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冯，怎么喜欢上搞摄影的呢？”
“电影队解散时喜欢上的，也许是怀念放电影的日子吧。到小站去放电影的时候，人们都欢迎你，尊重你，把你当成电影工作者。当时，我就想，人的生活怎么就这么像电影呢？充满这么多意外的事情，我当了农民，当了工人，现在又放上了电影……后来，电影队解散了，安排我去烧锅炉，我心里就特难过，特别怀念胶片上的那些迷人的光影，就存了半年钱，买了第一台海鸥120相机，开始玩摄影了……后来，我当钳工，干巡道工，都坚持玩摄影，我会一直玩到玩不动为止，因为镜头里总能等到一些美的东西……我用打道钉的双手按快门，所以，你来采访我，呵呵，真是像电影啊……”
“老冯，你这头型是自己设计的吗？前面和鬓角都这么短，后面那么长。”听了老冯的话，记者似乎心里有些难受，于是又转移了话题。
“已经留很多年了，原来前面后面都长，我想搞摄影也是搞艺术的嘛，搞艺术的不是都留长头发吗？我也就留了。刚开始，领导要我注意仪表，我那时强，跟领导顶嘴，说什么‘穿衣戴帽，个人爱好’，结果，无论我文艺方面多努力多有才华，也从来没人答理我，我只能每天出来巡道……不过，我现在学乖了，你看，前面这么短，不注意也看不见我后面是长发，不是吗？”
“老冯，还是白天出来巡道的感觉好。”记者又转移了话题。
“是啊，白天好玩的事挺多的，有时候，会有蛇卧在枕木上，我就用脚踩住它的尾巴，伸手捏住它的七寸子，捉回家来，让我老婆去买只鸡来清炖……
“有时候，能捡到从旁边池塘里爬上岸来喘气的甲鱼。
“有时候，会碰见兔子，我就一边追，一边使出吃奶的劲儿把钉锤扔过去，可惜，从来都没砸中过，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
“有时候，列车来时，我手持红旗，面向列车站好，亲眼看着那些跟火车比速度快的兔子啊，斑鸠啊，狗啊什么的，在面前被撞成了我的猎物……呵呵，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老冯，你觉得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幸福吗？”这个记者总是喜欢突然转移话题。
“有两段，你问哪一段？”
“两段都问。”
老冯的第一次婚姻并不幸福。那女人虽然好看，但却性格古怪，任意胡闹，从不安宁。年轻时，她多少对老冯有些爱意，起码说因为他的能说会道有一阵没一阵地爱过他。但后来，她发现这个巡道工挣得不多，还迷恋花费巨大的摄影，她便带着儿子离开了。老冯好面子，也曾放着鞭炮把那女人接回来，可没过多久，她又带着儿子跑了，还搬走了冰箱、彩电。这让老冯痛恨得要死。之后很长的日子里，老冯都一个人过着邋遢而清静的单身汉生活，这段时光按他的话说，“就像从牢狱中放出来一样轻松”。直到1991年，35岁的他和一个比自己小16岁的姑娘结婚时，他才又为自己在与命运较量时占到的上风而感到由衷满意。
“我和现在的老婆相处得挺美满，又生了个儿子。不过，原来她爸爸骂她：‘你嫁不出去了？要找这种离过婚的老头！’人们也都跟着在背后嚼舌根讲闲话，后来，我喝了半斤白酒，壮着胆子去找她爸谈判。她爸说，‘我女儿用了你多少钱，你给她买了多少东西，我们都还你，你不要跟她来往了’。我说，‘就算好不成，这些东西就当是朋友送的好了’。然后跟他解释，当初是如何因为搞摄影离的婚，现在不会了，因为相机这些设备都有了，花不了什么钱，还跟她爸说，我是真心喜欢他女儿，会对她好的。我是哭着说的，说到后来，她爸就同意了。他爸觉得摄影这爱好不坏，而且她爸也是巡道工。”
“你们果然是北京的记者，总能把人弄哭了。”讲着讲着，老冯开始抹起眼泪来。
八
记者要走的那天，老冯决定带他回趟家。他说要到家里挑几张老冯拍的照片带回北京去。
老冯很高兴。一路上，每碰到熟人，他就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袋槟榔，说：“吃槟榔，吃槟榔。”然后指着旁边的记者说，“这是北京《生活》杂志的记者，专门来采访我的，跟我好几天了。”
这时候，大家都会毫无例外地称赞：“老冯，你现在好有名啊，电台、电视台里都有你，连北京的记者都来了”。老冯则提高了嗓门：“哪里，哪里”。“老冯，你现在出名了，还想干巡道工吗？”记者问。“不干巡道工，我干啥？”“比如去当摄影师啊，按按快门，挣钱又快又多。”“这事我早就想过，有时候，也有人找我拍点片子，挣点小钱。可爱好是一回事，饭碗则是另一回事。我还有老婆孩子，不能冒这个风险啊。”“哦……”晚上，老冯躺在床上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困。他把胳膊穿过妻子的脖颈，轻轻地抚摸着她瘦小的肩头。“老婆，再过十年，等我退休了，我就可以把我的爱好变成饭碗了……”
一
陈虹说，你把字签了吧。
齐龙尴尬地坐在床边，心里很不自在。他不住地抚摩下巴，把两条粗壮的腿一会儿交叉着架起来，一会儿放下去。他发现舌尖上有许多话——2005年，他和陈虹在这陌生的北京城里结了婚，陈虹说，咱得有个家，他就借钱给这房子付了首付。陈虹说，咱得把家里弄得温暖点，他就把墙刷成了红色。陈虹说，咱得努力工作，他就当上了单位的先进工作者。
而此刻，他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他做梦也没想到，陈虹会提出离婚的建议，而且是相当正式地提出。他惋惜自己的感情，惋惜自己的爱。他是如此惋惜，恨不得能大哭一场……可舌尖上的话到底还是没能说出来，他叹了口气，站起身，开门走了。
二
那年夏天，一列火车奔跑在北方辽阔的平原上，每节车厢外都挂着块白色的小牌子，上面写着“齐齐哈尔——北京”。
齐龙躺在下铺的床上，枕着双手望着窗外没有边际的天空。
“北京劲松六中”是他的报到单位。校长在电话里告诉他，“劲六”是对外的称呼，事实上他们是一所工读学校。齐龙问：什么是工读学校？校长说：就是对学生实行“择劣录取”的学校，专收那些家庭教育失败，普通学校教育失败的学生。校长还说，1986年有部电视连续剧曾经轰动全中国，拍的就是他们这儿。齐龙没看过《寻找回来的世界》，那年他才3岁。
工作是陈虹帮他联系的。高中时他们就好上了，后来一起考上了齐齐哈尔大学。陈虹在外语系学英语，他在音乐系学音乐教育。陈虹大他一岁，处处对他关怀备至。正因如此，四年后，当陈虹毕业去北京一所中学当英语老师时，齐龙郁闷坏了，因为他们学校和俄罗斯赤塔国立师范学院有合作项目，他还得出国待上一年。
不过，现在好了，终于熬到毕业了。一份让父母放心的正式工作和朝思暮想的姑娘正等着他前去报到。他有些激动，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是那么富有节奏感，而且优美，他想笑出声来，可又想忍住。是的，一切都那么顺利。
三
房间不大，也就十来平方米，夹在教室和学生宿舍之间。紧挨着墙，摆着一张床和一张办公桌；紧挨着对面的墙，对称地摆着另一张床和另一张办公桌。每张办公桌所对的墙上都有一扇蓝幽幽的小窗户，一扇通往教室，另一扇通往学生宿舍。小窗户经过单向性处理，里面可以看到外边，外边却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就像警察局里指认嫌疑人的房间一样。周一到周五，班主任们都生活、工作在这里，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所以叫“宿办室”。
齐龙也有自己的“宿办室”，因为他是班主任。
他清晰地记得第一天当班主任时的情景：他把学生集合在楼道里，批评他们不应该在上楼时打闹，批评结束后，他说，解散。可队伍里一个瘦瘦高高的学生说：“我看谁敢走！”声音不大，但似乎比他这个新来的班主任好使，学生们谁也不走，有的甚至坐到了地上。
齐龙并不慌张，从那桀骜不驯的眼神里他似乎看到了自己当学生时的影子，他原来也是这种调皮捣蛋，让老师伤透脑筋的学生，所以他知道他们要什么，也知道跟他们说什么。他把这学生叫到宿办室，让他坐到椅子上，跟他聊了一会儿，那学生就服了。
每周都有班主任交流会。大家分享着各自的经验，有的说，你得在半夜帮他们盖被子，然后用一些小动作让他们知道你在关心他们；有的说，你得帮他们把鞋垫放到暖气片上，让他们第二天穿鞋时感动；有的说，你根本不能跟他们笑，也不用显得很亲切，要让他们对你有畏惧感；有的说，你得去家访，了解他们回家后的生活，因为这些问题孩子大多来自单亲家庭；有的说，中午，你得把那些上课捣蛋的家伙叫到宿办室来，因为他们最害怕失去的就是时间和自由……
刚开始，齐龙还虚心地学习其他班主任的经验，但是，没过多久，他发现有些方法其实很蠢，中午牺牲自己的午休时间，把学生叫来宿办室待着，这到底是在惩罚谁呢？
他有他的方法——跟学生一起玩，跟他们聊天，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他把这简称为“感话教育”）。为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解他们，他甚至让学生带他去网吧，教他“街头篮球”和“魔兽”这些网络游戏怎么玩，跟他们探讨攻关秘籍……所以，当班上同学逃跑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在哪儿能找到他们。
其他班的学生都躲着自己的班主任，而他班上的学生整天缠着他，叫他“老大”，听他的话。他通过侧面了解（向一个学生询问另一个学生的情况）和直接闲谈，掌握了所有学生的情况。他知道哪个学生会把香烟藏在自己衣橱的滑轨里，哪个学生会把匕首藏在厕所的水箱里，哪个学生喜欢打架，哪个学生喜欢泡网吧。他甚至知道哪个学生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跟他的女朋友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