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急坏了王震，太阳穴上的粗筋暴起老高。二纵指挥所几乎成了一个囚牢，王震真想策马直奔前沿部队，看看究竟敌人是怎样三头六臂。但是，他是纵队指挥员，当然不能由着性子来。他将一壶千珍万爱带在身旁的烈性老白干拧开盖子举在手上，闻一闻，狠狠地喝了一口。待要再喝，被警卫员上来拦住了。王震只好无奈地望着小警卫员那双眼睛。这是战前他们彼此间的私约，是自己亲自授予了他这个权力。作为指挥员，应该言而有信！王震不得不将雷鸣般的吼声压到心底深处。他重重叹口气，用壶盖倒满白酒，朝自己脸上用力泼洒上去，然后拧紧壶盖，把大半壶余酒不情愿地交给警卫员。
现在怎么办？王震将自己里里外外燃烧起来，急速地思考对策。他知道局面会越来越不好把握，现在最要紧的是加强郭、廖二人指挥力量，有效地掌握部队。“恩茂，你去三五九旅，”王震的目光守住瞭望孔，头不偏、脸不转地对副政委王恩茂说，“你骑马从后山沟赶过去，差不多一公里多点路，8分钟，我给你8分钟！”
实际上，可供三五九旅选择的再攻方案只有两条：一是先解决合水北山敌主要阵地，然后攻城；二是相反，先攻合水城，再杀回马枪，解决城北敌主要阵地。王恩茂一路掂量。他力主第一方案。目前现实摆在这里，“隐蔽、突然”已经谈不上了，不把外围据点整理清楚，就冒冒失失攻城，势必腹背受敌。部队前面破城，屁股后面没遮没拦地给人家打，怎么架得住！
这一来，仗就完全落入俗套，按部就班。阵地对阵地，而且敌人是从容有备，我方则重开锣鼓。王恩茂见郭鹏耷拉着脸，说：“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如此。否则，部队牺牲不起！”郭鹏咬咬牙，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被动的局面。时间来不及多虑了，他同意电话报王震，说：“看看王司令是什么意思。”王震岂能有回天之力？电话里就痛痛快快地告诉王恩茂和郭、廖二人，“你们看着办，总之要灵活机动……”这个指示的潜台词是很明白的。于是，天一擦黑，王恩茂就和郭、廖重新组织力量，再从城外据点打起。可是，部队刚刚展开，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劈头盖脸浇下来，把精心拟订的全部计划，都浇成了黄汤！
驻守庆阳的“青马”新编骑兵第八旅一个团，终于耐不住寂寞：他们倚仗膘肥体壮的烈马和刚从美国人手中得到的新式排子枪，大呼小叫以圣战者自居，战刀高举在手，口号不绝于耳，一路黄尘弥漫、气势汹汹，直奔合水而来。负责打警戒的教导旅全力迎战，但毕竟仓促上阵，对方又全是马队，来势迅猛。速度之快，是过去在陕北与胡军交手时少见的。王震一看这架势，知道硬顶肯定扛不住，便趁该敌与教导旅专心争夺一个叫马家嘴的山头时，命独四旅突然从马莲河一线悄悄插到这股敌人身后，断其退路——起码做出这种姿态。
果然，庆阳来的“青马”援敌着了慌。他们对这种带有冷兵器时代鲜明痕迹的兵家大忌，有着本能的畏惧。一听说后路被人抄了去，队伍立刻骚动起来。惊慌的情绪是相互传染的，不一会儿。官兵不约而同拨转马头，夺路而逃。这时，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情景发生了：解放军阵营中那些可爱而又可敬的勇士，一看敌人要跑，便趁机不顾一切猛扑上去，一个个死死抱住马头，或是背起步枪，追上烈马，拼命揪住马尾巴，嗓门嘶哑地喝令马背上的骑敌：“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他们哪里知道，鞍前马后露着一颗人头，正好是骑敌血刀翻飞的极好机会，于是，这些胳膊被草靶和树枝训练得跟牲口一般粗的马上屠夫，毫不犹豫刀起头落，一如抛切西瓜。他们陶醉了，打着呼哨，疯狂地虐笑着，在马莲河畔度过了平生最得意的一个下午……
傍晚的黑云重压下来，天地只留下灰蒙蒙的一条虚线，恍恍惚惚、隐隐约约的虚空间，教导旅和独四旅伤痕累累的战士们，在默默掩埋烈士。残烟缕缕和横七竖八的无头遗尸——当然也有少量被勇士们用短刀捅倒的骑敌与敌马，把几公里旷野涂抹得黏稠而峰峦叠嶂。晚风呜咽，马莲河的涛声锥心刺骨，但指战员们还是打起精神完成一切。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胜利的结局。几分钟前，王震司令员在电话中跟教导旅旅长罗元发和独四旅旅长顿星云就是这么肯定的。王恩茂与郭、廖对于这个胜利更为看重，他们作出种种假设，每种假设都足以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现在，这些后果一个也没有降临，所以值得庆幸，不失为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成功之范例。总之，这个沉重的夜晚虽然悲痛，却也还有值得沉浸的理由。血战了大半天，指战员们太累了！部队打扫完战场，简单地总结了一下经验教训，便抓紧时间休息，养精蓄锐，以利再战。
千头万绪的善后工作淹没了一个最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对于敌情的分析。他们只知“马家军”的野蛮与惨无人道，而对其性子急、胆子大、心眼小、仇怨报复心理迫切且敢于铤而走险这一点，似乎还估计不足。
第二天一大早，庆阳驻敌便倾城出动，“青马”新编骑兵第八旅以2000人马，分南北两路，再度浩浩荡荡疾驰合水，来寻前日旧梦。情况确乎突如其来，风云翻卷、局面复杂，疲惫不堪的教导旅和独四旅多少有点儿茫然不知所措。因为疏于戒备，事先该扼守的隘口没有扼守，该构筑的阵地也没有构筑，匆忙上阵难免顾此失彼，致使敌人以南路作掩护，而北路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插到合水攻城部队侧后。这一手非同小可，短短十几分钟时间，三五九旅就被推到了极地！生死存亡，只是一眨眼之间的事。
郭鹏急忙下令，从七团和九团各抽一个连抢占有利地形，阻止这股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的骑敌。但是太势单力薄了，骑敌如同潮涌，两个连岂能挡得住！
“再调一个营！”情急之下，郭鹏已无心商议，抓起电话就喊。他要七团把预备队三营调上去。可是，三营还没有跑到位置，骑敌已经刀劈马踏一阵风似的冲了过去。敌我之间，马上马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三营一枪都没来得及放，伤亡就已极其惨重。郭鹏正不知怎么办才好，忽又闻报合水城北葫芦巴高地守敌，突然大开城门迎接援军。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转机，他心头一动，顾不得与王恩茂和廖明招呼，当即就从半山坡上的指挥所扑出来：“我下山去组织反击！”谁知刚跑出指挥所，一颗流弹嗖的一声飞过来，他只觉得手臂被重重一击，眼前一黑栽倒在地……
三五九旅被困在合水城下，步枪手榴弹失去往日的威风。整个战场混乱一片，几乎听不到爆炸声，只见马刀闪烁，叮当响亮，鲜血溅得天都红了！骑敌身上、脸上全是血浆，个个成了血人儿。鞍边的脚镫上是血，高筒皮靴上是血，战马奋起的马蹄上是血，连抛向蹄掌后面的泥点都是红色的！死亡已经不是什么问题，战士们手中握着手榴弹，不知该往哪儿扔。他们哑着嗓子大声喊：“拼啦！拼啦……”毫无惧色地扑闪在敌人马群中间。一个小战士拉开引环正要出手，却见有战友跃上马背和敌人扭在一起。手榴弹嗤嗤冒着白烟，犹豫间，另一骑敌冲到了面前，一刀下去，小战士倒下了，手榴弹也开了花，敌坐骑受了伤，嘶鸣着竖起双蹄。刹那间另一个战士冲上来，挺枪不偏不倚朝马胸前一刺刀扎下去，结果来不及拔出，用力别了一下，刺刀断在马身子里。于是，他又急忙向马背上的敌人开了枪……“拼啦！拼啦！”战士们撕心裂肺地呼喊着，扑打着，一个一个倒下去，似乎谁都不把死亡放在心上。
仗打到这个份上，王震似有万箭钻心！但这是个从不肯轻易低头的硬汉。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千锤百炼的三五九旅怎么会输给这群马背上的乌合之众？但事实已不容置疑。他敏感地注意到王恩茂和廖明在报告战场情况时，用了“尸横遍野”和“血流成河”这样的词语。他当然知道三五九旅的处境，旅长郭鹏又负了伤，被抬下指挥所。但是，大仗恶仗对三五九旅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南下北返途中，绝处逢生、反败为胜的战例成把抓。眼下，能否考虑给予必要的增援……王震急切地思虑着，忽然接到野司通报：侦知“青马”驻宁县一○○旅已兵分两路，正向马莲河东岸的合水步步进逼。
攻环县网开一面放马归山，走沙漠收复三边打马北上
战事未果，指挥员要突然冷下来，下达撤退命令，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更不用说是在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情况下。
6月1日这天，王震从清早到午后，连水都没有喝一口。他要给彭德怀和习仲勋打电报，检讨合水失利。显然，因为这一失利，影响了整个战役，王震深感自己负有重要责任。但是对于“青马”的“英勇善射能战，行动迅速胆大”这一点，他又有一肚子话要说。他觉得在彭、习面前陈述这一点，“实非夸大以掩过错，亦非认识为不可消灭敌人”，而只是希望借此对“青马”的特点有所认识，“可供今后行动方针之资料”。王震的报告作得那样沉痛。他在执笔拟写“战役共伤亡八百余人，干部伤亡尤为严重，弹药消耗特大（九旅近乎打光），必须移至一个地区整顿几天”这几行文字时，泪滴差不多都要下来了！
奉命撤出的部队，即刻转移到合水西北一带不毛之地。这里人烟稀少、吃水困难，部队唯一存身的办法，就是“天当被、地当铺”，露营山野，好处是“马家军”一般不愿光顾。因而指战员们得以安安静静地喘口气。合水一仗对部队震动太大了！
战士们就躺在光秃秃的塬畔，眼望苍天，苦涩地回忆着刚过去的一幕幕……这是西野部队较早与“马家军”的“四条腿”交锋，它刻入每个指战员的心里。要记下的实在太多，王恩茂在当天的日记中论及作战经验，就历数出五条：“一、与任何敌人战斗，均不能轻敌；二、攻击敌人城镇、据点，必须攻克敌主阵地，才能结束战斗；三、攻击任何敌人，均须控制强大预备队；四、炮火作用很大，但无论如何不能单纯依赖炮火解决问题；五、攻占一个阵地，必须对付敌人的反冲锋。”至于攻击敌阵地一次不成功，不另想办法，而作无效的反复冲锋；冲锋到敌人工事面前受阻时，停留在敌人火网之下，不知转移地区和做工事；冲锋前进挺胸屈身而不匍匐；敌人打手榴弹不知疏散卧倒；不观察利用地形常挨冷枪；炮火零乱缺乏组织指挥以及步兵不认真迫近作业等，更是一言难尽。
彭德怀喜欢阅读这样一类具体详尽的战报。他对那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不感兴趣。二纵的遭遇在老总心中拧成了一个“结”。这个“结”由来已久。早在1935年秋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与“马家军”激战平凉马莲铺之后，彭德怀就听说西北有支“四条腿”的国民党部队，“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枪炮”，很有些说道。什么借教建军，以教治军，内部不分族别，强制回化，信奉伊斯兰教；什么以“护教保教”挟制官兵，鼓吹杀死10个仇敌即可升天见真主，因而战场上人人舍命、宁死不降等，传得神乎其神。及至到了1936年夏西路军惨案发生，彭德怀对“马家军”的认识有了切近感。精神信仰——哪怕包含着政治阴谋是一方面，战场上骁勇——哪怕带有蛮荒野性也是一个方面，而脱离战场之后对生灵的屠戮及种种丧失人性的狂妄，则又是另外一个方面。这一次，彭德怀算是有了切肤之痛。但站在西北战场的高度考虑，他还不急于立即着手报一箭之仇，而是沉下来用心去酝酿一个大的策略。
在彭德怀心中，西出陇东从根本上来讲，也还是对付胡宗南的一着棋。他从未把胡宗南和“马家军”及邓宝珊放在一口锅里煮，而总是适度地将他们区别开来，在他们之间游刃有余。安塞休整期间彭德怀就断定，只要西野主力一动，胡军“固守延安”的定力便不攻自破。果然，当得知陇东战况而又探知中共中央大体位置就在不远处的王家湾时，一直犹豫不定的胡宗南再也把持不住了！尽管有此前三战的隐痛，尽管对“马家军”只用眼角去瞧，尽管蒋介石一日三电督令他用兵务必慎之又慎，胡宗南还是义无反顾地下达了一道命令。他要董钊、刘戡所部拨四个半旅出来，由刘戡担纲，分别从西、南两面，以钳形攻势直扑王家湾！
消息传到西野司令部，彭德怀笑了。他踱近地图，说：“老习呀，我猜就是这样。现在，主动权又在我们手里了。我们只要稍作反应，哪怕是东移一小步，胡宗南也会叫‘马家军’跟上来。好嘛，他跟‘二马’一东一西，我们夹在当中，正好‘围而聚歼’，如意算盘打得真不错哩！”习仲勋说：“我看‘马家军’未必就听他胡宗南的调遣。”“那可不敢断言，”彭德怀分析道：“合水一仗给他们占了上风，正在那里神气得不得了呢。更何况，老蒋最近又待他不薄，给了官，给了云麾勋章，又给了武器，一大批美国货啊，都是排子枪。受人钱财为人消灾，总得表现一下子嘛！”说到这里，他放低了声调，手中的红铅笔在地图上找到陕北三边一带，重重地画了个圈，叹道：“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他们有点儿险情啊！”
