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穆华西给了乌斯满50支水连珠步枪，几皮袋子弹。乌斯满脸也阔了，腰也粗了，立马重整队伍，咬牙切齿地跟盛世才边防部队干了一仗。结果，还是不行，胳膊拧不过大腿，乌斯满自己身上钻了好几个窟窿眼。
又过了三个月，外蒙那边的人出手更大了，一次性无价奉送乌斯满400支水连珠步枪、自动步枪和轻重机枪，还附带望远镜之类的器材。此外，又专门为他派来了一名助手和一名参谋，把乌斯满抖得跟当了皇帝似的，弄块白毡坐在上面，俨然以哈萨克的“汗”自居。
有这么几百杆枪在边境上闹腾起来，政府真还不好办。你一打，他逃到别国；你不打，他一天比一天牛。最佳方案只有招安。于是，一位从苏联刚学习完回国的年轻人达列里汗，被派到乌斯满那里交涉，希望乌能同政府合作。只要有句话，改过自新，就不咎既往。
乌斯满还吃你这一套？他正在旺火的时候，不但不“自新”，一怒之下还带着人马把阿尔泰县城围攻一气。虽说迟迟不能得手，那副老虎吃天的派头是炫耀出来了。正好，这时候三区暴动如火如荼，也在进兵塔城进而阿尔泰。乌斯满夹在里面捡了一份功劳。
战事结束，三区改组政府，邀请乌斯满参加，乌斯满不干。后来又选他当阿尔泰区专员，他还是不当回事。请他到乌鲁木齐与国民党谈判，仍就不理不睬。他心上那颗小算盘珠子究竟想怎么拨，谁也搞不清楚。
其实，乌斯满早就在暗度陈仓。他看上了军权在握的宋希濂，要背靠这棵大树跟三区分庭抗礼。
联合政府成立，乌斯满被任命为省府委员兼阿尔泰专区的专员。这一次的委任状盖着中央政府蒋介石的大印，金光晃眼非同一般。乌斯满刮目相看，接受了委任。
过了一个多月，突然有个哈萨克人揣着乌斯满的亲笔信，来到乌鲁木齐求见张治中。张觉得挺为难，认为单独接见不妥当，便把两位副主席拉着一同与此人会见。谁知，这一见见出满肚子不快。来人傲慢无礼，没有高低，而乌斯满的口气硬邦邦的，要这个要那个，要求让贾尼木汗回阿尔泰工作，要增派军队进驻阿尔泰，要求给予粮款救济，要求配发新式武器……张治中的脑袋“轰”一声大了！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张恬不知耻、贪得无厌的强盗嘴脸。
连续几天，张治中脑子里一直转着这个乌斯满。刘孟纯和屈武都在悄悄地提醒他：会见之后，乌斯满的代表又秘密地去了宋希濂处。
又是军人干政！张治中真想把宋希濂叫来狠狠教训一顿。但是，他克制住了。
年底，乌斯满的强盗代表又来到乌鲁木齐。这一次干脆住在贾尼木汗家里，大有要不到东西决不罢休的意思。
张治中把持着原则始终不松口。可宋希濂却慷慨大方地先后两次“援助”乌斯满枪、弹，还给了他一部电台，随机配备三个通信兵。
这个不光彩的协作，矛头直指三区民族军。阿合买提江愤怒了！除把乌斯满的职务一撸到底，还出动了三个骑兵团，由民族军副司令员伊斯哈克拜克指挥，进剿阿尔泰。
乌斯满的那些人马毫无战斗力可言，每战必败，但就是不认输。谁都明白他是仗了后台宋希濂的势，可谁又能说什么？连张治中都在保持沉默，甚至提出规劝乌斯满，让他重新担任阿尔泰专员呢！
最好的办法是把结论交给群众。包尔汉奉命带着省府的“行政调查团”前往阿尔泰了解情况，群众大会开了两天，从头至尾都是对乌斯满的血泪控诉。乌斯满的抢劫活动，激起整个阿尔泰的公愤，仅会上揭发出来的就有2000多只羊和3000多头大牲畜遭劫，致使20000多人无法生活。老百姓异口同声：把乌斯满打出阿尔泰，省府必须对其严惩不贷。可这时的乌斯满在哪里呢？他正坐着飞机在阿尔泰的上空兜风哩！
这么臭的“专员”，怎能让人容忍？
然而，更叫人不能容忍的，还是张治中的“暧昧”。张初到新疆时曾说过一句让阿合买提江们兴奋了好几个月的话。他说“我到新疆是为了纠正历史的错误，偿还历史的罪债”。现在，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容忍军人干政，以致纵容乌斯满这样的土匪为非作歹，也叫“纠正错误”“偿还罪债”？
张治中还有一肚子委屈呢！他认为自己从没有改变过初衷，只是曲线拯救新疆的“怀柔政策”每每不被各方理解，反而误会日深，把自己拍在中间当夹板乌龟，苦不堪言！
如果说在乌斯满问题上三区反应过激，对张治中有所刺激的话，不久后他到南疆视察，在喀什遭遇数千群众请愿事件，简直将他挫伤得不可收拾。张治中怀着近乎负气的心情，向蒋介石辞去了所兼新疆省主席一职，并把一个“泛土耳其主义者”、原新疆监察使麦斯武德推上了省主席的位置。此人一上台，兴趣点立刻转向了英美而让苏联靠边。这么一来，三区乃至全疆震怒了！顿时起义、游行四起，尤以吐鲁番、鄯善、托克逊最为突出，闹得天昏地暗。
到1947年8月，阿合买提江等三区参加省府工作的委员们，陆续撤回伊宁。从此，以玛纳斯河为界的武装对峙局面，重新开始。
新疆向何处去？阿合买提江们回头一想，痛感张治中的离去是个重大损失。新疆宁要张治中这个军人，也不要麦斯武德这样的大员！
张治中的好处是需要一点一点品尝的。谁说他漠视军人干政？他在1947年3月对新疆高级军政官员所作的那个秘密报告，是何等痛心疾首！他说：“军人自有军人的职责和本分……军队只有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技能高强、战力充实，才可以争取民众的敬爱。因此带兵的官长应着重训练部队，教育部队，使之成为精兵，足以安定边疆，保障国土。”这么一把尺子卡在这里，无疑对驻军是个不小的约束。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就是个榜样，此人跟宋希濂大相径庭，谨慎言行，埋头主管驻军整训，恪守原则，从不介入政治，不能不说是对新疆军事稳定的一大重镇。
作为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张治中始终奉行亲苏政策，谋求睦邻友好，在新疆的桩桩件件，也使三区领导们念念不忘。比如协助苏联运回存放在星星峡和哈密的物资，并签订《中苏航空条约》；恢复乌鲁木齐中苏文化协会活动，撤销所谓“归化族文化促进会”，另组“苏侨协会”；促进中苏在新疆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商谈，以及阻止美国军用飞机到新疆“浏览”等，甚至《新疆日报》转载《大公报》一篇题为《哀中共》的社论，也引起他的震怒，一气之下撤销了该报总编吕器。至于“军统”或“中统”要想在新疆抓走“政治犯”，只要张治中知情，就绝不能得逞……这些深情的怀想，通过书信一一传到兰州的张治中那里，给了张莫大的安慰。在此后不长一段时间内，张治中终于把宋希濂和麦斯武德这两块石头，从新疆扔出去了，使陶峙岳成为新疆军事方面相对独立、真正的当家人。同时又把包尔汉保举到南京，在蒋介石面前去当“国府委员”，这就给新疆未来的局面铺平了道路，留下伏笔。
陶峙岳落泊遇知音，张文白抱憾布新局
陶峙岳的官运一向不佳。据说，这与湖南宁乡张狮子山下火龙洲的那个陶氏门风有关。虽说地方有“四山环翠，九派流清”之誉，祖上亦以晋朝的“八州都督”陶侃和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退隐林泉的“五柳先生”陶渊明为荣耀，却世代很少有人到外面做官。陶峙岳，似乎还是个例外。
和许多国共高级将领的经历大同小异，陶峙岳的戎马生涯也是从上陆军小学开始。然后吟哦着“男儿走四方，安敢事株守”的诗句，再考陆军中学。到武昌陆中没学到两个月，武昌起义爆发了。辛亥革命大浪卷起，他不知不觉又进入保定军官学校。接着便有袁世凯称帝，蔡锷护国那么一段，陶峙岳书剑飘零回到湖南，帮谭延闿训练了一堆绿林好汉。后来便混迹于湘、鄂诸军阀部队间，北伐、蒋、冯、阎大战直至江西“剿匪”，当上毛炳文部第八师师长。因朱绍良出任甘肃省主席，嫡系毛炳文部所属陶峙岳的第八师，许克祥新编第二十四师也都跟着呼呼啦啦从江西调往甘肃。
从此，陶峙岳与胡宗南结缘。
第八师是湖南的一支杂牌部队，从一开始与蒋介石的“主流”就拉开一段距离。这使得陶峙岳在1936年冬西安事变中，驻守海原仅几百里远，态度却比较暗淡。而稍后随胡宗南参加的淞沪之战，又凭着“几杆破烂枪，打得还算不错”（胡宗南语），因而，陶峙岳这个人的基调也就定型了：受尊敬而不受重用。
1938年9月，胡宗南一纸命令，把陶峙岳调到自己最得意的第一军当军长，而让第一军军长李铁军去“长陶所在的七十六军”。不管陶对此如何感觉，胡宗南器重陶的才干是没有异议的。只是这种“器重”更大程度上是“器”而不“重”罢了。当第一军在陶峙岳手上训出一点长进时，胡宗南立刻又派丁德隆取而代之，给陶安了一个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的位置。
陶峙岳离开自己一亩三分地，本来就找不到感觉。刚刚入住新的园子耍出两套把式，秋收在望，又让胡给剥夺一空，且置于闲散之境，这不能不让陶揪心、寒心、灰心和没有信心。
陶峙岳发现自己变成一片落叶，飘荡在秋风之中，无枝可依。遂闲居西安达数月之久。
在第一军任职这段不堪回首的时光里，唯一让陶峙岳感到欣慰的是，结交了两位肝胆朋友。一个是他从第八师带到一军去当参谋长的曾震五，另一个就是奉胡宗南之命在河南吸收土著杂牌部队扩充实力时，偶然相识的赵锡光师长。曾是陶的乡党兼嫡属，而赵则与陶同在人家屋檐下，惺惺惜惺惺。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陶峙岳镇守新疆的得力助手。
陶峙岳空挂着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头衔，在长安古城从1940年夏一直漂泊到1941年春，又被送到翠华山游击干部训练班去当教育长。至此，兵权彻底没了。陶峙岳唯一拥有的，是位于西安市以南40多公里的那片陕西胜境。他只好一面寄兴山水，故作潇洒状，一面又暗怀“身经太华千重险，敢说长安路不平”的喟然长叹。
不久，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他调，司令长官不同意继任人选，悬缺已久。按照惯例，应由一名副司令兼任。胡宗南想到了陶峙岳。陶一口回绝。这时，卫立煌也出面来当说客。陶峙岳磨不过情面，做了一万个“只挂名、不务实”的声明，才悻悻地跑去就任。
这个打杂的差事干了一年多，最让陶峙岳兴奋的一件事便是得到一次去重庆受训的机会。在那里，他与张治中将军发生了关系——这可以说是陶峙岳人生的重要转折。
胡宗南并没有放弃陶峙岳。1942年8月他将部队扩为三个集团军时，陶峙岳居然奇迹般地“三分天下有其一”，被任命为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为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而另一个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位子则由胡自己兼占。这有点出乎陶的预料。但很快他就发现，胡宗南为他精心挑选了一个参谋长，那就是胡的铁杆亲信蔡棨。
陶峙岳虚假繁荣“风风光光”当了一年总司令，就被送到河西的酒泉“重镇”边关去了。名义上听起来仍然是个“警备总司令”，声称“可以调遣所有入境部队”，而实际上日常指挥的兵力不过一个担任总部勤务的特务营而已。
其时，赵寿山驻守武威，陶在酒泉，关山绵绵，心照不宣，两人默然相对，不知道谁在为谁一掬同情之泪。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时光一晃就是几年，秋去春来，人生苦短，面对塞外迟到的一点点绿色，陶峙岳不免长吁短叹。这时，忽有一个让人略有兴奋感的消息传来：张治中将军受命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辕主任！事隔两天，陶峙岳收到一份电报，竟是张治中本人发来的，说是他将赴新疆公干，准备途经酒泉小住。这让陶一下子回想起两人在重庆相会时的情形。
过去陶峙岳只听说张治中是个老黄埔，当过蒋介石的党军第二师参谋长，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中，他坚决不同意采取军事方式解决问题，主张政治解决，认为“唯一着眼点是救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不惜以任何条件求得解决。”可见张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接触并作了一点调查之后才知道，张是个老黄埔不假，但他在黄埔期间跟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有密切来往，还曾被看作是“红色教官”“绝色团长”，与邓演达，恽代英、高语军并称“黄埔四凶”。尤其是对蒋介石“遵从”而不“盲从”的态度，让陶峙岳至为欣赏，甚而感动不已。张先后五次带兵打仗，却五次都打在点子上，是国民党里唯一没有和中共打过仗的高级将领。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给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蒋在处理中共问题上的“失策”，力主两党和谈。如此，张治中才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和谈天使”……而且，对陶峙岳来说，张治中叙起来还是自己正儿八经的“学兄”，他最早也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比陶先入学三年。
这一切，可以认为是行伍中建立交情的基本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