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的讨论，固然是因为目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起意，然而，我对近现代文明的盛衰已经注意了很久，才因为这一个机缘而做了比较有系统的陈述。我盼望读者们了解到：目前的困难，不是周期性的调整，而是长期过度发展导致的衰败。在这一本小书之内，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近现代文明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的，基本都集中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近代文明的起源，也一直要追溯到西欧的启蒙运动。当然，这也是自然的现象，因为近代文明本来就是在西方的文化圈内发展——那是从中古时代的衰蔽，迸发出来的一个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文明。
在这将近二十篇的文章之中，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中国在这几百年的世界发展历史中，都不是陈述的重点对象。在后记之中，我想对这一方面有所澄清。三百年来近现代文明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其实并不能置身事外，只不过中国扮演的角色是被动的，而且常是不自觉的。三百年来，世界近现代文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之中，中国都是不知不觉地参与在内。开启大洋航道和西方的宗教革命这两件大事，都可以说是西欧启蒙运动的重要背景。培根指出，中国人发明的罗盘、火药、造纸和印刷，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贡献。培根的这种说法，其实全是针对着西方历史而言：没有罗盘、没有火药，远洋航行将不可能发展；没有火药，欧洲封建城堡就不会被摧毁，而西方列强对世界各处的侵略，如果没有火药，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没有纸张、印刷技术，知识普及不会容易，而意见的交流，也不可能这么普遍。扩大活动范围和批判旧传统，这两个新风气的形成，正是西方知识分子质疑和推翻天主教禁锢思想的重要条件，西欧的启蒙运动，因此才能够一发而不可遏止。培根提出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为了解欧洲历史的形成过程，并不是在中国人发明的事物之中，单单挑出这四件发明介绍给世人。
在启蒙运动发生过程中，欧洲人转向东方，将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当做当时欧洲政治制度的对照。他们以为，中国的皇帝，例如康熙，就是一个哲人王者。而中国的儒生文官，其文化修养和专业知识，都不是西欧的武士可比拟的。他们下意识之中，拿这个神秘的东方，当做柏拉图理想国的模型。当然，到了18世纪以后，他们忽然发现，中国的一切其实不是这么美好，中国也有许多严重的问题。可是，至少在启蒙运动的前阶段，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形象，曾经被当做他们可以参考的对照面。借用中国的成语“郢书燕说”[1]，他们正是借这种遥远的模糊形象，作为自己改进的榜样。当然从具体的方面讲，中国的文官制度和考试制度，也确实对他们建构近代政府的理想制度有过一定的影响。
在西方列强掠夺新大陆的财富时，美洲的白银也大量地运往东方。中国获得了新大陆白银产量的将近一半，使得中国至少享有两百年的经济发展。新大陆的农作物，例如玉米、番薯、西红柿，传入中国，使中国的粮食供应增加，可耕地和人口数量都随之增加，改变了中国的生态和经济面貌。尤其中国的中南和华南，城市化和生产量都有可观的变化和成就。因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已经不知不觉被拉入全球化的网络。
紧接下去，欧洲工业革命以后，生产能量急遽增加，中国成为欧洲产品的重要市场。中国不仅赔出了那些赚来的白银，甚至付出更多，以致19世纪的中国迅速地贫穷。在当时世界市场之中，欧洲在中国占领的市场其比重超过非洲和中东，因为中国地方大，人口多，市场的收纳量极为巨大。英国和美国的纺织业者都曾经梦想，只要中国人多穿一寸英美工厂出来的棉织品，就可以维持他们英美纺织业的继续成长。
在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市场和原料的过程之中，古代的三个大帝国，奥斯曼、莫卧儿和中国，都受到严重的冲击。那两个帝国都瓦解了，中国虽然历经艰险，却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和完整。这个现象，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来说，也有相当的意义。欧洲人征服非洲，把非洲分割成一块一块，毁灭他们的王国，解散他们的部落。在非洲广大的殖民地上，白人必须要负起管理和行政的工作——他们称之为“白人的负担”。同样的，在太平洋、印度洋的岛屿和印度次大陆，白人也认为他们有天赋的权力和责任。在这些地方，西方列强几乎是无偿地取得资源，也肆无忌惮地倾销他们的产品。但面对巨大的中国，他们并不需要担起管理的责任，只要有市场在，他们就可以倾销，赚得的钱又可以取得够用的资源。于是，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算盘上，中国这块土地是独特的，和其他各处的市场都不一样。中国市场支撑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对其自身的资本主义萌芽确实有过极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经过一百五十年的历程，中国一步一步被卷进近代文明，吸纳了不少以西方文明为主体的近代文明。西方人在中国设立学校，中国的学生到外面去留学，都将西方的现代知识和科学技术，一代又一代地传到中国，使中国进入了以西方为主的近现代文明圈。中国人在接受新文明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将自己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和社会伦理的精华都逐渐遗忘了。今天，两岸中国的大学课程都是英美大学的翻版。犹如邯郸学步，我们真的忘了“故步”，只得“匍匐”而行了。我们自己文化传统中的修养和智慧，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
经过与西方的较劲和最终的挫败，中国改变了自己的制度，从两千年的帝制，转变成民主政治。虽然今天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在中国全面出现，至少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期盼着能够到达那个境界。孙中山提出的建国理想，“民有”、“民治”、“民享”，并不完全是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设计的——其中“民享”的部分，相当程度地注意到了资源的公平分配。市场经济主张的自由政治，与社会主义主张的社会福利，这两个理想，不仅在中国都有人提倡，而且中国的实际政治，也在这两端之间摆动，有时趋向这一端，有时趋向那一端。在20世纪的中国，这两端都并未落实，更谈不到两端的均衡。可是，一百年的摆动，也确实为中国人部分地建构了起源于西方文明的近代制度。如前面一章所说，西潮东渐，西方的帝国主义列强征服了全世界，将全世界臣服于暴力的殖民统治之下，但只有这一片广土众民的中国，却是它们没能够完全征服的。一百多年来，中国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对于过去被征服的东方各个国家，都是可以借鉴的榜样。尤其东亚各国，看了日本人完全模仿西方而置身于帝国主义之列，反过头来欺负东方人后，许多东方国家，更寄希望于像中国一样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虽付出重大代价而不悔。西方征服的许多殖民地因为具有这一番理想，才使得它们在二战以后纷纷争取独立的国家地位。中国一百年来的挣扎，既是挑战了现代文明暴力征服的部分，也因为自己的坚持，使这一长达数百年的暴力行为，终于走到了尽头。
西方近代文明走到最后一个阶段时，中国也并没有置身事外。在多年的动荡中，中国依然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也开发了自己的资源。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以后，西方曾将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撤离中国，在四年短暂的战争期间，中国发展出了民族企业的雏形。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萌芽，却是后来中国走向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今天，几个中国人集中的地区，都俨然成为世界的工厂；海峡两岸的中国，联合新加坡等地的华人资金，已经改变了今日世界的经济布局。这一大片力量，与同样成为新兴国家的俄国、巴西、印度，对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近代文明系统的经济版图，终于要改变。本书后面若干章所讨论的对象，也一定会引发其他各方面如政治、文化、社会等的变化，其变化之巨大，最终会使近现代文明完全转型。
因此，中国从一个不自觉的参与者，已经变成了一个参与建构全球文化网络的合作伙伴。经历了三百年之久的蜕变，我们竟可以如此说：西方近代文明，从最初的理想，到最后的终结，每一个重要的阶段，都有中国的影子或中国实体的参与。这也正是人类文明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个必然的情况。毕竟，中国承载着中国文化的若干传统。东方已经有几千年的发展经验，其中有不少深厚的文化精髓，很值得我们选择、采撷，并纳入新文明之中，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邯郸学步，并不需要抛弃那些不朽的精神资源。这一筛选、改组和诠释的工作，也是最后一部分的工作，却也是最不容易进行的任务。不过，中国人必须如此做，不但是要自觉地做，而且是要努力地做。中国不能够自满于今天获得的财富，更不能自满于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上的地位。中国应该更往高处看：所有人类，包括中国人，都将合组一个大家共有的人类社会。在世界共有的文化之中，中国几千年来累积的许多智慧，应当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经过创造性的转移，人类文化之中的东方部分，庶几能矫正和弥补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缺失，彼此融合为一，变成全世界的未来文明。
这一系列的讨论过程中，我得到了陈航和陈珮馨不少的帮助，没有他们的策划和传录，以我八秩老人的精力，很难如期地提供给《南方都市报》刊登，我对他们二位怀有诚挚的谢意。对于《南方都市报》编辑部的同仁，我也感谢他们的努力。对读者们，我只盼望这些书上提的问题，能激发大家自己的思考——不只是阅读我提出的一些意见，而是从这些意见上引出大家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并将看法和想法付诸实践。
许倬云
2012年2月3日于匹兹堡
[1]郢书燕说语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比喻穿凿附会，曲解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