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共产党军队人数已经超过百万。重庆谈判实质性交涉阶段，共产党方面提出将军队改编为48个师，而当时国民党军队为263个师。老蒋想都没想就断然否定，经过一番痛苦的调整，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而这12个师还必须“交出来”，由政府统一领导。
毛泽东早就想好了，不争这些公文上的阿拉伯数字，当即作出让步，同意国民党263个师，而共产党降到43个师，比例接近1/7。最后，双方本着“和平建国”的精神，将国军整编到140个师，共产党军队改编为20个师，比例仍为1/7。这样的格局，还是经过共产党方面多次让步与力争，老蒋才气哼哼地表示“可以考虑”，心里憋着老大不舒服。
关于解放区问题，中共提出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存在，“是革命发展的结果，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重庆谈判一开盘，共产党方面就提出“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府”问题，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表示“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连一向比较公允的张治中，都把中共的解放区斥之为“封建割据”。直到谈判最后，争论最激烈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也还是悬而未决。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基调一如既往，甚至跟十多年前没有什么两样。他一口一个“共党不除，后患无穷”，天天都在训斥那些不理解“攘外必先安内”的党内“蠢材”，好像有满腹心事倒不出口。
对此，中共态度也比较直白。几个月前的重庆谈判桌上，王若飞就硬邦邦地告诉国民党代表：既然如此，那中央就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听到中共代表说出这样“不硬不软”的话，蒋介石无言以对。一言以蔽之，党内败类太多，力不从心是他彼时彼刻复杂心境的鲜明写照。
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桌上两党代表“磋商”时，就再三表示，“国民党及其政府都把我党看成为被统治者，看成是来投降的，自西安事变以来就一贯如此。但我们今天既然都说要民主团结，彼此就应该立于平等地位……倘依去年我党的提案，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成立联合统帅部，那么，我党的一切军队和政权就都可以交给联合政府。但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怎么能把军队、政权交给一党专政的政府呢？”
蒋介石心里有火，嘴上却哑口无言。他把硬话托给了赫尔利大使。这位牛气烘烘的美国佬失去了耐心，面具都不愿意戴了，赤裸裸地告诉周恩来，军队编员调整不能有丝毫拖延，军队和行政两方面不能合起来谈。解放区问题，要么承认政府的统一，要么谈判破裂……显然，他作好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准备，多少有点故意刺激共产党同他翻脸的意思。
然而毛泽东的态度出奇地平静。他的决心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此外，中共还表示可以让步，他蒋介石手中有大把的军队，毛泽东手中则有大把的“民主”“自由”。他甚至提出，把从海南岛起的中国南方广大地区，全部让出来，共产党军队可以悉数撤至黄河以北。
这一招让老蒋乍一看上去有点蒙。抗战期间，他一直想用武力把共产党军队驱赶到黄河以北，可始终办不到，战后在谈判桌上，就这么轻而易举就实现了？细细掂量一下，他的疑心上来了，这不是军事上的“盈缩随敌”吗？其有所“让”就必有所“不让”，哪有这么天上掉馅饼的事啊。显然，要如今的中共根本放弃武力，交出“解放区”，中央实现军令政令统一，简直就比登天还难了！这让一直绷着劲儿的蒋介石再也按捺不住，盛怒之下要张治中传话给毛泽东：“要想‘和’，就照国民政府的条件‘和’，若不然就请他（毛泽东）回延安去带兵来打。”
毛蒋会晤的最初几天，温情脉脉的问候与寒暄中，是双方试探性的摸底，看过毛泽东离延前发表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六条要求，蒋介石心里明白得很，要中共“归顺”完全没有可能。当他看到中共9月3日的正式提案《谈话要点》后，实在压不住火冒三丈，“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当作空洞的原则是好的，可以填塞进于己有利的内容。但是，中共《要点》在原则下面提出的具体办法，却是完全要不得的！这天的日记中，老蒋火势熊熊地写道：
在此万众欢腾之胜利日，而共毛之态度又变，要求无厌，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并要编组共产党军队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三倍之数，最后将欲以二十四师为其基准乎？毛共诚不可理喻也。此事唯有赖上帝之力以成全之，痛心极矣！
“痛心极矣”的蒋介石，一边虚应毛泽东，一边给各战区司令长官下达密令：
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以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毛泽东从头到尾不生气，忙着会各种各样的亲朋故旧。当然，闲谈叙旧免不了抒发一下蓬勃的胸臆。他只身来到重庆上清寺西南角风景秀丽的嘉陵江畔，在特园会到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张澜。张痛心疾首地告诉他：“国民党丧失了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你们。民国十年，我同吴玉老推行过地方自治，想摆脱军阀的统治，使人民能过问政事。我们失败了，深知政权军权对于人民的重要。你们当坚持的，一定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片净土！”
毛泽东笑道：“表老所言极是，真正老成谋国呀！”
张澜长叹一声：“哪里呀，老朽而已。不过，如谓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这就像说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一样，岂不令人寒心！”
毛泽东吸着烟，没有答话，想起一句妙词，暗自斟酌起来。
周恩来想得格外周到。只有他知道毛泽东轻松的外表之下，是怎样的一种紧张，为此，他特意在红岩村为毛泽东安排舞会。虽说毛泽东那种“配乐散步”似的舞步始终有些心不在焉，而一旦与各界朋友晤谈时，总能看到他微笑着宽解大家：“着不得急哟，几十年留下的问题，几十天谈妥，哪有如此容易的？”
毛泽东还反反复复跟人打趣，说：“这次国共会谈是一定要成功的，好比两人谈恋爱，先不说国民党他们，我们共产党是一心一意的，你看，这不是一开始就有一半成功的希望了吗？”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操着浙江方言说：“我看，国共两党结婚不成问题。”
“老头子和青年人，恐怕难成姻缘哦！”学者侯外庐表示怀疑。
毛泽东笑了：“不行的话，可以刮刮胡子嘛！”
想要刮老蒋的胡子，谈何容易。假戏真做的谈判注定一波三折。其间，在老蒋勃然大怒发布“剿匪”密令的紧要时刻，把延安的刘少奇等人都担心坏了，连电催促毛泽东返回，无奈毛泽东毫不理会，而且面对媒体谈笑风生。
世界四大通讯社之一的英国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曾书面向毛泽东一口气提出十二个问题，请求答复。毛泽东借机发挥，告诉甘贝尔：“我对谈判结果有充分信心……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况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他表示：“中共准备作出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军队在内。”
毛泽东敞开心扉地告诉西方人：“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做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于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什么是中共理解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呢？这是所有外国记者的共同话题。
毛泽东回答说：“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以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是西方人和中国民主派人士，都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虽然，它不过是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纲领，可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是有可能实现的、对中国百姓最有利的目标，而且与蒋介石一再标榜的政治信念，也完全没有冲突。”
在最后告别重庆、返回延安的仪式上，诗人毛泽东将自己的情绪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讲到慷慨激昂处，甚至像五四青年那样振臂高呼，新中国万岁！”
这一招简直把老蒋弄傻了。自由、民主，圈子如此之大，色彩如此绚丽，他蒋介石钻也不是，不钻也不是。媒体人巴不得世界上每天都出现如此一惊一乍的场面，顷刻间批评、议论、揣测，各种声音沸沸扬扬，好不热闹。蒋委员长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连对共产主义并无好感的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都大发议论，“如果接受国民党政府完全控制争执地区的要求，那就等于共产党把每一个村镇重新交给腐化的官僚和土豪劣绅，也就是等于苛捐杂税、高利盘剥以及横行霸道的重新出现。”
重庆的民主党派人士，更是痛骂当局是“群狗争食，闹得不成样子”！即便小骂大帮忙，要中共维护政府，维护“全国统一的国家中心”，“不要另起炉灶”的《大公报》，也发出恨铁不成钢的悲叹，说国民政府“在热烘烘乱嚷嚷中，这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老蒋打算好的那一套表演程序，无法继续下去。他也不想再装了，何况美国海军陆战队已在天津登陆。该部曾与日军血战于冲绳，如今顾不得许多讲究，干脆和日伪军并肩战斗，扼守港口。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嫡系王牌军杜聿明部，神不知鬼不觉包围了曾号称“民主堡垒”的昆明，围攻省府，胁迫省主席龙云交出其经营多年的云南省军政大权。
这些还都是“小菜一碟”，最重要的动作，是老蒋把目光盯死了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的中原地区。尤其是武汉及鄂北，蒋介石要把那里变成数万“共匪”葬身的坟墓。国民党军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等5个战区20多个师约30万兵力，开始从四面八方向中原解放区步步蠢动。某些骄纵而顽劣的将领，毫不掩饰地气势汹汹放出话来：“委员长跟中共没什么好谈的，围歼中原共匪数万人，毛、周自不能张狂！”
中统局响当当的头目，更是扬言：“不宜让毛泽东、周恩来返回延安。”
六、增援与打援
绥、包守备骑兵扬长，贺、聂攻城势单力短
现在，我们打开地图，从北京出发，沿铁路线，经张家口、大同到集宁，北跨一步即可经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去往外蒙古，继续走下去可达莫斯科；而由集宁向西，铁路线很快贴近黄河北岸，固执地与黄河缠绕一处，若即若离，差不多亲热到古城兰州。站在集宁举头西望，把100公里外的呼和浩特市（归绥）与稍远一点儿的包头、五原、临河称作大西北的门户，是完全恰当的。
当然，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的中国一盘棋上，“平绥铁路”和“绥包地区”的意义比这些要复杂得多。当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等人的复电中，阐述得极为明确：“苏联由于条件限制，必须保证蒋介石接收满洲各大城市，我争取东北大城市暂时无望，因此，热河、察哈尔、绥远对我之全国战略意义更增加其重要性，必须求得控制绥远全省，才能使我有较巩固的后方，保障张家口侧翼，并建立将来必要时进入新疆之通道（如果东北不能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新疆或许还有这种可能）。因此，绥远战役实关系我在目前以及将来整个时期的全国大局。”
时值国共两党正在和谈桌面上讨价还价，安坐紫禁城的傅作义先生操着绥包地区的心，脑子里却浮现出几个月前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亲受蒋介石接见时的情形。蒋说：“宜生啊，你的才干，有目共睹。国家内忧外患，正是用人之际。党内像你这样的同志，不是太多，是太少了！所以，把平绥交给你，我是放心的。华北地区有你宜生在，大势可定……”
8月，傅作义就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对于经略华北他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一向主张“二分军事，三分政治，五分经济”。几个月来，他几乎竭尽全力在物资上充实平绥线沿途几座城市。尤其是包头，把它看作巨大的军需库或军火库并不过分。傅作义相信物质力量，也相信精神力量（这还是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至于军事嘛，该守的铁板一块，不该守的一触即溃。棋谱，只藏在他自己的心里。
对于聂荣臻和贺龙来说，卓资山得手是否太容易了些？
当时，中央军委的打算颇为鼓舞人心，“如傅作义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逼傅部绝食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现在，卓资山开局如此漂亮，傅作义果然把主力撤到归绥，聂荣臻与贺龙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包头。这不但是顺乎自然的选择，就聂、贺内心来说，尽力完成军委部署，是在全国格局中体现局部价值的极好机会。那时，所有将领都希望能在重庆的天平上增加砝码，谁都清楚：这是书写历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