馆、四库全书馆、三通馆正总裁，还在上书房任总师傅，担负责皇子的教育。
虽然于敏中颇得乾隆青睐，但他却未能在傅恒去世后成为宰相。这同乾隆的用人标准有直接关系：乾隆喜欢破格提拔年轻人，而当时于敏中己经年近六旬，只比乾隆小三岁；而在年轻人中乾隆更看重的是满人，于敏中却连汉军旗人都不是。虽然刘统勋也年龄偏大、也不是旗人，但他不像于敏中那样聪明外露，乾隆对于聪明人总是存有戒心的。在乾隆的眼中，于敏中就是个耍小聪明的人，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保留的档案，乾隆在引见于敏中时所写下的朱批是“人似小聪明”，仅凭这一点就决定了于敏中不可能像刘统勋那样成为过渡性的宰相人选。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太监高云从“泄露朱批记载”一事被揭露，在高云从的口供中哄出于敏中：其一是高云从买地受骗，要打官司，请于敏中帮着向有关官员疏通；二是于敏中向高云从打听乾隆对官员评语的记载。为此乾隆亲自询问于敏中，于敏中承认高云从买地受骗要打官司的事，请他向有关办案人员疏通，但他没有答应。于敏中未能及时告发高云从已经有结交太监之嫌，更何况他还询问朱批记载，这是大忌。清代严禁太监同官员勾结，严禁太监预政的铁牌不仅立在交泰殿前、内务府前，还立在宫内其他殿阁的门口。高云从因结交官员而被处死。
于敏中当然有自己的一番考虑，于敏中很想知道乾隆对官员的评价以便进一步了解皇帝的好恶，投其所好，巩固自己的地位。至于对高云从的请托他没有揭发也的确怕越描越黑，只要乾隆换一个角度去思索，既然高云从敢向于敏中请托，就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寻常。一向小聪明的于敏中向乾隆耍了一个小聪明，结果是投机（鸡）不成反而失了一把米。自第二次平金川战争以来，于敏中“书旨查办”很是得力，乾隆本打算“加恩优叙，如大学士张廷玉之例，给予世职”，“因有此事相抵”，用乾隆的话说就是“实则伊福泽有限，不能受联深恩，于敏中宁不知痛自愧悔耶”！
乾隆既防范于敏中的小聪明，又利用他的才干，到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第二次平定金川战争结束，乾隆因“于敏中自办理军务以来，承旨书谕，夙夜殚心，且能巨细无遗”，原谅“其前次过失”，赏给于敏中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著世袭罔替”，而且也把于敏中作为平金川的功臣图形紫光阁，所谓图形紫光阁，是令画匠给功臣画像并把画像悬挂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当于敏中的哮喘病发作后，乾隆“即派太医院堂官前往诊视，并赐人参”，以示关怀。
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于敏中病逝。对于他的弃世，乾隆“深为悼惜”，令将于敏中“入祀贤良祠”。乾隆对于敏中的评价是：“才练学优，久直内廷，小合谨慎”，“倍恭匪懈”。按照常规，乾隆的评价应该是盖棺定论，然而对于于敏中却是盖棺而未定论。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乾隆对于为人聪明的于敏中总是有点不放心：另一是其后发生的案件引发了乾隆的联想，从而影响了乾隆对于敏中的看法。
由于于敏中的独生子先他而早亡，于敏中在京财产交给侄子于时和照看。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于时和携带于敏中在京财产返回原籍，并独吞这部分财产。为此，于敏中之孙于德裕为此同于时和打起官司来。本来对于敏中操守就有所怀疑的乾隆马上利用于家内部的财产官司谕令江苏巡抚吴坛检查于敏中的财产。吴坛不仅查明了于时和侵吞于敏中家产的犯罪事实，也查清于敏中生前曾用九千两银子购买土地捐作族产、由同族穷人耕种的慈善之举，还查出苏淞粮道章攀桂为于敏中在原籍雇工建造花园的真相。尽管乾隆对于敏中“听本省地方官逢迎”的不检点行为，表示“姑不深究，以示朕始终保全之意”，但还是把于敏中的家产部分查抄，只将三万两发还于德裕，其余家产“留充金坛开河费”。
在乾隆四十六年发生的甘肃冒赈案，基本上摧毁了于敏中在乾隆心中的地位。乾隆三十九年甘肃总督勒尔谨奏请在甘肃实施捐监，当时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实为一举两得”，劝乾隆接受勒尔谨的奏请。然而由于主持捐监的布政使王亶望私自将捐粮食改为捐银两并串通属下捏造灾情、以赈灾的名义侵吞捐监银两，从而酿成清王朝开国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集体贪污案件。此案刚一揭露，乾隆就联想到于敏中，认为“设非于敏中为之主持，勒尔谨岂敢速行奏请”、“王亶望亦岂敢肆行无忌若此”？尽管在审理甘肃冒赈案的档案中，在王亶望的口供中并未发现于敏中同改本色（粮食）为折色（银两）、捏灾冒赈有直接关系，但在朕即法律仍封建社会乾隆的推论就可以作为治罪臣下的罪证。
乾隆五十一年，于敏中入祀贤良祠的待遇则被取缔。
乾隆六十年，国史馆把写完的于敏中传进呈御览，乾隆在仔细阅读反复推敲后论道：
“于敏中以大学士在军机处、上书房行走有年，乃私向内监高云从探问记载，又于甘肃监粮一事，伊为之从中主持，怂恿开捐，以致酿成捏灾冒赈巨案……但于敏中简任纶扉，不自检束，既向宦寺交接，复与外省官吏夤缘舞弊。即此二节，实属辜恩，非大臣所应有。”于是，乾隆下令革除于德裕所承袭的轻车都尉的世职，“以为大臣营私玷职者戒”。
5 胜过廉颇——阿桂成政坛常青树
阿桂担任宰辅的时间长达十七年，也经历了后来的皇帝与太上皇并存的复杂局面，他的宰辅生涯没有经历大起大落。那么他的秘诀何在呢？
阿桂，姓章佳氏，隶满洲正蓝旗。他的父亲阿克敦是个以文入仕的满洲高级官员，阿克敦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散馆，阿克敦因考核合格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此后历任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兵部、礼部侍郎，以及广州将军、汉军正白旗都统、满洲镶蓝旗都统、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精通满文、汉文，是文翰高手，曾任《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的副总裁。他因为人正派、不结朋党，而受到康雍乾三帝的信赖。十九岁的阿桂凭父荫出任大理寺承，乾隆三年还考中举人。
阿桂在平定准噶尔部、开拓新疆及平定大、小和卓的战事中，均表现出色，显示了军事才能。乾隆二十三年兆惠被大小和卓的军队围困在叶尔羌附近的黑水营，情况万分危急，阿桂率援军日夜兼程，及时赶到黑水营，击败大小和卓的军队，为彻底平定南疆奠定胜利的基础。
阿桂之所以得到乾隆的赏识，主要还是他在新疆组织的大规模屯田，这一做法不仅为清军驻防新疆解决军粮，也促进了该地区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阿桂因此被提升为工部尚书，其家族也从下五旗的正蓝旗被抬为上三旗的正白旗。
在治理新疆的过程中，阿桂也显示出卓越的才能。乾隆三十年，驻乌什办事大臣素诚因与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狼狈为奸，残酷剥削迫害当地人民，激起民变。驻阿克苏副都统卞海塔等因处置不当愈发使敌对情绪严重，致使清军在乌什城下受挫。阿桂奉命驰往乌什，令军士切断城内水道，长围久困，直至该年九月，乌什在被义军占领七个月后，终被清军收复。为了缓和当地民众抵触情绪，乾隆令阿桂留在新疆处理善后事宜，并于三十二年任命阿佳为驻伊犁将军。
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在负责征缅的明瑞兵败自杀后，乾隆任命傅恒为征缅大将军，任命阿桂与阿里衮为征缅副将军。在阿里衮、傅恒相继病倒，军心混乱的不利情况下，阿桂一方面把军队撤至安全地带，另一方面上书皇帝，力陈缅方有求和之意，从而为清缅之间的议和奠定了基础。
在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中，阿桂也曾大显身手。乾隆四十六年，在平定甘肃回民苏四十三所领导的起义中阿桂因势利导，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即结束战事。义军在占领华林山后，构筑工事以阻清军，阿桂发起几次试探性的进攻后，便发现守卡义军在击退清军的进攻后就回营休息，阿桂于是组织一部分精兵携带铁铲、撅头埋伏在山沟，待守卡义军回营休息时捣毁其坎卡，并断其取水之道。六月初的一场大雨，虽然使断水多日的义军所面临的情况稍有好转，但到六月底，阿桂便发起总攻，“将沟卡尽行占据”，且把“板棚、土屋、帐房全部烧毁”，击毙苏四十三，全歼退入华林寺的义军。为了加强兰州守备，阿桂在班师之前，奏请控制城外制高点，“与城中犄角”，以应付突然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