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权力膨胀的现象普遍存在
上一章我们谈到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态，第一种形态的民族国家最早兴起。以普鲁士和俄罗斯为例，这两个国家本身国力微弱，为了在列强圈子中争得一席之地，动用国家的全部资源，建军也建国。这样的国家，政府的权力笼罩一切。普鲁士和俄罗斯能够在短期之内与英法抗衡，就是以民族国家的诉求，举国一心，建国图强，遂造成民族主义的传统。
同样，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将一个东亚岛国建设成为亚洲唯一的近代国家。明治维新的领袖人物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排除一切异己，凝聚企业集团、官僚分子和军人三种力量，构成一个三合一的权力集团。最后军人力量独占胜场，用赤裸裸的暴力杀害了自由派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然后，日本倾全国之力，利用中国东北地区、中国台湾和朝鲜的资源，以及中国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入时的赔款，很快地建设成为一个军事大国。这几个类型的民族国家，都是诉诸民族情绪，用强有力的政府组织和建设，后果当然是政府的权力极大，无人可以挑战。
第二种形态，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形态。它们表彰社会契约论，以国民个人的自由意志组成宪政的政府。这种政权，在建设和发展之中，为了保障民权，都尽可能缩减政府的功能。他们也设计了分权制衡的制度。美国立国之初，根据汉密尔顿等人的主张，就是建立一个小权力政府。在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划分上，他们也尽量减缩中央权力，避免中央干预地方事务。英国亦复如是，国会是权力的载体，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国会也随时可能解散。英国有民主的传统，民间的声音可以挑战政府的决定。这一些以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为基本诉求的民主政体，本来可以避免政府膨胀的趋向。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它们的政府权力也曾经大为膨胀。关于这一部分，我们后面再详细讨论。
第三种形态，是社会主义国家。以苏俄和中国为例，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有一种使命感，一则是求得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二则是求得集体的安全和社会公义——这是为了弥补第二类型国家的缺陷，亦即虽有个人自由，但缺少社会公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是以革命作为手段取得政权的。革命本身就是暴力性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要以强制性的权威，动员全国力量改造和组织一个新的社会。其最初阶段的理想，还包括推广社会主义革命于全球。这种国家的政府权威，必定高于第二类型国家，政府动员全国的资源和力量达成建国目的的效率和速度也确实是极为惊人的。比如说，列宁革命成功以后，虽然经过内部的争斗——尤其与“托派”的斗争，使得红军的革命力量大受损害，然而，苏联还是可以很快地建设成为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也因此，苏联能在二战中以强大的军队、雄厚的工业资源和力量，抵抗希特勒的进攻，最终获得胜利。
以中国为例，中国近代史的后半段，从辛亥革命一直到1949年，是民族国家的形态。为了救亡图存，政府也尽量扩张自己的权力。在1949年以后，政府统治力量之强大人所共知，即使中间经过多年的动乱和停滞，近三十年来的发展也是极为惊人的。
这种第三类型的国家，政府权威的膨胀无疑史无前例。第三类型的国家，本来就是第二类型国家的对照面——资本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的理想虽然互相挑战，互相竞争，但它们也是一对共存的双胞胎。这两种形态在发展过程中也时时刻刻因对方而有所调整。以美国而论，罗斯福新政就是受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影响，以和缓的手段节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推行社会福利，以缓和社会的对立与冲突。英国工党逐渐壮大，终于与保守党并立取得国会主要地位，其中，当然也有费边社一贯的推动，将工人运动和议会政治结合为一，推行了社会福利。欧洲许多社会福利国家，在20世纪，几乎都曾经历类似的过程，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结合成为一个界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形态——既保持自由的市场竞争，也顾全基本的公平分配。
战后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有的模仿第二类，有的模仿第三类。基本上，它们都是持民族自主的诉求，摆脱了殖民地的约束，寻求自身的独立。这些国家在建国之初就以获得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自主为最高目标。它们走的方向，也是和前面讲过的德国、俄国、中国、日本相似。其中有些国家模仿殖民宗主国的制度，例如菲律宾模仿美国的国会制度，印度模仿英国的国会制度，但这两件仿制品离英美本身的原样相差很远。这些国家动员国力的能力基本上并不强大。模仿第三类国家的新兴国家，例如古巴、越南、朝鲜，政府权力庞大，但往往并没有成功地动员国家资源的能力。
国家权力膨胀的现象，我们应当注意。第二类国家的情况，即英美形态民主政治，本来要标榜小政府及个人自由的，居然也逐渐呈现了国家权威膨胀的趋势。这些发展的趋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前、战后许多国际冲突有关。从19世纪末以后，世界不断地有战争。如同前一章所说，列强争斗的基本原因是争夺资源和市场。战争之中，以英美为例，要赢取战争，必须面对战时紧急状态，动员全国力量，这就开启了国家权力膨胀的门户。战争过了，这一趋向积重难返，掌权者仍会继续走下去。
民主政府也存在国家力量膨胀的现象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即使是民主政府，为了国内的危机，也要以国家力量掌握国家内部的建设。以美国的历史为例：美国立国之初，沿着大西洋岸建成十三州。国内的交通大半是自由发展而成。使用的交通工具，最初只是马车，后来发展为水运系统，美国的河运网曾经是非常繁密的货运网络。紧接下去，为了开发美国内地，国家赋予投资铁路的资本家种种特权，让他们挑选路线，也让他们无偿地使用土地，尽力扶持他们发展一个纵横各地的铁路网。从19世纪晚期开始到20世纪中叶，美国最主要的交通网络是铁路网。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恐慌以后，罗斯福以工代赈，动员了很多失业的工人整理河道，建坝发电，更重要的是铺设了一个繁密的公路网。有了这个公路网以后，美国的汽车工业一飞冲天，还把铁路的运输功能打压下去了。在这个网络上，美国迅速地城市化：内部的区间分工和内外资源的流通发挥前所未有的功能。这一套内部系统的建设，包括能源、交通等的大力发展，使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在美国各地的影响力大为膨胀。
科学技术方面也是一样。在工业化早期，英国政府曾对本国的工业化给予极大的帮助，但是当时主要的资金调动和人力培养，都在民间完成，而不在国家。两次世界大战都研发了新的武器和医药，例如前面提过的导弹、喷气式飞机、激光、盘尼西林等。这些新兴科技转移到民生工业上也具有极大的影响。于是，政府支持科技研究不仅是在技术的运用上，慢慢地，也延伸到学科本身的学术研究，此时，政府的资源变成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天，美国联邦政府对学术研究投入的资源，比重已经超过民间，国家可以支配和控制学术走向。学术研究的成果，可以转化为生产技术，开发新的产业。国家资源与权力，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相当程度地决定产业发展的方向和性质。美国如此，英国、法国、德国一样如此，踏上同样的方向。
今天，美国大学的研究，几乎都要靠国家提供的资源。就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而言，由于战争时期培养出的习惯是靠学界的帮助来判断敌国的内情和当前的情势，这种以学术与国家安全配套的观念，使得今天的美国对各大领域和各个层面的学术研究都不敢忽视。这种势态当然也引发了国家对知识以及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本来注重小政府的美国政治，现在也走到如此地步——国家力量膨胀，已经笼罩了今日美国生活的每个角落，更何况以集体专政为手段的社会主义政权——对国内各方面的影响力更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我只举了美国的例子，其他国家的情况当然可以依此类推，此处不再特别讨论。
20世纪国家组织的“利维坦化”
多次的战争将世界拉到一起。战争之中频繁的交互往来以及战后的重新洗牌，不断地调整着国际关系网：从列国并立，逐渐演化成冷战期间两大阵容的对立，冷战结束之后又逐渐走向全球化的方向。在全球化的趋向之中，当然，除了商业的来往，资源的交换以及观念的沟通以外，我们还必须注意，今天出现的信息科学及其衍生出来的产品，将各地的信息和多种的观念，都汇集在一起。这一新形势的好处是，每一个地方都能很快地接受到来自各地的多样的信息；而坏处却是，不论是国家还是有力量的民间团体，可以掌握信息，也可以控制信息流入。于是，除了国家权力膨胀以外，另一个我们必须注意的现象，就是国家真正的权力逐渐集中于少数人之手。
在第一类型的民族国家之中，一些得志的掌权人——像刚刚垮台的卡扎菲和穆巴拉克这些人，以保持国家独立和维护民族自尊为由，在国内强行实施寡头政治或者独裁政治。这种例子到处都可以见到，不用我再细说。许多本来是民主政治的小国家，也常常卷入这个浪潮。这些新兴的小国居然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避免独裁或寡头专政的情况。
第二种形态的国家——本来是民主政治的国家，应当有能力避免权力集中，但这些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由于战后资本主义极度发展和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大，再加上企业本身已经形成分工，尤其是资金运转的机制也渐趋成熟，都使得财富逐渐集中于金字塔的尖端。今天美国1%的人拥有的财富，超过全国财富的40%，99%的人只拥有60%的财产；而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今天的美国已经很快逼近20%。这些看不见的寡头政治集团，是隐藏在自由企业和民主政治面具之后的统治阶层。
今天美国的政治，实际上已经被不会超过三千人的小团体操纵着。他们操纵政治，也操纵舆论。财富在他们手上不断地被聚集、吸收，再重新分配。这些人能够掌握国家的权力，假借公权力之名，以民主代议政治的形式，不断制定对富者有利、于贫者有害的法令制度。美国制度会演变成这样，在建国之初是未曾想到的。英国、法国也不能避免同样的毛病。
在日本，早年的财阀、军阀和政客形成三合一的权力结构，使日本长期以来社会封闭，停滞不前。日本工业建设得很好，但原创力呈现严重地不足——他们工作的特点，就是做种种的改良，很少有自己新的发现和发明。日本中产以下的人民是没有发言权的，全国沉浸在一种沉默寂静的气氛中。这次的海啸赈灾，充分地暴露了三合一的僵化团体是如何把持日本政权，使日本的民主政治徒有其表的，而实际上这个政府并没有能力处理已经发生的危机，恐怕也无从处理未来将要发生的其他危机。
第三种形态的政府，在“苏东波”[1]以后改变了作风，苏联就是一例。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将近三十年的发展也和过去不一样。基本上，第三种形态的国家，已经将资本主义的优点，融合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之下。这些国家在社会公平的理念之外，也考虑到财富的增长。这些国家政府力量的庞大，众所周知，此处不用我再细说。
这三种国家形态，如今都已经产生了个体难以与之对抗的局面。第二种和第三种形态国家的内部，结构复杂，问题丛生，个体公民本来就已经不知所措，在面临庞大的国家机器时，更只有向国家屈服一途而已。霍布斯在17世纪讨论到社会契约论的时候，曾特别提出一个“利维坦”[2]（Leviathan）的概念。这个字眼本来是基督教《圣经》之中所提到的大海中一种巨大的动物，可能源于以色列人听到的关于鲸鱼的故事。在《圣经》中，这个巨无霸是人类必须面对而又无可奈何的巨大力量。霍布斯认为，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结束混乱不堪的斗争；国家应当出现在混乱之中，它能在混乱之中建立一个让人们可以生存的秩序和可以共同存在的社会。霍布斯提到这个“利维坦”的时候，他其实是在预告：国家可以是一个巨无霸，在巨无霸面前，每一个单独的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20世纪的今天，全世界的国家有大小和组织形态的不同，但我们看见，它们前进的方向，基本有着相同的趋势，那就是国家越来越像“利维坦”了。
注释：
[1]苏东波又称东欧剧变。指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演变为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剧烈动荡，最先在波兰出现，以苏联解体告终，一般被认为标志着冷战的结束。
[2]利维坦为《旧约全书·约伯记》中所说的一种强大无比的海兽，引申为“巨人”或“巨灵”的意思，霍布斯借用它来象征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