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庆与延安
雅尔塔三巨头密谋争利，波茨坦四盟国宣布受降
当晚，全中国人民彻夜无眠。这在华夏民族千百年历史上绝无仅有。尽管后来发生的桩桩件件，证明它其实是个凶兆，但我们还是愿意记住这一时刻。
公元1945年8月15日……哦不，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先生掏出怀表，时间已经指向凌晨1点35分。他怀着乐观而自豪的心情弃车徒步，走在重庆渝中区附近起伏不平的街道上，大口呼吸山城那清凉而弥漫着火药味的空气，心里下意识地将日历翻到了“16”日。
自日本政府8月10日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后，驻陪都重庆的各国使节几乎就没能好好睡过一个囫囵觉。直到8月14日天皇裕仁下达《诏书》，连续几天满世界文电交驰，可把赫尔利忙坏了。先是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约定同时在重庆、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公布各项规定，美国贝尔纳斯国务卿代表四国经瑞士向日本照会“日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具体指示正式投降步骤。紧接着，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名义向东京广播，并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系，命令日军“立即停止开火”，随之盟军在所有战场也奉命停火。
华盛顿时间8月14日19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接受日军的无条件投降。与此同时，英国伦敦播出了首相艾德礼的讲话，莫斯科广播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讲话，重庆广播总裁蒋介石的讲话。
重庆时间8月15日7时整，世界范围内正式发布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的公告。当天的正午时光，全球无线电信号都在传播裕仁天皇有气无力地宣读无条件投降“敕令”的声音。
兴奋了大半夜的赫尔利疲惫地回到住处，习惯性地喝了杯白兰地，更加没有睡意。他禁不住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牛皮靴踏响木质楼板，发出嘭嘭的声音，像是前线胜利的炮声，又像街头山响的欢庆鼓点。赫尔利推开花格玻璃窗棂，深不可测的夜空扑面而来，整个山城的狂欢还隐约可闻，一种从未有过的历史感袭上心头。他返身打开那本厚厚的羊皮笔记，热切期望记下点儿什么。
其时，陪都重庆政府与远在西北的红色延安相比，显然带着不加掩饰的自负。然而，日本政府向同盟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乞降照会公布之后，平民百姓们普天同庆的鞭炮和锣鼓丝毫没有差别。赫尔利目睹了长街上的张灯结彩，看到中国官员、兵士夹杂在商贩船夫之间，长袍马褂和西装革履一律奔走相告，大家彼此拱手，喜形于色，连一向昂首挺胸的富绅大贾们，也在那里忘情地手舞足蹈。人们眼里光芒四射，眉目之间犹如涂上了厚厚的油彩。
置身于欢乐的海洋，赫尔利不能不受到感染。就像年前访问延安时那样，他在中国东道主面前又心血来潮地跳起了印第安人的练兵舞。他被自己近乎天真的激情燃烧着，狂热地扭动着身躯，甚至操起陶克族人的方言“呀呀、呀呀”地大声欢叫。不论作为前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还是作为新任的美国驻华使节，此刻的赫尔利对“解决中国问题”更加抱有一份坚定的信念。他觉得这正是自己超越了史迪威、马歇尔和魏德迈等人之处，而这份美好感觉早在去年初冬他抵达延安的那一刻，就似乎活灵活现地握在手中了。
那是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在秘书史密斯的陪同下，飞机有惊无险降落在延安一块空地上的土包包前。黄色烟尘弥漫在模糊不清的舷窗口，以至于赫尔利没有看清究竟是谁在迎接自己。而被称作“迪克西使团”的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事先也不太清楚来者何人，所以第一次在给周恩来通报时竟有些含糊其辞。等到那架带有明显标志的美军军用飞机嗡嗡鸣叫着出现在黄土高坡上空时，周恩来问包瑞德贵宾是谁，包还摊开双手一脸茫然。幸亏周恩来处事周密。当赫尔利从机舱出口探出头来，才一眼看到包瑞德上校身边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首脑集体风尘仆仆的身影。他们一起挤进那辆被当作救护车用的破旧汽车，动静响亮地驶向“迪克西使团”驻地。
大家初次见面，寒暄过后都没有什么话可说。包瑞德上校虽是个中国通，可作为一名校级军官，碍于不太熟悉的赫尔利将军在场，也不好有超越外交辞令的言语。颠颠簸簸的车里出现短暂的寂静。正在难耐的时刻，冷不丁有头骡子挡在车前。驾驶员小赵急忙刹车，车里的主宾前仰后合。小赵满头大汗地找了根树枝上去驱赶骡子，谁知那头牲口倔得很，左赶右赶就是不给面子。急性子的赫尔利有点憋不住了，就在车里打着手势嚷嚷道：“再打，再打，使点劲，打那一边……”
毛泽东笑了，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慢条斯理地说：“想不到赫尔利将军赶骡子也很在行啊。”
“我年轻时当过牛仔，对牲口多少了解一些。”赫尔利显出点孩子气。
“哦——”毛泽东好像有了兴致，“我也曾放过羊呢。你看我们这些山坡，现在光秃秃的，开春了，朝阳的地方有点雨水就会长草，羊不愁吃的。”
赫尔利顺着毛泽东的手指伸长脖子，目光投向不远处的沟沟坎坎。
周恩来接上话茬：“这里的山沟是听从老天爷安排的，下大雨就涨满水，有时候还会发山洪，不下雨就又干枯了。”
赫尔利滔滔不绝起来：“……在美国第四十六州俄克拉荷马，可以通过鱼儿翻腾的浑水，来判断什么时候鱼群会溯流而上……”
包瑞德上校总算逮着机会，翻译过程中大肆发挥，空气由此活泛开了，直到“迪克西使团”驻地，大家轻松愉快地喝茶，继续谈天说地。
毛泽东及中共领导集团给赫尔利大使的第一印象，就这样一点点地扩展开来。它甚至让赫尔利对成功把握中共这支红色力量，一度抱有一丝丝说不清楚的自信。一年来，美国朝野在对华援助问题上，鉴于国民党军队抗日业绩每况愈下的情形，滋生出越来越多的抱怨与不满，而中共敌后武装与美国空军配合抗战这样的好消息却在与日俱增。各方面情报都表明，那个终日穿着灰粗布上装、曾经放过羊的中共高级指挥者，手臂挥舞之间的力量越来越不可小觑，需要美国外交官们格外关注，“扶蒋容共”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成为赫尔利秘而不宣的指导思想。然而，就在这个波诡云谲的年头岁尾，形势很快出现“颇难逆料”的转折。
距赫尔利延安之行也就两个月，1945年1月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海滨雅尔塔皇宫，美国总统罗斯福竟和英国总统丘吉尔、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无视中国意愿、摒弃中国首脑在场的情况下，秘密签订了包括以下三项内容的《雅尔塔协定》：一、史属中国领土的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割让给苏联；二、中国大连港国际化，苏联在港有优越权，并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三、通往大连的中东和南满铁路由苏、中共同经营，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
此外，当然还包括外蒙独立等一系列有损中国利益的内容。如不答应，斯大林就拒绝出兵东北。蒋介石幻想中的铁杆朋友罗斯福，关键时刻还是出卖了盟友，他除了“震惊”和“痛愤”之外，无计可施。所有外交斡旋都留有赫尔利的影子，无论个人感觉如何，他的原则永远不会改变——为了美国人的利益而战。
这是个无理可讲的强权世界。美、苏两国的谈判桌上，同为战胜国盟友的中国政治局势，竟然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赫尔利心里早有底数，连小小的《中央日报》副主笔胡秋原，都敢于面对他的威严拍着桌子吼叫：“我有权为中国的事，对一个自称为中国盟友的美国代表讲中国人的意见……”并写出《参议院胡秋原对中苏谈判之声明》，可想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都不可能存在半点儿犹疑。剩下的就是苏联人与美国人的利害权衡与利益抉择了。苏联人希望出兵打败日本人本是多年的夙愿，可他们偏以损害中国利益为要挟，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美国人要的只是一个听话的中国，半真半假的基督徒蒋介石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顺理成章地由“扶蒋容共”走向了“扶蒋反共”。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发表讲话，声称鼎力支持蒋介石政权，表明美国决不会向中共提供武器的态度，因为“只要仍有强有力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政党和军阀，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统一”。此前，他还电告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中共全部策略表明，要推翻国民党统治，获得“对中国的一党专制”。这当然也是罗斯福的态度。在蒋介石醉心于暮春重庆黄山官邸的景致而“深感欣慰”时，延安则断然宣布：不许美国观察组派员再到前方，特别不准他们进入中共根据地。新华社的评论也明确指出，赫尔利和蒋介石上演双簧，“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
“中国通”赫尔利一厢情愿，“西北王”胡宗南浮出水面
在美国人明确表态的同时，斯大林也痛下了决心。这从苏联突然更换驻华大使可以见出端倪，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了蒋介石警惕范围。本来，老蒋始终坚信：“只要美国不为中共声援或袒护，则苏联亦绝不敢以武力助共，故对共党问题，我必能自了之。”到1945年的5月28日，斯大林还与美国特使霍普金斯再次达成共识，斯大林明确表示“将尽一切可能促成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之统一，并特别声明没有一个中共领导者有足够力量统一中国”。斯大林甚至对蒋介石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们不支持他们（中共），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斯大林非常肯定地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
然而进入6月，嗅到异味的蒋介石，不得不在大半个月里连续三次召见俄国大使彼得洛夫，重述列宁时代的对华政策，希望中苏交往能以此为基础，甚至于允诺：“英国如能保有香港，苏联应亦可以保有旅顺。”这样的外交回应，可谓身段柔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那么在意斯大林的“友谊”，原因非常清楚，抓住苏联就抓住了遏制中共这一“心腹大患”的要害。尽管斯大林一再声明国家民族利益无关意识形态，“苏联与这些‘共产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而事实上，延安苏维埃政权与苏联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精神联系，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忽略。中共1928年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干脆就在莫斯科召开。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国家民众的心坎上，已射出另一束不可小觑的光芒，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犹如破土的嫩芽开始生长。
1945年4月23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了长达六年的酝酿和准备，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五十天的会议，让毛泽东明星般地走进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视野，成为中国可以挑战蒋介石的人民领袖。这也让所有美国对华事务的官员大吃一惊。赫尔利大使也不例外，他完全没有料到，半年前在延安土窑相识的那个布衣粗食的中国汉子，竟有如此风云大势。
毛泽东的声音虽然平和而内敛，但那种毅然决然的铿锵之力，全世界的政治观察家都能感觉得到。无论是否公之于众，他必定要以革命战争解决战后问题，并最终打倒蒋介石，建立新的共产党国家政权。八年抗战，就在蒋介石费尽心机清洗国民党军阀异己的同时，延安依托广阔的敌后根据地悄然扩展到雄兵九十万，此外还有民兵二百多万，根据地人口达到一亿，一百二十多万党员。因而，毛泽东可以骄傲地断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他宣布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形成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之势，让蒋家王朝上上下下感到“惶恐不安”。
蒋介石与斯大林彻底翻脸只是时间问题了。而毛泽东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理念，希望有外援却不依赖外援，斯大林除了维护共产国际的权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一时间，中国的政局扑朔迷离起来，举国上下频吹和谈之风，至少在各种媒体面前，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施放和谐美好的愿望。这让赫尔利少将心里又开始痒痒起来。事实上，还在担任美国总统驻华私人代表时期，他就始终在做着一厢情愿的努力：一方面小心翼翼地防止中国政府垮台，敦促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继续拼杀；另一方面努力调和中美军事机构及美国驻重庆使馆，与中国政府之间保持良好的友善关系。关于“维护中国政府的巩固”“维护蒋委员长的领袖地位”等这样的外交辞令，他已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胜利的日子虽说姗姗来迟，却照样鼓舞人心。在这举世欢庆的时刻，赫尔利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用美国人的精神和意志，把中国的两块牌子合二为一。他的具体目标已经锁定：让重庆和延安握手。
遗憾的是，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这位穿着军装的美国政客，永远也弄不懂中国的事情。在他喜形于色胡乱拥抱中国盟友的那些日子里，他脚下这块古老国土上将要上演的一切，实际上已在悄然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