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贫困来源于人们的社会文化行为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比如，美国的大学长期以来扶助弱势，以大量的奖学金把穷人子弟招入大学。但是，多少年的统计追踪揭示，这样的机会对于这些穷孩子的发展虽然至关重要，但他们的学业表现和中高产阶层子弟尚有明显差距。最近美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也遭遇同样的问题。虽然一些试点学校大大提高了穷孩子的成绩，但是，穷孩子与普通孩子之间的学业差距依然是惊人的。这些事实都驱使人们关注穷人的文化和社会行为。埃尔德·沙菲尔和希尔·穆莱纳桑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别开生面，对于更有效地解决贫困以及穷人的“能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经济上取得重大进步，但在关于穷人的观念上，还停留在19世纪前期欧洲的水平。茅于轼当年主张廉租房不修私人厕所，和这样的观念就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如果廉租房的环境太舒适，那些穷人就不努力工作了。殊不知，把穷人的生活环境搞得太压抑，甚至对之施予社会压力，往往会影响穷人的表现。任志强当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那段话，更是绘声绘色：“我从那儿（任曾经插队的落后村庄，人均年收入400元）拉了60个人到北京打工，我让县武装部组织培训，还专门开车去拉来，怕他们走丢了，拉到顺义别墅区里当服务员、当保安，我一个月给（每人）300元的工资，管吃管住管服装。可是，不到两个月全跑光了，宁愿回去受穷！干了一年半的只有两个人。该不该穷？我说我再不给你们捐钱。活该！”如果用埃尔德·沙菲尔和希尔·穆莱纳桑的研究来分析，任志强描述的事实相当真实。但他（乃至许多城里人）所不了解的是，长期的贫困、长期城乡隔离的歧视性政策，使这些农民不具备任志强那种经济理性。这是人脑对环境的正常心理反应。
让不理解贫困的人来治理贫困，往往是好心办坏事。早年欧洲人通过困乏逼使穷人努力的做法，大多都适得其反。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的问题，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富人的傲慢，而是对贫困设身处地的理解。
小贩之国
“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后，在微博中读到温州的诗人池凌云女士的一段记录：
“刚才，来自湖南的余女士在世纪广场接受钱江频道采访。余女士是湖北人，一直在世纪广场卖小玩具、矿泉水等，但今晚余女士的孔明灯全部免费赠送，她在接受采访时哽咽着说：我只是普通人，我只想表达对死难者的同情，他们（死难者）太可怜了......”
接着，她马上补记：
“这些普通人就是我们爱这片土地的理由！余女士不肯说自己的名字，在我追问下，才说自己姓余，‘多余的余’，她说，白天在世纪广场做买卖，也要被城管赶。我忍住泪水，要她把孔明灯卖给我，让我也表表心意，她执意不肯，把我的钱扔还给我。”
这短短两段，我读几遍哭几遍，相信许多读者也有同感。如果在这么大的悲剧中要寻找什么民族精神的话，这个小贩身上所体现的难道不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吗？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贩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在一些地方政府眼中，他们构成了社会秩序的问题。小贩被城管驱赶司空见惯。城市中崛起的中产阶级对这一阶层依然充满了偏见：乡下人，素质低，不老实，影响治安..在我们这个骄傲的“崛起大国”中，很少人愿意以小贩作为民族或国家的象征。
这让我想起英美崛起时的国家认同，即所谓“小店主的国家”。这一词本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他称一个伟大帝国中必须有着受小店主阶层影响的政府。据说拿破仑听到这个说法后，就把“小店主的国家”拿来作为对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敌国的蔑称。但英国人反而骄傲地接过了这样的称号。根据另一种说法，“小店主国家”是因美国的建国之父之一萨缪尔·亚当斯用以称呼自己的国家而走红的。不管是哪种说法，“小店主国家”在英美崛起时代，被那里的国民骄傲地用来作为自己的国家认同。
为什么这两个先后主宰了现代世界的“崛起大国”会以“小店主”这么卑微的行当作为国家认同？目前我还没有看到社会文化史学家进行综合分析。不过，凭借着历史常识来推断，不难触摸到若干线索。自17世纪开始，欧洲的大国竞争愈演愈烈。荷兰（当时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作为商人的国家已经获得了独立。但是，由于法国具有巨大的人口和资源以及强大的王权，欧洲各国在和法国较量时都有些力不可支。这一局面，最终为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所改变。当时来自荷兰的威廉三世在客居荷兰的葡萄牙犹太商人的暗中资助下，率军突然在英国登陆，攫夺了王权。随他而来的，是一批荷兰的金融家。面对债台高筑的王室，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他最终和英国议会达成协议，以放弃王室的许多权力为代价，在英国建立所谓“荷兰财政”。其中核心的一条内容，就是以消费税为基础的现代财政体系。过去，英王室遇到危机时，总是必须征得被土地贵族所控制的议会的同意，才能征收新的税收。这些税收多来自传统的土地资源。议会即使批准了王室的这种“非常收入”，危机过后也可以将之取消，以此控制王室的权力。王室没有稳定的财政基础，到了战争等紧急时刻，借贷就无良好的财政信誉，不得不扛着高利率，甚至导致债务危机或债务破产。“荷兰财政”则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新的消费税不触犯土地利益，就可以永久征收，给王室提供了稳定的财政基础。有了这样稳定的收入作为抵押，借贷的信誉就好得多，进而压低了利率。有了这种“便宜的钱”，又可以使英国在大国竞争中打持久战，特别是挑战比自己人口多两三倍的法国。当然，英国仰仗英吉利海峡的庇护，本身又有相当的规模，不像袖珍、富裕的荷兰那种直接处于法国的虎口之下。但是，最后的胜利还是要落实到其财政上的耐久力上。史学家们每每惊叹，欧洲列强的战争，最后都是英国胜出。这并非英国人有什么不可比拟的军事天才，而是打到最后只有英国人还有钱。
消费税当然最终是由消费者来承担。但是，消费税必须通过消费来实现，即必须经过小摊小贩小店主这一阶层的经营才有可能。我们都知道，没有人喜欢纳税。“荷兰财政”的代价，就是一条鱼摆在阿姆斯特丹的中产家庭的餐桌上时，已经被抽税40多次。这不仅造成了高物价，也给小摊小贩小店主们巨大的偷税漏税的动机。其中，小摊小贩居无定所，最难管理。不过，他们最直接的理想，还是生意发达后变成缴税的小店主。事实上，从中世纪法国地区著名的香槟集市，一直到日后欧洲城市的中心市场，市政建设往往围绕着这些小摊贩的需求而设计，以种种优惠吸引他们安顿下来，成为小店主。而小店主们的生意越红火，不仅反映着国民越富裕，也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越多、越有国际竞争力。一个世界帝国，就是这么构筑的。你能不尊重小店主吗？你能不厚待小摊贩吗？
当然，在亚当·斯密讨论“小店主”时，“小店主”还很难在议会中拥有真正的投票权。但是，英国政治很快就摆脱了贵族的垄断，开启了平民化的时代。美国的登场，则把这个过程戏剧化地加速。英美这些建筑在百姓的民意和财富之上的新型现代国家，很快就主宰了世界。
记得一位欧洲人曾经对美国有这么一段观察：“美国的普通百姓，是如此有尊严。不管他们是一个小贩、工匠，还是农夫，他们觉得自己在本行里是世界最好的，容不得任何人在他们头上指手画脚。”这，难道不正是一个当家做主的“小店主国家”精神吗？
当今的中国，应该借着这种“小店主”的荣光来看待街头的小贩。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在北京最早见到的私人企业主之一，就是街头的大碗茶贩子。有了他们的开拓，才有今日的商业繁荣。难道他们不是“中国崛起”的开拓者吗？再看看温州街头义送孔明灯的小贩。国家和政府每天的运作，难道不应以“不辜负这样好的国民”为基本信念吗？
有多少美国人不纳税
4月15日是美国人的纳税日。一家非党派机构税收政策中心马上作出估算：2010年有6900万户，也就是45%的美国人不缴纳联邦税。其中许多人，不仅不纳税，反而享受联邦政府的补贴。
在美国工作过一段的人都知道，4月15日与其说是纳税日，不如说是退税日更为合适。一般的税收都从每月的工资单上自动扣除，到4月15日这天（或之前）申报税表，多退少补。许多家庭，能拿回几千美元的退税，也就是自己多缴的部分。比如，你买辆新车，缴了几百美元的消费税，年终一算，联邦政府退给你其中的5%~10%；你买了房子，有房地产税，也可以借此从联邦政府拿到若干退税；你装了个节能窗户，联邦政府则会给你一定比例的现金作为鼓励。
这45%不纳税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每户年收入在5万美元（大致是美国的中等收入）以下的人，其中年收入在3万美元以上的占了很大的比例。有很少一部分，大约500万户，年收入在5万到百万之间。这些人的收入来源，往往来自免税证券或者海外。最近几年经济危机，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推出各种减税、免税政策，许多家庭因此不必付税。另外，政府有一系列长期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保护弱势阶层。比如给低收入阶层补贴，帮助他们支付教育费用等。使这些家庭不仅不用缴税，最终还能从政府拿到若干现金。
当然，这里所谓的“不缴税”，指的仅仅是联邦税。除此之外，州里依然有税要缴，买了房子要给地方政府缴房地产税，购物时自动缴纳消费税。别管贫富，税是很难完全逃掉的。但是，联邦税是很大的一笔钱。将近一半的美国人实际上免除了这一负担。
如今正赶上奥巴马政府和共和党主宰的众议院为财政预算对决，双方都提出了自己的削减赤字计划。奥巴马在削减开支的同时，要给富人加税。共和党则指责这样的计划是“阶级斗争”，并坚守自己事先提出的削减开支、减税刺激经济的计划。在这种政治气氛下，这一联邦税收数字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火药库。论者指出，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给纳税人提供了多种减税、免税优惠。民主党针对穷人，当年布什的减税案，则使许多富人受益。这些五花八门的税收福利加起来，一年就高达1.1万亿美元。而奥巴马和共和党的国会10年左右的财政目标，所削减的赤字不过4万多亿，大致是4年的税收优惠。所以，许多人把这些税收优惠当做
税收漏洞，要求政府及时填补。填补之后，不缴纳联邦所得税的美国人的户数比例，会从45%降到27%。
可惜，权力虽然在政府手里，选票则在老百姓手里。政府不给老百姓这些税收优惠，自己的权力就可能保不住。所以，不纳税的福利，大部分家庭还会长期享受下去。
在美国你为什么不能圈自家的地
郭德纲圈占公共绿地、弟子殴打采访记者，郭德纲从称赞弟子是“英雄”到迫于舆论压力道歉，最终被勒令拆除圈占绿地的栅栏..这出大戏，如今似乎算是收场了。但是，至今人们仍然议论纷纷：他真圈了公共绿地，还是自家的院子？小区内其他住户也有类似行为，为什么不管？究竟是人家侵犯了他的私有财产，还是他自己耍恶霸的脾气？这些事情，我难以回答。不过，正巧有位朋友在美国搬家，有些小事倒是可以拿来对照。
我这位朋友兜底买到一栋很得意的房子，算是栋“豪宅”吧。地处附近一个镇最贵的一条街，甚至有公司定期上门收洗衣服。他买的时候还来咨询过我的意见，说公司里一些同事警告他不要搬到那里去，理由是那里全是百万富翁，你没那个经济实力，住在这么富的邻居中间不舒服。我是个坚定的贫富混居派，一听这个就说：“人家富人家的，你过你的日子。井水不犯河水。况且，邻居彼此交往很少，你家的院子有一英亩多（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和邻居也彼此很难遇见，谁碍谁的事了？只要房子值，在你的购买力之内，当然就可以买了。”他也点头称是。
房子买下来，我第一时间去看，才知道这条百万富翁的街里为什么会有百万以下的房子。整个一条街安安静静、一尘不染，但街的一个出口连接着一条主要的公路，车辆繁忙。就在这里把口的四栋房子，因为能听见那条干路的交通声音，价钱一下子就低了许多。我四下看看，见他前院是非常开阔的草坪，漫无遮拦，马上建议：“你应该在临街处种一排灌木丛，遮挡一下，这样噪音小了，隐私性也好多了。”他马上说：“我得看看这里的规矩。这条街没有一家这样做的。栅栏是肯定不能建的，灌木丛能否种，还得查查条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