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新疆军区的剿匪部队厉兵秣马准备出征时，彭德怀正在西北军政委员会行政会议上作两个长篇发言，一个叫《精简机构，厉行廉洁朴素作风》，一个叫《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腐化》。这也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有关会议的基本精神。
也就在这个月，跑到台湾的蒋介石接受了“立法院”的“请求”，又当上“大总统”。他复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阎锡山的辞职，而将年富力强的陈诚，推上“行政院长”的位置。并着手一点一滴指导陈诚从农业开始对这个有限的小岛实施“改革”。当然，对于国民党自身的“改组”，那得由他自己来干。
蒋介石的蓝图，就是“反攻大陆”。他宣称要把台湾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作为亚洲自由民族斗争的先锋队，以及为世界和平而战的英勇斗士”。这是所有留存大陆仍跟共产党作无谓抗争的国民党匪特们，苦苦等待的最后一口水。
王震、罗元发等，在新疆北部追剿顽匪乌斯满期间，甘肃、宁夏境内又兴起一股恶浪，平凉、固原、西吉、海原、隆德等地惯匪和特务地主恶霸，被一个刚从四川窜回的特务马云山所操纵，抱成一团，打出所谓“忠义救国军”的旗号，拼凑了2个旅、19个团计8000多人，裹胁群众5000多人，大闹1950年5月，搞武装暴乱。
平息这场暴乱整整花了两个月时间。两个月后的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合国军”，对朝鲜半岛大举用兵。第二天，麦克阿瑟接受杜鲁门的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他将“统帅联合国军去协助南朝鲜政府军作战。”
这件事对于婴儿般的新中国产生巨大震撼。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就在“联合国军”成立的当天，主持召开“保卫国防第一次会议”，决定立即组建东北边防军，开往与朝鲜相邻的鸭绿江以北地区布防待命，以准备支援朝鲜和保卫中国边境的安全。
中国的大西北已经渐趋平静。彭德怀在埋头贯彻1月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精神，正全身心地投入“医治战争创伤”。那就是他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上所说的：“总的任务是进行民主改革和发展生产，提高文化，建设新西北。”
西北地区太穷了！工业不行，农业不行，畜牧业也不行，交通运输、特别是公路铁路方面，要抓的建设项目多如牛毛。早在1949年初进军西北时，彭德怀就一路打仗一路感慨，一路下决心。现在，大局已定，是时候了。他一直把西北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对这块土地爱得很深。
建设第二故乡，是这个时期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所属各部队最响亮的口号。彭德怀大会小会再三强调：“军队不仅是一支国防大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大军”，“应同战争一样勇敢坚决，积极负责，充当大西北的先锋。”
在青海，第一军部队的“先锋行动”突出体现在抢修青藏公路和西宁飞机场两项工程上。1950年5月上旬，部队一边剿匪一边抽出9000多人投入青藏路西宁到黄河沿段的建设，又抽调2500人修飞机场。几个月奋战，路和飞机场都修好了，青海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作出决定，在最为艰险的新筑路段如日月山、三塔拉、鄂拉山、长石头山、大坂山等地，都要竖石碑刻铭文以教育后人，让他们知道这支英雄的部队，是怎样在短短4个月内，从亘古荒原上开辟出一条黄金通途的。这一年，一军还抽出了9000多人参加农业生产，开垦出77000多亩荒地，打下了38000石粮食。此外，还修建了总长达63公里的4条水渠。
彭德怀4月份到了西宁。他是作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来视察的。与贺炳炎军长、廖汉生政委一见面就说：“现在青海是我们自己的了，可要把它建设好啊！部队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嘛，叫干部、战士们安下心、扎下根，和兄弟民族一起建设大西北，多有意义啊！”
廖汉生汇报说：“许多干部都把家属接来了，打算在青海安家、过日子！”
彭德怀连说好好好：“告诉同志们，青海建设不好不能走，青海建设好了又何必走？”
这句话成为一军指战员们给遥远的亲人写信时，必须援引的“经典”名句。
彭德怀到西宁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接见“青海省各寺院劝告和平解放西藏代表团”。这是中共青海省委和青海省军区奉命组织起来的一个团体，由青海知名度很高的当才活佛、夏日仓活佛、显灵呼图克图、格勒嘉措和迟玉锐等人参加。显然，西北军政委员会对大陆最后一个堡垒——西藏的解放，也肩负着重任。
毛泽东对西藏的和平解放是有远见的。早在1949年8月兰州战役时，他就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和张宗逊，要他们在攻击时务必保护好据说已经到了兰州的班禅。因有这一笔关照，这才有1950年5月中旬班禅行辕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等人，奉命到西安、兰州向彭德怀转达班禅的请求：“速发义兵，解放西藏”。
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在青海修筑青藏公路西宁至黄河沿一段，并抽调骑兵团机关及部队70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青海骑兵支队，由孙巩带队长途奔袭830公里进抵玉树，以及第三军同期抽调的4500多人修筑西宁至享堂、大坂山公路等几项大的举措，都可以看作是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进军西藏的重要准备。
青海骑兵支队7月24日进抵玉树后，立刻给西南军区发起的昌都战役以有力配合。他们从玉树出发，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攻取囊谦，抢占了昂曲甲桑卡，又急行军36小时，进占昌都的西北要隘类乌齐，一举歼灭藏军第七代本一部。接着，每天飞奔85公里，一路累垮了500多匹战马，最后剩下100多人的骑兵和弃马步行的100多人，仍坚持前进，终于先敌4小时抢占到恩达，截断了昌都藏军西撤拉萨的退路。
在藏东这场惊心动魄的搏杀之前两个月，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团，奉命以137人在南疆组成了“进藏先遣连”，向藏北阿里进发。从南疆于田到藏北阿里的札麻芒保，600多公里的路程，差不多全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昆仑大坂之巅，雪海茫茫，寒风刺骨，被生物学家称之为“生命禁区”。他们以63位战友的生命作为代价，取得了与阿里噶本政府的联系，经谈判，达成和平解决藏北问题五项协议。直至一年以后，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二团280人的侦察支队再次翻越11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峰大坂，和海拔6700多米的冈底斯山东群拉大坂，与先遣连胜利会师，并以主力进驻阿里首府噶大克时，五星红旗才真正插上了这块31万平方公里的藏北高原。
藏北阿里的新生政权由此建立起来。这是毛泽东赋予人民解放军的又一重要使命——工作队。彭德怀对一野部队的要求是：仗打到哪里，干部撒到哪里。过去在关内，很长时间这项工作由贺龙和习仲勋跟在后面完成，出关以后，家大业大摊子大，建国的大政方针也有了板眼，逐渐形成各部队自行完成的机制。从1949年到1950年10月，一野部队除抽调大批干部投入地方建党建政或兼任职务外，还从团以上机关选出3000多名干部，一步到位转业地方工作。这批干部到地方先后组成两个相当于省级党委的南、北疆区委，23个地委和296个县委。同时，还依据各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民族联谊会、工农群众代表会、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上，组成专（州、盟）、县（旗）和区、乡人民政府，培养和提拔了4万多名地方干部，有1.3万旧职人员得到改造使用，40万县、区、乡农代会的代表，登上参政议政的民主政治舞台。
在大西北这样一个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自然是件富有远景意义的大事。尤其是新疆，毛泽东在1949年10月中旬就给过电报，要求中共新疆分局，抓紧在新疆地方建立党组织。稍后，他又致电彭德怀、王震和西北局，进一步重申同样的意思。当时一些干部觉得少数民族都信自己的宗教，有的连猪肉都不吃，太迷信、太落后了，怎么发展他们入党？彭德怀就唯心、唯物地讲了一大通道理，最后说：“蒋介石吃猪肉是反革命，马步芳不吃猪肉也是反革命，能不能入党不能光看他吃不吃猪肉。”这句话通不通又是一说，反正很管用，是一条不成文的政策。
很快，第五军的几位领导率先入党。从1950年的3月份到7月份四个月时间，全区共产党员就发展到520人。
1950年3月间，是彭德怀为新疆办事最多的一段。他的建议被中央采纳后，中苏两国政府经过谈判，在莫斯科一连签订了三个与新疆有关的协定。第一个是《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其次是《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另一个是《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协定》，这种以站立的姿态争取外援与互通有无，才真正砸碎了新疆大门上的那把锈锁。
接着，毛泽东亲自发话：不出10年，要把西北铁路修到迪化。其时，中国唯一的油田——玉门油田的石油生产已全面恢复，开始满负荷运转，铁道部正在全力帮助修筑天水到兰州的铁路。毛泽东这么一指示，西北大动脉的铁路建设，就给彭德怀压了一副很重的担子。他从第一野战军的十九兵团三个军和二兵团四、七两军，一次性调兵8万，投入筑路，并下死命令，路不修好不罢休！这件事在毛泽东那里很是抢眼，到1952年10月1日胜利铺轨时，他专门题了“开国创业，首立显功”八个大字，以示表彰。
所谓“显功”，意思很实在。铁路修到兰州，西北与中原腹地关山万重、世代隔绝的局面终于结束。能修到兰州，就能修到玉门，能到玉门就能到迪化，这可比当年的“左公柳”要显赫得多，长远的经济发展暂且不说，眼前全中国大小车轮跑起来之后的喝油问题，还有新疆20万官兵的吃穿问题，就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